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近現代史,覺得我國消化吸收西方現代文明的過程,像吃桃子,西學東漸伊始,歷史走到現在,已觸及桃子的內核。
以前認為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民主制度,隨著這幾年美國種種自毀形象,燈塔之國燈光黯淡,民主制度失去之前的號召力。如果西方文明的內核不是民主制度,那會是什麼?實際上這是一個宏大的話題,但我不想人云亦云,自己理了一遍歷史過程,看看推理出什麼結論。西學東漸,人們最先接觸的是西洋器物。西洋器物是西方文明的最表層,是桃子表面泛著油光的絨毛,」凝煙肌帶綠,映日顯丹姿」,招人喜愛。
比如,望遠鏡,傳入中國是17世紀上半葉,李漁《夏宜樓》的瞿吉人平素深憾美妙的女子「鎖在深閨人未識」,有瞭望遠鏡就能登高看盡一池春色。望遠鏡傳到日本,用途也一樣——偷窺,井原西鶴《好色一代男》的世之介為了偷看一名侍女洗澡,花費不菲買了高倍的單筒望遠鏡。
那時候人們將西洋器物歸於奇技淫巧,為我所用,不關心背後的科學原理,更不會異想天開用望遠鏡探究太陽和地球誰圍著誰轉這類無聊的問題。
隨之接觸的是傳教士,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桃子的表皮。
對待外來文化,除了短暫的義和團時期,中華民族一向寬厚,包容,這次也不例外,相反,同時期極度抗拒的是日本,日本以正宗的中華文明傳人自居,鄙視西方文化。
為了牴觸基督教,日本發明一種「踏繪」儀式,對每位來日訪客不要求做核酸檢測---當時人類還沒發現核酸,卻要求「踏繪」。汪鵬在《袖海集》又名《日本碎語》中記載,放在地上的是一塊銅板,「以銅鑄天主像」,都要「踐履之,以示摒也」。
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評價我們守殘抱缺、因循守舊有失公允,事實上,中華文明兼收並蓄,寬宏大度,儒、釋、道、基督、回教和睦相處,同時,對外不同於西方殘酷的殖民主義,以感化為主,像播種子一樣傳播著文明。「有容乃大,無欲則剛「,中華文明作為唯一倖存的古文明綿延至今。
「雙贏是贏二次」,二次鴉片戰爭即被虐二次,清朝意識到英法堅船利炮背後強大的工業基礎,於是,「吃桃子」進入吃果肉的階段---學習西方的技術和管理。
歷史學家陳旭麓評論:「研究中國近代史,當讀懂三個人,一個滿人、一個漢人、一個洋人,即慈禧、李鴻章、赫德。」 赫德是英國人,清朝正一品大臣,職位為海關總稅務司。他引入西方先進的管理,建立了一套廉潔高效的管理系統,海關成為「無官不貪」「無衙不腐」清朝官場中的一片淨土。
1865年赫德向總理衙門提交《局外旁觀論》奏摺,吹起了洋務運動的號角,隨後英國公使威妥瑪也遞上一份改革倡議《新義略論》,合稱「二論」。赫德在位近半個世紀,海關稅收逐年增加,佔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由原來微不足道上升為近三成,創辦洋務企業主要是海關出錢。
客觀地講,清朝較好地吸取了歷朝覆亡的教訓,如宦官當權,外戚亂政,皇位爭奪而骨肉相殘;皇帝勤勤懇懇,沒有一位耽於享樂,不務正業;君尊臣卑,合於禮儀,《嘯亭雜錄》記載過君臣感人一幕,戰報傳來,皇上剛用餐,「因念將士用命,潸然淚下,適落魚羹中」,魚羹賜給將軍,將軍感動涕零,原竭死以報。
另外,「二論「高屋建瓴,針砭時弊,建議的改革措施在洋務運動中居然次第實現了。難能可貴。
但是,清朝為何覆亡呢?清朝沿襲了明朝的二禁:出海、言論,且變本加厲,一個戲子向雍正弱弱問了一句當今常州太守是誰,雍正竟認為妄議朝廷,亂了綱常,下旨打死,控制百姓言論之嚴苛可見一斑。
二禁導致清朝官場成為孤立封閉的系統,違背了熵增原則,即熱力學第二定律,一個孤立封閉的系統將不可避免趨於混亂和無序,最終走向寂滅。無論當初多麼傑出,多麼有活力,多麼努力做好內循環,也改變不了這個趨勢。經歷三百年二禁的晚清,腐敗已深入骨髓,沉痾難起,無力回春。
大清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洋務運動宣告失敗,以同盟會為代表的仁人志士意識到背後深層的原因是制度的腐朽,立志驅除韃虜,建立民主制度,這意味著「吃桃子「觸及桃仁堅硬的外殼---社會制度。
貪腐感知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是透明國際自1995年起每年發布的權威評估, 排名靠後的貪腐國家民主制度佔多數。2019年全球最腐敗的十個國家,七個是民主國家,比如,倒數第二的南蘇丹,實行三權分立及兩院制,行政、立法、司法獨立,國會(上下議院)為立法機構。
對此現象,一些嚴肅的學者辯解道,他們暗箱操作,玩弄民主於股掌之間,實行的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我認為這個說法很不嚴肅,按照這個邏輯,任何地區都不會有貪腐企業,哪個企業貪腐了就不算真正的企業;任何制度都不會成為壞的制度,哪個國家腐敗了它的制度就不是真正的那個制度。
合理的解釋是,制度不是源頭,是文明派生的產物,執行中太多細節依賴於文明的價值判斷,依賴於民族的基本素質。
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針對我國經濟,闡述過「後發劣勢」的理論:「經濟發展中的後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間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用技術模仿來代替制度模仿。。。這種用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長期代價極高。」
楊小凱的盛世危言忽視了二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正是意識到撇開制度只學技術走不通,中華民族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三十多年後,不滿國民黨的腐敗,再一次建立新的制度。
楊小凱強調製度模仿,我的觀點恰恰相反,盲目模仿民主制度,是一種膚淺未切入本質的行為,誤導我們領悟現代西方社會之精髓。
終於,我們穿過桃仁的外殼,進入桃仁內部。
資本主義精神是「桃仁」的關鍵成分。資本主義精神最早由德國哲學家韋伯提出,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資本主義精神是新教倫理的延伸。
看待西方文明的優勢,我們不應糾結在道德的角度,事實上,西方文明並不比我國傳統文化更仁慈,更人文,仁義禮智信講得更透徹。
它的優勢在於跟科學結合,迸發出力量,科學有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而且,促使科學轉換成技術,獲得規模化的應用。
西方古代文化中科學的地位比我國高,他們相信上帝通過存在事物的和諧有序展現自己。在古希臘神話中,為了獎勵某神,眾神之王宙斯會將他帶到神殿裡,打開一扇窗戶,讓他看一眼宇宙的奧秘,所以,凡人能探知宇宙的奧秘是神性的行為,是莫大的榮耀。
新教只承認上帝的權威,相對於彼岸的神聖,此岸無任何法則能產生權威,此觀念加強了對世俗威權的質疑,營造了科學自由的環境。
新教觀念中,理性地賺錢、用錢是對上帝的榮耀,促進了科技規模化應用。德國人古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機,以法國人狄德羅主編的厚重的《百科全書》為例,當時發行量竟達二萬五千套。畢昇早四個世紀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十九世紀之前中國書籍出版還是靠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同樣百科全書性質的《永樂大典》只有三套,《四庫全書》只印刷了七套。
吃完整個桃子,我們已清楚民主制度不是西方現代文明的核心。
一直以來,許多人錯以為民主制度是核心,看到社會問題總是無奈地歸結於制度,期待某一天神奇的制度從天而降,根治一切,氣象萬新。
無用的抱怨,不如提升自己,影響周圍,參與社區,甚至幫助解決問題--即使是網上的一次轉發,這就是推動民主進程的行為;為了杜絕問題重複發生,提出或者支持落實到法製法規上的提案---即使是網上的一次籤名,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建設。
導致民族落後的原因多種多樣,戰爭、資源、內亂、天災、人禍,封閉等等,可是,導致民族進步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民眾的思維進步了。
孟德斯鳩說:「解放一個習慣於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一個習慣於自由的民族更難」。前者的更難在於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後者知道自己不能失去什麼。追求自由,可以用制度保護它,可是,如果捨本逐末追求制度,用什麼保護制度,保證它不變質不走樣呢?
制度是術,是桃仁的外殼;精神是道,是桃仁。桃仁帶有文明的遺傳基因,外殼因法制的堅實得以保護桃仁不受侵害,從而生根發芽,枝繁葉茂,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