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悼《柳如是別傳》

柳如是別傳·附記

史家紀事自以用公元西曆為便，但本稿所引資料本皆陰曆，若事實發生在年末，則不能任意改換陽曆。且因近人所編明末陰陽對照表多與當時人詩文集不合，不能完全依據也。又記述明末遺民之行事而用清代紀元，於理於心俱有未安。然若用永曆隆武等南明年號，則非習見，難於換算。如改用甲子，復不易推記。職是之故，本稿記事行文往往多用清代紀元，實不獲已也，尚希讀者諒之。

　　 錢柳逝世後三百年，歲次甲辰夏月，陳寅恪書於廣州金明館，時年七十五。

悲劇《紅樓夢》於非人世界拓出一片人性天地，《柳如是別傳》從歷史深淵推出一團人格光明。

所謂人格光明，當類於馬丁·海德格爾《Being and Time》之Being，或曰存在之敞開，或曰存在之關懷。

竊以為，正是這種存在關懷意義上的人格主題而不是常人所云之愛國熱情，使《柳如是別傳》高出於其他相類題材之作，而足以與《紅樓夢》媲美。

愛國熱情乃一古老話題，幾與女子的操守貞節相同。

而恰恰又是女子最易被莫名其妙地視為亡國之禍根，一如她們也往往因被斷言失身而蒙恥。

其緣由或許是源於男權世界中的女子，歷來身處弱者地位，王公貴族侵佔其身體，文人學士審判其道德，既無肉體之自由，亦無靈魂之標揚。

一句「商女不知亡國恨」已是千古定評。

可詩人大概不曾想過，國家之興亡，商女本無責。

這個世界為男人掌權，男人操戈，成敗興亡，唯男人是問，何以感慨「商女不知」？

與之相應，救國救民之光榮則總也落不到商女頭上。

當年夏衍先生的《賽金花》一劇似有此意，然因魯迅先生一覺醒來發現「與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陣的賽金花也被奉為九天護國娘娘」而作罷。

魯迅的深刻自然遠在杜牧之上，且不說對歷史的洞察力，即便倫理觀念，也有其早年的《我之節烈觀》作證，然其晚年也偶爾難以免俗。

可見女人尤其商女與亡國之關係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傳統因襲，如激烈反對女人亡國說如魯迅先生者，有時也會落入文化積習的圈套。

那麼，陳寅恪先生作《柳如是別傳》其意何在？

難道僅意在言說商女更知亡國恨嗎？

倘若僅此而已，《桃花扇》便足矣。

寅恪先生於《柳如是別傳》述及河東君與錢牧齋事跡時，曾講到柳如是的「三死」：

乙酉五月之變，君勸宗伯死，宗伯謝不能。君奮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

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尋謝病歸。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挈一囊，從刀頭劍鋩中，牧圉饘槖惟謹。事解，宗伯和蘇子瞻御史臺寄妻韻，賦詩以美之。……

宗伯薨，族子錢曾等為君求金，於六月十八日自縊死。

「三死」顯然以柳如是為紅花，以錢謙益為綠葉。

然僅止於此，《別傳》則與《桃花扇》無異。

而我以為，《別傳》高出於《桃花扇》之處，不在於對柳氏的謳歌，而在於對錢氏的理解。 

寅恪先生固然不以宗伯行止為然，並於行文之中時有諷意，如評說錢氏被譏為兩朝領袖的史料時說：牧齋在明朝不得躋相位，降清復不得為「閣老」，雖稱「兩朝領袖」，終取笑於人，可哀也已。

然統觀全書所述，作者多有持平之論。

同樣為「勸死」的史料，至若《蘼蕪紀聞》引《掃軌閒談》云：

乙酉王師東下，南都旋亡。

柳如是勸宗伯死，宗伯佯應之。

於是載酒尚湖，遍語親知，謂將效屈子沉淵之高節。

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風景，探水中曰，冷極奈何！

遂不死。

寅恪評道：尚湖西山皆在常熟，當南都傾覆時，錢柳皆在白下，時間地域，實相衝突。

此妄人耳食之談，不待詳辨。

以寅恪先生之見，柳如是與錢謙益之間，雖然性格相異，「一詼諧勇敢，一遲疑怯懦」，於選擇生死上也殊多差異，但兩者的選擇卻同樣嚴肅。

何況錢氏留戀生活，並無卑劣之跡。

《別傳》曾連引數則史料，論述錢氏有關柳氏與他人往來一事之態度，如：當謙益往北，柳氏與人通姦，子憤之，鳴官究懲。及歸，怒罵其子，不容相見。謂國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節，乃以不能守身責一女子耶？此言可謂平而恕矣。

《別傳》並不因為錢謙益的遲疑怯懦而一味痛斥，相反，作者於開卷緣起一章便點明：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闕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焉。

自己「不降志，不辱身」，然亦不因此自覺高人一籌，貶詆他人。

強者雖有強者之剛烈，弱者亦自有弱者之尊嚴。

正是在這一點上，《柳如是別傳》高出《桃花扇》一籌。

《桃花扇》可列為歷史上有關商女與亡國之關係的別一種說法。

粗粗一看，這類作品似亦為商女伸張，如李香君之大義凜然。

然深加細究，則可發現，此種愛國熱情乃節婦烈女的同義語。

中國歷史上的統治之術有王道霸道之交互，中國人的相殘則有暴力屠戮與道德謀殺之區分。

大群凌遲乃陽光下的罪惡，人人所見；道德絞殺卻是黑夜裡的陰謀，難為人覺。

《桃花扇》張揚商女愛國，意在貶斥書生漢奸。

李香君形象之於侯方域宛如一把道德匕首，刀刃所至，一片血肉模糊，而有趣的是，劊子手又照樣由文人孔尚任擔當。

由於書生與商女同屬弱者之列，既無大權在握，又無金戈在手，故每每在興亡關頭要被責問忠烈名節。

書生從戎如辛棄疾者固然英勇可嘉，文人赴死如文天祥者亦可謂汗青丹心，然而倘若其均為名節而去，不亦悲夫？

試問，帝王將相且無以保護其臣民，平民百姓(包括書生商女)又何以應為前朝殉葬？

即便就清兵入關而言，此乃崇禎皇帝及大順皇帝之干係，何以歷史往往不究皇帝問書生？

如果問一問在大明、大順、大清之間，憑什麼說選擇這個光榮選擇那個可恥？

當何以置答。

按照一種慣例，只要主戰，打敗了也是英雄；誰想談判，成功了也有賣國之嫌疑。

同樣的邏輯用於書生，則因為其手無寸鐵，總免不了有淪落的危險，一如中國女子時常面臨名節問題一樣。

人格的關懷，往往不是強者的邏輯，而是弱者的哲學。

強者大多注重功利，欲主宰生存的權益；弱者往往關懷靈魂，只將寫存在的歷史。

然而中國人歷來傾向於強者的專制權力而無視弱者的生存權利，故倫理準則總是按強者的意志制定。

杜牧「商女」一詩如是，《桃花扇》一劇如是，幾乎所有的傳奇故事戲曲小說都如是(如《水滸傳》裡宋江殺惜，武松殺嫂，總是殺得理直氣壯)，唯有《紅樓夢》唱了反調，唯有《柳如是別傳》寫了相反的歷史。

中國人有帝王將相的歷史，有起義造反的歷史，又有為民主科學奮鬥的歷史，唯獨鮮有弱者的歷史，靈魂的歷史，或曰人格的歷史。

以中國文化之境況，由於個體的被忽略，群體的被誇大；強權的膨脹，弱者的萎縮，故本真的存在通常以人格形式向此在敞開，在生死關頭，在興亡年代。

漢末有黨錮之爭，明末有社團風潮，即如建安七子，魏晉風度，亦不失為一種靈魂的高揚。

總之，是此種對人格的關懷和張揚而不是其它任何主題，構成了《柳如是別傳》最為意味深長之處，成為其主旨所在。

寅恪先生乃以此「痛哭古人，留贈來者」也。

幾十年過去，高山猶在，流水依舊，盲翁之餘音，已無跡可尋，所幸尚有《柳如是別傳》連同《紅樓夢》默然立於寂寞的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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