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現代「進步」信念的影響，現代文人一般認為自己比古代學人高明，事實真的如此嗎？我們不妨來對比一下。
1. 古代人追尋的是德性，現代人追尋的是自由。以德性為目標，必然是鑽之彌堅，仰之彌高。德性與人格境界直接相關，君子尊德性方能道問學，學者厚德才能包容萬物，融會貫通；儒者明德方能近仁親民，追求至善。而自由作為一種理性的政治道德，根本就不能算作德性。他本質上只是一種欲望，與人的人格境界完全無關。以自由為目標，絲毫說不上崇高，因為滿足自我欲望、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只是每個人都具有的俗常本能，這個倫理標準實在過於低俗。
2. 立足於德性，古代人的人格實現依靠的是責任，現代人則是非常形式化的人格獨立和自由。以責任為倫理，是說一個人的人格是否能夠實現，能夠獲得多高的社會評價和歷史評價，要看其對家、國、天下盡了多大程度的責任。也就是說，對於學人的評價，最終不是看他其是否堅持某個道德信條，而是看他和他堅守的信條在實踐中是否能夠有多大的貢獻。而現代人的人格獨立，僅僅要求其堅持某個信條、某種界限、某種形式，完全決絕實踐性的評價，尤有甚者，會把這種形式化的獨立放置到家國天下和人民之上。
3. 古代人在責任的擔當中、在歷史中追求人格的不朽，現代學人迷戀的只是欲望的滿足、現實的消費。古代學人依靠德性與責任確立自我認同，確定自身在歷史中的位置。責任將自我評價和社會評價的標準，從主觀信念轉化為客觀實踐，一方面將個人與集體綁定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打通了個人的歷史面向。個人是濃縮的歷史，歷史是拉長的個人。個人的人格實踐自此能夠穿透時間，在歷史中獲得不朽意義。此即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而現代人不僅通過極端形式化的信念認同，將自身與集體對立起來，把自己股孤立為社會的單子，而且堅持寧明而死，不默而生，只注重現實的消費，完全放棄歷史的眼光與責任。
4. 古代人在堅持兼濟天下的責任倫理的同時，對己則是高度反思的，故有一日三省吾身，而現代人在自由理論、私己倫理下形成的反思概念，指向的只是外部的社會與國家，對於自己，卻是從來不肯反思一分一毫的。對家國天下負有責任，遇事肯定會反思自己，以私己個人為本位，把欲望、利益最大化作為目標，那遇到問題必然會無休止地怨天尤人，責怪外界，難以躬身自省。這即是求諸己與求諸人的區別。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人為為學，首先講求的是反思自己，說服自己，而現代人尋章摘句，要麼是媚俗取容，要麼是為自己的無恥無良進行辯護。
5. 德性、責任、歷史和反思構成強烈的道德激勵，催動古代學人不斷上下求索。古代知識人全體有著堅實的自我認同，他們分享著某種社會共識，對社會政治生活持有某種普遍的正義觀和理想圖景。而這一切的根本，乃是他們獨立產出一套合法化的知識。也即是說，他們不僅是某種秩序的衛道士，更是社會價值的生產者和承擔者。能夠自主地生產知識，是古代學人能夠獲得社會領導權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具有獨立性和自治性的根本標誌。與之相比，現代學人所主張的那種人格獨立和學術自治，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姿態和腔調，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力獨立產出知識。從知識生產的角度上看，現代人只是西方現代化範式的附庸，他們不是知識的生產者，而是次一級的消費者。
6. 與其知識生產者的角色相適用，古代人養成了充足的文明自覺、制度自信和中國認同；而現代人在人格虛假獨立、知識依附的條件下，製造和販售的只是形形色色的虛無主義。不論是在國泰民安、天下大治的歷史順境中，還是在禮崩樂壞、天喪斯文的現實逆境中，古代學人都表現出了高度的文明自覺和自信，他們都能夠依據那一套知識範式，對中國人的生存智慧、實踐經驗、制度創新作出全新的解釋，從而樹立道德—政治評價方式和正當化模式，確立新的正義標準和文化認同。等等這一切最終都匯聚成一種公共文化，一種歷史文明，化成天下，進而建立起堅不可摧的中國認同。而現代知識人因為缺乏文明的自覺和中國認同，他們的那些批判，都含有濃烈的虛無主義。總之，古之學者內中國而外夷狄，今之學者內夷狄而外中國。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明白了這個道理，還會認為，現代人有比古人高明的地方嗎？我實在想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