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王小笨、雅婷
作者：雅婷
編輯：王小笨
《東北虎》最近剛剛剪輯完，現在在做聲音、音樂和調色這樣的後期工作。我們在鶴崗拍了大概兩個月，回家拍踏實，因為自己對那個環境很熟悉也很喜歡，它能達到我們影像裡的所有要求。其實在寫劇本的時候我就會開始規劃劇本裡的某個場景在哪兒拍，攝影和美術在重新選景是在我之前拍過的場景的基礎上，因為我們不能在一個地方拍重複的場景。
《東北虎》的主角是章宇和馬麗，和演員的溝通從一開始就特別順暢，我也看過他們之前的作品，他們對我之前作品裡的演員也是非常認可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做了一個融合。拍戲的時候我並不是讓鶴崗當地的演員去向他們靠近，然後讓我的演員演成他們的專業度。我們其實是反著走的，是讓他們往鶴崗的環境靠，所以他們最後呈現出來的其實是一個非常契合的表演方式，這種融合對於他們這樣優秀的演員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大的難度。
在寫劇本的時候我沒有想過要固定找誰來演，寫完劇本後就有了一個 30 多歲，晚婚，剛懷上第一胎這樣的女主角，所以馬麗在年齡點上是適合的。很多人覺得馬麗是一個喜劇演員，但她首先是一個演員，一個好的演員是可以駕馭各種風格和類型角色的，而且我覺得能演喜劇本來就是很難的。
（《東北虎》開機圖）
其實我電影裡的主人公和人物關係一直都在東北的景觀裡，只是故事的背景正好是2010年前後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在那個時間段裡就顯得更現實。鶴崗就是我的家鄉，（經濟問題）這個事兒對我來說是現實存在的。我希望家鄉現實存在的東西能被更多人看到，因為那裡不單有便宜的房價，還有其他需要被別人看到的真實。
現在鶴崗只有當地或者黑龍江那種官方的報導，但這個真實感可能只有官方的報導是不夠的，所以是需要一些其他報導來補充的，我覺得我們可能會承載一些呈現的義務。我不想讓這些被遮蔽掉，這樣一個地方太容易被遮蔽掉了。一個地方的現實就是如果自己要是不去關心那兒，其實它可能就被自己遮蔽掉了。
從2019年春天到現在，大家都在說房價的事情。我覺得鶴崗可能有另一個功能的出現，它能給這幫大城市裡沒有錢，還渴望買房的那幫人解壓，你在這兒會覺得自己沒有經濟壓力的問題。
前兩天還有一個電影編劇問我，去哪兒租房可以安靜寫作，然後租房還沒有壓力。我說你去鶴崗，五千塊可以住一年，而且鶴崗的緯度和北歐一樣，下午三點半天就黑了，物價還便宜。也不用離開城市生活，物流都很方便，有一個特別大的綜合購物中心叫時代廣場，也有兩家影院，這些都沒問題。
我想用影像把那些即將消失的工業景觀給留下來，但這樣有什麼意義，我也沒想過。那些承載了三代人記憶的場景，那些大的工廠，煤礦或者是家屬樓，是鶴崗的，也是我的成長經驗。這樣的新舊交替是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裡，伴隨著一些逝去的記憶，會有一些傷感的情緒，因為那些記憶都是有根據地的。
比如說我的小學還在，只不過現在已經荒廢了，可能再過幾年也就拆了。我每年回去的時候能看到記憶裡一個特別具體的根據地，但是當這個根據地徹底消失之後，內心好像就沒有那麼踏實。因為人可能既需要繼續生活，又需要以前的生活作為精神上的依託。
東北人的個性有共通的東西，有本地獨特的東西，清醒的時候我也會覺得說，「這裡有那麼多山珍！」我看街上走的那些人那麼有趣和可愛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可能是山裡邊的蘑菇，不是那種毒蘑菇，是那種特別可愛的山珍，但是當有一些特別糟糕的情況出現的時候，我就會覺得他們是山裡的毒蘑菇。
那種情感其實特別複雜，我沒有辦法去美化東北人，我也沒有義務去美化東北人，因為我特別特別自信，就是在這一點上我能特別清楚的知道，我所有的愛恨交織都源於我自己，源於我自己是個東北人。
（耿軍出演自己的電影《輕鬆+愉快》劇照 ）
我從沒有用一種蹩腳的眼光去看待那個地區，或者是某一個人和那個群體。我對那兒的愛恨交織其實都是因為我在乎那兒。我對自己的不滿也包含著我對那個地方的不滿，我對那裡的制度和人際關係等因素都是有切身體會的不滿，我是其中的一員，我沒法特別理智地對它，我也希望自己不要太理智，不要變成一個東北問題專家。我會變成一個提問題的人，一個不太客氣地提問題的人。
我對其他地方可能會客氣一點，但我對東北可能不太會客氣，但我覺得我那種不太客氣也是有溫度的，我也希望那裡給大城市的人帶去的安慰能持久一點。我也聽說因為有人寫鶴崗房價的事，鶴崗現在的房價有點上漲了，要是漲一點還好，要是漲太多的話，我們也有罪惡感。
東北文藝復興是一個新鮮的說法，但要靠一首歌來復興嗎？還是靠幾本小說？我覺得那些作品都是特別好的，我都看過，但是還不夠多。所謂復興應該是，無論小說、音樂、電影還是電視，這些領域都湧現出了好的作品，才有可能呈現一個文藝復興的局面，只靠一個口號是不夠的。
我們看文藝作品，看完之後會去想說中國過得好的地方是哪兒？我們會參考一個樣本，會覺得那兒過的好，為什麼過得那麼好，我們會研究它。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愛看哪兒過的慘，我們要不要研究它？東北恰恰提供了一種有趣的表象，它可能在一個有趣的點上，大家就橫向地來觀看這些小說和電影。
但我覺得文藝作品本身能帶來的東西是微乎其微的，大家是像看一個網紅一樣去看這個城市，或者說看東北。東北有三個省，我只說黑龍江省，其他地方不歸我說，我還是希望大家不要用一個看網紅的方法去看它，紅半年就算了，大家就不太理它了。
（《輕鬆+愉快》劇照）
我希望鶴崗這個城市，或者黑龍江地區不要被這樣觀看，我希望它能有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被別人當成一種奇怪的事去研究它。其實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像這種能源枯竭的城市多了去了，經濟衰敗的樣本也多了去了，只不過是其中有一個受到了關注而已。
我們拍電影不是去研究一個地區，當一個地區的研究專家。研究一個地區不要根據《新聞聯播》，也不要根據文藝作品，文藝作品有情感先行的東西。研究社會靠電影是不夠的，靠小說也是不夠的，但要是說提供一種情感，以及導演表現現實的溫度，那可能是夠的。
我也沒有把在鶴崗創作當成一個前提擺在那兒。黑龍江有那麼多可拍的，我未必非得在鶴崗耗著，中國有那麼多可拍的，我未必在東北耗著，世界有那麼多可拍的，我也未必在中國耗著。我覺得這些都是自由的，沒有想過說一定非得在哪兒拍不可。
我這次在廈門短片周擔任創投單元的終審評委，看片的時候發現的問題，也是整個創作環境裡的共性問題。很多導演和編劇在某些理念上沒有達成一個特別好的融洽度，就會擰巴一點。要不然就是想當然，要不然就是言不由衷的空，或者是一種坐在屋裡面想像出來的真實生活，像這樣的問題其實在哪兒都有。
創作還是要從自己身邊熟悉的東西入手，然後要有特別清晰的創作和製作思路，要是都能摸準就還好，但要是只想著創作不想著製作，寫的時候挺飛的，到最後其實完成不了，在創作和製作之間找到平衡點，對大家其實都是難題，對我來說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