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明代比較，清朝前期農民的人身依附關係有了進一步鬆弛，這一方面是農民長期鬥爭的結果；另一方面同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引起的地租形態的變化有密切關係。
清朝前期北方地區分成租制還佔有重要地位，而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實物定額租制卻得到了普遍的發展，部分地區還出現了由實物租向貨幣租轉化的趨向。在定額租制下，佃農經營什麼作物，以及如何經營，有較多的自由。佃農除交租外，一般不為地主服勞役，或很少服勞役，因而勞役地租部分也就接近於消失「南方佃戶自居己屋，自備牛、種，不過藉業主之塊土而耕之，交租之外，兩不相問。即或退佃，盡可別圖。故其視業主也輕，而業主亦不能甚加凌虐」。這樣一來，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勢必相對地有了進一步的削弱。
明代早已存在的農村僱傭關係，到清代又有了發展，一些地區僱工已經取得了定的人身權利，出現了僱工和僱主「不立文約，一同坐食，無主僕名分」的事實某些僱工和僱主在法典中也獲得了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大清律例》規定：「農民佃戶僱請耕種之人，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待，素無主僕名分者，亦無論其有無文契年限，俱系凡人科斷。」某些僱工已有權力支配自己的人身，僱主已不能單純通過超經濟的強制力量來奴役他們，這也反映了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的削弱。
清代手工匠的地位也有所改善。明初的輪班匠到成化時改徵匠班銀，實行以銀代役，這使匠籍主要是作為封建主榨取貨幣的依據而存在。經過明末農民戰爭手工業者事實上已擺脫了封建國家的控制，「原匠子孫逃故無遺」。在這種情下，清朝只得承認既成事實，於順治二年(1645年)宣布廢除匠籍：「前明之例，民以籍分，故有官籍、民籍、軍籍，醫、匠、驛，灶籍，皆世其業，以應差役。至是除之。其後民籍之外，惟灶丁為世業。」
康熙三十六年(1679年)以後，各地並陸續把匠班銀攤入地丁銀中，按田畝徵收。匠籍的廢除和匠班銀併入地丁銀，使手工業者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對封建主的人身依附關係，有利於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勞動者人身依附關係的鬆弛，對封建生產關係是嚴重的破壞，而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滋長和發展，則是提供了重要前提。
紡織業中僱工生產的情況很普遍。江寧絲織局康熙時共有工匠約計三百七十人，都是從「民間各戶僱覓應工」，「工價甚寡」。民間機戶也大多僱人工織。乾隆時，蘇州地區「機戶類多僱人工織，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傭工之人，計日受值，各有常主。其無常主者，黎明立橋以待喚」。這類僱工為數不少常常是「什百為群，粥後始散」。這反映當時已經出現了勞動力市場。除了上述專業織工以外，江寧地方還經常有許多貧家婦女為機戶絡絲，「日絡三四窠，得錢易米，可供一日食」。
採礦業中僱工更多。康熙時，「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萬餘人開礦，隨逐隨聚」。廣東「煤山木石開挖亦多，傭工者不下數萬人」。雲南銅廠每處僱傭工人「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餘人，合計通廠丁，無慮數百十萬」。採煤僱工更為普遍陝西邠州「拜家河地方向產煤炭，該處有炭井數眼，所僱人夫多系外來客民」。冶鐵業中，廣東一省「傭工者不下數萬人」。陝西鳳縣有鐵廠十七處，「每廠僱工或數十人至數百人不等，其幫工搬運來往無定之人更多，難以數計」。製鹽業僱工更多，四川鹽場當中，大鹽廠「每廠之人以數十萬計」，即沿邊小廠，「眾亦以萬計」。
康、乾時期，農業生產使用僱傭勞動相當普遍，這同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的兩極分化有密切關係。傭工的形式各地不一樣。山東登州「農民無田者，為人傭作日長工，農月暫傭者曰忙工，田多人少請人幫己曰伴工」。江蘇蘇州「吳農治田穡，夫耕婦猶不暇給，僱請單丁以襄其事，以歲計曰長工，以月計曰忙工」。浙江嘉興「自四月至七月皆為農忙月，富家請傭耕，曰長工，曰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
四川內江「以藝蔗為務，平日聚夫力作，家輒數十百人……其傭資工值，十倍平農。」江西新城「僱工則種稻輕其值，種煙重其值，於是傭工者競趨煙地，而棄禾田」。一些地區使用僱傭勞動的規模也很可觀。山東濟寧是重要產煙區業此者六家，每年買賣至白金二百萬兩，其工人四千餘名」。僱工人數之多已很驚人，而湖南巴陵地方，更達到「十分其力，而傭工居其五」的局面。可見僱工勞動已成為當時農業生產中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