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作為一種結果，尋找前因時，如果失去對歷史動力的發現與理解，我們將一無所獲。
在清季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興中會失敗以前，中國革命黨人向未採用「革命」二字為名稱。從太平天國以至興中會，黨人均沿用「造反」或「起義」、「光復」等名詞。及乙未九月興中會在廣州失敗，孫總理、陳少白、鄭弼臣三人自香港東渡日本，舟過神戶時，三人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曰，「革命」二字出自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按日人初譯Revolution為「革命」，但揆諸易所謂湯武革命之本義，原專指政治變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譯名既定，於是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之大變革，鹹通稱革命。今國人遂亦沿用之。
——馮自由《革命逸史》，首頁。
一群中國學生聚在一起查看世界地圖（攝於1910年）
孫中山及其力量之源
1895年（乙未年），孫中山先生發動廣州起義，這是他的革命生涯的第一次起義。很遺憾，失敗了。
廣州起義的失敗，頗多令人扼腕嘆息之處。
在準備起義的當天凌晨（1895年10月26日），孫中山接到了他在香港的夥伴楊衢雲的電報，報告「貨物」不能按時到達，要推遲一天，即27日晚上運到。可是，頭一天晚上參與起義的各路人馬已在廣州聚集，準備從香港的早班渡船「接貨」。離早班渡船到來還有幾個小時，電報來了，說要推遲。這時候，孫中山決定，無限期推遲起義時間。他發電報給楊衢雲，讓他取消「裝運」，另等通知。在付給廣州起義戰士費用後，遣散各路豪傑，讓他們各自回家。
事情不是就此結束，而是剛剛開始。楊衢雲回電，說接電太遲，貨已下船，要求「接貨」。
事實上，幾周前，香港警察即已獲悉三合會在為廣西起義招兵買馬消息。27日，香港警察終於在碼頭發現600名苦力，他們宣稱：是準備去廣西梧州當「官軍」的，每月10港元；這兩天他們每天得到5分錢的飯錢，僱用方還答應給他們每人1港元作船費。因為沒有查獲他們有任何武器，警察只能放行。當晚，香港警察終於知道楊衢雲將大批軍火裝上了「保安號」輪上，這個情報迅速通過電報傳遞至廣州衙門。
事情敗露，清官兵開始追捕孫中山。
若論敗露，實際上，這次起義在兩天前，即被告發。當時廣州興中會成員朱淇，要為此次起事起草「檄文」，他哥哥發現了，擔心被株連，假借弟弟的名字，向縣丞寫了份自供狀。消息迅速傳至廣東總督譚鍾麟那裡。據說，譚鍾麟聽說孫中山是謀反者時，不僅不驚慌，反而大笑，他認為孫中山是個無害的「瘋子」，「豈敢造反」。這事就算過去了。但接獲香港方面的電報，廣東方面不敢再輕慢，布置官兵截船。600多個準備去廣西當「官軍」的，哪裡截得住，跑了大半，只捉獲四五十個人。最後在7個標有「波特蘭士敏土」的木桶裡，因為沒有人來認領，才發現裝運的「貨物」——200多支左輪手槍。
這是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起義，沒有啟動，即告結束。這次事件，頗值解剖與細思的是孫中山「革命」的模式：會黨加華僑。這是他的力量之源。孫中山先生後來自述中國革命能夠成功：會黨出力，華僑出錢，留學生宣傳。只是這時，留學生這支力量，尚未登場。
單取廣東觀察，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曾在此地做了5年總督，直至1895年4月才由譚鍾麟替換。他為李鴻章招集了大量兵源，戰爭結束，他將3/4的士兵遣散，這顯然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這些被遣士兵返鄉亦難，最主要的出路，即為加入當地會黨——三合會。長江中下遊，則主要為哥老會控制。退伍士兵成為會黨成員，清末之際，是其潮流。在鄉間與城市，中國的底層社會，會黨組織雖然秘密，卻無處不在。
在廣州起義的計劃裡，孫中山設計了約3000名三合會會員，包括從廣東沿海招募的新兵，在香港集合，乘船於10月26日凌晨抵達廣州。他們作為「決死隊」成員分四路，向衙署進攻。除了香港的突擊隊外，廣東珠江流域還有各路支援縱隊，基本也是三合會會員，聚集廣州，以伏擊和牽制清廷軍隊。如何理解這種武裝結構，孫中山研究權威史扶鄰在其《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裡論及：「有證據表明，許多普通士兵只是受僱而來，並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然而那些領導者卻有理由相信，一旦戰鬥開始並奪取首批目標後，內地的綠林和會黨自發的起義就會馬上爆發。」
率領或者說僱用這樣一支由會黨成員構成的「軍隊」，自然需要大量至少是足夠的經費，而這正可對應廣東所具有的特殊優勢：熟悉西方的中國人與華僑。
廣東作為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省份，日積月累，形成了有別於中國內陸地區的新的社會結構與文化類型，史扶鄰概而論之：「西方的滲透為非儒教的民族主義創造了新的焦點。在香港和各個通商口岸，中國的商人對歐洲的制度，諸如法治和契約關係神聖不可侵犯等觀念已漸漸習以為常。職員和有專門職業的人，多半是教會的信徒，都誇耀自己比儒家名流受到更多的新式教育，作為基督教徒，他們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更優越。還有華僑，這些被忽視的移民，經常受到本國政府的輕蔑，他們越來越容易接受政治上的煽動。在國外，他們像少數民族一樣，受到迫害和歧視，因此，他們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本國政府來保護他們。至於在海外的經濟成就並不能在國內得到相應的機會和聲望，也使他們歡迎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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