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往事與創辦《猛進》
不久前讀了《李宗侗自傳》（中華書局2010年版），傳主是我們久已陌生的了。李宗侗是河北高陽人，早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1924年返國任教於北京大學，後曾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全國註冊局局長、開灤礦務局督辦、故宮博物院秘書長等，抗戰時期又曾護送故宮文物南遷京滬並轉運重慶。抗戰復員後，李宗侗任中法大學教授，1948年受聘為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他是晚清名臣李鴻藻的孫子，又是國民黨元老之一李石曾的侄子，後以史學家著稱（有《中國史學史》等），《李宗侗自傳》述其一生，筆者最為關注的則是其中「北大教書與辦猛進雜誌」一節。李宗侗在北大執教期間，曾參與《猛進》周刊的創刊與編輯，因此也與魯迅有所接觸，但後來很少有人提及此事。
1925年3月6日，《猛進》周刊在北京創刊，由北大哲學系教授徐旭生、李宗侗先後主編（李從第27期起接編），這是進步的政治刊物，1926年「三一八」事件後被迫停刊。關於《猛進》的創刊，《李宗侗自傳》中回憶：「這一年（即1925年。筆者注），我並且同徐旭生等諸位先生，創辦了《猛進》雜誌，這件事亦是偶然的。——因為我那時無事常到前門外觀音寺青雲閣樓上吃茶，並同徐旭生先生談天，偶然一天談到何不辦一個刊物，兩人全同意了，就辦起了《猛進》雜誌。我們一共約集了十個人，每人每個月出十塊錢，共一百塊錢作為印刷費。封面『猛進』這兩個大字，尚是請一位甘肅朋友寫的。」
以上是《猛進》出刊情由。至於談及當年北大的風潮，《李宗侗自傳》中也有回憶：
「……記得有一次，北大的先生同學生混雜著排成隊伍，往東四牌樓段祺瑞的住所去請願。他住的這個胡同不太寬，所以大家只好分成兩排魚貫而入，到時段的衛兵已經將裡邊的鐵門拉上，用槍對著來的群眾，我這時恰好立在沈兼士先生的身後邊，而沈先生因衛隊攔阻而與他有所爭執，衛兵就將槍抵住沈先生，我一看這情形甚為危險，如果衛隊一開槍，不只打死沈先生，恐怕連我亦同時受傷，所以自從這次以後，我不再參加示威運動。可是徐旭生先生在另一次示威運動中，就在西長安街被軍隊打掉了兩個門牙，這一次林語堂先生亦受了輕傷。因為在北大所辦的各種雜誌中，《猛進》是以批評北洋政府著名的，雖然因此引起了很多疾妒者，但是頗得當時北方主持共產主義的青年所歡迎……」
以上所謂「往東四牌樓段祺瑞的住所去請願」顯然是指1925年11月28日北京民眾「反奉倒段」運動巔峰所發生的事，該運動由反對「關稅會議」而引起，當時北京全國學生總會與廣州外交代表團等團體發起「反奉倒段」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奉軍中的郭松齡也倒戈回應，北洋內閣則形如癱瘓。當日遊行隊伍除赴段宅示威之外，還連搗章士釗、朱深、李思浩、劉百昭等內閣官員的住宅，此後又焚毀了北洋「研究系」的《晨報》報館。又文中所述《猛進》「頗得當時北方主持共產主義的青年所歡迎」，這一史料以前卻不曾發現。
《猛進》（以及北大「猛進社」）是當時北京一些教授「文人論政」的進步刊物和社團，換言之是「一個獨立的文人機關雜誌」。也正是在此前後，「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陣營迅速分化，李宗侗的回憶為此增加了一個「個案」的導讀。
魯迅和《猛進》
「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自其標杆的《新青年》編輯部發生分化之後，在某種程度上也表明了當時中國的思想文化界也進入到了「後五四」時期，彼時情狀，一如魯迅寫給《猛進》主編徐旭生的一段話，那是魯迅從取號為「活埋庵主人」的明末隱士徐樹丕說起的：「誰料現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還要自己拿出建造費。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甚至於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華蓋集·通訊》）這是對此起彼伏的文化運動中不時的反彈現象的一種描述。在此前新文化運動高潮時，如「編輯聖手」孫伏園所云：「這年來自《語絲》、《現代評論》、《猛進》三刊出後，國內短期出版物驟然風起雲湧，熱鬧不可一世。」（《一年來國內定期出版界略述補》）而其中的《猛進》，也如孫鬱先生在《古道西風》一文中所述：「《猛進》幾乎和《語絲》前後誕生，風格不同，思想卻是銳利的。有的文章甚至比《語絲》更具有爆發力，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論壇。就當時討論問題的特點而言，與魯迅等人實在是相近的。青年時代的徐炳昶熱力四濺，在北大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其實按那時的學問程度，他本可以成為很好的哲學教授，在學理上有自己的獨特建樹。但偏偏願幹預現實，喜歡寫一些時評的文字，看《猛進》上的文章，抨擊當局者為數不少，見解常常在別人之上。比如攻擊段祺瑞政府的雜感，諷刺章士釗、陳西瀅、楊蔭瑜的短章，幾乎與魯迅相同。難怪魯迅的一些雜感也發表於《猛進》，他在這位主編身上看到的紳士階級沒有的東西。」（《在民國》）
當年魯迅對《猛進》的評論，集中於收入《華蓋集》中的《通訊》一文（又先後發表於1925年3月20日、4月3日的《猛進》第3、5期），是魯迅與徐旭生的通信。《通訊》之一寫於1925年3月12日，魯迅寫道——
「旭生先生：前天收到《猛進》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來的，或者是玄伯先生寄來的。無論是誰寄的，總之：我謝謝。」「玄伯先生」，就是李宗侗。
魯迅信中還說：「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於是再決勝負。我這種迂遠而且渺茫的意見，自己也覺得是可嘆的，但我希望於《猛進》的，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對此，徐旭生回信說：「『思想革命』，誠哉是現在最重要不過的事情，但是我總覺得《語絲》，《現代評論》和我們的《猛進》，就是合起來，還負不起這樣的使命。我有兩種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來，辦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裡面的內容，水平線並無庸過高，破壞者居其六七，介紹新者居其三四。這樣一來，大學或中學的學生有一種消閒的良友，與思想的進步上，總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給適之先生略談幾句，他說現在我們辦月刊很難，大約每月出八萬字，還屬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萬字，就幾乎不可能。我說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萬字才出，有七八萬就出七八萬，即使再少一點，也未嘗不可，要之有它總比沒有它好的多。這是我第一個希望。」（胡適在《猛進》刊有《翁方綱的〈墨子〉》等）
魯迅3月29日覆信（是為《通訊》之二）說：「有一個專講文學思想的月刊，確是極好的事，字數的多少，倒不算什麼問題。第一為難的卻是撰人，假使還是這幾個人，結果即還是一種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訂的各周刊之類。況且撰人一多，則因為希圖保持內容的較為一致起見，即不免有互相牽就之處，很容易變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東西，而無聊之狀於是乎可掬。現在的各種小周刊，雖然量少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還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在現在，我倒只希望這類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標小異大同，將來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聯合戰線，效力或者也不見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來，那當然又作別論。」這也是魯迅對《猛進》的希望。
魯迅信中還談到了所謂知識分子（「智識階級」），並提及「其實中國並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這一重大命題。
談及如何辦刊物，魯迅還說：「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直到現在都還不大出來，不知道他們在那裡面情形怎樣。這雖然是自己願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我新近才看出這圈套，就是從『青年必讀書』事件以來，很收些贊同和嘲罵的信，凡贊同者，都很坦白，並無什麼恭維。如果開首稱我為什麼『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面一定是謾罵。我才明白這等稱號，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為『與眾不同』，又藉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於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不料有許多人，卻自囚在什麼室什麼宮裡，豈不可惜。只要擲去了這種尊號，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輿論是以為學者只應該拱手講講義的），則世風就會日上，而月刊也辦成了。」
總之，魯迅對《猛進》的寄望和看法是「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以及致力於「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等等，這和他當時的思想和報刊理念相一致。
魯迅發表在《猛進》上的文章，計有1925年9月25日《猛進》第30期的《並非閒話（二）》、1925年11月27日《猛進》第39期的《十四年的「讀經」》、1926年1月8日《猛進》第44期的《碎話》等，其它談論《猛進》的文字則又集中於《兩地書》之中。
許廣平對包括《猛進》在內的各刊發表感想，並表示欣賞於魯迅「特色」的「暴露」文風：「先後的收到信和《莽原》，使我在寂寞的空氣中，不知不覺的發生微笑。此外還有《猛進》，《孤軍》，《語絲》，《現代評論》等，源源而來，關心大局的人居然多起來了！每周得著這些師資，多麼快活呀。——《莽原》之文仍多不滿於現代，但是範圍較《猛進》，《孤軍》等之偏重政治者為寬，故甚似《語絲》，其委曲宛轉，饒有弦外之音的態度，也較其他周刊為特別，這是先生的特色，無可諱言的。——『報應』之來，似有甚於做『別人的文章的題目』的。先生，你看第八期的《猛進》上，不是有人說先生『真該割去舌頭』麼？（見徐炳昶在《猛進》第8期（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發表的《通訊》：「魯迅的嘴真該割去舌頭，因為他愛張起嘴亂說，把我們國民的醜德都暴露出來了。」）——雖然是反話。我聞閻王十殿中，有一殿是割舌頭的，罪名就是生前說謊，這是假話的處罰。而現在卻因為『把國民的醜德都暴露出來』，既承認是『醜德』，則其非假也可知，而仍有『割舌』之罪，這真是人間地獄，這真是人間有甚於地獄了！」（4月25日）
對攻《現代評論》
及《猛進》停刊
馮至在《但開風氣不為師——記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一文中回憶當年北京刊物繁華之時，「尤其是1924年至1926年，《語絲》、《現代評論》、《猛進》等周刊相繼問世，極一時之盛。每逢星期日早晨起來，便聽見報童們在街上奔跑叫賣，花兩三個銅板買來一份周刊，就能很有心得地度過一個上午。因為這些小型刊物的撰稿人主要是北大的教師和個別的學生。他們通過這些刊物跟讀者見面，無拘無束髮表各種各樣的意見和感想，生動活潑，讀起來很親切。」不過，沒有多久，《猛進》與《現代評論》竟勢不兩立了，這是因為《猛進》揭露有「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即指《現代評論》，由此引發一場「混戰」。
《猛進》第31期（1925年10月2日）刊有署名「蔚麟」的一篇通信云：「《現代評論》為受了段祺瑞、章士釗的幾千塊錢，吃著人的嘴軟，拿著人的手軟，對於段祺瑞、章士釗的一切胡作非為，絕不敢說半個不字。」而《猛進》正是周作人於當年8月21日在《京報副刊》上發表的《言論界之分野》中所提及的10家「反章」的報刊之一。這10家報刊是：《自由周刊》、《猛進》、《語絲》、《孤軍周報》、《政治生活》、《莽原》、《國語周刊》、《婦女周刊》、《民報》、《京報》。
《猛進》爆料《現代評論》收受段祺瑞、章士釗的津貼，卻無人予以回應，事隔數月之後，章川島又在翌年3月1日的《語絲》發表通信，稱「津貼問題——據說現代評論社開辦時，確曾由章士釗經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釗自己掏腰包的，來路我也不明。至於張嘉璈是否也津貼則我不得而知，大概金城銀行每月送點廣告費是有的，——不過我也是耳食之言，兩千元倒是不止的。據說，章士釗經手一千元之外，國民黨亦曾津貼一千元，還有二百元是武昌某大學校長送的。那麼，1000+1000+200=2200。」案：所謂「津貼」，這裡的「耳食」是來自章士釗、金城銀行（《現代評論》有金城銀行的長期廣告，即自第1卷第16期，也即1925年3月28日起每期封底都刊登的金城銀行的廣告）、張嘉璈（中國銀行）、國民黨、武昌某大學校長等，對此，周作人撰文《關於一千元》，認為這2200元之中，200元是正路上來的「淨財」，國民黨雖然也給了一千元，但是《現代評論》並不怎樣替它幫忙，只在第1期登了一篇《中山北上》的時評，聽說還被社內的元老加以申斥，所以不成其為賄賂，只能算是一筆捐款，至於章士釗那一千元就大不相同了，「這仿佛並不是不大像賄賂」云云，不過，「章士釗那一千元」的消息從何而來，仍不得而知。
同年5月12日，上海《晶報》刊登了一篇《〈現代評論〉被收買？》的文章，《現代評論》撰稿人之一的唐有壬看了之後，寫信給《晶報》編輯予以澄清，其曰：
「五月十二日《晶報》載有『《現代評論》被收買？』一段記事，是引用《語絲》的。《現代評論》居然會被收買，在諸位聽了，當然以為是一件奇異的事情，所以驚訝地登出，而且著一個『？』疑問符號在下面，可見得諸位還有不相信的意思。我所以敢於向諸位饒舌者，正因為這個『？』號，因為若諸位竟據為信史，那就沒有說明的餘地，而我就不必絮聒了。《現代評論》被收買的消息，起源於俄國莫斯科。在去年春間，我有個朋友由莫斯科寫信來告訴我，說此間的中國人盛傳《現代評論》是段祺瑞辦的，由章士釗經手每月津貼三千塊錢。……這個消息傳到了北京，恰遇著北大教職員驅逐王九齡的一件事。那時有一位與《語絲》有關係的教授，做了一篇罵王九齡的文章，要《現代評論》登載。文章的內容是王九齡如何販賣鴉片煙，如何逢迎唐繼堯，都是關於個人私德的話，而沒有政治上的理由。我們最初就持著『只論事，不論人』的主旨，對於這種謾罵攻擊式的稿件，便直截了當謝絕了。這是《現代評論》與《語絲》結怨之始……他們便一齊攻擊起來，什麼反革命呀，反動派呀，帝國主義之走狗呀，文妖呀，奴才呀，畜生之畜生呀，都是我們的綽號。這一年來的《語絲》，《猛進》，《京報副刊》，《國民新報副刊》，都充滿了這種口吻，甚至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反基督教大同盟運動，竟將《現代評論》社的人都列入應打應燒的名單裡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還說什麼呢？」
唐有壬的信把《現代評論》與《猛進》諸刊的恩怨表白的很清楚，其中還特別澄清「《現代評論》被收買的消息，起源於俄國莫斯科」，也就是說，這是謠言。其實，辦報刊無疑是需要一定的經費的，特別是當廣告和發行尚不能維持報館的生計之時，就只好有條件地去接受某些外在勢力的津貼，何況當時的政府也有義務提供這筆資金，新聞史上的「津貼」制度就是指政府用津貼報紙的手段來達到控制輿論的目的，如北洋政府在錢能訓內閣時就曾由鹽務署撥款，每月資助各報館以津貼若干，即以供給「萬國報界協會」的會費為名，每月出資500元；至潘復內閣時，降為300元；再到董康上臺後，索性全部裁撤，於是就在1922年7月間引起了報界的強烈反應，最後黎元洪總統表示同意恢復撥款，後在顏惠慶內閣時就照舊「恢復」了。換言之，當年的所謂「津貼」是一種制度性的行為，也是當時報界的「集體行為」，筆者所以稱當年《猛進》等與《現代評論》的對攻是一場「混戰」，就是認為所謂「津貼」云云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那只是攻擊對方的一個口實，一是拿不拿錢並不是最關鍵的，因為拿了人的錢未必就一定要嘴軟，報館仍然可以保持獨立的輿論，何況誰又能確保自己不拿人錢？二是打官司要憑證據，一味靠「耳食之言」卻不能立論。其實，當年爭論雙方的背景，是「後五四」時代現實政治滲入言論界的一種現象，或許還是現實政治殘酷性的一種展示，當時在北京的主要媒體上就有一場「蘇俄是敵是友」的大辯論，持「蘇俄是敵」觀點的文章幾乎篇篇都不離「盧布」二字，這是影射或直言反方是拿了盧布，而當時蘇俄確曾拿出不少盧布來支持國共兩黨，但思想上親俄的或撰文支持蘇俄的卻未必就真能參與分羹。如人所知，揭發論敵的軟肋一向是政治鬥爭中的殺手鐧，當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筆戰時，彼此就以「拿了人家的嘴軟」為相互攻伐的利器，而我來你去，可能都去真相為遠。
「三一八」慘案之後，《猛進》亦「壽終正寢」。據魯迅的《大衍發微》：當時遭到北洋政府通緝的共有48人，其中《猛進》的撰稿者就有8人之多，而因此遭到「妨害三種期刊」即被停刊的3種刊物，依次是：「1．《猛進》；2．《語絲》；3．《莽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