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在選情與疫情疊加的特殊背景下開展。在美國國內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爆發這一大選年黑天鵝事件的短期巨大衝擊下，疫情危機、經濟就業和族群矛盾成為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三大熱點議題，關鍵搖擺州的民意走向對選舉結果產生重大影響。在疫情造成的短期衝擊之外，影響美國政治中長期演化的深層變量為政治極化背景下的新一輪政黨重組趨勢：東北部「鐵鏽地帶」白人藍領選民對民主黨的疏離，南方部分「陽光地帶」年輕選民群體對共和黨忠誠度的下降。「身份—認同」將逐步取代「經濟—階層」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因素，並加深美國的社會裂痕、黨派鬥爭與政治極化，使其國內治理效率進一步下降，甚至引發政治民主的退化。
關鍵詞：美國政治；政治極化；政黨重組；認同政治；2020年總統大選；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簡介：王浩，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獲得者。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美國政治轉型對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研究」（19YJCGJW012）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在選情與疫情疊加的特殊背景下開展。與以往主要由傳統的經濟、社會議題——稅收、就業、醫保、移民等常規因素左右大選不同，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大規模爆發及其帶來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影響衝擊，疫情這一非常規因素成為最大焦點。此外，川普上臺以來美國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加劇，使種族衝突的烈度持續上升、關鍵搖擺州對大選的意義更為突出。二者共同成為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值得關注的政治新趨勢，並與疫情形成了疊加效應。概言之，相互交織的四大因素——疫情危機、經濟就業下行、族群矛盾和關鍵搖擺州民意，成為影響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主要變量，而疫情是貫穿其中的主線。
在選情與疫情的疊加作用下，近年來美國政治、社會發展中以極化和分裂為代表的一系列深層矛盾正持續發酵。其背後的中長期邏輯植根於當前美國政治正在浮現的兩種政黨重組（Party Realignment）趨勢［1］，即東北部「鐵鏽地帶」白人藍領選民對民主黨的疏離、南方部分「陽光地帶」年輕選民群體對共和黨忠誠度的下降。這一趨勢意味著「身份—認同」將逐步取代「經濟—階層」而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因素。選情與疫情疊加下，美國社會的分裂與對立、黨派鬥爭與政治極化，使其國內治理效率進一步下降，甚至引發政治民主的退化。
近年來，國內學界對美國的政治極化現象加強了研究：政治極化是美國政治在近幾十年的最顯著變化之一［2］；當前美國政治中政治極化突出地表現為政黨的極化、國會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觀的分裂［3］。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有關研究開始討論制約美國疫情防控成效的治理困境：美國國內政治鬥爭尤其是黨派政治鬥爭嚴重阻礙美國抗擊疫情［4］，美國應對疫情失利與聯邦制運轉紊亂失序以及自身治理體系存在嚴重缺陷有關［5］。但是，相關研究尚未充分地把疫情和選情因素關聯起來，探析美國政治的最新演化及其折射出的治理困境。因而，本文從選情與疫情疊加視角探析美國政治及其治理現象。反觀選情與疫情疊加下美國政治的情勢及反映出的西方國家治理困境，有利于堅持走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堅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一、選情與疫情疊加：影響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四大因素
（一）疫情危機：從「聚旗效應」到「連任挑戰」
新冠肺炎疫情短時間內在美國的大規模爆發甚至失控，無疑成了美國大選年最大的黑天鵝事件。與歷史上的突發性公共危機類似，美國民眾在疫情爆發初期表現出了對總統的支持，形成了所謂「聚旗效應（the 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 。在近年來美國政治、社會高度極化和分裂的背景下，川普的執政滿意度到2020年3月中旬一度創下了其執政後新高（49%）。然而，與珍珠港事件和九一一事件後總統的民調支持率持續走高不同，隨著疫情不斷發酵和川普政府在應對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增多，民眾的失望和不滿情緒從3月下旬開始迅速上升。多家美國主流民調機構的數據顯示，到5月底時超過80%的受調查者稱不會因疫情應對支持川普連任。相應地，川普的執政滿意度到6月中旬時迅速跌至42%，達到8個月以來的最低點 。
對美國總統而言，重大危機事件在政治上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在「聚旗效應」的推動下成為執政者強化政治資本的契機，也可能成為執政者政治生涯的「終結者」，結局如何取決於執政者的應對。歷史上羅斯福和詹森在二戰與越戰期間的相反表現即為案例。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爆發後，川普支持率的先升後降表明，他沒有有效應對此次危機，不僅未能使之轉化為自身的政治資本，反而對其競選連任也一度造成不利影響。在此過程中，政治經驗和治理能力缺位、黨派利益和資本利益至上、推諉懈怠甚於承擔責任等事實和行為紛紛暴露在美國民眾和國際社會面前，使疫情危機可能成為其「連任挑戰」。如果美國國內疫情仍無法得到有效控制，繼續出現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擴散，其支持率可能出現複雜的波動。
（二）經濟衝擊：從「首要政績」到「最大拖累」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美國經濟於2019年實現了2.3%的增長，失業率則保持在3.5%的低水平，資本市場連創新高。之前，經濟的亮眼表現成為川普一再標榜的「首要政績」，也是其競選連任的最大籌碼。然而，突如其來的疫情對美國經濟和就業產生了巨大衝擊。由於美國經濟和就業中服務業佔比均超過80%，在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下，美國經濟在2020年一季度負增長超過5%。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美國經濟的萎縮程度會比此前預計的更嚴重。與經濟衰退相關，美國國內失業率在短期內迅速飆升，到5月下旬時已超過15%［6］。儘管6月開始至8月，美國國內失業率有所下降，但仍持續維持在多年來少有的10%以上高位［7］。
儘管川普政府不遺餘力地出臺刺激政策以應對經濟衰退，但美國主流民調機構的調查顯示，民眾對其經濟領域的執政滿意度從2020年年初的任內最高點60%驟降到了6月初的47%。雖然這一指標近期有所反彈，但仍低於50%的半數門檻。這表明經濟已逐步從川普連任的首要政績轉變為負面因素。如果美國經濟和就業形勢在大選前無法實現根本逆轉，經濟恐將成為川普連任的「最大拖累」。按照歷史統計數據，幾乎沒有在經濟衰退背景下成功實現連任的美國在任總統。
（三）族群矛盾：把握政治動員邊界是兩黨共同挑戰
種族矛盾是美國歷史上一直存在的深層政治、社會問題。川普政府上臺以來，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美國的興起尤其是白人至上思潮及其引發的政治反彈，加劇了美國的種族矛盾，並進一步演化為種族衝突。這一變化反映到政治社會層面，便是2017年的夏洛茨威爾事件和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引發大規模騷亂。弗洛伊德事件的持續發酵和大範圍影響在於疊加了種族矛盾、疫情恐慌和經濟衰退、失業飆升帶來的社會不滿情緒，並在美國大選年這一特殊節點集中爆發。
在美國政治高度極化的背景下，兩黨總統候選人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各自政治站隊，以此更好動員其基本盤。就川普而言，贏得2016年大選的主要政治基礎在於白人本土主義及其反移民、反多元主義立場，因而種族矛盾的上升有利於提升其在白人選民尤其是福音派新教徒等極端保守群體中的政治支持度。但另一方面，打種族牌也有邊界，因為川普的任何過度舉動都可能刺激少數族裔尤其是黑人投票率的上升，從而有利於拜登的選情。川普選擇避開紀念奴隸解放的「六月節」而推遲舉行其在疫情爆發後的首場線下競選集會，就是為了避免種族矛盾被進一步激化。此外，調查數據顯示，當前有超過60%的美國民眾不認同川普政府處理種族矛盾的方式，因此其行為的適當節制也是理性選擇的結果。就拜登而言，現實的挑戰在於如何一方面利用種族矛盾的激化提升少數族裔對民主黨的投票率，另一方面避免過於激進的主張疏遠中間選民尤其是搖擺州的白人溫和群體，以免民主黨在該群體中流失選票。
（四）關鍵搖擺州民意：川普一度較大落後
搖擺州一般指「藍州」（對民主黨有較為穩定的黨派忠誠）和「紅州」（對共和黨有較為穩定的黨派忠誠）之外的「紫州」。搖擺州的黨派歸屬難以被清晰界定，任何一個政黨都很難取得穩定的相對多數地位。在美國「勝者全得」的選舉制度下，搖擺州選舉人票的最終歸屬具有不確定性。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政黨政治極化的加劇尤其是民主、共和兩黨勢均力敵局面的出現，使搖擺州在影響總統大選結果方面的作用迅速上升，甚至出現「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即少數關鍵搖擺州的幾十張甚至十幾張選舉人票能夠最終決定白宮的黨派歸屬。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正是賓夕法尼亞、密西根和威斯康星等少數「鐵鏽地帶」關鍵搖擺州的不足50張選舉人票，將川普送進了白宮。其中更值得關注的是，川普在這些州獲得的選民票相較於希拉蕊的領先優勢均不足1%（最少的只有區區幾千張票），卻在「勝者全得」制度下將這些州的選舉人票全部收入囊中，最終在全國選民票少於希拉蕊的情況下贏得大選。不難看出，在當前美國政治高度極化和選舉制度設計的雙重作用下，少數關鍵搖擺州民意的微觀變化可能會產生選舉意義上的重大影響，分析這些州的民意走向及其深層動因對觀察美國大選形勢變得日益重要。
根據美國主流民調機構的調查數據，3月中旬以來，拜登在密西根、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等白人藍領選民集中的「鐵鏽地帶」關鍵搖擺州較川普的領先優勢加速擴大。在密西根，3月中下旬時拜登和川普的支持率分別為44%與41%，到5月中旬時兩者支持率則變為49%與41%，拜登領先優勢從3個百分點擴大到8個百分點。在賓夕法尼亞，拜登領先優勢從3月底的6%擴大到4月下旬的8%。在威斯康星，3月中旬以來拜登不僅逆轉了此前的民調劣勢，而且到5月初已開始領先川普3個百分點；福克斯新聞的最新民調更是顯示到6月3日，拜登在威斯康星已經領先川普9個百分點 。隨著當前疫情變化和選情發展，拜登對川普在關鍵搖擺州的領先優勢縮小。但是，川普在關鍵搖擺州的支持率一度較大落後，客觀反映了美國國內經濟社會矛盾的新演化。
首先，疫情大爆發尤其是川普政府的應對不力引發關鍵搖擺州選民的不滿。據福克斯新聞6月初的民調，拜登在威斯康星的領先優勢大幅擴大，主要因為民眾對病毒的恐懼和對川普應對不力的不滿。在調查樣本中，受訪者認為拜登更有能力應對疫情的比例較川普高14個百分點；同時，拜登支持者的投票積極性比川普的支持者高出8個百分點。
其次，疫情導致的美國經濟短期衰退和失業率飆升在製造業集中的「鐵鏽地帶」體現得更為明顯。據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據，截至5月底，美國平均失業率超過15%，這一數字創下大蕭條以來新高。在製造業領域，失業率達到四分之一，不僅遠超全國平均水平，也超過大蕭條的歷史高點。因對經濟前景的普遍擔憂和對失業問題的深度焦慮，這些州的白人藍領選民對川普政府產生不滿。
再次，拜登的競選策略較希拉蕊更突出了對白人藍領群體的關切。經歷2016年大選的失利後，民主黨精英尤其是建制派調整了2020年大選的競選策略，其中的一大亮點即對白人藍領群體利益的重視。在拜登的競選綱領中，重建強大工會成為其吸引藍領選票的重要主張，與工會團體保持密切互動、在疫情背景下攻擊川普政府的經濟政策、有利於中下層的就業和社會福利構想等，都使拜登在這一區域的支持率上升。
與「鐵鏽地帶」關鍵搖擺州的選舉政治意義植根於經濟因素不同，南方關鍵搖擺州的觀察點是人口因素。其主要趨勢有兩個方面。一是人口結構年輕化趨勢愈發顯著。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國內以年輕人為主體的自北向南的人口遷移現象成為潮流，南方的人口結構逐漸發生了深刻變化：到2016年，亞利桑那和喬治亞常住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已分別從1990年的36.4歲和36.8歲下降至32.5和33.4歲 。人口年輕化使民主黨以多元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在南方的影響呈上升趨勢，對共和黨基本盤形成侵蝕。二是人口結構的族裔多元化趨勢日益加速。喬治亞的白人常住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71%下降到2015年的56%，同期黑人佔比則從27%上升到32% 。在亞利桑那，拉美裔選民人數正在經歷迅速增長，到2016年，該州選民的黨派認同首次出現了共和、民主兩黨勢均力敵的狀態（各佔三分之一），由此成為選舉政治意義上的搖擺州。2018年的國會中期選舉中，亞利桑那更是選出了近幾十年來的第一位民主黨參議員，加深了其作為搖擺州的「成色」。
上述兩州選民結構趨向政治「臨界點」的變化，引發了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兩黨候選人的高度關注。拜登和川普紛紛將其作為大選積極爭取的關鍵搖擺州進行布局。拜登團隊疫情期間通過雲視頻方式在亞利桑那舉行了三場集會。川普則將疫情期間的首次出訪選擇在亞利桑那。
綜上，在以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為主線的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下，疫情、經濟、種族矛盾和搖擺州民意的動向表明，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受到複雜因素的影響，選舉情勢極易出現波動。
二、美國政治的中長期走向：兩大政黨重組趨勢與極化分裂的加劇
在選情和疫情疊加的當下，美國政治中以極化和分裂為代表的諸多深層次問題在短時間內集中突顯，表明其國家治理已經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如果我們跳出當前的具體現象，運用更長時段的歷史和政治邏輯進行觀察，可以通過對政黨重組趨勢的分析透視美國政治極化分裂的根源，進而更好地把握其影響。概言之，當前有兩大政黨重組的趨勢正在重塑著未來中長期美國政治的走向。
（一）美國東北部「鐵鏽地帶」白人藍領選民對民主黨的疏離
美國政黨重組的第一個重要趨勢是，2016年大選集中反映出的五大湖區「鐵鏽地帶」由「藍」變「紅」。在這次選舉中，民主黨傳統的東北部政治聯盟出現了重大分裂。一直以來，這一聯盟主要是由新英格蘭（New England）、中大西洋（Middle Atlantic）與五大湖區「鐵鏽帶」三部分構成，但以白人藍領群體為主體、以傳統製造業為主導產業的「鐵鏽帶」各州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幾乎全部倒向共和黨並成為川普的支持者，進而推動形成「川普現象」［1］。在「鐵鏽地帶」，俄亥俄、密西根、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和印第安納等全部變成了川普和共和黨的票倉，只有伊利諾州支持民主黨。通過系統研究美國政治史可以發現，白人藍領階層對於民主黨的疏遠並非一種晚近的現象。20世紀80年代以來，白人作為一個整體對於民主黨的認同度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高收入白人對民主黨的認同度從1980年起一直低於共和黨，而中低收入白人（政治學定義的白人藍領階層）對於民主黨的認同度——相對於共和黨——則由1980年的+20%驟降至2004年的+5%［8］。
結合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的演變趨勢，我們可以發現：白人藍領選民對民主黨的疏離先是由於其中基於種族主義和傳統價值觀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主要集中在美國南方）瓦解了羅斯福締造的「新政聯合體」，使美國南方徹底倒向了共和黨。此後，由於經濟、就業和移民等問題，「鐵鏽地帶」的白人藍領階層作為身處全球化和自由市場體系失意一端的人群，開始表現出一種日益激進的反對以民主黨為代表的東西海岸精英和外來移民的本土主義思潮。民主黨一系列社會政策的基本取向（包括移民和「政治正確」理念）加劇了白人藍領階層的不滿，這種不滿在2016年大選中演化為一種政治上的反彈。美國政治學家拉裡·巴特爾斯在研究中驚訝地發現，雖然共和黨及其施政理念在美國不斷惡化的經濟不平等中扮演了最為重要的角色，民主黨治下的美國則一直致力於通過強化政治平等從而弱化經濟不平等，但共和黨卻在白人藍領階層中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功［8］。這表明，白人藍領選民對於民主黨的疏遠是幾十年來美國政治發展總體趨勢使然，並非政治上的突變現象。基於白人身份及其兩種主要價值觀——種族主義和本土主義的「身份—認同」因素，已經超越「經濟—階層」而成為白人藍領選民政治傾向的決定因素。儘管這一群體在當前疫情與經濟就業危機疊加的背景下表達了對川普政府的不滿，但歷史趨勢和邏輯表明，民主黨已經不可挽回地失去了這一群體。
（二）美國南方部分「陽光地帶」年輕選民群體對共和黨的忠誠度下降
美國政黨重組的第二個重要趨勢是，2008年以來，位於美國南方「陽光地帶」部分州，包括亞利桑那、內華達、喬治亞和新墨西哥，正在人口和產業結構變動、城市化等因素的推動下呈現出明顯的自由化傾向，有望成為民主黨新的政治根據地。在2018年的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從共和黨手中奪得了亞利桑那和內華達的兩個參議院席位；在州長選舉中，新墨西哥和內華達的共和黨人同樣敗於民主黨手中。總的來看，這一變動延續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民主黨政治聯盟演化的趨勢：在日趨保守和民族主義化的傳統支持者白人藍領階層，與日趨激進和全球化的白領、年輕人與外來移民之間，民主黨逐漸將其政治重心決定性地向後者傾斜，進而使該黨的對外政策理念具有愈益濃厚的自由主義與全球主義色彩。就這兩大選民群體的外交利益訴求而言，一方面，冷戰後美國製造業的不斷衰落與經濟金融化趨勢的持續發展，使白人藍領選民成為民族主義者。他們主張政府將戰略重點轉移到應對國內經濟、社會問題而非全球治理；希望扭轉全球化對美國製造業的衝擊，創造更多製造業就業崗位，支持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東西海岸與西南部不斷湧入的外來移民、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及白領階層這一民主黨更為倚重的群體，更加認同自由主義與全球主義的外交政策取向。可以說，與白人的「身份—認同」邏輯相同，以少數族裔和年輕選民為主體的南方「陽光地帶」部分州，正在成為多元主義和全球主義的堅定支持者，進而越來越表現出對民主黨的偏好。
以上兩大中長期意義的政黨重組趨勢及其背後的根本邏輯表明，「身份—認同」因素已經超越「經濟—階層」因素成為當前和未來美國政治走向的決定性變量。這進一步加深了美國的社會裂痕與政黨極化，使不同社會群體以及分別代表其利益的兩黨政治精英在幾乎所有內政、外交議題中的共識和妥協空間進一步縮小，從而帶來深遠的政治和社會影響。究其根源，價值觀差異引發利益交換難度更大，觀念分歧與對立產生的矛盾更難調和，美國的極化和分裂的程度不可避免地會進一步加深。
三、極化與分裂的影響：川普執政以來美國的政治斷層與治理困境
美國政治的兩大政黨重組趨勢及其帶來的以「身份—認同」為導向的政治結構，在實踐中導致川普執政以來的美國政治形成了以選民結構、意識形態及文化-價值觀為主體的三大「斷層線」。選民結構斷層線指基於「身份—認同」的兩大政黨—選民聯盟分化。意識形態斷層線指由選民結構斷層線引發的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極化加劇的現象，民主黨正變得更左、共和黨正變得更右。文化-價值觀斷層線指白人主體性與多元文化之間日益明顯的張力，甚至有可能引發美國國內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戰爭」。三大「斷層線」不僅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與社會分裂，而且使兩黨及其代表的選民聯盟彼此對立，幾無妥協與對話可能［9-10］。政治斷層給美國的國家治理帶來深層困境。
首先，政治斷層使美國兩黨鬥爭進一步升級，政治生態前所未有地惡化。從2019年初民主黨重新取得眾議院多數席位的第116屆美國國會開幕至今，兩黨之間的惡鬥便已導致美國政府出現了史上最長時間停擺（長達35天）、民主黨圍繞川普「通話門」發起彈劾，以及2020年總統國情諮文期間佩洛西手撕國情諮文文件等事件。這些事件表明，當前民主、共和兩黨的政治斷層已經使政治精英完全將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進而對美國民主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傷害。其結果是，美國政治已經陷入「兩黨鬥爭升級—政策難產甚至失效—國家治理失能—社會矛盾加劇—兩黨鬥爭進一步升級」的惡性循環。否決政治的形成，意味著美國國內治理的低效、民主政治的退化成為常態。
其次，政治斷層擴大了美國兩黨意識形態鴻溝、重塑了其結構，加劇了雙方的意識形態對立，使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黨派色彩更為濃厚。以經濟議題為例，「如何應對全球化挑戰」成為民主、共和兩黨意識形態分歧的核心問題之一。一方面，民主黨支持全球主義的勢頭，很可能使其在這一輪聯盟重塑與政黨重組後徹底失去白人藍領的支持。考慮到民主黨在移民問題上的開放態度，這一趨勢將變得不可阻擋［11］。最終結果是，民主黨政治聯盟將在此輪政黨重組後轉化為由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白人、少數族裔及城市人口組成的具有全球主義傾向的群體。另一方面，白人藍領倒向共和黨的原因在於經濟和就業考量。川普關於重振製造業、「美國優先」以及「讓美國再次偉大」等本土主義解決方案，使這一社會階層看到了有別於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解決自身最為關切的就業問題的前景。如果這些經濟政策成為共和黨的主流，共和黨就有望將白人作為一個整體鞏固為其核心政治聯盟。「川普現象」反映出今後共和黨可能會成為代表白人藍領階層與南方連同農村地區白人保守派的本土主義政黨。
最後，政治斷層在社會文化領域打破了近年來多元文化主義的主導態勢，引發了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極端社會思潮的強烈反彈，使美國的社會矛盾和族群衝突進一步激化。從20世紀70年代一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在當代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伴隨全球化浪潮席捲美國社會的背景下，美國國內的文化-價值觀衝突雖一直存在，但始終處於潛伏狀態。然而，以經濟危機和多元文化主義走到「政治正確」的極端為轉折點，以「川普現象」的興起為催化劑，近年來美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衝突呈現出井噴式爆發的態勢。以2017年8月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的種族暴力事件和2020年5月的弗洛伊德事件為標誌，美國的兩黨及其背後兩大政治聯盟間以文化-價值觀為斷層線的對峙和衝突，達到一個新的高點。這一趨勢嚴重撕裂了美國社會、損害了美國國家認同，使美國國內社會的「部落化」特徵日益明顯。這種撕裂和損傷對美國以「合眾為一」為根本歷史經驗的社會發展模式構成了嚴峻挑戰。
四、結 語
當代美國的政治極化與社會分裂是美國研究領域的重要議題。在2020年美國大選中選情與疫情疊加的特殊背景下，疫情危機、經濟就業下行、族群衝突和關鍵搖擺州選民傾向，成為觀察此次選舉的四個重要分析變量。川普上臺以來美國的政治極化與社會分裂呈現出進一步加深的趨勢。在聚焦上述熱點議題的同時，我們還需從更長的歷史時段和更深的政治邏輯發現美國政治演化的規律。當前影響美國政治走向的中長期邏輯在於政治極化背景下的新一輪政黨重組趨勢：東北部「鐵鏽地帶」白人藍領選民對民主黨的疏離，南方部分「陽光地帶」年輕選民群體對共和黨的忠誠度下降。這一趨勢意味著「身份—認同」將逐步取代「經濟—階層」而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因素，加深美國的社會裂痕、黨派鬥爭與政治極化，使其國內治理效率進一步下降，甚至引發政治民主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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