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8—30日，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文學院聯合邀請「中研院」史語所兼任研究員黃寬重先生來校進行系列講學活動。本次系列活動重在文史互動，希望通過具體論文討論、論著研讀及講座等多種形式，探討、把握南宋史研究的前沿議題及研究成果，拓寬學術視野，深化學術研究。系列活動包括四個單元，即「南宋士人社會」工作坊、著作閱讀分享會、新書討論會及題為「南宋史研究的資料、方法與議題」的講座。來自四川大學、湖南大學、湖北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及華中師範大學的眾多文學及史學學者參與發表和研討。
著作閱讀分享會
10月29日上午，閱讀分享會以黃寬重先生四本著述為樣本，旨在從論著出發，梳理近一、二十年來南宋史研究的著力點、現有研究狀況，探討現有研究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研究的拓展空間。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劉廣豐、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閆建飛、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陳文龍、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古麗巍分別作為導讀人，在分享四本著作基礎上展開討論。
劉廣豐閱讀《宋代的家族與社會》（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此書為論文集，著重發揮墓誌史料在研究中的作用，以四明和江西為地域單元，選取若干中上層家族做「家族群像研究」，總結出此類家族的發展模式。研究注重家族人際網絡、鄉裡互助、婚姻關係，分析地方名族對地方文化、社會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構築家族與社會互動的歷史圖景。劉廣豐認為此書在三方面有些遺憾：其一，強調科舉是家族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忽略了科舉成功但未能推動家族發展的群體，且對道德和成就有些拔高；其二，除科舉外，蔭補、保全、外戚姻親和軍事作為等，也是保證家族穩定與發展的重要手段；其三，此書中未能深入分析政治分歧對家族（四明）與社會造成的撕裂。此書是作者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系列宋代家族史研究的總結之作，儘管有值得商榷處，但在當時對推動這一議題具有引領性意義。現有家族史研究也有著模式化的問題，如何突破？或許跨出斷代，明清史對家族及宗族的研究會帶來啟示。
閆建飛閱讀《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年）。該書亦為論文集，所收論文完成於1986-2001年，內容包括地方軍和自衛武力兩部分。前者由南宋地方政府組織，如湖南飛虎軍、廣東摧鋒軍、福建左翼軍等；後者即非政府武裝，形式多樣，有茶商軍、兩淮山水寨武力、南宋初期的鎮撫使、宋末的李全父子等。由地方武力的個案出發，指出南宋政權在面臨強大外患及內亂的威脅下，為了生存與發展，在原有的軍事體制之外，接納地方的武裝力量，創立新的制度，是對北宋強幹弱枝政策的一項重要修正，反映了南、北宋政權不同的特質。研究呈現了南宋政權在中央集權與保存、支配民間武力之間的張力。關於南宋地方武力仍有待深入，如將領、士兵與駐地的分合問題，地方軍供給與地方、中央財政的問題，地方軍與地方行政機構、政治人群的關係問題，地方軍與正規軍的關係問題等。對這些方面的追索，有助於深化我們對南宋地方武力的認識。
陳文龍閱讀《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該書為論文集，集中於對「新的政治史」進行思考、探索。認為新的政治史應以政治為視角，綜合交通史、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等方面的成果，跨越不同領域、層面進行整合性觀察，關注官僚群體的作用，重視互動和人的角色，著重政治力與社會力共治形態，跳出單純的中央視角，由約返博，推陳出新。書中分多個維度進行討論。因作者曾研究宋代地方武力和家族，進而關注到宋代基層治安系統，拓展了既往研究尚未觸及的問題，指出縣是社會力和政治力結合緊密的地方，勾勒出宋代縣政運作的「理想型」，透過縣政問題觀察地方豪強與菁英、地方官員、基層武力與胥吏三股勢力的張力關係，但對縣政運作的複雜性以及縣以下權力結構特徵仍有所欠缺。本書也關注地方勢力與不同政權下的關係，如不同洛陽豪雄在金、南宋、偽齊三方博弈中採取的不同生存策略。並在中央與地方關係層面，討論高層政治衝擊對地區家族的影響。呈現了從不同側面、多維度理解政治問題，進而討論社會性議題的研究路徑。
古麗巍閱讀《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該書為研究專著，已有多篇書評，在此就觸動閱讀者處加以討論，餘不贅述。本書突出特點是把關注點從大儒及領袖人物身上移開，以孫應時書文編年為研究基礎，聚焦於社會中低階層士人群體的生命樣態。把孫氏家族發展及孫應時個人際遇作為研究平臺，延續了既往對家族發展、人際網絡、科舉等議題的討論，又有所拓展。以孫應時的仕進和學術為研究之兩軸，觀察孫應時們在動蕩的政治環境中（慶元黨禁）的應對之策，呈現出在仕途的政治選擇上「出處其間」，學術上「從學多師」的特點。進而引發閱讀者一系列追問：作為道學追隨者，孫應時自身的道學理念和追求是什麼？「從學多師」是否具有普遍性？不同學術流派的學生及追隨者如何對待朱、陸學術分歧？道學發展過程中，如何界定「師門」？學派的固化印象何時、如何形成，對朱、陸學發展有怎樣的影響？掩卷靜思，深覺南宋史大有可為。
黃寬重先生此四本著作並非出於整體研究規劃，出版拉開的時距較長，論著涉及的研究面相較為寬泛，但彼此之間又能互相補充推進。家族、社會網絡、新政治史等議題既呼應當時學界研究熱點和前沿，也承接劉子健、寺地遵等前輩學者的研究，推動了南宋史研究的學術發展。黃寬重先生的研究關注人、人際網絡，對地方武力等問題的討論明顯帶有自身生活經歷的體驗，對歷史研究有著深切的同理心。閱讀引發的思考，必定引領後學繼續前行。
現場照片
研究南宋歷史的支點
10月29日下午，黃寬重先生通過他的新作《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來講述近年來的學術思考。此前學術活動中諸位學者所探討的議題，恰可與黃先生的新作展開學術對話。黃先生首先講述了該書的寫作過程，並回顧了四十多年來研究南宋史的歷程，表達了他對南宋史研究的展望。黃先生首先對新書中「藝文」和「政治」的聯繫和區分做了說明，他認為以藝文為討論對象，雖然涉及到政治與文化的聯繫，但更為重要的還是兩者各自的定義，並且強調二者的定義在討論藝文中不可混為一談。黃先生特別提到自己對南宋歷史的兩個支點：一是在南宋政治史研究中要把握好書籍的版本問題；二是應該把握政治變動造成的影響。前者源於黃先生求學時接受的文集、年譜研究以及版本學方面的培訓；對於後者，黃先生提出了三個議題：政治避諱、人物評價和「嘉定現象」。
政治避諱之所以成為重要議題，正是因為南宋時形成了這樣一種避諱的風氣。帝王的取向自上而下造成政治壓力，爾後士人在官僚體系中將其內化為守則，士人的文字在公文信函和私人書信中可能有自覺、不自覺的自我壓抑，進入產生不同的表述。研究南宋，尤其是閱讀士人文集時，出現對同一件事的不同評價時須得注意時間點，以便把握因果關係。關於人物評價，黃先生以南宋官員的諡號為切入點，考察南宋重要官員的諡號封賜和變易。在黃先生看來，諡號的封賜與官員在政治中的評價，即人際關係構建有關。以李綱的諡號為例，卒於紹興十年（1140）的李綱，死後近五十年（1189）才得到諡號「忠定」。這個時間節點表達出政治話語權的變更：高宗逝世、孝宗掌權。「嘉定現象」是黃先生提出的第三個議題，在他的新書中，黃先生重點論述了文物、文化在南宋如何自上而下夠構造人際關係及其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意象。帝王與臣僚在文物、圖書等知識財產的收藏與鑑賞上建立起一種人際網絡和身份認同，使得士人在政治進取上、家族建設及參與地方事務等方面發揮了文化力和社會力。
在黃先生的研究中，特別注重文集的版本信息和年代信息，避免時間和對象的誤差。不過黃先生強調，他以文集為主要材料，意圖不在用「新」史料挑戰宋史的傳統研究，而是要挑戰傳統觀念。《藝文中的政治》一書就選取了士人為觀察點，試圖通過士人的文藝、書信，考察人在社會、時代中的角色，解析士人如何在南宋晚期發揮文化力與社會力。士人與家族社會、文化、政治之間的關係並非完全割裂，而是相輔相成的。因南宋較北宋和此前的隋唐更具有流動性，科舉社會下，知識的習得為書寫記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除士人外，士兵、考生、商人、使者、江湖士人、術士醫生，都可為社會流動提供了不同的記錄；發達的印刷術，使南宋知識傳播和思想交流的局限變小，並逐漸形成了信息的搜集整理、匯總、研究、比較的專業知識，出現了圖錄、譜錄，建立了一套知識性體系。通過文化交流、人際關係網絡的編織，知識進而轉變成共同的身分認同。士人基於此在政治上進取、對家族進行建設、與地方社會互動，這些活動又在不同程度上發揮了文化力和社會力，人在社會、時代中的角色通過這些活動展現出來。通過這種歷史寫作，讀者也就能更為立體地理解歷史人物。
黃先生不僅自己繫心南宋，也希望有更多學人能關注到南宋。與會者認為，如果南宋文學和史學研究者合力推進這些議題，必定能夠對南宋中期至元初近百年間文史相關現象和觀念的變化獲得更明晰的認識。
「北望北宋，下望元明」
在30日的講座中，黃先生也是抱著這樣的學術期冀對南宋史研究的史料、方法及議題進行了分享。
黃先生在講座中首先回顧了宋史研究的發展。我國近代早期對古史的研究，重點多放於漢唐盛世，而宋史研究起步較晚。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1950年後歐美的「宋計劃」提出後，宋史研究才開始受到重視。但在研究者眼中，南宋的研究價值遠不及北宋，因此，當宋史研究開始受到重視後，出現了一種「重北宋而輕南宋」的局面。
南宋史真的不那麼重要嗎？黃先生認為恰恰相反，並從三個方面論述了南宋史研究的重要性。第一，南宋是中國歷史的轉折期。兩宋時期，是傳統中國思想文化的成熟期，而北宋以來展現出的若干現象，在南宋有更完整的體現。第二，南宋奠基江南，面向海洋。這一時期，航海技術得到顯著提高，水上國防加強，海洋經濟發展，中國由此形成成為海權國家的優勢，且海洋貿易量增加。第三，南宋奠定了文化力、社會力的發展基礎。文化力可見於因科舉和印刷術的發展而壯大的士人群體，以文化交流活動促進情誼；社會力則可見於在南宋社會關係中佔重要地位的鄉裡關係。
歷史研究需從史料出發。黃先生認為，要研究南宋史，首先需認識南宋史史料的性質。南宋史的史料，資料豐富多樣，包括士人文集、地方志、筆記小說、金石拓碑，以及佛道資料。儘管南宋史研究材料詳實，但利用價值有限。原因有三：其一，因印刷術的發展與普及，南宋史研究材料的版本眾多，但善本有限；其二，南宋史研究編年史料不足，導致利用困難；其三，南宋史資料較為零散，多數資料是從個人角度出發記錄所得，對人事物的見解較為主觀，研究者需要將多人的記載相結合，才可對南宋史有相對客觀的了解。
對史學研究者來說，研究方法亦同樣重要。針對如何提升南宋史的研究方法，黃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黃先生強調，要廣搜資料，深讀史料，並掌握內涵。對文獻的把握，要重廣度，更要重深度，要發掘文獻背後更深層的內容，莫將資料扁平化。對專題的研究，需關注時空因素，莫將專題研究囿於一隅。在利用大數據時，須認知其優缺點，審慎使用。引用社會科學理論時，需與史事內涵切合，對西方理論，也要有自己的判斷力，可借用但不可照搬全套。
黃先生在分析南宋的研究議題時提到，南宋是一個「北望北宋，下望元明」的特殊時代，南宋史的研究尚待開展，發展空間極大。對單一專題的研究，可由個案入手，但視野宜開拓。對複合性資料，要注意維度與考量意向，對其進行善用，形成整合議題。除此之外，黃先生認為跨領域合作也是開拓南宋史研究議題的良方，學者可與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跨領域對話，組成研究群體，尋求南宋史研究的更多可能性。黃先生最後也提醒在場的青年學者，做南宋史研究，是一件耗時又頗具挑戰性的事，若立志從事南宋史研究，需要踏實、勤奮，從細微處入手。
與會者就如何研讀史料，開展議題，學生學術訓練等問題展開熱烈交流。
與會學者合照
為期三日的學術活動以黃寬重先生講座作結，現場的師生與黃先生積極互動。本此活動中，不僅宋代的文史研究者，研究隋唐史的張達志，明清史馮玉榮、謝祺、洪國強，宗教史王闖等跨時段、跨領域的學者也參與到此次學術活動中，與黃先生展開了跨學科、跨斷代對談。問難往從，氣氛熱烈，交流充分而深入。
（文稿經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古麗巍老師授權並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