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英）羅納德·科斯，王寧著徐堯，李哲民譯
出版時間：2013年01月
如何總結中國三十多年來的改革和經濟發展，並展望中國未來的社會轉型，中外學人提出了不少理論、假說或分析模型。他們共同致力於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真正原因，破解中國制度安排及其變遷的真正秘密，用現在流行的一句話說，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羅納德·科斯教授的回答是：「不是中國政府，而是我們稱之為的『邊緣革命』，將私人企業家和市場的力量帶回中國。」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有關中國改革和中國經濟發展最深刻的洞見。
從張五常的「縣際競爭」到科斯的「邊緣革命」
按張五常自己的說法，他於1982年去香港擔任教職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讓他佔據了「跟進中國發展的最佳位置」。這個決定是在他的老師科斯教授的鼓勵下做出的。自張五常於1982年發表他石破天驚的論文——《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之後，沒有哪個世界級的經濟學家能夠數十年如一日，就近持續觀察中國的經濟轉型和發展。
在科斯看來，張五常把中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視為「歷史上最為偉大的經濟改革計劃」的論斷，「無疑是正確的」；科斯要說的是，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事件並非來自有目的的計劃，其結果完全出人意料。科斯回憶，在1982年，當張五常對「中國是否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問題做出肯定回答時，幾乎每個人都表示完全懷疑，即便張五常也對自己的結論表現出審慎的態度，認為「這個轉型是個緩慢的過程」，但是，誰都沒有想到的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速度之快，遠遠超乎經濟學家們的想像，以致張五常在1986年就不得不對他的觀點做出調整，承認「低估了轉型的速度」。
那麼，中國急劇的經濟轉型以及隨之而來的高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呢？為什麼長期受制於僵化的意識形態的人們，能夠在一夜之間完成向市場經濟（在科斯和張五常的漢譯著作中，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的轉變？這些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張五常認為，經過30年的就近觀察，他找到了中國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的秘密，這就是他說的「縣際競爭」說。張五常坦承，他是在1997年「才驚覺到中國經濟制度的重點是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史無前例」。他為此提出「承包合約擴張」的概念來解釋縣際競爭，認為各自負有承包責任的地區成為相互競爭的主體，首當其衝者當屬縣級政權。按張五常的解釋，最大的經濟權力不在省市和村鎮，甚至不在中央，而是在縣裡，因為縣有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戶與戶之間的競爭，機構與機構之間的競爭，均趕不上以縣為核心的地區之間的競爭。競爭的激烈程度決定著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而土地的有效使用是決定其他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礎。
張五常在前後間隔差不多有近30年時間，分別從市場經濟和縣際競爭這兩個不同角度出發，來認識它們各自在資源配置中所發揮的作用，的確從根本上抓住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秘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顯然是政府和市場雙重作用的結果。張五常由此認為，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制度，因為它有了市場和政府兩個輪子，它們共同推動中國經濟進入飛速發展的軌道。
科斯和王寧在《變革中國》一書中認為，張五常分析框架的弱點在於：「它將社會看作同質的實體，將制度變遷看作一個單獨的事件，在這個框架中，制度變遷僅僅是一個更優越的制度一舉替代另一個較差的制度。20年之後，這種思維依舊是社會科學文獻中的主流思想。在這個理論框架裡，制度變遷中既沒有過程，也不需要時間。」
這個批評可謂擊中要害。制度經濟學最注重的是對制度變遷的分析，離開了制度演變的時間、過程和具體構成要素，最後只是以結果為結論，一定似是而非。
科斯和王寧關注中國的「邊緣力量」在中國改革進程中的先鋒作用，首先是在方法論和價值觀上的突破。在他們看來，中國改革的初始目標是拯救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人一開始並沒有一整套關於市場經濟的理念和方案，後來所發生的不可逆轉的市場轉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他們這麼說並不是要否認或貶低中國政府及其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作者是要表達出這樣的看法：中國改革的許多程式化描述實際上並不真實，至少是忽略或掩蓋了那些「邊緣力量」在改革進程中的突破性作用。
承包製、鄉鎮企業、個體戶和經濟特區，被科斯和王寧視為是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四個最重要的「邊緣力量」，它們共同促成了中國的「邊緣革命」。
農村土地承包製最初起源於安徽小崗村。這個完全是由飢餓的農民偷偷摸摸搞起來的資本主義「復闢」行為，經過謹慎的探索，再到大規模的推廣，最後終結了人民公社體制。鄉鎮企業是在國有工業體系的縫隙中，由農民在缺乏任何國家支持的條件下，逐步發展起來。個體戶則是由城市底層的邊緣人群所組成，從小買賣開始，逐步壯大為城市私營經濟。經濟特區是在沿海城市已經形成民間對外開放的形勢下，由政府順勢而成。
科斯和王寧總結道：「我們對邊緣革命的強調表明，80年代中國市場化經濟轉型主要是由非國營經濟引導的，而國家引導的改革並沒有成功拯救失去活力的國營經濟。」這個結論指出了一個基本事實：一直被有些人視為中國經濟發展主導力量的國家權力，其實並沒有在中國市場化轉型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國家主導的改革或通過其有形之手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影響，實際上是在邊緣革命所開拓出來的基礎上形成的。
比較張五常和科斯的觀點，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在思想和價值觀上的差距所在。張五常把制度變遷的過程抽象掉了，把時間凝固了，把變遷中的一系列事件和要素都化約了，進而把中國市場化轉型的結果，而且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結果，看作是這個制度演變的最終成果。而科斯和他的合作者王寧，則是儘可能真實地還原中國改革的歷史進程，恢復那些被長期忽略的邊緣力量的應有歷史地位。
政府主導的改革和民間自發的改革
中國肇始於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曾被定位於一場革命。這是從執政黨傳統的革命史觀上來理解的，以標誌改革所具有的合法性和偉大意義，同時也表明執政黨試圖主導這場改革。在既有的改革敘事中，中國改革從醞釀、起步到各個領域的深入和展開，均被視為是執政黨英明決策的結果，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
問題在於，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究竟是如何開始的呢？在1980年代初期，除了張五常少數幾人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測中國會走上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之路。當時最大膽的設想也僅限於對東歐經濟學的介紹和引用，在蘭格、布魯斯、科爾內的著作中尋求改革的思想資源，把南斯拉夫或匈牙利的改革模式當作中國改革的現成樣本。誰都沒有預料到的是，中國的改革完全突破了東歐的經濟學框架和制度框架。一個原本預計50年或100年才能完成的市場化進程，在中國只用了30年。由此帶來的疑問是：政府究竟做了什麼，才能夠引導這樣一個幾乎不可思議的轉型？
科斯和王寧試圖證明，中國邊緣力量的邊緣革命，而不是政府主導的改革，完成了中國的市場化轉型。他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看法：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改革存在著一個二元體制，「除了由中國政府引導的改革，當時中國還存在另一條獨立的改革渠道。第二種形式的改革是同時由幾種草根運動推動的。」最初，來自底層的改革並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卻受到了政府政策和意識形態的多重限制。農村土地承包製、鄉鎮企業和城市個體戶均是在傳統政治管制和國營經濟的夾縫中艱難成長起來的，而經濟特區在其初始階段也面臨著隨時被關閉的危險。也就是說，「邊緣革命」是在政府掌控之外爆發的。
中國改革的二元結構這個事實被長期掩蓋了。大部分中國學者認為，改革在初期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他們完全忽略了民間改革，沒有認識到第二種改革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質。雖然官方後來充分肯定農村土地承包製和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意義，然而，在科斯和王寧看來，「官方的描述沒有指明中國經濟改革中兩類不同根源的改革模式」，反而極力把政府主導的改革和民間改革糅二為一，編織成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宏大敘事。
政府主導的改革從文革結束之後即開始啟動。當時的主要措施是：在農村領域，承諾提高農產品的採購價格，增加對農村地區的投資，增加糧食進口，提高農民糧食消費的數量，鼓勵副業的發展，包括社隊企業的發展；在工業領域，要求降低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加速對輕工業的投資，減少在生產領域的資本投入，增加住房和其他非生產領域的政府開支，包括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有企業的經營方面，推出「放權讓利」政策，賦予地方政府和各類企業更多的自主權，提高它們的積極性。所有這些改革措施，在科斯和王寧看來，雖然有一定的效果，卻沒有將國企從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更不用說對現有體制產生革命性影響。
與政府主導的小心翼翼改革形成鮮明對比，由民間邊緣力量所推動的改革首先在農村領域促成了巨大變化，土地承包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鄉鎮企業建立了初步的農村工業化，農民身份開始轉換，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開始轉移。城市個體經濟由小到大，促進了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為停滯的國營經濟樹立了榜樣。經濟特區的設立和開放，則在更大的範圍內引發了中國經濟管理模式的創新，從引進資金、人才、觀念到引進機制，全面推動了改革開放。
顯然，邊緣力量所推動的改革，對中國的市場化轉型起到了根本性的影響，帶來的是制度變革和制度創新。
中國民間主導的改革，是一個不斷地從邊緣成為主流的過程，是政府主導的改革的源泉。隨著草根的創新性力量日漸顯著，執政黨內部的改革派日漸看到了改革的路徑和方向。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表明邊緣力量終於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脊梁。來自上層的改革被融入到底層改革所開創的經濟活力之中，兩種性質不同的改革最終匯合成一個巨大的合力，共同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新的「邊緣革命」和中國社會轉型
通過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安排，原來由邊緣力量推動的民間改革，轉化為體制內的改革運動。由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鄉鎮企業和各種合資企業所組成的民營經濟，在規模上已佔據整個國民經濟的一半以上，市場經濟的趨勢不可逆轉。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當「邊緣革命」被體制完全消融之後，是不是意味著改革的動力就開始衰竭了？
按科斯和王寧判斷，至少在上世紀90年代，由民間和地方力量推動的改革仍然存在。他們沒有論述到的是，從1990年代以來，邊緣力量的改革在經濟領域中的影響越來越小，主導1980年代改革的四大邊緣力量基本被體制消化，而能夠促進改革的新的邊緣力量尚未在市場化體制中找到位置。與1980年代改革不同的是，199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以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為起點，執政黨全力推進市場化進程，全面落實1980年代民間改革的基本訴求。可以說，1990年代的改革既是1980年代改革的繼續，也是對它的終結。
1990年代以來由政府主導的改革至少取得兩個重大進展：一是確立市場經濟的合法地位，二是參加世貿組織。這兩個重大成果，是1980年代邊緣革命合乎邏輯的產物。沒有1980年代私營經濟的巨大活力和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決不可能有1990年代市場經濟的突破和對外開放的態勢。所謂改革「紅利」，實際上是由1980年代的邊緣力量創造的，最大的受益者並不是民營經濟——它們雖然也取得了巨大增長——而是執政黨和國有經濟體系。後者在中國的市場化轉型中盡享改革帶來的好處，依靠市場經濟創造的績效和巨大財力，得以避免正當性危機的蔓延和國企效率低下的種種困境，進一步鞏固了在現有經濟制度中的支配地位。
科斯和王寧在他們的書中所描述的「二元經濟的故事」，即「發展停滯的國營經濟和飛速增長的私營經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近20年中已被經濟繁榮的表象掩蓋。私營經濟在發展，國營經濟有了更大的發展。國退民進趨勢被終止，國進民退又捲土重來。市場準入遭遇多重限制，重要資源均被國有企業壟斷。民營企業舉步維艱，再次被邊緣化。
1990年代以來改革遲緩的原因何在？很顯然，政府主導的改革難以真正實施以自身為對象的改革，同時，來自邊緣力量的創新不能進一步得到體制的支持，不能轉化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這種狀況隨著國家權力和財力的日益強大，更加難以改變。在改革名義下發生的國進民退，極大地限制了民間改革力量的生長。1980年代中國的邊緣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它所面對的是幾近破產的國有經濟，邊緣力量的生長在體制外擁有足夠多的縫隙和空間；而到了1990年代，尤其是最近10年，國有經濟的繁榮和強大，已足以封閉一切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之路。
在此格局下，中國新的邊緣革命還有可能嗎？如果沒有新的邊緣力量的生長和壯大，中國新的改革動力又在哪裡？如果沒有新的改革，中國的社會轉型又怎麼可能完成？
邊緣人物改寫歷史
邊緣革命的主體必然是邊緣人物，這是一個不可被忽略的敘事部分。
在1980年代改革史上，以「傻子瓜子」年廣久、「承包大王」馬勝利、「襯衫大王」步鑫生和小崗村幾個農民為代表，從社會最底層脫穎而出，成為那個時期的改革先鋒。雖然最後曇花一現，但是他們激活了改革熱情，書寫了改革史的最初篇章。他們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他們身後，是一大批不為人所知的邊緣人群，因為各種原因，被體制早早淘汰出局，只能被迫在社會邊緣地帶尋求生機。中國的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就是由這些人開拓出來的。
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但是人民群眾何時真正成為過歷史主人？決定歷史的主要力量還是那些英雄、精英和領袖，人民是在他們的主導下，按他們設計和規定的生活方式生存。惟有上世紀80年代，邊緣力量的自發行為推動改革，改寫了中國歷史。邊緣力量是由無數邊緣人物組成的，他們在極其艱難的生存壞境中，依靠生存本能、常識和最低限度的知識，在堅硬的體制外面，像螞蟻啃骨頭那樣，一點一點開掘出自己的發展空間。
事實上，自1990年代以來，尤其是在最近10年，在國家權力大幅膨脹和國有經濟大幅增長的同時，社會邊緣力量一直在自主運行著。隨著時代的進步，它們所要完成的任務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980年代的四大邊緣力量主要限於經濟領域，它們共同追求的是經濟上的各項權利；而1990年代以來形成的社會邊緣力量，有著更廣泛的訴求，不僅涉及經濟和政治權利，而且涉及環境保護、食品安全、公共服務、慈善捐贈、消費者權益保護、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等幾乎所有社會領域。尤其是在涉及公民財產和人身權利時，來自邊緣力量的抗爭，推動了這個時期僅有的一些制度進步。
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在媒體人和法律人的推動下，迅速演變為一個全國性討論，城市遣送收容制度成為眾矢之的，國務院廢除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2009年的「唐福珍自焚事件」，民怨沸騰，國務院推出了新的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2012年陝西鎮坪強制墮胎事件，激發了國人對計劃生育制度的廣泛質疑，普遍要求終止這個制度。「任建宇勞教案」和其他幾個勞教案，在媒體和維權律師的積極幹預下，動搖了存續50多年的勞動教養制度。「烏坎事件」的意義更為重大，表明農村領域的改革已從權利進入到權力階段，農民已經意識到，沒有政治權力，經濟權利就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進步，來源於底層力量的推動，來源於邊緣人物的遭遇和命運。他們身不由己地被捲入一個偶發事件，他們的悲慘命運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進而引發制度變革。他們其實並不是孤立的個體，他們遭遇的苦難和迫害，對所有不享有特權保護的人們都具有同樣的現實性。這些邊緣人物以他們的受難，喚醒了社會各個階層的權利意識，由點到面，從下到上，逐步形成了推動制度進步的巨大力量。
微博時代的思想市場
中國的改革是思想解放的產物。然而，政府從傳統意識形態框架中走出之後，並沒有進一步走向開放的、自由的思想市場。改革初期，從上到下普遍信奉摸著石頭過河，思想市場的缺失好像也沒有妨礙改革的深入和經濟的增長。人們普遍相信，發展是硬道理，理論是其次，由此導致了科斯和王寧概括的結果：「從經濟到教育、從法律到政治，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都缺乏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
何謂「思想市場」？科斯和王寧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他們從不同方面描述思想市場的重要性，強調其自由的、開放的、不受政府控制的性質，旨在揭示開放思想市場，與開放商品和服務市場一樣，都將克服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思想市場的必要性是基於人類知識的不完備性、臨時性和推測性，沒有任何真理具有絕對終極意義。開放思想市場，是人類克服無知、修正錯誤的惟一途徑。在科斯和王寧看來，目前中國市場經濟因思想市場的缺位而險象環生，這個缺陷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最狹窄的瓶頸。
近20年來，思想退場，學術出場，知識生產基本由國家壟斷，民間出版力量受到多重限制，消費性文化產品泛濫，自由開放的思想市場微乎其微。經濟的開放和思想的封閉形成了鮮明對比。但網際網路徹底改變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迅速，便捷，全球資源共享，信息控制已防不勝防。尤其是微博的出現，讓每一個普通人都擁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信息發布平臺，控制紙質媒體即可控制思想傳播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
微博是一場最偉大的「邊緣革命」。這個最初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信息傳播方式，完全在主流渠道的邊緣地帶生存著。誰都沒有想到，它在極短的時間裡便迅速風靡社會各階層。這種思想生產和傳播狀況，在5年前還是難以想像的，在一個有著開放的思想市場的國家也是難以想像的。
微博的繁榮和普及，再次證明了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道理：比大地更寬廣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廣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廣的是人的心靈。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最終控制人的思想和精神，網際網路技術將從根本上摧毀思想控制的壁壘，為自由開放的思想市場創造一個無法被徹底封閉的空間。如科斯所言：「一個生機勃勃的思想市場不僅是取得學術成就的必要條件，也是一個開放社會與自由經濟不可或缺的道德與知識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