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已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其標誌就是這種研究是在建立有現代意義的中國文體學的宏願中進行的，是在現代視閾指導下進行的。這表現在十個方面：一、關注文體學研究對象的綜合性、整體性，二、創造性地發揚傳統文學的研究方法，三、探尋老生常談之「常識」的價值，四、對文體和文體學內在運行機制的探尋，五、從對立面的辨析中看古代文體發展的相反相成關係，六、文體學研究注重對文學史的貫穿，七、通過小中見大而對規律、通例的追尋，八、發現或引發出啟發意義極大的新問題，九、對文體學研究的文體的關注，十、在整個社會發展的脈絡中關注文體學。此亦可稱為現代意義文體學研究的「十法」。
關鍵詞：文體學 研究方法 現代視閾 「十法」
劉勰《文心雕龍·序志》曰：「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1]這是古人最經典的文體學研究的思路與方法。「五四」前後，中國學術起甚大變化。上世紀80年代，文體學研究漸成熱門，其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又起甚大變化，並非《文選》、《文心雕龍》、《文章緣起》之類古人有關文體學的專著所能涵括。人們在文體學研究的實踐中漸有建立有現代意義的中國文體學的宏願，期望在文體學研究的各個方面有創新性的開拓，在整體的文體學研究中有系統性的構架。此中，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2]用力最大，是當前古代文體學研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著者對「建立有現代意義的中國文體學」（第4頁）有著高度的自覺，說：「我們強調回歸到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原始語境與內在脈絡，同時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現代意識。」（第4頁）以現代視閾研究中國古代文體學，這是全書的出發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茲以《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為例，論述文體學研究的現代視閾，總結文體學研究的「十法」，以期為現代意義的文體學研究開創新的局面。一曰關注文體學研究對象的綜合性、整體性。該書的《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綱》章即全面討論文體學研究對象的綜合性、整體性問題：一、以「辨體」為「學科的基點」，即古來所稱「文章以體制為先」；二、以「何謂文體」提出「學科的起點」，探討文體之「體」的多義性，諸如體裁或文體類別、語言特徵和語言系統、章法結構與表現形式、體要或大體、體性體貌、文章或文學之本體，構成了一整體性的「文體觀」；三、討論「學科的基本內涵與對象」，視文體學研究為一個綜合的整體，其中分為古代文體史料學研究、古代文體學史研究、古代文體史研究、語體與語言形式、作為風格的文體學研究以及古代文體學的方法論和思維方式研究等；四、強調「與其他學科的互動關係」，這是文體學研究更大範圍的綜合性、整體性的表現。著者所認定的研究對象——文體學，包涵面很廣，和現有的文學、文體觀念有較大差異。我們通讀全書，初始的感覺就是全書的內容非常豐富，五光十色，似乎會覺得其中的某些內容不那麼像是文體學研究的範疇，如《詩可以群》、《詩人的宿命》、《人品與文品》諸章，但細讀下去，著者所論述的，絲絲入扣，都是與文體學相關的問題，上述諸章就是講文體在詩人手中的產生、文體對詩人的意味、文體與詩人的人品。僅此就顯示出著者對文體學的整體性、綜合性的注重。文體學研究最為基礎的不外文體的外在形態與文體的內在形態，即文體形態學、文體風格學二者。大凡某種研究的起步階段，或以小而尖的問題入手，漸而旁騖、繁衍，絕不自束手腳，而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對象方日益精確化。著者的研究也顯示了這一點。著者是以文體形態學帶動文體其他方面的研究的，同時又強調文體學研究的綜合性、整體性。我們現在研究文體學，一定要先有一個「論綱」，有一個對中國古代文體學的總體看法，大局在胸，論綱在手，方能揮灑自如，進退裕如。二曰創造性地發揚傳統文學的研究方法。著者曰：「中國文體學興盛，標誌著古代文學學術界的兩個回歸：一個是對中國本土文學理論傳統的回歸，一個是對古代文學本體的回歸。」（第2頁）而據我看，全書還包括另兩個回歸：一是向文獻的回歸，一是向傳統文學研究的方法論的回歸，前者如《文體學史料的發掘與處理》章所論，又如《任昉〈文章緣起〉考論》的考證；就後者而言，著者強調中國化的文體學研究在方法論上的核心就是整體研究、綜合研究，如：「中國早期文體學不是單就文體來辨文體的，而是將文體之辨和政治人才之辨、人物品鑑、作家才性之辨等結合起來的，在同構、平行的框架之中進行討論的。」（第14頁）本來，傳統文論就體現出整體性的特點，其表現有二。一是其構成是理論、評論、創作三位一體的。批評家提出一種理論，並不對它做抽象的純理論的說明，而是把它貫徹於實際的作品評論、作家評論之中；實際的評論也不單單是裁判式的判斷，而是為了指導創作，糾正不良文風也是為了提高創作，於是，在裁判式的判斷中，提出仍屬於理論性質的幾條來。二是思維方式體現出整體性的特點，此即朱立元所說「中國古代文論偏重於直覺、頓悟和對感性體驗的描述」，[3]實質上就是傳統文論重整體、重綜合的特點，而不同於西方文論的重分類、重分析的特點。著者持「文體是一個和諧統一的有生命的整體」（第26頁）的觀念，進而我們認為，文體學的研究方法，也應該是一個和諧統一的有生命的整體。著者對傳統重整體、重綜合的研究方法不僅僅是繼承，而且又有所發展，即書中所曰其研究方法為「繼承經典研究模式，然後『鑑之以西學，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證之以實物』」（第4頁），此可謂新時代的重整體、重綜合的研究。
三曰探尋老生常談之「常識」的價值。近人強調學術研究要以理論本身的創新性、深刻性取勝，於是，往往把古人的常識拒之門外，人們也會覺得這樣是很正常的。殊不知常識之所以是「常識」，是因為它已成為人人都必須接受的傳統甚或經典，若能對常識做出新時代的更合理的闡釋，其影響力必然大於某些冷僻的觀點，正如著者所說：「常識在影響上所具有的普泛性與持久性卻往往是理論所不及的，這正是常識的研究價值所在。」（第33頁）比如「文本於經」，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學批評的基本觀念之一，這個命題在古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雖成為老生常談的套語，少有人做出深切的論述，如清人葉燮感慨說：「為文必本於六經，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實未有能知之。」[4]但著者在上述觀念的指導下，對「文本於經」的文體學內涵，做出了自己的判斷：一、將文章之源追溯到五經，首先應該與古代學術源流說相關；二、從經各有體到文體分類，顯示了古代文體譜系學形成的路徑；三、從宗經到尊體，顯示出古代文體高下尊卑的理論策略。因此，「文本於經」就在古代文化意味上呈現其必然性。這樣的論述，似從平靜之水攪出波濤，原來是深潭之中就有蟄龍。如此從常識入手的論述還不少，如我們現在論《詩經》的藝術性可謂老生常談的常識，但古代卻堅持認為「詩三百」作為「經」來說「本不可以文論」。《四庫全書總目》成伯嶼《毛詩指說》「提要」就視該書「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長短、篇章之多寡、措辭之異同、用字之體例，皆臚舉而詳之」為「說經之餘論也」，大為鄙棄。[5]而我們認為，這正是《詩經》回歸文學的路徑。著者通過對今日之「常識」而古人卻「非常識」的論述，得出《四庫全書總目》的文體學思想，進而展示古代文論觀念演進的某個進程。上述所謂探尋常識的價值，一是重新闡釋古代「常識」得出今日「非常識」的結論，一是追溯今日「常識」的源流進而闡釋前人的「非常識」，都有新的發現。誰說常識研究沒有意義？挖掘常識，開發常識，或許會使自己具有卓越的眼光。四曰對文體和文體學內在運行機制的探尋。一門學問，一個學科，必定有它的內在運行機制，著者在此下了大氣力進行挖掘。如著者探尋古代以「從人體到文體」的「生命之喻」論文體的生命化運行形態，探討藝術形式與生命形式的相似點，這是對文體結構內在有機統一性的探討，也是對文體內在運行機制的探討。更多的文體運行機制往往是外在的，如表現在文體命名上，「因篇而得名是中國古代文體命名方式之一」（第323頁），也有「由書寫載體演變為文體名稱的策、簡、牘、札、刺、券、契約」（第255頁）等等；但當說到「文體的名稱，往往反映出文體的體制或文體用途的某些特徵」（第342頁）時，著者已漸由外而內探尋文體的現實運行了。又如《從章句之學到文章之學》章，論證「章句之學對於文體結構與層次的發現與分析為文章學的發展奠定了形式基礎」（第282頁），指出文體學的探討對象是怎樣由其他學科促發的。在對文體學內在運行機制的探尋上，有理論性的辨體與實踐意義的辨體，後者即文體在總集或選本中的分布；其他如文體譜系的形成，文體的體制與價值體系，文體問題在傳統文論運行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等，著者都有精彩的論述。著者還很注重文學創作者的作用，在《詩可以群》章，從魏晉南北朝詩歌創作形態探尋文體形態中承載的觀念與文化意蘊，即詩歌創作在注重個人「吟詠情性」的同時，其集體性、功利性與交際功能越來越受到重視，這是儒學「詩可以群」觀念的整體性體現。在《詩人的宿命》章，探討中國古代對於「詩人薄命」的集體認同，而作為文體的「詩」的意味就充滿著悲劇性的崇高。由此，對文體學內在機制的探討大大深化了研究的意味。五曰從對立面的辨析中看古代文體發展的相反相成關係。事物有了對立面，實際上就獲得了發展的契機，在與對立面的衝撞中本身就更上一層樓。著者深諳此理，於是多捕捉古代文體學中的對立面加以辨析，如文體之「正變、雅俗、高下」，「體與性」，「人品與文品」，「情志論與體性論」，「才性與風格」等，都含有相反相成或相輔相成的意味。又如《明代文章總集與文體學》章，以蕭統《文選序》稱總集為「略其蕪穢，集其清英」，[6]而徐師曾《文體明辨序》稱明代總集為「假文以辨體，非立體而選文」，[7]指出兩個時代的兩種總集在文體學上的意味的不同。又如蕭統《文選》不錄經、史、子，而「宋代文章總集一個非常重要的創舉是把文學經典的範圍擴展到子、史兩部，重加採摘，而成文學經典」（第333頁），兩相對照，文體學兩大發展階段的不同文體崇尚就展示出來了。最值得稱道的是，著者在《辨體與破體》章中，以「宋代以後直到近代，文學批評和創作中明顯存在著兩種對立的傾向『辨體與破體』」為題（第113頁），拈出古代「以詩為詞與以詞為詩」、「以古入律與以律入古」、「以文為詩與以詩為文」諸觀念，都是對立而又統一的，在對其一一考察辨析中，述說古人在創作中的正變觀。此即劉勰所云「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採為地矣」，[8]著者指出「各種文體的體制可以互相融合，然而必須保持其『本採』即文體的總體風格」（第128頁），可謂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去探尋新的高度。六曰文體學研究注重對文學史的貫穿。任何隔斷式的獨立研究都有可能出現偏差，著者的文學史視野，往往上追溯至先秦，下延伸到宋元明清，如著者稱讀《文苑英華》，「不難發現有些在六朝非常盛行的文體在宋人總集中已被邊緣化了」（第320頁），沒有文學史眼光，是說不出這樣的話的。又如《人品與文品》章，首論「人品文品說的歷史發展」，闡述其理論淵源為先秦儒家思想，以下依次敘說漢魏六朝唐宋。其他如《任昉〈文章緣起〉考論》章、《宋代文章總集的文體學意義》章、《明代文章總集與文體學》章、以及《論〈四庫全書總目〉的文體學思想》章等，從魏晉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的線索一氣貫通，著者的文學史觀念是很強烈的。隨著學術的專門化傾向的強化，以及大學中古代文學的分段式教學的程序化，我們現在的文學史研究，已經越來越見不到通家了；我們在敘說貫通文學史的必要性的同時，在實踐上往往更關注自己所打下基礎的那一段文學史，筆者就是如此，太拘泥於漢魏六朝文學而難及其他。當然，貫通文學史也是有重點的。七曰通過小中見大而對規律、通例的追尋。著者首先強調大局視野下的個案研究，其次強調從小處著手進而對規律、通例的追尋。如對「破體」通例的概括：「在創作近體時可參借古體，而古體卻不宜借用近體；比較華麗的文體可借用古樸文體，古樸文體不宜融入華麗文體；駢體可兼散體，散體不可帶駢氣。」（第134頁）這對如何從小處入手總結通例，或許有所幫助。又如對八股文的探討：「它又被稱作四書文、經義、制義、制藝、時文、時藝、時義、八比文，等等。這些不同的名稱都反映出八股文在內容或者形式上的特點，同時也可窺見其源流的複雜性」（第342頁）。確實如此，八股文每一個稱呼都標誌著其某一特殊的意味，只解釋這些名稱，就足以把八股文的一切問題都說得明明白白了，此正所謂集腋成裘，從而進入對八股文文體規律、構成通例的直接概括。又如稱宋代《文章正宗》開創歸類學的總集傳統，而宋代一部部文章總集多有如此撰作，於是得出通例：「中國古代文體分類學其實應該包括『分體學』與『歸類學』」（第340頁）。書中又多規律性的概括話語，如「從某種角度看，中國古代文學史也正是一部文體形態演變史」，正是看到「文體形態不斷創造與融合、更新與超越」貫穿整個文學史（第237頁），才總結這樣的規律來。這說明，只有站在更高的立足點，才能從一個個具體問題中概括出規律或通例。八曰發現或引發出啟發意義極大的新問題。如書中說：「晚明八股學術重心下移，呈現標準多元化、批評民間化以及創作社團化種種趨勢，出現『文統在下』的異常局面」（第363頁）。之所以「異常」，是因為按照我們的文學史經驗，文學上驚世駭俗的東西，所謂「俗」的文體或「俗」的風格等，如鮑照詩風、南朝民歌之類，只有經過改進，方能被主流社會所接受，成為文學主流，這就是「文統在上」；而八股文的「文統在下」現象，顛覆了文學史的一般觀念，這必然有其時代、社會的原因。又如稱《文選》在文筆之辨的背景下產生，於是「唯青睞『集』，而基本不顧及經、史、子部。明代文體學把經、史、子、集都置於視野之內，發現和總結出大量文體或『前文體形態』」（第381頁）。「前文體形態」的提出，實際上也是給世人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著者還十分關注古人提出的新問題，如稱黃佐：「他的所謂『六藝流別』，本質上是從文體功能出發，創造出一套新的文體分類法。」（第41頁）稱「黃佐從特殊的藝術眼光去研究作品的文體，常有與眾不同的勝解。如『樂藝』有『舞篇』一類：『舞篇者何？裝飭古事而述其一篇之辭也。』《董嬌嬈》『舞者為女子，設男子問之。』《羽林郎》『舞者為軍裝，入酒壚，胡姬拒之。』《木蘭》『舞者女子易男服，平虜後返初服而歸。』《焦仲卿妻》『此後世說故事所本，然高古不覺其繁。』黃佐指出這些舞篇在形態上與後世的戲劇和敘事文學樣式之間有某些內在關係，這也是一般文體學家所未言及的。」（第402頁）當研究者從古人文體學著述中發現了新穎之處，這恰恰可以成為後人進一步研究的對象。九曰對文體學研究的文體的關注。文體學研究也須有文本支持，這些文本是什麼文體，或者說，中國古代文體學的論述出現在哪些文體中，標誌著中國古代文體學的成熟程度。中國古代文體學在魏晉時興起而盛行，論述迭出，其文體就有：作為某種論著組成部分的整體性論述，如曹丕《典論·論文》，桓範《世要論》的「贊像」、「銘誄」、「序作」，陸機的《文賦》；作為某種論著的組成部分的零星性論述，如曹丕《答卞蘭教》以「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之類；依附在文學作品之前以序的面目出現論文體，如傅玄《連珠序》之類；又有獨立的論著，如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等。這些文體學專論雖然先是以總集面目出現的，卻為日後文體學專著《文心雕龍》的出現打下基礎。在全書的個案研究中，亦多有涉及文體學的文本，如《明代文章總集與文體學》章論及「總集」與「序題」，稱後者：「從文學批評形式來看，序題形式盛行於整個明代，是明代最有特色、影響最大的文學批評方式之一。」（第374頁）又如《〈四庫全書〉與評點之學》章，雖論述《四庫全書》「評點之學」中蘊含的文體學觀點，而我們更看到，「評點之學」的文本亦是文體學的文本。又如《論〈四庫全書總目〉的文體學思想》章，稱「《四庫全書總目》涉及的文體批評集中反映出中國古代後期社會的文體學思想觀念」（第432頁），那麼，「提要」體亦是文體學的文體。所謂「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們執柯以伐柯，對文體學的文體必然應該多一點關注。十曰在整個社會發展的脈絡中關注文體學。中國古代文體學受到文學史的制約與影響，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怎樣探討中國古代文體學受到社會發展的制約與影響，還是頗費周章的，本書的著者對此亦多有心得。如書中說到：「從禮學之『得事體』到文章學的『得文體』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延伸。必須注意到，中國古代文體學具有禮學的基礎與背景，這也許正是中國文體學固有之特色之一。」「比如，先秦的禮樂制度與文體的產生、秦漢政治制度的建立與文體譜系形成、歷代政治制度的變遷與文體演化、舉士制度與文體演化……這些都有待我們去探討。」（第7頁）又如書中探討「懺悔文」，稱「中國人的懺悔，大致是出於實用目的，即為了禳災求福，而不是出於內心道德的自我完善的需求」（第243頁），進而稱：「如果以文體史的眼光，考察沈約的《懺悔文》到袁中道的《心律》之間的聯繫，對於研究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人們的思想意識從傳統『自省』轉變到『懺悔』，是非常有價值的。」（第245頁）著者是自覺地把文體學當作傳統禮樂制度、政治制度的一種延伸來研究的。如果我們自覺地把文體學當作社會現象的一種延伸，把它放在古代社會的關照之下，那麼，我們的研究必將是有深度的。總括來說，《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一書為讀者展示出的古代文體學研究的現代視閾，體現在創新性的開拓及系統性的構架上。就創新性的開拓而言，著者的視野所及，很多並非傳統意義的文體學研究，如詩可以群、詩人的宿命、人品與文品等，但經著者的論證，一一成為文體學內在的發展動力，這表明文體學的本體是文體，但離開了創造本體的作家及其「文心」，問題是說不清楚的。就系統性的構架而言，著者視文體學為一個大的系統，包括整個社會發展的脈絡、文學史、傳統文體論、文體學的文體等，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對現象的解釋，不僅要考察其獨立的個體，而且更要考察它們之間的聯繫，從考察這種聯繫的總和中得出整體性的結論。文體學研究，是需要思路與方法的，《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就為讀者顯示了現代視閾下的古代文體學研究的思路與方法。當然，文體學研究的思路與方法是多種多樣的，甚或是無窮無盡的。著者說：「要建立有現代意義的中國文體學，我們必須在方法上有所繼承、有所超越。」（第4頁）關鍵在於具有現代視閾，面對各種不同的文體學材料，只有掌握既有的思路與方法，開拓新的思路與方法，才能產生新的研究成果。
[1][8] 劉勰撰，詹鍈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24、1129頁。[2]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本文中引用此書的文字，徑以此書頁碼標識，不再出注。[3]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4] 葉燮：《與友人論文書》，《已畦集》卷1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44冊，第129頁。[5]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5，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1頁。[6] 蕭統撰，李善註：《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頁上。[7] 徐師曾撰，羅根澤校點：《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78頁。原刊編輯：王法敏 微信編輯：趙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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