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儘管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學者呼籲要保護敦煌文書，但沒人離開過自己舒適的家，沒人效仿斯坦因親身造訪敦煌，其結果就是敦煌文書被大量拿走。
被斯坦因所盜經卷 （圖片來自網絡）
【編者按】：耶魯大學歷史教授、著名漢學家芮樂偉·韓森，在原始文獻和前沿研究成果基礎上，使用了大量一手調查資料，寫成新書《絲綢之路新史》，於2015年8月在中國出版。
作者梳理了絲路上從長安到撒馬爾罕的七座綠洲，以及那裡聚集了商人、使節、朝聖者和旅客的國際化氛圍。其中第六處便是中國的敦煌藏經洞。
出賣經書的「王道士」和經書「大盜」斯坦因，在中國傳統的敘事裡，一直都是令人痛心和切齒的存在。但在韓森的敘述裡，她認為，應該儘量「避免用現代的標準來評判斯坦因」，她也觀察到，中國人對斯坦因的行為正在逐漸地「軟化」。正如中國唐史研究界的領軍人物、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教授所稱，儘管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學者呼籲要保護敦煌文書，但沒人離開過自己舒適的家，沒人效仿斯坦因親身造訪敦煌，其結果就是敦煌文書被大量拿走。
以下為部分摘錄，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芮樂偉·韓森新書《絲綢之路新史》
1902年，在德國漢堡召開的東方學家大會上，匈牙利地質學家洛克濟（Lajos Lóczy）做了關於敦煌的報告，這是斯坦因首次聽說敦煌。洛克濟是1879年首次訪問敦煌的歐洲人之一。那時只有兩名僧人長年住在這個幾近廢棄的地方。儘管洛克濟的專業是土壤和巖石研究，但他還是看出了洞窟中佛教壁畫的重要性。中國學者一般忽視壁畫而更重視捲軸畫。敦煌最早的壁畫年代為公元五世紀，大大早於現存的所有絹畫。
第二次探險隊的成員跟第一次的一樣，包括照顧駱駝馬匹的人、會拍照的測量員、僕人，以及廚子。加入隊伍的還有一名能在沙漠中穿行幾百公裡而不迷路的信使。他的任務是去臨近的城鎮取送斯坦因的郵件以及英屬印度政府以銀錠的形式下發的撥款。
斯坦因的維吾爾語（斯坦因所謂的突厥語）口語能力在新疆工作時很有用，在甘肅卻派不上用場，這裡漢語才是主流。公元前111年，敦煌首次進入中國版圖。漢朝在一次成功的軍事行動之後在敦煌建起了戍堡（懸泉置隸屬於敦煌）。中國對這一地區的控制時斷時續。589年，隋朝再次統一中國，之後敦煌便一直處於中國治下。敦煌是整個地區的學問中心，當地人在學校學習漢字並用漢字書寫。在英國駐喀什領事的推薦下，斯坦因僱了一名名叫蔣孝琬的中國師爺做秘書。此人不懂維語，因此最初交流有些困難。斯坦因從未學過漢字，但是兩人一起旅行幾個星期之後，斯坦因的漢語已經足夠表達自己的意思了。
斯坦因（圖片來自網絡）
斯坦因最初只想要拍照和畫圖
1907年春天，斯坦因在向敦煌進發的路上聽到了一則傳言，說敦煌洞窟裡的東西遠不止壁畫。這則傳言是從一個躲債的穆斯林商人口中首次聽到的，此人給他講了王圓籙的發現。王圓籙原先是當兵的，1899或1900年從清軍退出之後來到了敦煌。與許多老兵一樣，他遇到一位雲遊的道士並皈依了道教，因此斯坦因稱他為「王道士」。識字不多的王道士來到敦煌之後不久，有一天偶然敲了一處窟壁且聽出裡面是空的，這樣便發現了牆後隱藏的藏經洞（17窟）。拆掉窟壁之後，王道士給本地以及本省官員送去了幾幅字畫，其中至少有一位官員，即古文字學者葉昌熾意識到了其重要性。但因為拳亂之後官府實在拿不出錢來，因此決定不取走這些文書，而是命令王道士將文書留在原處保管。
當斯坦因和他的秘書蔣孝琬於1907年3月第一次來到敦煌時，王道士出門「跟助手一起化緣去了」。他們藉此機會在崖邊的洞窟邊轉了轉。這些洞窟完全露天且無人看守。斯坦因注意到一條十世紀史料的描述非常準確：
「古寺僧舍絕多。亦有洪鐘。其谷南北兩頭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畫吐蕃贊普部從。其山西壁南北二裡。並是鐫鑿高大沙窟。塑畫佛像。每窟動計費稅百萬。前設樓閣數層。有大像堂殿。其像長一百六十尺。其小龕無數。悉有虛檻通。連巡禮遊覽之景。」
斯坦因注意到，儘管窟前的遮簷大多已經坍塌，很多塑像和壁畫依然完好。
根據石窟中的一通石碑，一位僧人於366年造訪此處並開鑿了第一座洞窟。敦煌研究院將千佛洞的492座石窟中年代最早的定在北涼時期（422—439年），最晚的定在十三四世紀。最早的石窟與尼雅和龜茲的石窟類似，裡面有單獨的佛像或是佛陀前世的圖景。600年之後建成的石窟中則是佛經故事中的場景。石窟鑿在極為脆軟的砂礫巖上，六七世紀時就坍塌了幾座。近年來持續的客流進一步損毀了石窟，敦煌研究院建了複製窟以期減少客流及其對壁畫的損毀。只有幾座石窟對普通遊客開放。如果要參觀最著名的幾座石窟，則要支付每人幾百美元的高額票價。
1907年，斯坦因和蔣孝琬完成了對遺址的初步探查之後遇到了一位年輕的藏族僧人。蔣孝琬與之單獨會面，僧人給他看了一件寫有漢字的手稿。蔣孝琬看到「菩薩」一詞多次出現，但由於缺乏閱讀佛教材料的經驗，他並不能看懂文書的內容。斯坦因想要酬謝為他們展示手稿的僧人，但是蔣孝琬卻「建議謹慎行事。過分慷慨的禮物會讓人懷疑其動機不純」。斯坦因和蔣孝琬商量出一個價碼，然後付了「一塊碎銀子，相當於大約三盧比或者四先令」。斯坦因在關於這次發現的第一本書《沙埋契丹廢墟記》（Ruins of Desert Cathay）中講到，「我和蔣師爺密談了很久，商量怎樣才能接觸到這些發現，如果遇到宗教勢力的阻撓，要怎樣才能化解」。
斯坦因和蔣孝琬都明白這項任務的敏感性，因此他們不敢聲張。與其他斯坦因發掘過的遺址不同，敦煌是一處「有宗教活動進行」的地方，斯坦因不知道他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困難。「當地修行之人會不會如此好心——而且在乎物質利益——以至於可以無視聖物被拿走？若果真如此，我們能否指望他們的精神影響可以減輕那些為朝聖地捐款且更為迷信的普通人的顧慮？」甚至在見王道士之前，斯坦因就已經決定把活動限制在拍照和畫圖之內，因為當地信徒肯定會反對他們拿走任何佛像和壁畫的。
王道士和斯坦因 （圖片來自網絡）
斯坦因在王道士面前假扮玄奘信徒
由於王道士不在，斯坦因決定去調查從敦煌向西延伸出去的一排烽燧並在那發現了粟特古信札。當他於1907年5月15日回到千佛洞時，他目睹了一次「足有一萬人」參加的年度宗教節日。斯坦因保持著距離，由蔣孝琬說服王道士與斯坦因見面。王道士出於焦慮，砌起了一堵牆封住了藏經洞的唯一出口。當二人終於見面時，斯坦因記下了他對王道士的第一印象：「他看上去是個十足的怪人，極為羞怯緊張，偶爾還露出狡猾的神情，這可完全讓人振奮不起來。我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此人不好打交道。」
斯坦因在敘述自己在敦煌的經歷時總是不斷地提到他和他維也納大學的導師比勒（Georg Bühler）在印度收集梵文手稿時的困難。比勒一直想研究一份文獻，在歐洲遍尋不得才來印度收集手稿。1875年，他終於看到了那件自己為之來到印度的手稿，可手稿主人之後又將其收了起來。比勒直到去世也沒能再看到這份手稿一眼。斯坦因在印度最大的學術勝利之一就是在14年之後買下了這份手稿。
斯坦因明白敦煌藏經洞提出的挑戰與在沙漠迷路或者在尼雅挖掘廢棄遺址非常不同。他必須運用他在印度獲得的能力，把手稿從其保管者手中拿下。與王道士初次見面之後，斯坦因有了「打一場持久戰、攻堅戰」的準備。
在蔣孝琬的建議下，斯坦因明確決定不與王道士討論學術和考古，改為喚起他對求法僧玄奘——斯坦因的「中國主保聖人」——的記憶。斯坦因講道，他用自己不流暢的中文告訴王道士自己對玄奘的虔敬：「我沿著玄奘的腳步從印度跨越重山沙漠而來，我找尋到很多玄奘去過且描述過的佛寺的遺址」等等。斯坦因一直偽裝成玄奘的信徒，他在6月13日離開之前甚至捐錢要做一尊新的玄奘「泥塑」。蔣孝琬和斯坦因告訴王道士藏經洞裡的文書應該屬於一座印度的「佛學寺廟」，他們讓王道士誤以為斯坦因和很多世紀以前的玄奘一樣，是來為一座遠方寺廟取經的。
初次見面之後，斯坦因讓蔣孝琬與王道士單獨談判。當天夜裡，在黑暗的掩護下，王道士拿給蔣孝琬一卷文書，這恰好是一部玄奘翻譯的佛教作品。蔣孝琬立刻把這一好兆頭告訴了王道士，王道士便把臨時封住藏經洞的牆拆了。
之後談判進行得更順利了。三人都同意此事需要絕對保密。據斯坦因講，王道士規定：「交易內容除了我們三人之外不許任何人知道，只要我（斯坦因）還在中國境內，就必須對這些『發現』的來源完全保密。」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裡，王道士把一卷卷的文書交給蔣孝琬，再由蔣孝琬和斯坦因從中挑出最重要的。臨近尾聲時，王道士突然驚慌失措又把所有東西搬回了洞裡，蔣孝琬又一次介入挽回了局面。蔣孝琬和斯坦因挑揀好之後，斯坦因命令自己最信任的兩個人把這些文書縫進袋子裡，這樣就沒人知道袋子裡裝的是什麼了。
敦煌遺書《心經》 （圖片來自網絡）
斯坦因後悔沒能把所有的經卷都買下來
在這個過程中的每一步，斯坦因都講到談價錢的事。他和蔣孝琬定下一個目標之後就由蔣直接跟王道士談。斯坦因在這裡遵循了一個當時普遍的做法。全亞洲的外國人常常指派他們的手下或者僕人為自己買日常用品及其他東西。蔣孝琬和王道士最終就價格達成了一致，七箱手稿、五張繪畫以及其他東西共計130英鎊。斯坦因在給好友阿倫的信中高興地寫道：「這個價錢也就能買到一片梵文貝葉外加幾件『古物』。」
斯坦因於1907年夏天離開之後，王道士繼續出售藏經洞文書，並用所得對洞窟群進行修復。蔣孝琬同年秋天回到敦煌，又買了230捆文書並將其寄給斯坦因。斯坦因所得文書共約一萬一千件。1908年，天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買了七千件文書並將其運回巴黎。1910年，中國政府下令將餘下的一萬件漢文文書（不包括藏文文書）運回北京。王道士扣下了一些，運往北京的途中又遺失了一些。 1912年俄國人奧登堡買走了大概一萬件，1914年斯坦因最後一次回到敦煌又買了600卷。
1929年，斯坦因在哈佛的一個系列講座上自豪地向聽眾講述了他在敦煌的經歷。當斯坦因於1914年回到敦煌時，王道士熱情地歡迎他，並向他展示一份帳目，上面詳細記載了自己是如何用那些錢翻修洞窟的。「考慮到官方對於他（王道士）所珍視的這些文書的處理方式，他非常後悔自己當時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接受我通過蔣師爺（蔣孝琬）提出的建議將經卷全部賣出。」 斯坦因覺得，因為自己付給王道士的錢比其他人都多（中國政府沒付錢），他當時應該能買下全部經卷並將其運出中國。即便1929年時很多歐洲和中國學者都認為中國文物應留在中國，斯坦因依然不覺得把文書和文物從中國運走有什麼不對。
中國人對斯坦因的態度在軟化
在思考敦煌文書的流散問題時，我們應該儘量避免用現代的標準來評判斯坦因。今天，很多人都支持將埃爾金大理石歸還給希臘。但是必須考慮到斯坦因和其他探險家都活動於「一戰」以前、帝國主義盛行的時期。歐洲列強和日本都派出探險隊進入新疆挖掘，當時沒什麼人對此提出質疑。少數幾個提出質疑的人包括德國人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和俄國學者奧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他們都對勒柯克及其他人從遺址中剝除壁畫的行為提出過批評。
當時的外國人有正當的理由認為藏經洞文書離開敦煌會更安全。敦煌石窟在陝甘回民起義期間（1862—1873年）曾遭到破壞，而斯坦因非常清楚地知道當地人是多麼躁動不安。1907年6月，斯坦因走後僅僅一個月，當地就因谷價而爆發了騷亂。
中國人對於斯坦因行為的看法在逐漸軟化。「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是大盜，直截了當。甚至八十年代中期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也是如此。當時我們的教授說如果他是一件敦煌文書，他寧願被帶到巴黎或者倫敦去，因為那裡的保存條件比北京要好得多。有位中國同學聽了這話立刻火冒三丈。
1998年，《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的中文全譯本出版，其中包括斯坦因在敦煌與王道士交涉的詳細記述。傑出的中國考古學家孟凡人為該書作序。《西域考古圖記》一書包含當時頂尖學者對斯坦因所獲材料的翻譯，「代表了20世紀20年代以前在這一領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不過斯坦因的「劫掠行徑」「應受到嚴正譴責」。
出版事業的發展使得藏於外國的敦煌文書越來越容易為中國學者所利用：70年代末，微縮膠捲首先發行。隨後敦煌文書的多卷影印本於90年代陸續出版，其中的寫本照片清晰可讀。現在寫本照片正不斷被上傳到倫敦的國際敦煌項目的網站上。
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教授是中國唐史研究界的領軍人物，他於2005年在中國頂尖的歷史學刊物《歷史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對比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做法。斯坦因沒有告訴中國學者他的發現，而伯希和則把自己買走並運回巴黎的文書的照片給了他的中國同行。榮教授提請讀者注意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儘管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學者呼籲要保護敦煌文書，但沒人離開過自己舒適的家，沒人效仿斯坦因和伯希和親身造訪敦煌。其結果就是敦煌文書被大量拿走。
但是即便按照當時的標準，斯坦因的做法還是帶有欺騙性質。他號稱自己是玄奘的信徒。他購買文書和絹畫時非常清楚自己所付的錢遠低於市場價。他為了保密採取極端方式，一切都在夜間進行，而且只告訴極少數人自己的所作所為。人們不禁奇怪斯坦因之後為何如此大大方方地講述自己當時是如何偷偷摸摸的。
藏在大英博物館的敦煌壁畫 （圖片來自網絡）
佩特裡曾教考古學家如何花少量的錢獲取文物
雖然斯坦因在討論敦煌時沒有特別提到佩特裡（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但他在其他地方常常承認自己受到了此人的影響。佩特裡是英國在埃及考古發掘的領軍人物，他在1902年斯坦因第一次探險歸來之後會見了斯坦因。在《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的前言中，斯坦因稱佩特裡為「有著無人可及的經驗的考古探險者」。
1904年，佩特裡的《考古學的方法與目的》（Methods & Aims in Archaeology）一書出版，該書提供對發掘每一階段的逐步指導，包括後勤準備、現場挖掘、發表結果。佩特裡曾在埃及發掘，他教給考古學家如何在落後國家開展工作，如何花少量的錢讓工人上交他們發現的小件物品而不是自己去賣掉：「出錢才能保證（對文物）最好的照顧。」佩特裡還建議讀者以兩個版本發表結果，一個服務於「學生和普通民眾」圖版較少價格低廉的簡裝版，以及一個「服務於圖書館、藏書家和富有的業餘愛好者的華麗的精裝版」。斯坦因嚴格遵照他的建議，他的書甚至連版式和字體都和佩特裡的書一樣。
佩特裡在「考古學的道德問題」一章中有預見性地指出，考古學家一旦在遺址完成挖掘，就不會給後世在此留下任何東西。考古學家可以把發現物置於博物館中，但這些東西總會朽壞，出版物最終會成為唯一記錄。「權利應該以能否在現在及未來得到最多知識來評判。」佩特裡批評政府總是制定法規不許外國考古學家挖掘卻允許「無知的老農」肆意「挖掘破壞」。斯坦因在《古代和田》的序言中引用佩特裡的告誡，考察者必須「細心工作、詳細記錄、完整發表」。2斯坦因對於自己在中國鑽政府法規的空子、與王道士的交涉等通通直言不諱，完美地體現了佩特裡手冊中的務實精神。斯坦因與他的導師一樣，以「在現在及未來得到最多知識」為目的，對於把文書文物運出中國沒有任何顧慮。（文/芮樂偉·韓森 摘自《絲綢之路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