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的意義重大,航海圖的被毀,中國錯過了偉大轉折點

2020-12-12 歷史百家爭鳴

1368年,朱元璋稱帝,明王朝開啟了最後一個漢家王朝的統治。建國之時朱元璋總結了元王朝的滅亡。在歷史上留下了這麼一句話:「蒙元亡於寬,等我坐天下,必以嚴治國。」意思很明顯:蒙元之所以這麼快亡國,是因為它的無政府統治,對資本的無約束狀態。

歷朝歷代的改制,都是如此,救前朝之弊,有所損益,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王朝的一套制度。漢亡於豪強和士族門閥,於是隋唐以武抑文,以佛攻儒。隋唐亡於武裝割據和文化混亂。於是,宋朝在隋唐的基礎上,抑制武官,並且又重新復興儒家道統。

宋朝以文抑武,因為國弱,亡於兵禍。接下來的蒙元,矯枉過正,以軍事同盟利益共同體立國,並一度廢除科舉,解除了整個文官系統,漢人士大夫紛紛下崗失業,只好寫戲曲解悶。解除了整個文官系統,就意味著放棄農業稅。稅收乃立國之本,放棄了農業稅的話,蒙元靠什麼養活國家機器呢?蒙古人腦洞清奇,居然想到任用色目人為官,控制交通要道,設卡徵稅,完全以商業稅來支撐整個國家。

蒙元的改制,讓整個國家,處於徹底的無政府狀態。因為免收農業稅,地主財閥等資本家依靠稅收優勢,迅速地兼併了大量的土地,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這是元明時期,金融資本家和農業資本家們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但是,對普通的老百姓來說,這卻是一場漫長的惡夢。明太祖一家人,一個接一個的餓死,這就是當時社會,普通家庭命運的縮影。

積累了大量財富的資本家們,在皇權缺失的無政府狀態,他們想的不是去救濟那些飢餓的百姓,而是和域外的蠻夷們開展貿易,去追逐更多的財富。

到了永樂時期,終於找到了將資本回收的辦法:下西洋,這也是明朝巨型國企主導下的全球化貿易之路。朝廷控制全球貿易的戰略思路是:設立海禁,嚴打走私。建設強大的海軍,成立巨型國際貿易企業,以海洋霸權為基礎,壟斷海上貿易。通過大型國企從海上貿易中賺錢,來補貼國家財政。

後世關於鄭和下西洋,眾說紛紜。有人說只是純粹的為了炫耀武力,有人說只是純粹的為了維繫朝貢體系。甚至還有人說,是朱棣心裡有鬼,為了尋找朱允炆的下落。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真正的原因,就是為了建立海洋霸權,控制全球貿易,最終實現賺大錢的目的。但是為此就必須找一個海上「門戶」,而這個門戶很早就被阿拉伯的穆斯林發現,並在元王朝時期成為了古代中國的海上「門戶」,這個地點就是:今天的馬六甲。

在中國典籍中,「滿剌加」就是現在的「馬六甲」。歷史上,「馬六甲」曾經作為一個王國而存在。由於地理上的原因,中國人很早就到達過這裡。根據中國史書《漢書·地理志》的記載,早在公元1世紀初,中國漢代商人就曾來到馬六甲海峽的皮宗和當地居民建立了經濟聯繫。據日本歷史學者藤田豐八的考證,皮宗即蘇門答臘和新加坡之間的皮聲島(印度尼西亞語意為香蕉島),也就是《鄭和航海圖》中的毗宗。考古學家弗玲斯對從爪哇、蘇門答臘和加裡曼丹出土的中國漢朝陶器的研究,也認為公元紀元時中國人已經到馬六甲海峽附近島嶼通商。此後,歷朝歷代都有對南洋諸國及互相往來的記載。所以,印度尼西亞史家阿明巴尼在《南亞的印度尼西亞》一書中寫道:「自古以來中國對南洋諸國和睦親善,經常邀請南洋各國人民到中國訪問。」經貿交往也促進了文化的相互影響。比如,公元七世紀時,蘇門答臘室利佛逝佛教興盛,成為當時東南亞佛學研究的中心,唐朝不斷有高僧到此學習梵文,研究佛經,並經此地轉往印度繼續深造。據《大唐求法高僧傳》所載,唐朝和尚到印度尼西亞研究佛經盛時達二十幾位,除研究佛經外還研究當地語言。中國人移民到這裡則始自14世紀,最早在馬六甲建立商館、貨棧,始於15世紀初葉。

而在中國古代歷朝使者到東南亞諸國訪問次數最多的是明朝的永樂時期。永樂時期的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造船和航海技術等方面,不僅遙遙領先於中國以往任何一個時代,而且在世界上也處於領先地位,這些都為明朝初葉波瀾壯闊的航海活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英國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所描述的:在15世紀上半葉,在地球的東方,從波濤萬頃的中國海面,直到非洲東岸的遼闊海域,呈現出一幅中國人在海上稱雄的圖景。而馬六甲是遠洋航行的必經之地。

先是永樂元年(1403年)尹慶出使馬六甲,後有鄭和在1405年至1433年七下西洋歷經此地。據史料記載,15世紀初葉的馬六甲王國,由於受到外部的侵擾而求助於中國明王朝,鄭和下西洋也肩負著「和平使者」的使命,在那裡他的船隊幫助肅清海盜,促其解決與相鄰國家間的不和與衝突。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再從福建五虎門揚帆啟航,中經佔城、馬六甲,然後遍歷各國,同群島上主要國家和印度洋沿岸以及阿拉伯、波斯、東非沿海諸國通商和好。

特別是在第二次下西洋期間,鄭和就於永樂6年(1408年)促成了馬六甲拜裡米蘇剌蘇丹受冊封為王,馬中親善關係由此建立起來,馬六甲王國因此而日益強大,馬六甲港口也成為當時東西方商業貿易活動中心,這使得馬六甲獲得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安寧。馬六甲國王曾多次親自率使團來華,規模最大的一次曾達到540多人。對此,澳大利亞著名印度尼西亞歷史學家梅·加·李克萊弗斯在他1981年出版的《印度尼西亞歷史》著作中寫道:「從一開始馬六甲的主要威脅是暹羅,但是早在1405年馬六甲就尋求和得到中國的保護。從此馬六甲屢遣使團訪問中國,頭三個國王本人親自參加這些使團,而明朝海軍將領鄭和率領的龐大的中國艦隊對馬六甲的訪問,持續到1434年。得到明王朝的保護,促進了馬六甲地位的鞏固。」

但是,不僅僅是明王朝。15世紀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無論是在文藝復興後的西方,還是在國力強盛的東方大國明王朝,經濟、科技的發展催使新興生產關係在封建社會內部萌芽,打破地域的局限性、開闢海外經濟文化交流新通道已是時代的要求,海上交通逐漸取代陸路成為各國貿易交流的主要幹線。只不過在這個時候,中國明朝鄭和下西洋率先揭開了世界性新航線開闢的序幕。然而,由於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東西方一些國家在尋求「走出去」的道路上卻截然不同。與西方一些國家推行殖民掠奪和對外擴張形成鮮明對照,中國明朝鄭和下西洋施行的是睦鄰友好、互利雙贏的和平交往政策,不僅推動了當時中國海外貿易和經濟發展,而且促成了馬六甲及東南亞長達一百年的興盛和繁榮。其原因還是因為鄭和下西洋主要目的首先在於開展海外貿易。

明永樂登基後,由於種種緣故一直對發展航海事業情有獨鍾,大規模派船遠航雖不乏封建帝王那種宣揚國威之嫌,但主要的還是發展海外貿易。明朝仍然沿襲著自元朝的朝貢貿易制度,並指定沿海港口與周邊各國進行貿易,但由於農業和工商業的迅速發展,處於「永樂盛世」的明王朝需要同海外各國展開更密切的貿易往來,促進經濟交流。而在有局限的陸上絲綢之路逐漸沉寂以後,開闢海上通道成為必然的選擇。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主要是開展貿易活動,以「朝貢貿易」為基本形式,同時推行「官方貿易」、帶動「民間互市」等。鄭和七下西洋,在東南亞曾於兩處設立商館,一處在蘇門答臘北部的須文答臘,另一處即在馬六甲。鄭和的船隊給馬六甲帶去了無限商機,也使該地的繁榮引起世人的矚目。據跟隨鄭和三次下西洋的馬歡在《瀛涯勝覽》中記載,尤以馬六甲的商館最為重要:「凡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在其內。去各國船隻,回到此處取齊,打整番貨,裝載船內,等候南風正順,於五月中旬開洋回還。」這可見當時馬六甲的貿易繁盛景象。毫不誇張的說,當時的馬六甲已在葡萄牙海盜造訪前經成為了世界貿易的中心。

而為了保護馬六甲,與周邊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各國建立睦鄰邦交也是必須的。明永樂時期,中國沿海各地經濟繁榮,但周邊海盜十分猖獗。為了爭取和平安寧的周邊環境,採取了「厚往薄來懷柔遠人」、「外撫四夷」等「靜海」方略,對外積極推行開放和睦鄰友好政策,加強經濟文化往來,期盼同海外各國「共享太平之福」。鄭和下西洋就是實施這一對外政策的一個重大舉措。事實上,鄭和及其率領的船隊所到之處,均致力於和平、親善和友好往來,致力於調解糾紛、緩和矛盾與衝突,增進了與途經各國人民的友誼。雖然擁有幾萬人的龐大隊伍,但並沒有利用當地各國的弱小而佔領那裡的一寸土地,沒有建立一個軍事要塞或所謂的「殖民地」,這與後來歐洲殖民勢力的做法顯然是截然不同的。正是由於受鄭和下西洋的良好影響,在明朝永樂、宣德年間,來中國朝貢的海外國家多達六十餘國。值得一提的是,1408年汶萊王麻那熱加那率150人的使團來華,病逝後還被明朝厚葬於南京城郊,現在南京雨花臺西的石子崗的汶萊王墓,就成為中、文友好關係的歷史見證。此後,東南亞諸國來中國的使團也不斷增多。據史料記載,明朝洪武年間,一時曾有東南亞三十餘國的使節來華。

這些諸多舉動也促進了各國文明的交匯與互動。鄭和既是和平的使者,也是人類文明傳播的使者。鄭和下西洋使中國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角,大量外來文化傳入中國、與中華文化相融合,同時中國的古代文明也隨之再度大量遠播海外。他所率領的船隊,通過貿易交流、樹碑施德、無償贈予等多種方式,廣泛傳播了中華文化和藝術,帶去了包括農業技術、紡織技術、建築雕刻技術,特別是航海和造船技術等在內的許多先進技術和手工藝品,促進了當地科學文化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對馬六甲形成各民族、宗教和睦相處、和諧共存的局面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同時,也從海外引進了珍異動植物和名貴藥材、香料等,了解了沿途各國的風土人情和文化藝術。這都促使了當時馬六甲成為一個新的東西方文明交匯和互動中心。所以,至今馬六甲海峽沿岸各國仍保存了許多與鄭和有關的歷史文物和遺蹟,流傳著許多關於鄭和的故事和傳說。這也反映了鄭和下西洋所留下的文化影響以及當地人民對他的景仰。

與此同時鄭和也開闢了多條別的航線:1405年之後的28年間,鄭和七次奉旨率船隊遠航西洋,航線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達西亞和非洲東岸,途經3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的航行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87年,比達·伽馬早92年,比麥哲倫早114年。由於大明永樂十九年的北京紫禁城的那次大火把鄭和下西洋的大部分資料全燒了,所以國人今天看不到了。在世界航海史上,他開闢了貫通太平洋西部與印度洋等大洋的直達航線。600年前,從1405年開始,在28年間,鄭和率領中國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訪各國。據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哈佛大學的李約瑟博士估計,1420年間中國明朝擁有的全部船舶,應不少於3800艘,超過當時歐洲船隻的總和。今天的西方學者專家們也承認,對於當時的世界各國來說,鄭和所率領的艦隊,從規模到實力,都是無可比擬的。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國國力的強盛,中國的海軍縱橫大洋,實現了萬國朝貢,盛世追跡漢唐。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蠟、古裡、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這些記載都代表了中國的航海探險的高峰,比西方探險家達伽馬、哥倫布等人早八十幾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之遠、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於同一時期的西方,創造世界航海史的奇蹟。而這些海上貿易通道上也具有巨大的國際意義。

第一次下西洋

永樂3年(1405年)6月,鄭和第一次下西洋,順風南下,到達爪哇島上的麻喏八歇國。發生了著名的「爪哇事件」。爪哇古名闍婆,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為南洋要衝,人口稠密,物產豐富,商業發達。當時,這個國家的東王、西王正在打內戰。東王戰敗,其屬地被西王的軍隊佔領。鄭和船隊的人員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佔領軍誤認為是來援助東王的,被西王麻喏八歇王誤殺,計一百七十人。鄭和部下的軍官紛紛請戰,說將士的血不能白流,急於向麻喏八歇國進行宣戰,給以報復。

「爪哇事件」發生後,西王十分懼怕,派使者謝罪,要賠償六萬兩黃金以贖罪。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師不利,而且又無辜損失了170名將士,按常情必然會引發一場大規模戰鬥。然而,鄭和身負永樂皇帝的秘密使命,怕一旦大開殺戒,沿路西洋各國恐懼明朝前來侵略,之後又得知這是一場誤殺,鑑於西王誠惶誠恐,請罪受罰,於是稟明皇朝,化幹戈為玉帛,和平處理這一事件。明王朝決定放棄對麻喏八歇國的賠償要求,西王知道這件事後,十分感動,兩國從此和睦相處。

隨後到三佛齊舊港,時舊港廣東僑領施進卿來報,海盜陳祖義兇橫,鄭和興兵剿滅賊黨五千多人,燒賊船十艘,獲賊船五艘,生擒海盜陳祖義等三賊首。

第二次下西洋

永樂5年(1407)9月。第二次遠航主要是送外國使節回國。這次出訪所到國家有佔城(今越南中南部)、渤尼(今汶萊)、暹羅(今泰國)、真臘(今柬埔寨)、爪哇、滿刺加、錫蘭、柯枝、古裡等。到錫蘭時鄭和船隊向有關佛寺布施了金、銀、絲絹、香油等。永樂7年二月初一,鄭和、王景弘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記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現存科倫坡博物館。鄭和船隊於永樂7年夏回國。第二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000多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樂7年(1409年)9月,鄭和、副使王景弘、候顯率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駛海舶四十八艘,從太倉劉家港啟航,敕使佔城,賓童龍,真臘,暹羅,假裡馬丁,交闌山,爪哇,重迦羅,吉裡悶地,古裡,滿剌加,彭亨,東西竺,龍牙迦邈,淡洋,蘇門答剌,花面,龍涎嶼,翠蘭嶼,阿魯,錫蘭,小葛蘭,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蘇祿等國。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滿剌加當時是暹羅屬國,正使鄭和奉帝命招敕,賜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為滿剌加國,暹羅不敢擾。滿剌加九洲山盛產沉香,黃熟香;鄭和差官兵入山採香,得直徑八九尺,長八九丈的標本6株。

隨後鄭和訪問錫蘭山國時,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被鄭和覺察,離開錫蘭山前往他國。回程時再次訪問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誘騙鄭和到國中,發兵五萬圍攻鄭和船隊,又伐木阻斷鄭和歸路。鄭和趁賊兵傾巢而出,國中空虛,帶領隨從2000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襲亞烈苦奈兒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亞烈苦奈兒並家屬。

第四次下西洋

永樂11年(1413年)11月,鄭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統軍27000餘人,出使滿剌加,爪哇,佔城,蘇門答剌,柯枝,古裡,南渤裡,彭亨,吉蘭丹,加異勒,勿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等國。鄭和先到佔城,奉帝命賜佔城王冠帶。離開之後鄭和船隊前往了蘇門答剌,當時偽王蘇幹剌竊國,鄭和奉帝命統率官兵追剿,生擒蘇幹剌送京伏誅。隨後鄭和艦隊在三寶壟停留一個月整休,鄭和費信常在當地華人回教堂祈禱。鄭和命哈芝黃達京掌管佔婆華人回教徒。首次繞過阿拉伯半島,航行東非麻林迪(肯亞),永樂13年(1415年)7月回國。同年11月,榜葛剌特使來中國進獻「麒麟」(即長頸鹿)。

第五次下西洋

永樂15年(1417年)鄭和在泉州回教先賢墓行香,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護送古裡、爪哇、滿剌加、佔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裡、卜剌哇、蘇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裡、沙裡灣泥、彭亨各國使者及舊港宣慰使歸國。隨行有僧人慧信,將領朱真、唐敬等。鄭和奉命在柯枝詔賜國王印誥,封國中大山為鎮國山,並立碑銘文。忽魯謨斯進貢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貢麒麟,祖法爾進貢長角馬,木骨都束進貢花福鹿、獅子;卜剌哇進貢千裡駱駝、鴕雞;爪哇、古裡進貢麾裡羔獸。永樂17年(1419年)夏回國。(宋末泉州市舶司提舉蒲壽庚之侄蒲日和,也與太監鄭和,奉敕往西洋尋玉璽,有功,加封泉州衛鎮撫)

第六次下西洋

永樂19年(1421年),明成祖命令鄭和送十六國使臣回國。為趕東北季風,鄭和率船隊很快出發,到達國家及地區有佔城、暹羅、忽魯謨斯、阿丹、祖法兒、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馬利亞朱巴河)、麻林、古裡、柯枝、加異勒、錫蘭山、溜山、南巫裡、蘇門答刺、阿魯、滿刺加、甘巴裡、幔八薩(今肯亞的蒙巴薩)。永樂20年(1422年)鄭和船隊回國,隨船來訪的有暹羅、蘇門答刺和阿丹等國使節。

永樂22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熾即位,調整了其父的擴張政策,對內採取措施減輕民困,對外進行戰略收縮。當時由於營建北京、連年北徵,致使軍民疲敝、財政緊張,夏元吉勸說他停罷下西洋,仁宗贊同。

第七次下西洋

宣德五年(1430年)安南復立標誌著明朝在陸路上的戰略退卻,中南半島諸國不再馴服;停下西洋標誌著明朝在海路上的戰略退卻,海島諸國壓力驟減。明朝在南海地區軍事存在的消失直接導致西洋朝貢體系的鬆散與瓦解。明宣宗棄交趾布政司引發的地緣地震是朱瞻基也沒有料到的。為了保住面子,命年老的鄭和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隨行有太監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根據明代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記載,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弄手、醫士、鐵錨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

宣德六年(1431年)鄭和船隊在長樂停留約半年,在此期間,鄭和曾率領興平三衛指揮千百戶和州府官員,到福建湄州嶼,賣辦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宮。又在長樂縣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長樂天妃宮,11月建成,樹立《天妃靈驗之記》碑,並鑄造銅鐘一口,銘文:「永遠長生供養,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監鄭和,王景弘同官軍人等,發心鑄造銅鐘一口。」

這次航行,從竹步向西走,再往西到南,往南走,到達非洲南端,接近莫三比克海峽。遺憾的是鄭和也在這次航行的過程中去世。

至此,鄭和下西洋結束,華夏民族對海洋的最後一次官方探索落下了帷幕。

鄭和下西洋帶來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最大的成就是改變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當初永樂興靖難之師,奪得帝位,賞賜功臣士兵,召集天下儒生編輯永樂大典,造大船,遣太監鄭和六下西洋,遣大兵攻打越南,又營建北京宮殿,用南方五省賦稅,歷14年營建武當山道觀,所費以萬萬計,致使國庫空虛,饋餉空乏。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明成祖推動下西洋,擴大海外貿易。根據學者估計,下西洋貿易開放政策,為明朝政府帶來的利益,至少合黃金二三十萬兩,白銀千萬兩,是宋元市舶司收入的十幾倍。另外,得到明室發出勘合的藩屬國因可以於3個通商口岸如泉州和寧波通商而向明朝國內輸入了西洋貨品,如蘆薈、金鑲戒指。

但是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動雖然聲勢浩大,明成祖和鄭和死後不久,中國船隊便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國的航海事業突然中斷了,這使得中國與西洋各國業已建立起來的聯繫戛然而止。從此,中國人傳統的海外貿易市場逐漸被歐洲人所佔據,並最終退出了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場。相反,哥倫布和達·伽馬開闢新航路後,在西歐激起了遠洋航海的熱潮。在中國,作為國家的政治任務,鄭和下西洋對於中國的經濟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東方的商品和航海貿易的利潤直接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

那麼為什麼鄭和下西洋會被終止呢?

首先鄭和下西洋所有的收入來源都不是民間而是主要以朝貢貿易為主,"政治掛帥"而忽視經濟實利,有"厚往薄來"之說 ,從而也使得遠航難以為繼。根據歷史資料顯示,鄭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對這些外邦朝貢者的大量賞賜,引發了帝國的恐慌,僅僅白銀一項,每年就花費600萬兩,還不包括對兩萬官兵的嘉獎。由於船隊攜帶銅錢出國收購,致使銅錢大量外流,造成國內"錢荒",嚴重消耗了國庫儲備,引起錢幣的大規模貶值。鄭和第六次下西洋時的物價,比第一次時上漲了300倍(此2數據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入不敷出)。而民間貿易雖然已經從明初的海禁到永樂時期與西洋「通商互利」,但是民間獲得的正規貿易利潤根本可依忽略不計。

其次,文官集團與宦官集團爭權奪利、以鄭和為代表的宦官集團失敗等因素也被認為可能與下西洋的終止有關。這是因為,鄭和所主導的巨型國企,對全球貿易的壟斷,這嚴重的破壞了國外、國內資本家、特別是文官集團的共同利益。於是在文官集團的主導下明朝開始了常年不修武備。北邊有韃靼,南邊有安南緬甸,東邊有倭寇最終都釀成了大禍。

其實早在朱元璋時期,就擋了胡惟庸等文官們的財路,所以文官集團聯合起來,密謀造反。現在,永樂所建立的海上霸權,壟斷了全球貿易,這更是嚴重的阻擋了文官集團的財路。文官集團要不顧一切,不擇手段的,肢解這個巨無霸一樣的超級國企。

機會終於到了,宣德帝駕崩,年幼的明英宗繼位。文官集團欺負明英宗年幼不能理政,便勾結輔政太監,廢止了大明帝國的船隊,肢解了當時海洋上最大的海軍艦隊,肢解了帝國海上霸權,終結了大明帝國官方所控制的全球海上貿易,終結了帝國所主導的海上絲綢之路。

至此之後,鄭和耗費一生的心血所開創的海權時代開始再次旁落於穆斯林海商之手。國內的文官集團,負責提供政治庇護,國內的文官集團,負責進行出口,國外的穆斯林海商,負責進行把中國的商品銷售到世界各地。這個以資本為紐帶,締結起來的複合利益集團,聯手控制了當時的海上貿易。

在明憲宗時期,有人建議重新下西洋控制貿易賺錢,重新振興三寶船隊這個巨型國企。文官集團為了防止國有企業搶他們的走私生意,劉大夏還藏匿了寶船設計建造的圖紙,航海地圖,航海技術,以及一系列相關檔案。

這些被匿藏的造船、軍事、航海技術檔案,都去了哪裡呢?答案是,被文官集團輸出給了穆斯林。因為穆斯林是他們的運輸隊,他們為了賺更多的錢,先是毀掉了帝國的海洋霸權,接著再把核心技術,打著民間學術交流的名義,都輸出給了穆斯林。這便是西方大航海時代,迷一般的突然崛起,造船、航海、軍事技術出現跨越式革命的根源。

文官集團的思路是,勾結穆斯林,與國內資本家一起,三者形成利益共同體。以走私為貿易形式,共同反對國企壟斷和對抗朝廷對走私的打擊,對民營商業活動的抑制。這也是明王朝中期開始直至清末沿海走私屢禁不鮮的最主要原因。

回首最後一次下西洋:1430年(宣德五年六月),明代的第五個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因棄交趾導致諸海外藩國多不來朝,為了挽回地緣地震所帶來的惡劣影響派遣年老體衰的鄭和、王景弘率領船隊,訪問了忽魯謨斯等二十來個國家。因為這次訪問的國家多,地域廣,路程遠,因而時間也就很長。(鄭和最後也死在了回航的途中)當時雖然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一旦停止航海了以後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是長期的和致命的。從此以後海外諸國宣德後貢使漸稀,"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大抵海外之國,無事則廢朝貢而自立,有事則假朝貢而請封"。

此後,永樂、鄭和建立的朝貢體系名存實亡。不再組織國家層面的航行,雖然仍然可以採取開放海上貿易的政策。但事實上,在停止國家組織的鄭和下西洋活動的同時 ,海洋也被封閉起來了。雖然眾多無名英雄冒著違反國家法令的危險,憑著勇氣和求生的欲望,赤手空拳,乘風破浪,到海外開拓新世界、新事業,但及文官集團對海洋權益的壟斷,仍導致中國失去海洋數百年。以至於造成了在世界史的關鍵時期海洋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缺位。

而歐洲人則開始了對海洋的新開發。他們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從而揭開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序幕。從這一點來看,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對於歐洲乃在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先前的鄭和下西洋所無法比擬的。在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經濟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結構的轉型,已出現了符合世界歷史潮流的新趨向。然而,隨著鄭和下西洋活動的終止,中國政府將自己與當時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隔絕開來。而歐洲人新航路的開闢,使歐洲商路和貿易中心從地中海區域轉移到大西洋沿岸,歐洲人在海外廣闊的領域裡建立了眾多的殖民地,特別是馬六甲被葡萄牙人搶佔以後,整個歐洲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才得以迅速完成。大量的黃金,白銀流入歐洲,引起"價格革命"--金銀貶價,使得物價上漲,而"價格革命"則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歐洲封建制度的解體和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為殖民主義和奴隸貿易開闢了道路。

鄭和下西洋,其船舶技術之先進,航程之長,影響之巨,船隻噸位之大,航海人員之眾,組織配備之嚴密,航海技術之先進,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他們的航海成就顯然絲毫不比西方人遜色,甚至在航海時間,船隊規模以及航海技術諸方面,均是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所望塵莫及的。然而,應當看到,鄭和遠航與西方人開闢新航路的結局,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後果。雖然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後一件世界性的盛舉,但是從此,就再沒有此類的壯舉了。鄭和艦隊輝煌的航海成果,居然以一種滑稽的形式被徹底毀滅了,中國和人類社會史上一次偉大的轉折擦身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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