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記事求學起，至今六十年過去了，最令我懷念的兩座母校，就是坐落在古鎮上的梅溪小學和當年的安吉一中。
一座百年母校，橫跨兩個世紀，依然青春常在。這就是我的啟蒙母校——梅溪小學，前身是建於1906年的紫梅學堂。
記得我上學的第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我一骨碌爬起來，匆匆吃完早飯，背上新買的書包，母親領著我，一路快步，向小學走去。那天，我穿著一件前蘇聯花格藍底棉布的襯衣。在新生報到處，一位叫盧孝華的女老師，簡單問了我幾句後，就給我報上了名。遺憾的是，我不記得當時分在一年級幾班了，而班主任就是盧孝華老師。從此我依偎在母校的懷抱裡，開始我的人生求知路。
第二年，因家中大人忙於工作，沒人做飯，我就輟學了，做了整整一年的「伙頭軍」。這時我初嘗人生的艱辛，也開始下了發狠學習的決心。一年後，我又重返母校，不過已拉下一級，分在201班，班主任是吳學雲老師。一連兩年，我在班上成績都名列前茅。這是母校老師精心哺育的結果，我開始感受到學習的快樂。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這是我在母校三年級時，常聽班主任湯金寶老師說的一句話。他以教學嚴謹而聞名。他發現我酷愛學習，就經常在課後鼓勵我：一個人將來要做點事，必須要從小開始多學習。在小學的後四年中，他一直是我的班主任，我亦一直沒有忘記老師的話，激勵自己成為品學兼優的學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我心裡銘刻著孔子的許多聖言。我帶著恩師的希冀，帶著母校六年搖籃生活的溫暖，以全縣較好的總分，考上安吉一中。
那時我家兄弟姐妹求學的人多，家境困難。父母微薄的收入，連支付每學期的學費都有困難。我當時只有十四、五歲，卻已懂得要為家庭分憂。在求學期間，我除了學習以外，還要常常從事一定的勞動。每逢星期天，我就邀上同班校友，帶上砍柴的工具，或是到鎮郊姚土鬥白毛寺山上，或是到靠近長興的紅廟村那邊的龍山去砍柴。我光著腳，穿上草鞋，不僅要來回步行20多裡路，還要在長滿荊棘的山頭上，一刀一刀將柴砍斷，用麻繩捆好。手上常常被刀劃傷；有時在半路上，柴禾散了架，又得重新捆。嫩嫩的肩膀上，紅一塊紫一塊，疼得難忍。但每當在灶膛裡，看到自己砍回的柴在熊熊燃燒，紅火映照幼稚的臉龐，心中便升起一股暖意，一切疲勞就煙消雲散了。其實，這種自覺的勞動鍛鍊意識，也是在母校受到薰陶的。因為那時，學校每周有兩個下午的勞動課，種菜挑肥施肥樣樣都幹。我們通過力所能及的勞動，培養了勞動習慣，增進了吃苦耐勞的品質。這種潛移默化的自勵作用，一生受益非淺。
安吉一中，是我求知的接力站。它的前身是創辦於1942年春的「安吉縣立簡易師範學校」。當年在日寇入侵的炮火裡曾三遷校址。學校從起始的幾十人發展到後來的數百人。在戰爭年代，其中有不少師生走上革命道路，為校史增添了光榮的一頁。
學校當年坐落在鎮後山腰，教室從山腰延伸到山下。在我入校學習的三年中，母校的師資力量濟濟，文數理化外語等各科教學質量，在全縣都堪稱第一；學生亦勤奮求學，刻苦鑽研蔚然成風。
我在初中的三年，雖然學習緊張、生活艱苦，卻始終享受著求知的無限快樂。所有任課的教師，都為學生的成長，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如陳老師，是我初一的班主任，主教語文。他的教學風格有別於他人，他不拘泥於站在講臺上，而是踱步穿梭於課堂中，雙手交叉在背後，離開課本解讀課文。有時講到精彩處，他會習慣性地在空中連連揮動右臂。這獨特的手勢，連同他抑揚頓挫的語調，在我們同學中留著很深的記憶。還有當年教過我們數學的王老師、教俄語的黃老師、教化學的全老師、教物理的潘老師、校醫曹老師等眾多教師。因為我很喜歡體育，和教體育的沈老師，更有一段深厚的師生情。在一次縣運會前，沈老師提議我參加男子五項全能項目的比賽，沒想到我竟然得了亞軍。更讓我難以忘懷的是，當年的陳連生校長曾在一次校運會上，手捧一杯紅糖水，送到跑道上讓我喝……這一幕幕，仿佛就發生在昨天。
還曾記得，當年我和同學們刻苦讀書的鏡頭。尤其是每逢年終大考，天氣格外的冷。為了多一些時間複習備考，天還沒亮，我們就帶著用墨水瓶自製的小煤油燈，在教室裡自習，直至校工上班後合上電閘，才吹滅自製燈。就這樣，通過初中三年寒窗苦讀，我又以優良成績考上中專，四年後走上工作崗位。即使在那一度文化與知識被褻瀆的年代裡，我仍然堅持自學。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先後又取得中文、經濟兩個專業的大專、本科文憑，成為電力行業的一名高級經濟師。
直至今天，我雖已退休，但我仍深切體會到學習的重要性與樂趣，體會到學習對一個人工作和事業上的巨大幫助。
回顧我求知問學的經歷，各級母校不僅教會了我知識，還教會了我做人的道理。母校之恩，如同母愛之恩。恩重如山，伴我們永遠。
來源:安吉新聞網 | 作者: 盧炳根
申明：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