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法醫在一具待檢遺體前準備解剖檢驗
在發現屍體時，法醫最需要解決的是，儘快分辨出這具屍是正常死亡還是非正常死亡，是兇殺還是自殺，以及死亡的原因省級公安部門法醫何平（化名）十多年前選擇法醫專業時，面對疑惑的同學和老師，半開玩笑半當真說：「給活人看病不容易，給死人看病總容易些吧！」十多年後，他發現雖是與死人打交道的工作，最難的還是與活人和體制周旋。
法醫古稱仵作，意為檢查屍體的人。今日法醫鑑定成為司法重要組成部分。「法醫學已涉及到每個家庭，每個人。你到醫院看病，對結果不滿意，可能主動申請鑑定；一個廣告牌倒了砸傷人，颳風下雨樹枝把人傷了，要維權，必須要做鑑定。」女法醫王健文初出道時，她的職業曾把相親對象嚇跑，她想不到數十年後這個令其諱莫如深的職業會與社會貼得如此緊密。
我國目前的司法鑑定體制是自2005年10月1日開始實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司法鑑定管理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後形成的。《決定》帶來了司法鑑定體制的新開始，也埋下了今天法醫江湖混亂的種子。
「多頭鑑定」的黃靜案
2003年2月24日上午，黃靜被人發現死於任教的小學宿舍後其母黃淑華「為搞清楚女兒的死因，借錢做鑑定」，得到的結論是「死於心臟病」。黃淑華和丈夫不信，但又不懂法醫學知識，只好請教其他專家。「其他專家」說，「即使有這樣的病也不會死人！」這句話給黃淑華夫婦帶來了希望。
黃淑華在網際網路上發文為女兒黃靜鳴冤叫屈，盼來了第二次鑑定，但法醫仍然認為黃靜「死於肺梗死引起的急性心力衰竭與呼吸衰竭」。
直到第三次鑑定，結論才有轉變，排除黃靜因疾病致死可能性。黃淑華問專家，為什麼錯誤證據和結論也能被採用？回答是：「沒辦法管，只能依據蓋章有效的東西。」
王健文參與了南京醫科大學對湘潭市、湖南省公安廳的三份鑑定書的書證審查，認為黃靜死於心臟病和肺梗死的理由不充分，提出黃靜屬非正常死亡。
黃淑華拿著南京醫科大學的意見，到當地政府，啟動了重新鑑定。在此之前，包括高校在內的鑑定機構主要接受公檢法委託進行鑑定，南京醫科大學的鑑定意見開啟了第三方社會鑑定機構介入刑事案件，甚至啟動案件的重新鑑定。
2003年8月14日，中山大學法醫鑑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鑑定書認為，從現有材料觀察，未見風溼性心臟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肺梗死的病理改變。再一次得出「黃靜因以上疾病致死缺乏證據」。
四次屍體檢驗結果存在分歧，黃靜死因未能明朗。司法部法醫鑑定中心專家啟動重新鑑定時，卻因黃靜屍體器官標本被焚燒而終止。
2004年7月，受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邀請，北京、上海等地的7名法醫技術科研鑑定中心的專家趕赴湘潭，對黃靜進行屍檢，作出第五次司法鑑定結論：黃靜在潛在病理改變的基礎上，因姜俊武（黃靜案中有涉案嫌疑的男子）採用特殊方式進行的性活動促發死亡。
「這次鑑定結果是最詳實也最接近事實的。」代理律師吳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該案離奇般的鑑定過程國內罕見，五次屍檢，六次死亡鑑定，每次鑑定結果不盡相同，原因存在於「多頭鑑定」的管理體制。
2005年《決定》實施之後，社會鑑定機構與公安、檢察院系統的鑑定機構並存，甚至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利益鏈條。隨著司法鑑定在案件了結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決定》之後形成的司法鑑定體制引起的亂象也越來越明顯。
為破案的法醫
何平最近處理的一起案件是一名從湖裡打撈上來的男子，「脖子被帶刺的藤條纏住，一共2.4米，繞了七圈，最後在後腦勺位置打了個蝴蝶結。」當地公安部門法醫最初的結論是「他殺」。但是一個星期的破案一無所獲：「既不知死者身份，更無從尋找兇手。」
何平的結論是自殺，當地公安並不服氣。「一般人看肯定是他殺，但是公安部門花了七天，也沒有找出任何線索，既不知道死者是誰，也不知道兇手是誰，身上沒有手機沒有錢包，上衣鞋子都沒穿，一般看來是被打劫殺害後扔在河裡的，但我們還是定了自殺。」
何平的依據是：一個正常人，如果被他人用藤條繞七圈，肯定會抵抗，但沒有抵抗痕跡；還有可能是先弄暈，但體內沒有任何毒品，也沒腦震蕩跡象。當日，何平與當地公安部門從晚飯後一直討論到凌晨兩點，「七道圈繞得非常仔細，一點沒有劃傷，是很細心繞的。我去仔細看了下屍體，讓他們到工地去找，因為死者左手無名指上有個繭，這肯定是個非常特殊的工種。」
何平的結論對公安部門接下來的工作起了決定作用，「如果結論是自殺，跟家屬交代一下，接下來的工作就結束了。但如果是他殺，接下來就是破案。」
在何平抵達前的一個星期裡，當地公安為了確定當時在事發現場附近的手機，先確定基站，再把案發時的手機全部調出來，現場所有路口的監控，一一拷貝下來……「這些工作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所以我們得出自殺結論後，他們那一個星期的工作白做了。」
但「自殺」結論也並非全無風險。大多從下級往上送的案件，「不是自己解決不了，而是怕承擔責任。一般是性質難定的案件，他殺或自殺說不清。如果把他殺說成自殺，以後突然冒出一個人說他之前何時何地殺了人，那就責任大了。所以他們讓我們去說出自殺。如果我們說錯了，日後責任就得我們承擔。但通常也是自己有把握才敢下這結論，雖然不能保證100%正確。」
法醫查不出死因的機率存在合理的範圍。「香港的法醫允許存在10%的機率無法判斷死因，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符合科學的機率。但是我們就要求百分百地給出死因，還不能犯錯，其實這是不科學的。」
何平們的職責，如今已遠超鑑定死因範疇。「中國法醫的職責已經超出了法醫的範圍，壓力越來越大。國外法醫只管死因，其他不管。中國法醫，除了最基本死因，還有損傷工具推斷，根據身上有哪些傷痕，推斷分別是哪種工具造成的。我們常常寫鐵質工具，鈍器，質地較硬的鈍器，帶有稜邊的，現在你這麼寫，領導都不聽，要確定究竟是什麼工具，這怎麼去找？比如錘子，你必須推定出錘、方錘還是羊角錘。死亡時間推斷也成為公安法醫的要務，一是死亡到檢驗的時間，還有死亡離最後一次進餐的時間、新鮮屍體通過胃液等都能推斷。檢驗最難的是水中屍體，高度腐敗。此外，還有作案人數分析，通過看身體有幾種損傷，一種損傷傾向於一個人，兩種損傷，要分析是一個人完成還是兩個人完成，這並不好推斷的，都只能猜測。」
何平遇到一個老法醫，到現場後常說：「傾向於兩人作案，一個人可以完成，不排除三人以上。」結果被領導批評：「你每次都是這三句話，以後不要說了！」老法醫回答：「這本來就不應該我說。」
公安部門痴迷於命案現場重建，「人從哪裡進入，完成哪些動作，如何離開。」這對法醫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實就是讓法醫破案，其他辦案人員基本都不需要了。」
命案發生後，「其他辦案人員只是報告找到了什麼，檢驗結果有待進一步分析。輪到法醫，要一條條羅列，最後還要進行作案過程分析，甚至還要進行犯罪嫌疑人刻畫，死者個體識別。」
讓何平痛心疾首的是，一直以來中國的法醫在死因鑑定上是弱項，而死因研究才是法醫的基礎。「死因通過法醫病理鑑定，要把死者臟器都提到實驗室，檢查並做成切片，用顯微鏡看，這是法醫最根本的職能。但是現在全國公安系統只有十多個實驗室可以做法醫病理，好多省都沒有。」
為什麼基礎的死因鑑定卻被忽略？這是由公安部門法醫所在的位置決定的。目前，全國除五個省外，其餘幾個省包括法醫在內的技術部門都屬於刑偵部門。「省級的屬於刑偵局，市級的屬於刑警支隊，縣級屬於刑警大隊。在刑偵部門，就一定是為破案服務的。我們現在做的案件，刑事案件肯定是第一位，在刑偵部門，破案壓力最大。法醫哪怕不獨立於公安系統，獨立於刑偵，也會相對客觀公正些。」
「死因鑑定疑難的案件往往都不是重大刑事案件，重大刑事案件的死因通常都很容易確定。殺了很多人，一般要麼刀，要麼槍。但是現在影響大的案件，都是死因難定的案件。」如馬躍案那樣死因不明的案件，最後都是通過上訪和媒體報導造成了影響力之後才引起重視。
公安部對各省各地區都有破案率排名，「破案率直接與局長績效掛鈎，公安部門所有精力都在破案，因此法醫需要嫌疑人刻畫、現場重建……真正死因不明的，很少是殺人案件，比如黃靜案、開胸驗肺，包括馬躍案，這些在辦案人員看來都不是案件，只是後來影響越來越大，再回過頭找死因，已來不及。最初以為這種案件與公安沒什麼關係，草草了斷，等事情鬧大後，再想去找現場，調監控，監控已被覆蓋了，現場的物證已沒有了。」
為了破案和維穩，法醫的工作被辦案部門幹擾。「為快速處理，鑑定寫得很模糊，這樣可以儘快處理屍體，消除後患。但這樣更容易引起上訪。以前公安部門沒有實驗室，大多依託社會鑑定機構，難以保證鑑定質量，常常引來檢察院法醫的質疑。複查情況下做的鑑定，一定比社會鑑定機構做得細緻。」
為盈利的法醫
社會鑑定機構的質量被質疑，很大程度是因為「市場導向」。
2005年是一個重要的節點，「這個事業在一個急需發展的階段，那時候公檢法機關的法醫不能對社會服務，大量的案子積在那裡，只有發展社會鑑定機構。」王健文回憶那一年的司法鑑定體制改革，「社會鑑定機構參差不齊，案子做得越多，收費越多，有可能從中獲得的利益也會多。案源要去爭取，如果沒有正常的渠道，也有一些不正之風，就是潛規則，人家給你（案子），知道你會從中獲利，會跟你提要求，如果不滿足，下次就不給你案子了。」
2005年後，公安和檢察院進行的法醫鑑定是免費的，而社會鑑定機構則以盈利為目的。這些機構包括了高校和醫院，以及其他民營鑑定機構。與此同時，這些鑑定機構的管理權屬於司法部，這對法醫體制產生了衝擊。
司法部為了司法鑑定這塊蛋糕，長期與公安和檢察院處於博弈之中。2005年的《決定》規定，所有的鑑定機構都要到司法部門登記備案，否則法院可以不採信。但是公檢部門一直沒有到司法部門備案，而法院卻站在了公檢部門一邊，對其出具的鑑定報告依然採信。
司法部門用管理律師事務所的方法管理社會鑑定機構。「賺錢最多的是筆跡鑑定，按照案值來收費，有的案件一個合同上億元，1%就有一百萬，其實只是鑑定籤名真假。」
社會鑑定機構包括中國法醫學會下屬的鑑定機構，都以盈利為目的。業內人士透露的收費現狀是：一個普通的屍體解剖2000元，做出病理切片70元一張，一般一個案件做50張切片，那就是3500元，再加上死因分析1000元，一般一個案件做下來就要一萬元。「社會鑑定機構為了賺錢，連高校老師都無心教學，都在做案件。一些不錯的高校，一年能做200個案件，一個案件收1.5萬元，一年能有300萬的收益。」
起初，由於高校有齊備的實驗室，具有最強的死因鑑定實力，「收費以後，高校的精力就不在這裡了。以前全國有什麼大案，基本上都要送到高校實驗室去做，現在都不敢送過去了，他們為了儘量多收案件賺錢，做的質量就難以保證了。」
社會鑑定機構接受私人委託，導致一個案件發生後，出現好幾份鑑定書，「先委託一家做，做出來的結果與心理預期有差距，再換一家，一直做到滿意為止。出庭時，把滿意的那份鑑定書拿出來，這就形成了混亂。」
有時王健文也會陷入為難：「一個交通事故損傷，如果按照原則，不受幹擾，就可以健康進行，但是現在很多當事人有要求，你給我定高一些，但要有定高的依據。雖然交通損傷有保險，受傷能得到相應的補償，但是超過相應的賠償範圍，就是損害他人的利益。」
社會鑑定機構不僅收錢，還要給出相關回扣，形成了利益鏈。「和交警關係好，就可以保證交通事故都送來。有些公安法醫也有這樣的外送關係，通過外送到社會鑑定機構收取回扣。但是一般都有規定，涉及到非罪和定罪的案件，不允許送出去。很多公安的法醫也喜歡送到社會鑑定機構，自己做鑑定既頂著壓力，還無錢可賺。」監督公安法醫的是督察，「但是只有法醫行內才知道有這種情況。」
公安的法醫，還未退休早已被社會鑑定機構預定。《決定》出來後，公安和檢察系統的法醫一直在向中政委和全國人大提，要求把這個決定廢止。「公安的法醫怨氣最大，退休之後一年幾十萬輕鬆到手，在位時，很大的壓力，還沒有好的收入。」
爭議中的法醫
無論是社會鑑定機構，還是公檢部門的法醫，都承認理想的狀態是獨立、統一的管理。
何平認為：「法醫鑑定應該是個公眾服務機構，和律師不一樣，不應該收費。只要不收費，可以很大程度上保持公正客觀。最好的辦法是，司法鑑定機構既獨立於公檢法，又有獨立部門管理。如果國家有專門的法醫局，或者法庭科學鑑定局，專門管理司法鑑定機構，既不為公安機關的破案率服務，也不進入市場，那或許是最好的。」
香港法醫屬於衛生署，由特區政府撥款，物證鑑定屬於政府化驗所，也是獨立的政府直屬部門，警察只是勘察現場；美國有獨立的法醫局，直屬於聯邦政府。FBI雖有自己的現場勘查員，也只從現場提取物證，送到法醫局鑑定。「我們屬於公安的法醫，不光要自己提取，還要自己鑑定，很多法律專家對法醫鑑定制度提出的疑問主要也在於自偵自鑑，還會被懷疑有針對性的提取，有的證據故意不提。」
有些案件，當事人提出為何沒有提取到附近監控。「雖然我們看到到處有監控，但其實要麼質量太差，要麼保存時間短。國外通常保存30天，現在基本做不到，一般都是15天，有的甚至只有7天，好多監控都是壞的。很多區域只安裝，不管理。安裝過程中，有的單位採購難免拿回扣，無法保證質量。好多案件都應該是有監控的，並不像外界所說的故意毀滅，是確實沒有。」
公安部門的法醫除了服務於破案，當下的另一主要任務是「息訪」。「我們現在有三分之一的精力在息訪。我所遇到的上訪案件，到最後都是花20萬元，私了結束。」
公安部門與其他政府部門一樣，肩扛著沉重的上訪壓力。「因為上訪也是考核指標。各級政府對各個機關，上級對下級，都有息訪率考核，公安部每季度都會通報各省的上訪名單，要求在限定時間內完成這些上訪案件的息訪。公安系統涉及法醫的上訪率有10%，很多是對死刑不服的案件，還有是對損傷程度不服的案件。」
群體性事件中法醫的介入是由於公安部門維穩壓力而生，其中主要的是拆遷。
何平遇到多次拆遷案例。「拆遷戶的女主人，先給兩個孩子喝藥水，然後自己喝，三個人就這麼死了，附近的老百姓衝上高速路，把高速路堵了起來，出動了六千名特警。」何平從當晚8點開始解剖屍體，兩個小孩一個大人，一直到凌晨3點。家中有同齡孩子的何平，一度對解剖小孩的屍體有些心理障礙。當時當境，馬不停蹄的工作卻由不得他自憐。早晨7點開始寫鑑定書，三份鑑定書一直寫到晚上11點，開回省城敲章，鑑定書當即發出。
「拆遷打死人的案子，確實有。很多是先控制起來，全身打到脾下出血，其實只要被打的面積大，破碎的組織進入血液系統，最後依靠腎臟排出的過程中造成腎臟堵塞，也容易造成死亡。一般刑訊逼供，這種死亡比較多，行兇者以為只要保護好頭和心臟，就沒有問題，其實只要面積大也很容易打死人。」
一次驚心動魄的經歷是，某年何平家鄉一個溺水案件的鑑定。家屬認定是謀殺，但所有跡象都指向普通溺水。那晚，集結了當地一群對鑑定結果不服的村民，「我是當地人，在那樣的情況下卻沒敢說一句家鄉話，不然肯定難免圍追。」
十多年的執業，何平沒能如早年選擇職業時的願望：「以為選擇了與死者對話，就遠離了與生者的紛爭。」好在他依然享受如救火隊員般奔忙於現場，去「解決別人無法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