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駿
12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作家蔡駿的首部半自傳體長篇《春夜》。
小說以第一人稱的視角，講述了文中「我」的父輩工作半生的春申廠的歷史和圍繞工廠發生的兩起懸案：當年，與「三浦友和」競爭副廠長的技術高手王建軍製作永動機壯志未酬，被謀殺身亡。「我」老廠長車禍身亡後，父輩對當年的追憶中，巧合聽聞此案。正在「我」和夥伴破案的過程中，新廠長「三浦友和」又在春申廠即將被出售之際，和工人救廠的集資同時失蹤。
為了找到真兇，也為了完成已去世的老廠長對我的託夢，我們開始了對「三浦友和」漫長的尋找。而世事流轉，春申廠老工人風採逝去，小輩們也有了新的生活，但 「將廠長捉回來」的執念依然存在，最終，我們在巴黎見到了落拓的「三浦友和」，卻發現，一切懸案都與他無關……
最近，蔡駿《春夜》的新書發布會在北京舉辦。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批評家楊慶祥，中國作家協會創業部副研究員嶽雯，《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徐晨亮，藍港影業CEO嚴雨松，喜馬拉雅人文主編黃怡婷，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顏慧等人出席了活動。發布會現場。
蔡駿的「夜晚美學」在《春夜》裡，蔡駿寫的上海跨越二十年，這二十年在歷史長河裡白駒過隙，但對於每個人來講，二十年就是活生生的現實。《春夜》的後記部分蔡駿提到，他採用了虛實結合的方式來謀篇布局。小說裡面有很多人物基本上可以通過姓名符號推斷出大致的性格或者大致的定位，而「蔡駿」的名字也出現在了小說中。
評論家賀紹俊在評價蔡駿的寫作時談道：「蔡駿的敘述自成一格，他往往讓自己充為一個角色加入到他虛構的人物陣營之中，明白無誤地將自己的真實經歷嵌入情節發展之中。這種似真似幻的敘述也許會拉近讀者與小說場景的距離，獲得一種真實感。蔡駿坦然地將自己的經歷編進故事之中。不妨將此視為作家處置自己經驗的另一種方式，這是不是有一種穿越的效果，一種真實向虛構的穿越？」
顏慧談道：「類型小說需要高度的智慧和高超的謀篇布局能力，從懸疑小說作家並軌到純文學軌道上，我發現蔡駿非常自如，情節構思也非常吸引人。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題材文學作品，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能讓讀者產生代入感。小說通過人物的行動軌跡，讓上海這個城市有了更多擴張，我們都讀過王安憶筆下的上海，陳丹燕的上海，或者是金宇澄的上海。而蔡駿用大量的文學人物的名字和上海的一些標誌性地標相互交織，編織他的這個故事，構建他自己的一個上海。」
徐晨亮說：「蔡駿在這些年的創作中發展出一種可以稱之為夜晚的美學，用一個現在特別流行的說法，以夜晚為方法，包含了大量具有時代感的一些信息，一些人物，一些符號，去審視我們的生活和時代，審視我們自我和歷史的關係。」
「小說裡，蔡駿父親同場的三個好朋友三劍客一起出現，其實每一個符號可能都在八九十年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裡扮演過特殊角色，或是一些象徵。看到這些，人們會激發很多聯想，具有年代感的符號性和當代人的生活彼此滲透，這些東西已經滲透到人們日常的意識當中，變成一種去審視日常生活的方式，蔡駿寫到了這些外在符號和小說人物生活世界之間的平行互動滲透，我覺得這是特別有意思的一點。小說裡很重要的時間節點，就是春生塔被拆掉，被推土機推為平地，恰好也是和『9·11』事件發生在同一時間點上，一下子把小說的時空和外部歷史時空打通了，具有闡釋空間和價值的意義。因此我相信這部小說為我們當下文學提供很多新的話題，而且我覺得這部書，應該放在蔡駿二十年的寫作歷程，乃至我們新世紀二十年以來整體的文學發展的脈絡裡面去審視。」徐晨亮談道。
發布會現場。
一種歷史寫作新的可能性《春夜》中，大量蔡駿擅長的懸疑推理元素仍充斥於作品中，以一種奇詭、懷疑的氛圍，烘託出了新舊世紀之交，工廠工人以及工人子弟生活的起伏和心理的不安。推理、探案的元素雖然不再是作品的「主角」，但仍充分地融入了作品，營造了一種亦真亦幻的魔幻現實主義氛圍。
而相比於之前的作品，《春夜》更注重展現深流湧動的社會關懷故事，寫照出親切而真實的工人群體生活，展現當代工業社會背景下工人群體及他們的後代的精神。
書中的普通人看似面臨無盡的機遇、挑戰，命運曲折離奇，但是在大環境下，他們又身不由己，最終是歷史的陰差陽錯之中艱難前行的普通人，沒有撼動大局的力量，甚至無法一窺歷史的真相。最後，老一輩的奮鬥者逐漸凋零，新一代人雖然繼承了父輩的追求，卻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建構著時代洪流之下上海市井的「眾生相」。
但《春夜》故事中的眾生雖然身不由己，卻也並沒有無力地浮沉，他們執著於自己的追尋，如書中「我」追尋的文學理想，王建軍追尋的「永動機」，又或是「我」、張海、小荷……這一代春申廠子弟，在成長過程中，對於廠長、對於「懸案」真相的不懈追尋。雖然最終，這種追尋大都沒有開花結果，但是在這追尋之中，「我們」都更理解了生活。
楊慶祥說：「蔡駿書寫出了我們同時代的今夜，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代人都希望自己的經驗持續更久，覆蓋更多代際的人。在整個當代的敘事裡面，賈平凹的經驗，莫言的經驗，更上一代，沈從文的經驗，張愛玲的經驗，他們的書寫，會不停想要覆蓋其他下一代人的經驗。每一代的寫作者和思考者，都應該有足夠的勇氣或責任，去把自己的經驗書寫出來，把它銘刻進去，這樣這個寫作才是有效的，所以能夠理解蔡駿為什麼要用一種半自傳體的方式書寫上海，書寫工廠，書寫父代人和我們這代人之間的關係。我們需要把這種經驗和我們的思考，我們不可替代的歷史感呈現出來，跟他們形成一種對話，所以這個意義上，蔡駿的寫作不僅僅是同時代的寫作，還是關於上海，關於中國當代史寫作的一個版圖。」
「當代寫作具有非常多的可能性，重要的不在於各種概念，而在於我們怎樣真實地表達我們自己的經驗和歷史，這是最重要的，我們首先要做一個忠實於我們自己的人，那麼我們一定會寫出好的作品。實際上蔡駿這個長篇，呈現出來是一種非常雜糅的寫法，這種雜糅不僅僅是一個修飾層面的，而是恰恰是中國當代史，上海的當代史，本身就是一個雜糅的歷史，就是說這種寫作跟歷史本身的邏輯是契合的，提供了一種歷史寫作新的可能性。」楊慶祥談道。
《春夜》書封。
「一種對安全感、尊嚴感的至死不渝的追尋」嶽雯認為，一個作家要突破自己慣常的寫作路徑，突破自己的語言，去轉型去走另外一條新路的時候，這到底意味著什麼，這是《春夜》給我們提出的一個問題。小說用非常鋪張、奢侈的用詞，以一種寫賦的形式來寫小說。
「小說整體講的是人物對安全感、尊嚴感的至死不渝的追尋，與此同時，這裡面還有一種樂觀浪漫的東西。蔡駿克服了寫作者的自戀，指示我們看到一個有情有義的張海。為了把廠長捉回來，他們修好了那輛紅與黑的轎車。這個轎車本來應該像工廠一樣死亡消失，因為這輛車在高速公路上遭遇車禍，已成殘骸，但在工人們的手裡起死回生後，成了非常炫目的存在。」嶽雯談道。
「若干年後，當轎車再次被廢棄，他們又再次把它找回，重新賦予它生命，這時出現小說裡極具高光色彩的一幕：張海駕駛紅與黑從上海出發，到新疆，到哈薩克斯坦，穿過中亞到俄羅斯，到芬蘭波羅的海，然後一直到了巴黎。也許很多年後，我們可能會忘記《春夜》具體講了什麼，忘了《春夜》的很多小細節，但我們一直會記得這輛汽車，相信這樣一個人，開著這輛汽車，與其說去找廠長，去知道這個工廠的真相，不如說他是駕著這輛車尋找工人階級的命運，他一直開到世界盡頭，這個時候我會覺得它其實沒有消失，好像我們每個人都坐在這輛汽車上，這輛汽車上有我們的過去，可能也有我們的未來。」嶽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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