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權是革命的、根本的和首要的問題，也是中國革命首先要回答和解決的最基本問題。由於近現代以來的革命都是由先進階級及作為其政治代表的政黨領導的，因此政黨領導地位是革命領導權的核心和關鍵。不同階級領導往往決定著革命的不同性質和前途。區別中國新舊兩種不同範疇的民主主義革命，其根本標誌之一就是革命的領導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還是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因而最終難逃失敗的命運。而新民主主義革命則是無產階級通過自己的先進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因而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建立起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當然，中國革命始終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國家獨立、民族解放，這一任務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已經完成，在革命領導權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交出了成功的答卷；另一個是國家富強、民族復興，我們仍然處在實現這一任務的過程之中。實現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仍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因此革命領導權問題仍是一個重大的時代課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始終堅持並不斷鞏固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保持黨的領導權，實現長期執政。黨的十九大報告特別強調：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面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我們仍然要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使中國革命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
領導權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根本問題
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科學理論，其中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以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這一理論的核心內容。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堅持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通過無產階級先進政黨實現正確領導是革命勝利的根本保證。
（一）堅持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本質內涵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無產階級革命，狹義地說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廣義地說是無產階級和人類獲得徹底解放的政治過程，因為「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擺脫階級劃分，從而擺脫階級鬥爭，就不能爭得自身的解放」。也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以解放無產階級並最終解放全人類為使命，因此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最廣泛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則揭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含義、特徵及歷史必然性，論證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一般規律和特殊性，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發展的條件、進程和前景，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經驗的科學總結，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中，堅持無產階級及其先進組織——共產黨的領導是這一理論的核心內容。《共產黨宣言》即載明：「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列寧也明確指出：「黨是無產階級的直接執政的先鋒隊，是領導者。」「我們認為革命無產階級的獨立的、毫不妥協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社會主義勝利的唯一保證，是走向勝利的康莊大道。」毛澤東對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並保持領導地位也明確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他還把黨的建設作為戰勝一切敵人的三個法寶之一。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反覆強調：「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進行了新的探索，並把它提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來認識。鄧小平也反覆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而放棄黨的領導必然使革命陷於失敗，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就在於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放棄了蘇共的領導地位。戈巴契夫2006年在接受《環球人物》採訪時曾說道：「在這裡，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因此，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都要始終堅持加強黨的領導，這是革命勝利的最根本保證。
（二）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
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統稱，包括奪取政權和掌握運用政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兩個大的歷史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這一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在大革命時期，由於我們黨特別是黨的主要領導人沒有正確認識革命領導權問題，在國共合作中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使大革命的領導權被國民黨右派所掌握。當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時，我們無法進行有力的反擊，使大革命陷於失敗。而抗日戰爭時期的第二次國共合作之所以能夠成為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與我們黨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堅決鬥爭、在統一戰線中爭取領導權有著緊密的聯繫。而中國革命步入正軌，最具決定意義的是從1927年秋收起義後的三灣改編起，我們開始把黨組織建在連上，層層建立黨組織，實行設立黨代表制度，建立了軍隊黨的領導體制，使「黨指揮槍」原則得到了落實。其後的古田會議進一步完善了這一制度和體制。從此，黨的領導不僅在中國革命的宏觀層面，而且在具體層次、具體領域中得到了實現，並逐漸覆蓋到政權、群眾組織等各個方面，直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黨的領導從政治、思想到組織，從中央、地方到基層得以全面實現，加速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到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順利推進，也充分證明黨的領導是取得一切勝利的前提和關鍵。人們也由此得出結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才能發展中國；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加強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法寶。這些認識正是中國革命規律性的反映。
（三）堅持黨的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中國共產黨是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初心使命的黨。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要實現這一偉大夢想，必須堅持加強黨的領導。黨的領導主要體現在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方面，是涉及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的全面的領導。黨的領導為民族復興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要求中華民族始終保持高度團結統一，萬眾一心、同心協力進行偉大鬥爭、推進偉大事業。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建設偉大工程，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這是民族復興最根本的政治保證。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國家就會四分五裂，就會天下大亂。黨的領導為民族復興提供了科學思想引領。在一個有著14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實現現代化，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壯舉，自然也會面臨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風險和挑戰。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過程中，科學思想引領是凝心聚力的前提，也是正確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始終沿著正確道路前進的前提。只有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才能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輪行穩致遠。黨的領導為民族復興提供了可靠的組織保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國家夢、民族夢，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夢。只有動員組織全體人民積極參與、共同奮鬥，才能使偉大夢想變為現實。在當代中國，能夠把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的，只有中國共產黨。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組織力，是我們實現民族復興偉業最可靠的組織保證。
中國共產黨努力爭取、堅定堅持領導權的百年成功探索
黨的領導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引導和嚮導作用。黨的領導有三層基本含義，一是黨充分認識並高度認同自身的領導核心地位，並通過法律等形式加以固定，黨的領導在執政條件下則集中體現為執政地位；二是黨組織必須處於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總書記是全黨和中央的核心、各級黨組織和同級領導機構的核心；三是黨的領導主要是通過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實現的，是對各方面工作的全面領導。在爭取、鞏固領導權和改進黨的領導方式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經過了長期艱苦的探索，期間也有著慘痛的教訓。這一歷史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領導權進行初步探索、形成相應的領導體制、取得中國革命領導權鬥爭勝利的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逐漸認識到領導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並從最初的失敗中走出來，逐步探索出了爭取民主革命領導權的正確途徑。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面對國民黨處於舊民主主義革命領導地位的現狀，我們黨對於爭取革命領導權的認識還不是非常清楚，按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的說法：「黨的四大前，共產黨人已在不同程度上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進行過探討。四大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但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性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途徑還缺乏認識。」當時黨的一大黨綱、二大黨章到六大黨章都沒有明確地爭取黨的領導權的闡述，甚至多使用爭取「指導權」的表述，對如何爭取領導權認識不夠深刻，造成當時的中央在大革命中不能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鬥爭，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大革命的失敗使我們黨對保持革命領導權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我們黨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並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正確主張，使革命領導權問題逐漸突出。而南昌、秋收、廣州三大起義失敗後使黨面臨如何保存並領導革命武裝的緊迫問題，從「三灣改編」起，通過在部隊層層建立黨組織，實現了黨對軍隊的初步領導。而黨領導軍隊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到1929年12月召開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時基本定型。古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決議案明確指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地為著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而奮鬥。土地革命時期，黨領導農村武裝鬥爭迫切需要加強黨對農村政權的領導。因此中央蘇區和各根據地在建立鞏固蘇維埃政權的過程中，也在探索黨的領導如何實現的問題。主力紅軍長徵期間使黨對其他方面的領導面臨極大的困難，因此對黨的領導的認識在中央到達延安後得到新的提升。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根據地的擴大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需要，黨必須加強對各根據地的領導，需要健全相應的領導體制。為此，中共中央在1942年9月1日通過《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其中明確規定，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黨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根據地黨的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由此提出了「黨領導一切」的要求。到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時，黨的民主革命領導權思想已作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得到全黨的認同。七大黨章在總綱部分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必須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切革命的群眾組織及革命的國家組織之中堅。」對此，劉少奇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在各級黨的組織中形成經常健全的、團結一致的、聯繫群眾的領導核心，是極端重要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黨員群眾，都要注意在工作中、鬥爭中組織各個地方的和各個工作部門的領導核心。但是這種領導核心的形成，決不是一蹴而就的，決不能性急，而必須是在長期的工作中、鬥爭中形成起來，有時還必須經過失敗與成功、正確與犯錯誤和錯誤的改正等曲折的過程，才能形成。」鄧小平當時也針對根據地政權建設指出：「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幹涉，不是黨權高於一切。」正是由于堅持黨對革命的領導權，並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委制這一黨的領導的有效體制，黨的領導在此後的解放戰爭和根據地建設中發揮了巨大的威力，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根本保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宣告中國共產黨最終取得了中國革命的領導權。
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也是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得到鞏固但有所僵化的時期。這一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建立，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日益明確和鞏固，但也出現了權力高度集中、領導體制僵化等不足，制約了黨的領導的實現。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各級人民政權建立和鞏固的同時，各級各類黨組織也逐步建立起來，黨的領導得以在全國普遍實現。由於受長期戰爭環境的影響，黨和毛澤東因為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在全國人民中享有極高的威望，加之建國初期我們沿用了蘇聯相對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因此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得到空前鞏固。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式講話中莊嚴宣布，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1954年通過的第一部憲法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此後，黨領導全國人民順利完成了三大改造，使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開展也使堅持黨的領導日益深入人心。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領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為領導權的行使提供了前提，但是對於執政黨來說，能否運用好領導權往往更為重要。對此，當時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同志仍然保持著比較清醒的認識，毛澤東曾提出，所謂「黨領導一切」並不等於包攬一切。領導一切是指大政方針的領導，而不是具體事務上的大包大攬。對於這一問題，劉少奇在黨的八大政治報告中也指出：「黨應當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針政策上對於一切工作起領導作用。當然，這不是說，黨應當把一切都包辦起來，對一切都進行幹涉。」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也強調：「共產黨必須領導一切的原則主要是從政治上來說的，並不等於一切具體工作都要由共產黨直接管理。」他還指出：「必須肯定，黨應該領導一切，黨能夠領導一切。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領導一切？什麼是一切？」「我們說黨領導一切是說黨要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是說黨對各部門都可以領導，不是說一切事情都要黨去管。至於具體業務，黨不要幹涉。」這些認識與列寧晚年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到了毛澤東晚年，受「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造成了權力高度集中、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更為嚴重的是，1966年「文革」開始後不久，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基本陷於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黨的領導遭到嚴重破壞，到了「文革」中後期才開始逐步恢復。
第三階段，改革開放以來到黨的十八大之前，改革開放時期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中，黨不斷堅持、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提出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農村改革順利推進，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對「文革」教訓的深刻反思中，深刻認識到了現行政治體制特別是黨的領導體制存在的弊端，從而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議事日程。他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基於這種判斷，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設想：「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在他看來，「改善黨的領導」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他還進一步強調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要不斷地改善領導，才能加強領導。在鄧小平的倡導下，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機關推薦重要幹部。」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發展方向，使黨的領導中的「姓社姓資」問題得到了基本解決，但同時也使執政能力問題進一步凸顯出來。
作為執政黨，黨的領導集中體現為對政權機關的領導，黨的領導能力突出體現為執政能力，因為市場經濟對全黨來說是一個新生事物，如何領導市場經濟對黨的領導和執政無疑是嚴峻的考驗。從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五大以前，我們黨形成了強化執政意識、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的思想。在1990年前後，江澤民就指出：我們的黨是執政的黨，黨的領導要通過執政來體現。「我們必須強化執政意識，提高執政本領。」加強黨的領導，「要認真改善黨的領導方式和活動方式」。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他提出了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中要「努力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問題。從黨的十五大開始，我們黨又提出了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是加強執政黨建設的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思想，並在隨後不久使用了「執政能力」概念。2000年1月，江澤民在中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再次重申了「工農兵學商，黨是領導一切的」的思想。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核心力量。當今中國的事情辦得怎麼樣，關鍵取決於我們黨，取決於黨的思想、作風、紀律、組織狀況和戰鬥能力、領導水平。2000年5月，江澤民在上海進一步將「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明確為「兩大歷史性課題」。從黨的十六大開始，我們黨開始明確提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思想。十六大報告將「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作為一項重要內容，並且把「執政能力」的內涵初步概括為五個方面，使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成為十六大以來加強執政黨建設的重點。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必要性、內涵、意義、任務等作了全面論述和部署，成為指導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決定》的出臺，標誌著我們黨對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把握黨的執政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也使黨的領導權進入到通過提高執政能力加以保證和鞏固的新階段。
第四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領導進入堅持加強全面領導新時期，明確提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領導力量，黨的領導權得到了全面實現和鞏固。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新的矛盾、形勢和任務，著眼統籌兩個大局，完成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重視加強黨的領導問題，強調只有堅持加強黨的領導，才能完成黨應該擔負的使命。為此，他多次強調「黨領導一切工作」的思想，提出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黨的十九大把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納入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並放在第一位，明確提出：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必須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堅持黨的領導的體制機制，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這一點也寫入十九大修訂的黨章。此後把黨的領導地位進一步確立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領導力量。
為了堅持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我們黨明確了相關規定，包括把黨的全面領導寫入憲法，在十九大修訂的黨章中明確黨的全面領導的要求，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把黨的領導制度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五個根本制度之一，並對這一制度體系進行了設計，制定出臺了一系列保障規範黨的領導的相關黨內法規制度，進行黨的領導機構改革，要求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特別是提出黨要提高八個執政本領和治理能力、鬥爭本領。2020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又對中青年幹部提出增強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要求，並具體化為七個方面的能力。所有這些，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權、主導權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保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而2020年領導抗擊新冠疫情取得戰略性勝利，更加凸顯黨的領導權的鞏固和執政能力提升的重大意義，使黨的領導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和世界各國的高度評價。
（作者系北京聯合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首席專家、二級教授、碩士生導師，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北京市教委長城學者，北京高教學會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