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美國著名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1885—1972)翻譯了一本名為《華夏集》(Cathay)的中國古典詩歌文集。這本詩集出版以後,在英語世界引起了極大反響。「它的出版立刻在英美詩壇掀起了翻譯中國古詩的熱潮,甚至它使中國古詩一度淹沒了英美詩壇」。《華夏集》之所以造成如此轟動,主要原因在於它不僅蘊涵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特點,而且還融入了龐德個人的現代主義詩學創作理念。具體而言,龐德在詩集中對中國古詩採取了「邊譯邊創」的譯介模式,他的譯詩主要是在理解原詩的基礎上進行的詩歌再創作。據此可以說,《華夏集》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詩歌譯著,它在更大程度上可被視為中國古典詩歌在英語世界的「涅槃重生」。
一
誠如前文所述,《華夏集》的主要成就在於龐德對於中國古典詩歌所做的「現代化改造」,他的目的是要為其所處的時代提供一種具有刺激作用的「新的自由體詩」。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龐德深化了對中國古詩的認識。他逐漸領悟到中國古詩獨特的詩性品質,並開始有意嘗試摹仿中國古詩的形式特徵,作為他「刺激新詩」的手段。比如,龐德將《送友人》中的詩句「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翻譯為「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不難看出,譯詩在句法形式的處理方面與原詩神形兼似,嚴絲合縫。具體來說,龐德在譯詩時使用的策略是儘量還原漢詩的句法構式,他刻意省略掉部分英文語法成分(如省略謂語動詞),意圖是為了模糊譯詩中意義間的邏輯聯繫,以營造出與原詩類似的美學效果。這樣的譯文作為英語詩歌是相當奇特的,它「簡潔含蓄,超越了傳統英詩中的時空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中國古典詩歌那種將個人一時的體驗轉化為普遍恆常經驗的詩意境界」。由上可見,通過翻譯,龐德創造性地借鑑了中國古詩的語言結構形式,其譯詩也因此能夠在英語世界展現出全新的生命姿態。
埃茲拉·龐德
二
龐德是20世紀初期英美意象主義(Imagism)詩歌運動的發起者和主要倡導者。早在1913年,他就發表了《意象主義者的幾條禁律》(「A Few Don’ts by an Imagiste」),該文隨即成為了意象派詩歌創作的重要綱領。在龐德看來,詩歌的基本要素就是「意象」。所謂「意象」,指的是「能夠在剎那間呈現出來的理智和情感的複合體」。這個定義包含內外兩個層面:內層是「意」,是詩人主體理智與感情的複合體;外層是「象」,是一種物象的呈現:兩者缺一不可。詳細而論,龐德主張,以鮮明、堅實和凝練的意象來統一內在情思與外在物象。詩歌創作的要求是依憑直覺去捕捉和營造一種主客觀契合、心物交融、精神與物質相統一的審美意象系統,以此來展現詩人的思想感受和心態意緒。此外,他還特別強調:「詩人應遵循意象的準確性,並使用清晰精準的語言。」在此不難發現,龐德秉持的意象主義詩學理念與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傳統有著不謀而合的「共場」。眾所周知,中國古詩亦十分重視意象,並以意象作為詩歌的基本肌質。因此,在創譯《華夏集》時,龐德特別注重突出原有意象,甚至不惜以「誤讀」為代價衍化出更多新奇的意象。例如,龐德把「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譯作「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在該例中,原詩的「煙花三月」是用來描述詩中主人公送別老友的時間。龐德直接忽略了此意,他刻意將「煙花」拆解為「smoke」和「flower」兩個意象並構成意象疊加,以此來展現他的詩學技巧。另外,還需指出的是,龐德並未按照常規將「故人」和「黃鶴樓」兩個意象翻譯為「old friends」和「Yellow Crane Tower」,而是按照其日語發音將它們音譯為「Ko-jin」和「Ko-kaku-ro」。這樣的翻譯處理對於西方的普通讀者來說,勢必不知所云,但卻恰恰達到了龐德所要追求的「現代派」美學效果,即「詩歌要讓讀者感受到一種清晰的隔離感,給他們以巨大的想像空間」。
三
音樂性是龐德極為重視的詩歌元素。在他看來,詩歌不僅應該作為書面文字呈諸人的視覺,還應作為吟誦歌唱的材料訴諸人的聽覺。然而,龐德對於當時維多利亞時期呆板僵化的詩歌節奏表現得相當反感。他主張摒棄傳統英詩華而不實的詩歌韻律,轉而追求能夠表達與詩歌情感完全一致的「嶄新的節奏」。基於這種認識,龐德在《華夏集》中將中國古詩幾乎全部翻譯成有韻或無韻的自由體詩。但是,這樣的自由體詩並不意味著龐德擯棄了詩歌節奏,恰恰相反,它是一種精心安排的、具有特殊節奏結構的自由體詩。這種特殊結構被稱為「短語節奏」。「短語節奏與語義的展開相對應,也就是說,節奏單元劃分大致與意群的劃分相對應……短語往往與朗讀時自然語調的呼吸群相一致,也與語句的意義聯繫方式相一致。故而,它比英語傳統的切割詞彙的音部節奏來的自然。」概言之,龐德的「短語節奏」不再刻意「因律湊韻」,它祛除了譯詩中一些不必要的成分,同時增強了詩歌情感表達的靈動性。例如,龐德將《送元二使安西》英譯如下:
Light rain is/ on the light dust.(渭城朝雨浥輕塵,)
The willows of/ the inn-yard
Will be going/ greener/ and greener,(客舍青青柳色新。)
But you, Sir,/ 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 (勸君更盡一杯酒,)
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
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 (西出陽關無故人。)
例詩原文共四行,龐德將其譯為六行。從整體上看,譯詩的節奏多是由兩個或三個短語交替組成。其中,第一行和第二行均由兩個短語節奏構成,第三行由三個短語節奏構成,其間的「greener」一詞重複兩次,形成頭韻,同時還與第一行中「light」的復用形成呼應。第四行運用的是四短語節奏,它似乎是第一行和第二行節奏的累加,這句詩特別長,仿佛是詩人向友人勸酒時生發出的長長的感喟。詩歌的五六兩行再次使用三短語節奏,這兩行末尾的「you」和「Go」形成尾韻,詩的末行「gate」和「Go」又生成頭韻。可以看出,龐德在短短的六行詩中使用了為數不同的短語節奏。這些短語交替使用,使譯詩節奏跌宕起伏,音韻多變,從而使該詩的韻律與詩歌的情感緊密相連,渾然一體。
四
《華夏集》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情況究竟如何,可以其中的譯詩《河商之妻:一封書信》(「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的傳播與接受情況為例。《河商之妻:一封書信》譯自李白的《長幹行》。這首詩於1954年被收錄進《袖珍本現代詩》(A Packet Book of Modern Verse),成為20世紀眾多重要英美現代詩歌當中的唯一譯作。1976年,該詩又被錄入到權威詩歌讀本《理解詩歌》(Understanding Poetry)當中。進入80年代,《河商之妻:一封書信》的經典化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1984年,《美國詩歌五十年》(Fifty Years of American Poetry)出版,這本詩選是由美國最權威的「美國詩人協會」編輯,龐氏譯作再次作為唯一譯詩入選。1998年,「美國詩歌與文學普及學會」選編的《美國名詩101首》(101 Great American Poems)又選入了這首譯詩。此外,全球各大學教授美國文學的常用課本、具有經典地位的《諾頓美國文學選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的各種版本也都收入了此詩。
來自輸入語地區主流文學批評界的評論也可用來說明《華夏集》的接受效果。例如,英國知名文學批評家勃洛克(Arthur Clotton Brock)在西方最主要的文學評論刊物《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就曾撰文稱讚《華夏集》「語言簡練、明晰、準確」。福特(Ford Madox Ford)評論說:「《華夏集》是用英語寫成的最美的書,如果這些詩是原作而非譯詩,那麼龐德便是當今世界上最偉大的詩人。」榮之穎(Angela Jung Palandri)進一步指出:「如果不是龐德為《華夏集》中的譯文注入了生氣,這些中國古代的經典對西方而言仍然是遙不可及的。」甚至對龐德本人很不友好的美國著名詩人王紅公(Kenneth Rexroth)也不得不承認《華夏集》是20世紀最佳詩作之一。
通過以上論述不難看出,作為「譯作」的《華夏集》較好地傳達出了中國古詩的特色和情趣,加深了中西文化間的了解和溝通;而作為「詩作」,它把中國傳統的文學因子植入到英語詩歌當中,推動了西方現代文學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華夏集》既代表了中國古典詩歌在英語世界獲得的成功,同時也被認為是龐德對英美詩壇「持久的貢獻」。(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