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六甲海峽崛起的歷史邏輯——鄭和七下西洋七至滿剌加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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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六甲海峽崛起的歷史邏輯——鄭和七下西洋七至滿剌加考實

 萬明

摘要: 歷史上的馬六甲海峽名不見經傳。國際上習慣以馬六甲稱呼該海峽，是以海峽得名於著名國際貿易港口馬六甲（Melaka，原稱Malacca），即今馬來西亞馬六甲州首府馬六甲市。馬六甲是滿剌加的音譯，由滿剌加衍變而來，是海峽專有稱呼，始自15世紀初滿剌加王國的興起，並逐漸形成重要國際貿易港口城市。滿剌加王國興起與海峽崛起密不可分，海峽崛起與鄭和七下西洋有著緊密聯繫。迄今一般認為鄭和下西洋五次到達滿剌加，也就是從第三次下西洋算起，這一問題因《明實錄》失載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出發時間，同時也失載首次前往滿剌加齎詔封王的使臣之名，形成懸案一直沒有解決。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滿剌加，確定為七次，需要進行全面考證，以彰顯海峽的重要。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消除了海峽的海盜問題，為海峽安全建立保障，對於海峽崛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全球史的視野出發，我們對鄭和下西洋的研究，不僅是在追蹤明代中國揭開人類大航海序幕的軌跡，還涉及如何看待和理解全球史的重大問題。鄭和下西洋如何改變了世界？對此可以從滿剌加海峽的崛起來理解。

關鍵詞： 馬六甲海峽; 滿剌加王國; 鄭和下西洋; 國際貿易中心; 全球史

作者簡介： 萬明，女，江西九江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登峰戰略」資深學科帶頭人，主要研究方向：明史、中外關係史。

馬六甲海峽，又譯麻六甲海峽（英語：Strait of Malacca；馬來語：Selat Melaka），是世界最為著名的海峽之一，位於馬來半島與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之間，西通安達曼海，東連南海，形成太平洋、印度洋與亞、澳、歐、非四洲的咽喉之地，為溝通太平洋與印度洋的要道。該海峽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南海到印度洋，一直是古代中國和印度之間的海上通道，阿拉伯商人從印度洋航行，通過海峽到南海，直至中國的航線也早已開闢。今天隨著中美關係和中國周邊地緣態勢的深刻變化，中國需要逐漸降低對傳統的馬六甲海峽通道的依賴，建設新的印度洋通道。因此，回顧馬六甲海峽的歷史，不僅有學術價值，而且具有現實啟示。15世紀初鄭和七下西洋，中國人大規模地走向海洋，從海上貫通了陸海絲綢之路，聯通的匯合點即在印度洋，進一步而言，古代絲綢之路從陸向海不可逆轉的重大轉折也於此時發生，這一重大轉折，正是以馬六甲海峽的興起為標誌。本文梳理歷史上馬六甲海峽在15世紀以前的歷史狀況，15世紀初馬六甲海峽崛起與滿剌加王國的興起的緊密聯繫，結合明代鄭和下西洋對滿剌加王國興起的影響，探討馬六甲海峽作為海上國際貿易重心的演化邏輯與形成機理，剖析新興的滿剌加海上王國發展過程展現的特徵,以期揭示鄭和下西洋時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迅猛發展態勢，分析15世紀初中國航海外交的深遠影響。鄭和下西洋如何為建立現代意義的「一帶一路」國家倡議提供了歷史資源？從新的視角觀察,追溯和闡釋海峽崛起的歷史，有助於對海上絲綢之路鼎盛時代的理解和認識。 從全球史的視野來看，歷史上東西方交往重心曾經發生過從陸到海的重大轉折，轉折點就在馬六甲海峽崛起之時，滿剌加王國成為轉折的標誌。馬六甲海峽在15世紀以前無名，追尋海峽得名的歷史淵源，是得名於古代名城馬六甲，即今天馬來西亞馬六甲州首府馬六甲市，那裡是中國明朝稱為「滿剌加國」的所在地。15世紀初滿剌加王國興起，海峽由此以滿剌加之名而彰顯，故滿剌加王國的興起對於海峽的崛起極為關鍵。關於「馬六甲」，是「滿剌加」一詞的音譯。在中國明朝，親歷下西洋的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記》，和《鄭和航海圖》皆稱「滿剌加」,《東西洋考》稱「麻六甲」。滿剌加的含義，有兩種解釋。據《馬來紀年》記載：當羅�^斯幹陀沙(拜裡迷蘇剌)在一棵濃蔭廣被的大樹下休息時，發現他的獵狗追趕鼠鹿，反而獵狗被打跌到水裡，他不禁大悅道：「這是一塊好地方,就是鼠鹿也極為勇敢，我們就在這裡造一座城吧」。他便問那株大樹的名稱叫什麼，據說是滿剌加樹（Malaca）,於是就把這城叫做滿剌加。另一說法,認為馬六甲即「集合」之意，因阿拉伯人稱集市或商業中心地為Molakat。今天的馬六甲海峽，名稱來自15世紀初滿剌加王國，是以滿剌加王國所在城市而得名的海峽。因此，王國的興起與海峽的崛起密不可分。洪武年間，明朝對外交往的30個國家中並沒有滿剌加國。在中國史籍記載中,滿剌加首見於永樂元年(1403年)十月,當時永樂帝派遣內官尹慶「齎詔往諭滿剌加、柯枝諸國,賜其國王羅銷金帳幔及傘,並金織文綺、彩絹有差」。永樂三年(1405年)九月,「滿剌加酋長拜裡迷蘇剌」（馬來語：Parameswara）派遣使臣隨尹慶來明朝朝貢。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通事馬歡《瀛涯勝覽》記載滿剌加「此處舊不稱國⋯⋯國無王,止有頭目掌管諸事。此也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兩,否則差人徵伐。」由此可見，此前滿剌加是附屬於暹羅國的，拜裡迷蘇剌當時的身份是酋長,而明朝在他遣使來華後，就「封為國王,給以印綬」，還以其使臣之請，賜滿剌加國鎮國山碑銘，永樂帝為之親制碑文。王賡武先生認為：「馬六甲是接受永樂皇帝碑銘的第一個海外國家,這一事實是突出的。」這種跡象表明,永樂皇帝很可能已經認識到滿剌加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直接通往西洋的要衝之地，所以明朝很快就封王建碑，使酋長拜裡迷蘇剌的權威身份合法化, 建立了友好關係。歷史上漢代以後中國人與阿拉伯人通過海峽交往的歷史持續不斷，但是馬六甲海峽一直沒有確切的名稱，原因就在於海峽一直不存在與印度洋其他港口媲美的國際商業貿易中心。15世紀初，當時的滿剌加王國處於暹羅王國（今泰國）的控制之下，每年給暹羅貢金40兩。馬歡隨鄭和第三次下西洋（1409年）到達滿剌加後，對於滿剌加地理生態環境和人民生存狀態記述如下：其國東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連山, 沙滷之地。氣候潮熱暮寒,田瘦谷薄,人少耕種⋯⋯人多捕漁為業,用獨木刳舟泛海。正是在明朝與滿剌加建立關係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明朝使得滿剌加擺脫了暹羅的控制，而鄭和遠航與滿剌加建立了特殊的合作關係。史載,永樂五年(1407年)十月，蘇門答剌、滿剌加國王並遣使者來華,「訴暹羅強暴,發兵奪其受朝廷印誥,國人驚駭,不能安生」。為了維護和平,不辜負滿剌加對中國的信賴,明朝一方面詔令暹羅歸還滿剌加所受印誥,讓其「自今安分守禮,睦鄰保境，庶幾永享太平」；此後暹羅遣使向明朝「謝罪」,明朝平息了滿剌加與暹羅的這次爭端。另一方面,在永樂七年(1409)九月，派遣鄭和再次出使滿剌加,鄭和正是在永樂七年（1409年）第三次下西洋期間,受命「齎詔敕賜頭目雙臺銀印，冠帶袍服」，這就是曾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費信記載的為滿剌加王拜裡迷蘇剌的冊封，「遂名滿剌加國，是後暹羅國莫敢侵擾」的由來。綜合上述史料，中國明朝與滿剌加王國建立了穩定的外交關係。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永樂七年（1409年）是明朝對於滿剌加國王的再次冊封，下面還將具體分析。鄭和下西洋與滿剌加王國興起有著緊密關聯。鄭和下西洋究竟幾次到達滿剌加？這是鄭和與滿剌加王國關係的關鍵問題，卻迄今沒有得到全面的論證。歷史研究的終極目標是追求真實，書寫歷史，也即要對過去進行全面梳理和界定，收集諸多材料，從而建立起一種對歷史的理性認識。長期以來，鄭和下西洋五次到達滿剌加，似乎已成「定論」：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國家博物館外牆壁畫上繪有海船，其幡上寫有「鄭」字，並標明「1409」。這明顯是指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於1409年到達滿剌加。對此2004年筆者曾提出質疑，後也有學者論證，但迄今仍嫌不足。表面上看，建構五次說的史料依據有三種：一是親歷者的記述，跟隨鄭和親歷下西洋的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都是自第三次下西洋論述滿剌加的；二是明代官方文獻的記述，在《明實錄》中沒有鄭和第一、二次下西洋到達滿剌加的明確記載；三是石刻碑銘，鄭和等親立之碑《天妃靈應之記》碑銘文在第一、二次下西洋也沒有提及滿剌加的名字。然而深入探究史實，疑點重重。特別是由於持第三次下西洋到達滿剌加說的馬歡等人，是以親歷下西洋者而為一般學界所知，因此這裡首先要做的工作是釐清歷史事實，並具體考察造成五次說的複雜原因, 進行全面分析和解讀。以往造成認識差異的根本原因，是由於第一次封王建碑之人的記載闕如，那麼何人為第一次齎詔往封滿剌加國王之人成為問題的關鍵。以往一般認為, 中國與滿剌加關係的開始建立,是由尹慶完成的，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與滿剌加沒有發生直接關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尹慶並不是前往滿剌加齎詔封王之人。尹慶是於永樂元年(1403年)十月出使滿剌加,永樂三年(1405年)九月返回明朝,滿剌加使臣隨他一起來華朝貢，明朝隨後即「封為國王,給以印綬」，並以其國使臣之請，賜滿剌加國鎮國山碑銘，永樂帝還親制了碑文。這一事件除了《明實錄》以外，還有《正德大明會典·滿剌加國》的記載可以佐證:「永樂三年,遣使奉金葉表來朝貢,詔封為國王,給印及誥⋯⋯御製碑文賜之」。上述記載中最大的疑點，是《明實錄》沒有滿剌加首次來華使臣回國的記錄,以致派遣何人前往滿剌加封王建碑成為一個謎。迄今一般認為鄭和下西洋五次到達滿剌加，也就是從第三次下西洋算起，這一問題因《明實錄》失載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出發時間，同時失載首次前往滿剌加齎詔封王的使臣之名，形成了懸案而一直沒有解決。問題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否有可能作為正使到滿剌加齎詔賜印,封王建碑呢? 茲就此再做全面稽考。（1）可能性。從時間上分析，存在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前往滿剌加齎詔封王的可能性。我們先分析官方文獻記載的問題。《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三年（1405年）皇帝下詔派遣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發生在這一年六月。因此表面上看下西洋似乎與九月以後封王之事缺乏聯繫, 由此得出結論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沒有到滿剌加，也不足為奇。但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出發時間史載闕如，考慮到下詔之日與出發之時是有一段時間距離的，因此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可能有機會與滿剌加使臣交集。根據《明宣宗實錄》，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遣太監鄭和等齎詔往諭諸番國」，第七次下西洋的頒詔之日也在六月，與第一次下西洋頒詔時間月份相同，但鄭和出發時間，卻已是「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龍灣開舡」,已是次年年初。以此推斷,下詔在前一年六月的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因為季風關係，很可能出發也晚至次年年初，所以存在他與滿剌加國使臣交集的機會。既然明代史籍中沒有滿剌加首次來華使臣回國的記錄,派遣何人送之歸國也不得而知，而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出發時間又失載，那麼可以推測滿剌加使臣可能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船隊帶回國的，也就存在著由鄭和作為正使,在第一次下西洋時齎詔賜印,「建碑封城」於滿剌加的可能性。（2）必然性。按照古代季風洋流的航海規律，下西洋到達滿剌加存在一種必然性。鄭和下西洋航線的走向無疑受到季風洋流的影響。據馬歡記載，鄭和下西洋的航線，第一站在佔城，第二站在爪哇，然後轉向滿剌加，其中《滿剌加國》，開篇就是「自佔城向正南，好風船行八日到龍牙門，入門往西南行二日可到。此處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之名。」可見先到龍牙門再到五嶼，則到了滿剌加。龍牙門即今新加坡南岸偏西海峽的石嚦門（Selat Panikam）,今名克佩爾港（Keppel Harbour）,因其西口兩岸有山挺立如龍牙，故有此稱。這條航線的次序還有《瀛涯勝覽紀行詩》為證：「闍婆又往西洋去，三佛齊過臨五嶼」。當時依古名三佛齊存在的是舊港國，即今印尼蘇門答臘島巴鄰旁；滿剌加海峽扼東西交通要道,是印度洋和南海與爪哇海的季候風交叉點,在帆船時代，季風洋流起著不可估量的動力作用。在印度洋上,冬季有來自大陸的東北信風,夏季有從印度洋吹向大陸的西南季風,即冬季風送海水西流,夏季風送海水東流，形成了特有的「季風環流」。15世紀初葉,明代鄭和七次下西洋,往返橫越北印度洋,每次都在冬季出發,並選在夏季返航，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季風洋流的規律。鄭和下西洋出發在冬季東北風的吹拂下，一路上「風帆高漲,晝夜星馳」，船隊在冬季順風順水西去, 而返程在夏季西南風的吹送下,順風順水回到本土。滿剌加是船隊候風啟航回返中國的地點,因此後來繁盛一方的奧秘也即在此。為了全面了解鄭和下西洋的航線，下面列出明人祝允明《前聞記》記載的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全部航程，加以分析：宣德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福建閩江口長樂港,因為季風不適合出發,直到這年冬季才在東北風的吹拂下出發遠航。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門,二十四日到達佔城。根據季風洋流走向，宣德七年正月十一日開舡,向巽它群島航行，於二月六日到爪哇、斯魯馬益, 此時的季風洋流已不適合向西航行,因此等待夏季赤道以南吹來的東南信風來臨,再向西北方航行。六月十六日船隊出發,行十一日,二十七日到舊港,七月一日開船,行七日，八日到滿剌加，在那裡停留一個月，八月八日開船,行十日,十八日到蘇門答剌。此時北印度洋的順時針季風環流不適合船隊向西北方行駛,因此鄭和船隊在蘇門答剌一直停留到十月,在冬季風強大起來，北印度洋洋流呈逆時針運動之時,於十月十日開船,行三十六日,十一月六日到錫蘭山別羅裡,十日開舡,行九日,十八日到古裡國, 二十二日開船,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忽魯謨斯。宣德八年二月十八日開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回到古裡,當時正值印度洋上冬季季風環流最強的時候，二十日大（舟宗）船回洋，四月六日到蘇門答剌，十二日開船，二十日到滿剌加，等待季風正順，五月十日回到崑崙洋。二十三日到赤坎。二十六日到佔城。六月一日開船，二十一日進太倉。對以上整個下西洋航程進行清晰地概括，按照季風洋流的規律，下西洋往返都必經滿剌加，並在滿剌加有停留時間。因此，以往認為鄭和下西洋五次到達滿剌加的傳統成說，是沒有說服力的，鄭和七下西洋七次到達滿剌加具有必然性。如果計算每次下西洋等於兩次到達滿剌加，那麼七次下西洋到達滿剌加更可達十四次之多。（3）確定性。依據鄭和航行的歷史事實，第一次下西洋經過舊港確定到達了滿剌加。中國從南海到印度洋，必經海峽地區，在鄭和等親立的碑文中，明確第一次下西洋目的地是古裡，第一次下西洋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在舊港生擒陳祖義，而在鄭和航行路線上，是先到舊港，接著就到滿剌加。費信《星槎勝覽·滿剌加國》記載：「其處舊不稱國，自舊港起程，順風八晝夜至此」。馬歡《舊港國》：「舊港國，即古名三佛齊國是也。番名浡淋邦，屬爪哇國所轄。東接爪哇國，西抵滿剌加國界「。舊港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南部，即今之巨港（Palembang）。按照地理位置，第一次下西洋在舊港生擒海寇陳祖義之後，經舊港到滿剌加是順理成章的，經行舊港到滿剌加，轉至蘇門答剌，最後抵達古裡。更重要的是，在五年九月第一次下西洋歸國時，《明太宗實錄》有「時太監鄭和使古裡、滿剌加諸番國還」的記錄，這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到達滿剌加的確切記錄。滿剌加所在海峽地區的海盜問題由來已久。15世紀以前的海峽，不僅名不見經傳，而且是一個海上的危險地帶。元朝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在15世紀以前的海峽狀況，突出在《龍牙門》的記載之中：「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問。回船之際，至吉利門，舶人須駕箭棚，張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賊舟二三百隻必然來，迎敵數日。若僥倖順風，或不遇之。否則人為所戮，貨為所有，則人死繫於頃刻之間也」。龍牙門，即今新加坡海峽口，是進入滿剌加海峽的通道。由此可見，當時的海峽是海盜出沒之地，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海上危險地帶。海盜活動是影響航運安全的一大因素。元末海峽地區海盜活動頻繁增加,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經過海峽地區，就開始了整治海盜的活動，為海峽的海道清寧，生擒了海盜陳祖義，為滿剌加海峽掃清了海上的障礙，從此對海峽地區的海盜活動開始建立起應對機制，有利於海峽地區的海道暢通，也有利於滿剌加王國發展環境的形成。（4）史料辨正。以上從可能性、必然性和確定性進行了分析，最後讓我們探討為什麼會有五次之誤的問題，即馬歡、費信等著述中記載年代之誤的問題。的確，曾經跟隨下西洋的馬歡、費信的著述中，都明確記載了鄭和在第三次下西洋到達滿剌加之事。馬歡《瀛涯勝覽·滿剌加國》：「永樂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詔敕賜頭目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滿剌加國」。費信《星槎勝覽·滿剌加國》：「永樂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捧詔敕，賜以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城,為滿剌加國」。所云時間均為永樂七年（1409年）,即值鄭和第三次下西洋之時。這正是形成鄭和五次到達滿剌加之誤的來源。剖析存在的疑點是：在馬歡記載中，拜裡迷蘇剌在永樂七年仍稱「頭目」,與前此於永樂三年已「封為國王,給以印綬」的記載顯然不合,而三年十月永樂帝親賜滿剌加國《鎮國山碑銘》,似乎也不可能在四年後的永樂七年才由鄭和帶至滿剌加。因此，這裡我們應該特別關注以往被忽略的明朝兩次賜印封王的現象,合理的解釋是永樂三年（1405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已封王建碑，查閱《明實錄》，其中永樂五年（1407年）明確記載了滿剌加印誥被暹羅所奪上告到明朝，故又有永樂七年（1409年）第三次下西洋之再封。《明太宗實錄》《正德大明會典》均為官方記述,《明太宗實錄》成書於宣德五年(1430年),第七次下西洋前已成書,記載在時間上應無誤，更何況還有《正德大明會典》的佐證。那麼, 問題應出在馬歡、費信等人的著述。對於馬歡、費信等的記述，作為下西洋親歷者，在地點上可以篤信無誤，但是在時間上有可能出現問題。我們知道馬歡是從第四次下西洋才跟隨鄭和出航,費信是從第三次下西洋才跟隨鄭和出航，他們的著述是私人撰寫，對於前此發生的事件即明朝於永樂三年（1405年）第一次封滿剌加國王印誥在永樂五年（1407年）被暹羅國奪去，以致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永樂七年1409年）再次前往滿剌加封王的檔案資料，不可能確切了解。而由於他們的親歷者身份，所以我們往往忽視了他們並非第一、二次下西洋的親歷者，因此依據他們的記載形成了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才前往滿剌加封王的誤解，也就是鄭和下西洋五次駐節滿剌加，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澄清。通過以上的梳理與辨析，中國船隊前往西洋古裡, 必經滿剌加海峽,所以從第一次下西洋開始,鄭和就與滿剌加國結下了緣分。創立於15世紀初的滿剌加王國,建國者是拜裡迷蘇剌，鄭和第一次下西洋之時,也就是明朝對滿剌加國王拜裡迷蘇剌身份地位進行確認的時候。此後,鄭和七下西洋七至滿剌加,由於重要的地理位置，滿剌加對於鄭和七下西洋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從此兩國友好關係建立起來。據中國史籍記載,在永樂九年至宣德八年(1411—1433年)間,滿剌加王國的使臣來華訪問達15次之多,加上國王5次親自前來中國, 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永樂九年（1411年），滿剌加國王拜裡迷蘇剌為了表示對中國的友好，曾率領其妻子和陪臣組成一個540多人的使團出訪明朝，念其跋涉海道而來，永樂皇帝「御奉天門宴勞之」。鞏珍《西洋番國志》中還明確記載：「又賜造完大舡，令其乘駕歸國守土」。永樂時，在禮部額設通事60名，其中有滿剌加國通事一員。這也充分說明當時中國這個大國和一個新興小國的關係是一種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與此前元朝攻打爪哇設立衙門和後來葡萄牙人建立殖民地，具有迥然不同的性質。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結束後，宣德八年(1433年), 滿剌加國王西哩麻哈剌者訪問中國,受到盛情接待,他在中國逗留時間長達一年半之久。適逢明宣宗逝世,明英宗即位,下西洋剛剛結束,從明朝皇帝敕諭中我們得到的信息,是滿剌加國地位的特殊。當時明朝大八櫓船主要是送滿剌加國王還國,古裡國等十一國使臣是「附載同回」,充分表現出明朝與滿剌加兩國關係密切。從地緣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明滿之間關係發展迅速,主要是雙方都明了國家的共同利益所在,能夠互相信任,最終達到了合作雙贏的結果。明朝扶持滿剌加建國,除了頒詔封王禮儀層面之外,派遣鄭和下西洋消除海盜幹擾，使海路暢達,加速滿剌加王國的興起; 而季風因素使得滿剌加成為航線上的重要節點。鄭和船隊遠航到西洋古裡需要一個中間站，滿剌加之地具有季風的優越條件，使其成為優良的中間站選擇之地。在滿剌加，鄭和設立官廠，《瀛涯勝覽》記載：「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柵, 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小城, 蓋造庫藏倉廒, 一應錢糧頓放在內」。事實上，船隊分頭出發到印度洋沿岸各國進行航海外交與貿易，最後匯合在滿剌加, 「打整番貨,裝載停當, 等候南風正順, 於五月中旬開洋回還。」滿剌加國王拜裡迷蘇剌為中國船隊提供一個安全的頓放貨物場地，方便鄭和船隊的印度洋航行，滿剌加王國對於鄭和下西洋航海外交成功有著重要的合作價值。同時，這也是滿剌加興起的機遇，滿剌加扼中國南海到印度洋的海上航道之要衝,滿剌加王國依靠國際船隻集合和貨物集散地的地位迅速興起。王國的興起，也就是海峽崛起的契機。鄭和七下西洋七至滿剌加，海道清寧,商路大開,推動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鼎盛的同時,也促成了馬六甲的貿易像磁鐵般吸引來了遠近各地的商人,對於馬六甲國際市場形成起了很大促進作用。明朝與滿剌加形成一種相輔相成的合作關係，其結果不僅出現了一個新的國際貿易港口城市,而且在印度洋與太平洋連接點上崛起了一個以興盛的滿剌加王國而著名的海峽。美國學者泰勒曾指出：「作為一種集體記憶的馬來歷史可以說是從馬六甲才開始的。」不僅是馬來歷史，海峽的歷史記憶也由此開端。明滿和平友好關係的建立，成為絲綢之路國家合作共贏的典型範例，從而奠定了馬六甲海峽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鄭和下西洋近30年往返印度洋,大量商品經過滿剌加，據《鄭和航海圖》，在滿剌加專門建立了「官廠」，聚集各路貨物，滿剌加形成一個物資中轉站。伴隨商貿活動展開，各國商人輻輳而至，滿剌加很快成為一個新的繁盛國際貿易中心, 這在海峽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使得海峽站在了國際貿易港口的制高點上，成為溝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咽喉之地的國際貿易中心，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這一重要的東西方貿易中心不僅從海上連接起了亞洲、非洲和歐洲，而且也成為連接印度洋貿易與太平洋貿易興盛的新起點。「經過它的運輸線路，是連接北印度洋資源富集地與東亞市場之間的最短海路。東西方國家可以通過它，用較低的成本尋求沿線資源和市場」。近一個世紀以後，葡萄牙人東來，探險家達·伽馬越過好望角後，首先到達的正是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印度古裡，接著沿著鄭和的航路，於1511年來到了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滿剌加，攻下了滿剌加王國。葡萄牙人託梅·皮雷斯在1512年撰寫的《東方記》(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一書,是西方對於滿剌加的最早記述之一，非常重要。皮雷斯記述了滿剌加王國創建者拜裡迷蘇剌來到滿剌加以後，人們才開始匯集,三年後,居民達到2 000人，在拜裡迷蘇剌逝世後，滿剌加人口增加到了6 000人。16世紀初，皮雷斯到達滿剌加以後，他親眼看到了滿剌加繁盛的貿易景象。他記述那裡有4個沙班達爾,分別管理從古吉拉特來的船舶，從科羅曼德爾海岸、孟加拉、勃固和帕塞來的商人，從爪哇、馬魯古群島和斑達群島、巨港和呂宋等地來的商賈,和來自中國、佔城等地來的商人，他認為管理「極為公正」。葡萄牙果阿總督阿爾布克爾克曾經如此評價說:「我確實相信,如果還有另一個世界,或者在我們所知道的以外還有另一條航線的話,那麼他們必然將尋找到馬六甲來,因為在這裡,他們可以找到凡是世界所能說得出的任何一種藥材和香料。」他的話無疑揭示了作為國際貿易薈萃中心地的滿剌加的吸引力。皮雷斯說,當時在滿刺加的街道上行走,可以聽到不下84種不同的語言。他的話不乏誇大之嫌,卻也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滿剌加作為國際大都會的繁華。總之，從葡萄牙人皮雷斯的記述,我們可以得知在鄭和七下西洋七至滿剌加以後,發展到15世紀末,海峽地區強盛的滿剌加王國控制著世界貿易航路的重要咽喉部分。英國史學家霍爾認為，這是使滿剌加在15世紀末以極其罕見的速度獲得世界重要地位的秘密。而對於馬六甲海峽極為重要的海上地位，皮雷斯講述得更為形象：無論誰是滿剌加的主人，其首先便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從人類文明發展史來看,自古以來東西方交往的重心是在亞歐大陸上，15世紀初年以後，鄭和七下印度洋，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鼎盛階段，滿剌加王國興起，馬六甲海峽之名彰顯。重要的是，馬六甲海峽不僅是印度洋的東大門，更是貫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連接點。由此可以引申的是，明代中國不僅通過鄭和下西洋連接起了印度洋海域周邊各國，建構起一個新的國際體系，而且促發了馬六甲海峽的崛起，引領了從印度洋向太平洋的嵌入。這為後來西方從海上東來，東西方交往重心全面轉移到太平洋，邁出了重要一步，引領了人類前行的腳步。從全球史的視野出發，鄭和下西洋以其當時走在世界前列的航海技術、龐大的規模和近30年的時間，開創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航海時代。對鄭和下西洋的研究，不僅是追蹤明代中國大航海的軌跡，還涉及如何看待和理解全球史的重大問題。鄭和下西洋如何改變了世界？對此可以從滿剌加海峽的崛起來理解。縱觀海峽變遷歷程，滿剌加是鄭和七下西洋七次必經之地，從中國親歷者第一手資料的記述，到葡萄牙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的記述，比較鄭和下西洋前的海峽、鄭和下西洋時的海峽和鄭和下西洋後的海峽，考察滿剌加海峽崛起的根源及其基本特徵，是從海上劫掠的危險地帶到國際貿易秩序井然的繁盛國際貿易中心的發展歷程。滿剌加王國興起與海峽崛起密不可分，海峽崛起與鄭和七下西洋有著緊密聯繫。重要的是，在第一次下西洋就消除了海峽的海盜問題，為海峽安全建立了保障，對於海峽崛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此海峽以滿剌加王國之名凸顯在世界地標之上。和平與發展是時代永恆的主題，15世紀鄭和七下西洋，七至滿剌加，即七次到達滿剌加（如以往返計則更多），海峽的崛起是歷史上國際關係合作共贏的成功範例。進一步分析，海峽崛起成為海上絲綢之路鼎盛的標誌，也標誌了東西方交往重心從亞歐大陸轉移到海上，標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逆轉的海洋走向，從而改變了世界格局，預示了太平洋將是全球化的誕生之地。這也說明了從印度洋時代向太平洋時代的轉型，奠基於海峽的崛起，並不依賴於近一個世紀以後西方的航海東來。對海峽崛起與不同發展階段特徵進行歸納，揭示其崛起的歷史邏輯，可以為今天「一帶一路」國家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歷史的借鑑與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