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西方商業倫理有何不同
【摘要】中西方商業文化存在顯著的差異。在經濟全球化和我國企業國際化不斷發展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充分認識和了解中西方商業文化的差異。中西方商業文化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價值觀、決策方式、思維模式、商業倫理等幾個方面。
中西方商業文化的主要差異
要理解中西方文化差異首先要明確文化的構成與來源。文化是由一組深層的基本假設所構成的模式，這些假設是由某個團體或民族在探索適應外部環境和進行內部整合的過程中所發現、創造和形成的①。因為這些假設反覆地起作用，所以它們很容易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並可以無意識地起作用。因此，有人把文化比喻成人們大腦裡的軟體。商業文化是社會文化的一個分支，是人們在商業活動中為探索適應外部環境和內部整合過程中所發現、創造和形成的文化。根據現有研究，中西方商業文化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價值觀的差異。價值觀差異是中西方商業文化差異的最突出表現，例如，中西方商業文化在目標取向、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研究發現，人們在確定自身身份定位時有兩種目標取向:歸屬取向和成就取向。成就取向的人努力工作，希望以此獲得尊重和經濟上的成功；歸屬取向的人認為社會地位取決於年齡、階層、教育等,看重「你是誰」而不是「你做什麼」。西方人在商業活動中傾向於成就取向，新教倫理強調的「勤勉」觀對西方國家商業的發展影響很深。中國人在商業活動中往往看重聲譽地位和關係背景等因素，總體來看屬於歸屬取向。中西方商業文化的價值觀還存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差異。個人主義價值觀重視自我需要的滿足,鼓勵人們通過完成工作來實現個體目標和個人成就，鼓勵競爭。而集體主義價值觀提倡個體相互依賴，個體從屬於集體，強調成員有義務為集體利益做出犧牲，重視團隊合作與和諧。西方主要國家都傾向於個人主義，在商業活動中，他們更看重維護個人利益和權利平等，重視保護個人隱私，個體之間的競爭被視為常態，認為衝突也可以成為促進組織發展的有利因素。
決策方式的差異。集體主義取向外化在商業決策過程中的特點就是決策的責任承擔主體一般是集體，同時由於個人對於集體的服從，下級對於上級的遵從，在中國的商業決策過程中，決策的依據往往是對上負責、對權威負責、對領導負責，而不一定對事情負責，因此，決策本身往往具有較多的非理性和妥協性。相比之下，西方文化表現出較強的個人主義，在歐美商業決策活動過程中往往充滿了火藥味和對抗性，決策往往形成於激烈的討論和論證過程，具有相當程度的理性。
思維模式的差異。思維方式的差異反映了中西方心智模式的差異，在商業活動中的表現十分突出。中國人常講「以和為貴」、「和氣生財」。這些都是注重協調、求同存異而不強調對立的「和合」思維的體現，「和合」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辯證思想和系統觀念。「和合」在思維上表現出中國人的整體性思維特點，整體性認知系統依賴於經驗知識，而不是抽象邏輯。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分析性的，喜歡將事物歸類，探索事物的構成，使用形式邏輯以規避任何形式的矛盾。這種思維方式的不同，直接導致中西方商業文化的差異。
商業倫理的差異。中西方對商業倫理的理解也有不同,由此在道德判斷和道德行為上會產生差異。例如，「關係」存在於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而且常常被當作一種社會資源或成為商業活動的潛規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因素。在我國，很多時候商業上的成功與否並不由自己決定，而在相當程度上受自身背景和關係的影響。而在西方，商業活動以信用為基礎,以社會契約為紐帶，商業組織通過建立社會契約獲得合法性，利用關係進行商業活動會帶來合法性質疑，甚至違法。
時間觀念的差異。總的說來，西方人具有較強的時間觀念，在商業活動中會對自己的日程安排提前做好規劃,一旦約定好就按時執行，並且希望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中國人的時間觀念和行動計劃性相對較弱，即使有也是富有彈性的，日程安排比較靈活。在跨國商業活動中，中西方的這一文化差異表現很突出。
習俗與行為習慣的差異。中西方商業文化的差異還表現在習俗與行為習慣方面，具體表現在商業禮儀、商業慣例、商業交往的溝通方式和談判方式等方面。例如，在高情景文化中，信息的傳遞與溝通是通過肢體語言、上下文聯繫、場景等進行的，是一種含蓄的間接溝通。而在低情景文化中，大多數信息是由清晰的符號如語言、文字等表達的，是一種直接的溝通。高情景和低情景的溝通方式會直接影響商業談判。中國人溝通時多使用含蓄而非直接的語言；而西方人在溝通時更傾向於使用清晰直接的語言。
中西方商業文化差異產生的根源
首先，中西方文化中深層假設的差異導致商業文化中對待人的態度和商業倫理的差異。例如對人性的理解，中國的家族主義文化在社會關係網絡中理解人性，把社會性看作人性的核心特徵，個體依附於社會關係網絡；而西方文化強調人的理性、自利性和人格的獨立性，主張每個人有權利自由選擇自己的行動，重視維護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社會公平。這在商業文化中，體現為中國人主張經營和運用「關係」的正當性，信任「家人」和「熟人」，情感關係突出，而西方人更加重視現代商業倫理和運用社會契約，通過遵守契約維護個人利益。
其次，社會文化和民族文化對商業活動中人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具有重要影響。以霍夫斯泰德民族文化五維結構模型為例，歐美發達國家基本是個人主義文化，權力距離較小，行為的短期取向較明顯，而我國的文化屬於集體主義文化（有別於日本的集體主義，「關係」色彩較濃厚），權力距離較大，行為的長期取向較強，「先戀愛後結婚」的商業合作更容易被接受。這導致中國文化下的商業活動更加重視集體利益，領導者的權力影響更突出。而在推崇個人主義和權力距離較低的西方國家中，個人對自己行為和利益負責的意識和要求更高。
再次，商業組織置身於社會之中，深受制度與法律的影響。西方的企業組織內部制度比較規範，社會商業法律法規相對完善，法律監管也很嚴格，從而使得商業組織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範行事。相對而言，目前我國的商業法律法規還有待繼續完善，有法不依的現象依然存在，這使得中國商業組織還有投機心理，有時候把情理置於法律之上。
最後，商業文化的發展基礎是商業經濟活動，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工商管理水平還有一定差距，管理者接受的商業教育參差不齊，粗放式經營現象突出，人們從事商業的目的尚未得到很好的規範，這也導致中西方商業文化在商業信念、心智模式和行為模式上還存在顯著差異。在推進改革開放和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今天，我們需要用開放和學習的心態面對中西方商業文化的差異，積極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建設本土的現代商業文化。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組織與人力資源系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博士後張慶紅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①［美］埃德加·H·沙因：《企業文化與領導》，朱明偉、羅麗萍譯，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9年，第11頁。
責編/張寒 美編/於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