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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時代》寫作後耗費近二十年時間，成為一部反轉的身體敘事的傑作。流氓王二和破鞋陳清揚的「不倫之戀」，是文革時代的必然產物。道德專制統治下的國度，所有跟「性」相關的事物，必然要以「賤」的面容出現。這是文革「黃金時代」的基本法則。於是人們看到，在那個被語詞照亮的文學舞臺，一對「賤人」（破鞋+流氓）在被迫表演他們的「賤愛」（毫無尊嚴的性愛），這原本是一場不可饒恕的罪惡，但卻表述為坦率而惡毒的細節，不倦地爬行在王二的講述之中，傳遞被嚴重壓抑的集體欲望。它們原本是人性的正常部分，卻因壓抑而變得畸形可笑起來。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作家試圖借用存在主義和荒誕意識，以描述中國式的荒謬現實。高行健、莫言、徐曉鶴等都做過此類實驗，但王小波似乎是其中做得最酷的一位。中國現實為作家提供了超越「加繆式荒謬」的最高荒謬景觀，它無與倫比，雄踞天下，令一切西式荒謬相形見絀。王小波的荒謬敘事，採用黑色幽默風格，卻又如此切近我們的深層記憶，指涉了許多讀者的私人經驗。這種來自底層的經驗輻射，就是小波文字的力量所在。
《似水柔情》延續了《黃金時代》的「賤愛」母題，描述警察小史和作家阿蘭的同性戀故事（據此改編的電影《東宮西宮》，因無法展示其語言魅力而變得寡淡無味）。一個習慣於扮演施虐角色的警察，在一夜審問同性戀受虐癖阿蘭之後，自己竟然也變成同性戀者，這是一種奇怪的性向逆轉，其間的複雜寓意，遠遠溢出「同志小說」的既定框架。
《黃金時代》和《似水柔情》是小波寫得最出色的兩部小說，通過兩種性虐戀（SM）來寓言整個社會形態的基本風格。文革就像是一場政治虐戀，是一群施虐癖向另一群「受虐癖」的施暴。但問題的實質卻在於，受虐的不是受虐癖，而是大批正常人格，因此，文革所推動的不是虐戀而是暴政。在我看來，這是國家政治悲劇的真相，也是藏匿於小說中的終極語義。
在小波的身體敘事內部，深藏著一種「反動的欲望」——用身體實施反抗。王二的生殖器是一面高高豎起的旗杆，蔑視正襟危坐的文革主流文化，向他們發出戲謔性的挑戰。小波自己解釋說，只有在非性化的時代，性才會成為生活主題，正如只有在飢餓年代，吃才會成為生活主題。小波試圖藉助此類身體敘事，推動「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反思」。這是一種含蓄的人本主義自白，它要指控那個摧毀正常人性的時代，並找回愛和性的尊嚴。
原廣州美院學生鄭敏，曾於2006年做過王小波裸像，描述「一個在半夜裡從床上坐起來的中年人，他或許剛從他那無邊際的夢裡面醒來」（鄭敏語），雙手兩條腿叉開坐在地上，兩手無力前置於兩腿之間，並露出柔軟的生殖器。基於家屬和部分網民的不滿，該座題為「黃金時代」的雕塑，被迫從 「上海國際雕塑藝術大展」（2007）中撤除，由此釀成當年的重大新聞事件。但作者鄭敏堅稱，這個作品才是對王小波最真實坦白的致敬。策展人孫振華也確信，該雕像裡小波的表情「痛切、無奈、甚至絕望，體現了他對當代社會的觀照。」
我們可以看到，「廣美裸像風波」揭示出中國社會在身體敘事方面的認知分裂。在今天身體已經泛濫成災的時刻，這種八十年代的反省式敘事，極易被人拿來跟當下惡俗的流行趣味相提並論。這是時間疊加所產生的文化錯覺。如果對此沒有清醒的認知，讀者就只能在誤讀的道路上愈行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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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無疑是王小波的首席遺產，而雜文或隨筆是他的副產品，猶如一個用絮語編織的花環，襯託著小說的軸心地位。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獲得許多話語啟示。隨筆集《沉默的大多數》的書寫年代，大致為1993-1997之間，正值市場勃興和文化衰敗的歲月。八十年代的啟蒙運動被強行打斷，淪為一場半吊子的「爛尾工程」。人類普遍價值作為「常識」，已經被攻擊、偷換和篡改，變得面目全非。
正是這場歷史劇變，逼迫小波成為思想麥田的守望者，以知識分子精神——獨立、理性、和科學的立場，把置身於價值迷津中的公眾，帶回到「常識」的可靠邊界。王小波說，「知識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時代」，不僅如此，小波還痛切地意識到，「知識分子的長處在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或者沒有意思，不如死掉。」（《知識分子的不幸》）。相比小說犀利而富有張力的先鋒氣質，小波的議論更顯溫和從容。他娓娓道來，以理性和勸導那些尚待開智的學生。他要以身作則地做出說理的榜樣。
王小波的最大幸運，在於他活在公共知識分子尚未被汙名化的年頭。小波認為，很多人批評中國人總是沉默不語，而他自己的親歷經驗表明，說話比沉默更加可怕，這是因為，「有時候我們是被逼聽很多話，也被逼說很多話」。但小波始所未料的是，在他謝世之後，全球網際網路時代迅速降臨。中國網民並非像文革那樣被逼表態，而是踴躍自主發言，在數碼廣場上發出最大聲的叫喊。這不僅意味著言說權利的普遍分享，也意味著話語暴力的大面積滋生。部分網民沒有來得及掌握人類普遍價值ABC，也尚未學會理性對待不同意見，便只能被威權所操控，盲目說話，甚至用穢語來問候他人及其家屬。於是，當「沉默的大多數」都開始大聲說話時，王小波的日子，就會變得無限艱難，因為他的身體寫作，必然要面對大批道德民兵的圍剿，而他的知識分子立場，也一定會成為民粹主義的攻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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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小波的那裡，自由是一種堅固的信念，纏繞於身體的每個部位，最終在頭顱的靈魂深處，形成無法摧毀的封印。人們已經發現，這自由的封印，張貼在小波的所有作品之中。順便說一下，本文的完整標題應該是：他畢生在以「賤愛」向自由致敬。在那個額頭上貼滿「賤」字的年代，作家筆下的人物，試圖在黑暗尋求性愛和思想的尊嚴和自由，進而捍衛這種自由，讓身體和靈魂都獲得解放。
「解放」和「自由」，應當是一組互相依存的對稱性概念，而弔詭的事實在於，近百年以來,中國人一直在高喊「解放」的口號，卻從未獲取真正的自由。小波敏銳地洞察了這點，並試圖用隱喻的方式向我們說出真相。在小說《大學四年級》裡，出現了一些被所謂「市場原則」建構的黑色建築。它們是卡夫卡式的城堡，管理者用鐵鏈去維繫房東與房客的關係，所有人都沉迷於這種SM式的「契約關係」，但其間的法西斯式的暴政氣息，仍然令人不寒而慄。在走向自由大道之前，小波讓讀者預習了法西斯監獄的黑暗場景。問題在於，這所監獄是獄卒和囚犯共同打造的，而囚犯表達出的斯德哥爾摩情結，就是支撐這種管理者暴政的心靈基石。
本套小波全集再版的2016年，恰逢「文革」爆發五十周年。在《思維的樂趣》一文中，王小波提到自己「文革」插隊時的荒謬場景——人們早晚背誦領袖思想，除此之外腦子空空如也，由此導致生活的無限苦悶。小波據此指出，人不能只求道德正確，更需要思維自由。如果在做好人和當自由思維者之間做選擇，他寧可選擇後者。這跟陳寅恪先生留下的箴言不謀而合——「秉獨立之精神，持自由之思想」。對於中國讀者而言，真正做到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尚需幾代人的努力，而小波作為先驅者，從90年代向世人揮手，發出經久不息的召喚。
我要在此為「噹噹」重版王小波全集的努力而鼓掌，它讓讀者有一次跟小波再次相逢的契機。當年的「王小波門下走狗」，如今都已步入中年，時過境遷之後，更年輕的「九零後」和「零零後」，很難前赴後繼，成為狂熱的新一代「門下走狗」。在一個信念分崩離析的語境中，繼承小波文學遺產的最佳方式，就是學會做他靈魂上的契友，也就是成為自由而理性的「特立獨行者」，而非僅僅駐留在「褲襠」的層級。我確信，這才是王小波理想的最佳實現。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在2015聖誕致辭中說：「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燃蠟燭」；就小波的讀者而言，與其跪拜先驅，不如跟他同行，為愛、尊嚴、理性和自由而勇敢地生活。是為序。（本文為噹噹出版《王小波全集》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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