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吳承學 何詩海
·詩文評類要籍
詩文評著作是古代文學理論和批評的主要表現形態。由於文體學研究與中國文學批評密切相關，所以詩文評著作也是古代文體學研究的重要史料來源，如《文心雕龍》、《滄浪詩話》等文學批評名著，在文體學上地位也很高。當然，由於文體學不等同於文學批評，兩者在文獻來源和價值判斷上並非完全一致。如《文通》、《鐵立文起》在批評史上影響不大，但文體論內容豐富，因而具有重要的文體學價值。由於宋以後詩話、文話類著作層出不窮，本文介紹的詩文評類要籍，以兼綜眾體的著作為主，單論一體的著作，除少數在文體學上有重要影響之外，一般不列入。
《文賦》。晉陸機撰，張少康集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比較系統地探討創作問題的文章，在文體論上繼承《典論·論文》而有較大發展，提出「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複雜的萬物，決定了表現萬物的文章體類和體貌風格的千差萬別；而作者個性、氣質、審美傾向等的差異，也造成文體風貌的多樣性，所謂「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文章還具體論述了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等10種文體的體性特徵和寫作要求，如「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等，主要從情感表達和藝術風貌上來考察文體，擺脫了漢儒重實用和功利的文體觀，在文體學史上有較大影響。
《文章流別論》。晉摯虞撰，原為《文章流別集》所附文論，後別出單行，遂稱《文章流別論》。原書已佚，鄧國光《摯虞研究》（香港學衡出版社1990年版）綜合前人輯佚成果得19則，為迄今收錄最全者。探討文章分類和流別，涉及頌、賦、詩、七、箴、銘、誄、連珠、論、說、書、序、議、策、詔、戒、章、奏、表、駁、吊、令、記、箋、贊、歌、盟、典引、疏、志、訓、謳、哀辭、制、誥、移等41種文體。對每種文體，一一探討其名稱、起源、性質、特徵、功用，考察其發展變化，列舉代表作家作品並加以評論，其論述方法和具體觀點對《文心雕龍》等產生了直接影響。
《翰林論》。晉李充撰，原書已佚，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輯錄佚文11則。從佚文看，此書深受《文章流別論》影響，也是辨析文體之作，論及書、表、論難、圖贊、議奏、盟檄、駁事、誡誥、五言詩、賦等文體，往往以簡練的語言揭示各種文體所宜遵循的風格特點和寫作要求，褒貶古今，斟酌利弊，並列舉優秀作家作品作為典範，如「表宜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等，可見其文體論特色。
《文章緣起》。梁任昉撰，《事林廣記》本較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流行《四庫全書》本較多誤漏。以簿錄形式著錄秦漢以來各種文體的起始之作，計有三言詩、四言詩、五言詩、六言詩、七言詩、九言詩、賦、歌、離騷、詔、策文、表、讓表、上書、書、上疏、啟、奏記、箋、謝恩、令、奏、駁、論、議、贊、頌、序、引、志錄、記、碑、碣、誥、誓、露布、檄、連珠、篇、歌詩、遺令、圖、勢、約等85種文體，可見文體分類之細密。此書標舉的是《六經》之外、秦漢以來有明確創作年代和創作者，有一定典範意義的完整篇章，與談文體必溯至六經者相較，顯示出鮮明的特色。
《文心雕龍》。梁劉勰撰，范文瀾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其文體論內容，主要集中在《明詩》至《書記》二十篇，按一定程式系統論述了詩、樂府、賦、頌、贊等33種文體；各體之中，往往又細分小類，如詩分四言、五言、三六雜言、離合、回文、聯句等，史傳分策、紀、傳、書、表等。這種二級分類有40多目。此外，附於《書記》、《雜文》兩篇之後略作說明或僅列其目的文體也達40餘種。全書所涉文體，總計120餘種，代表著南朝文體分類的最高水平；在文體論上，確立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基本內容、原則和方法，在理論化和系統性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成為古代文體學研究的經典範式；此外，還提出「文體原於五經」、文體風貌與作家才性、氣質、學養、習染的關係、文體規範與文體新變的關係等重要文體學命題，對後世文體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文則》。宋陳騤撰，王利器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最早全面深入研究經學文體的著作，認為《左傳》之文，有命、誓、盟、禱、諫、讓、對8體，並以簡練的語言揭示各體的風格特徵，如命「婉而當」、誓「謹而嚴」、對「美而敏」等。《文則》還論及箴、贊、詔、銘等文體的起源，多追溯至上古時代。論詔體時，特別注意到作者的變化引起文章體貌的變化，認為秦漢以前，詔命皆帝王親制，「鹹有古義」，後世多出文士代筆，遂失古體而變為駢儷；論銘體時，還提出了「初無定體」說，對於研究文體早期形態，頗有啟發意義。
《滄浪詩話》。宋嚴羽撰，郭紹虞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此書對宋以後的辨體批評有重要影響，論詩重體制，專設《詩體》章，從不同角度提出詩體分類，如「以時而論」，有建安體、黃初體、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唐初體、盛唐體、大曆體、元和體、晚唐體等；「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曹劉體、陶體、謝體、徐庾體、沈宋體、少陵體、太白體、盧仝體、元白體、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誠齋體等；此外，「又有所謂選體、柏梁體、玉臺體、西崑體、香奩體、宮體」等。以上分類，主要以詩歌體貌風格為標準。若以篇制體式分，則「又有古詩，有近體，有句，有雜言，有三五七言，有半五六言，有一字至七字」，「有口號，有歌行，有樂府，有楚詞，有琴操，有謠，曰吟，曰詞，曰引，曰詠」等。這些不同角度的分類，是對此前詩體分類的全面總結，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文體產生和命名等的複雜性。
《文筌》。元陳繹曾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續修四庫全書》本。全書分古文譜、楚賦譜、漢賦譜、詩譜等大類，每大類又設法、式、制、體、格等來立說，似嫌牽強，但保存了豐富的文體史料，體現了元人的文體分類和文體觀念。如「古文譜五」談「體」，先將文體分敘事、議論、辭令三大類。敘事類又分敘、傳、錄、碑、述、表、譜、記、紀等小類；議論又分議、說、辯、贊、跋、論、解、義、箴、戒、規、題、奏、表、札、原等小類；辭令又分詔、誥、冊、教、誓、啟、簡、檄、露布、祝、盟等小類。對每一小類的文體，都詳論其功用、源流變化、寫作要求等。此外，每大類之前的「總說」，頗有理論價值。
《詩文軌範》。元徐駿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全書二卷，上卷《文範》，下卷《詩範》。《文範》「文章源流第一」條詳論命、詔、敕、璽、制誥、冊、制策、表、露布、論諫、奏疏、議、彈文、檄、箴、銘、頌、贊、七體、問對、書、記、序、論、說解、辯、原、戒、題跋、傳、行狀、諡法、諡議、碑、墓碑、誄辭、哀辭、祭文、連珠、判等多種文體的源流演變；「明體法第三」條論各體文章風格，如「詔宜典重溫雅，謙恭惻怛之意藹然，冊文宜富而雅，制誥宜峻厲典重，表宜張大典實，議宜方直明切，奏宜情理懇切意思忠厚，記宜簡實方正而隨所記之人變化」等；《詩範》提出詩歌寫作要「明體法」，如「五言律詩宜清而遠必拘音律，七言律詩宜壯而健時用拘律，五言古詩宜清婉而意有餘，七言古詩宜峭而言不悉」等。
《詩源辨體》。明許學夷撰，杜維沫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標誌著古代文學批評進入總結和融合階段的著作，以時代為序，以格調為中心，品評先秦至明代各體詩歌，辨其源流，析其正變，代表著明代詩歌辨體的最高成就。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深化了詩文之辨，如關於詩、文的本質差別、以文為詩、「詩史」說等，都有超越前人之處；二是推進了詩體源流的探討，在以《三百篇》為一切詩體之源的前提下，又詳細論述古詩、律詩、五言、七言等不同詩體的源流正變，強調文體之源與文體起始之作的區別，並不盲目從《三百篇》中尋根究底；三是在揭示各體詩歌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上，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如五言古詩，以漢魏為「千古五言之宗」，而建安乃「五言之初變也」；太康，「五言之再變也」；元嘉，「五言之三變也」；永明，「五言之四變矣」；「至梁簡文及庾肩吾之屬」，「五言之再變也」；初唐四傑，「五言之六變也」；沈宋，「五言之七變也」。如此條分縷析，窮形盡態地描述文體變遷，可謂前無古人。
《文通》。明朱荃宰撰，《續修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此書編撰宗旨是識體要，辨流別，以通為文之道，故用一半篇幅收錄古今文體158種，其中有些文體還有二級類目，如「傳」下分史傳、家傳、託傳、假傳，「雜著」下分籍、簿、方、佔、式、關、諺等，全書實收文體200多種，且不含賦及詩歌類文體，其收羅之廣，類目之繁，超過此前任何一部著作，在文體分類史上有集大成之功。其新增文體，主要有四種情況。一是前人雖有立目，但後世很少使用的文體，二是對某些文體的細分，三是對經、史、子著作中大量文體形態的發掘，四是唐宋以後產生、盛行於民間的俗文體。其中經義作為科舉考試文體獲得了獨立的文體地位，特別值得關注。對所錄文體，一一論析其名稱、功用、體性特徵等，成為《文心雕龍》之後又一部內容豐富、規模宏大的文體論專著，然許多論述引用《文章辨體》、《文體明辨》等而不標示出處，是其所短。
《鐵立文起》。清王之績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此書論文章之體、談作文之法，而不及詩、詞、曲。卷首為「文體統論」，「統論」之後，依次論及序、後序、引、題辭、述、傳、紀、祭文、弔文、行狀、啟、帳詞、頌、箴、銘、命、諭告、詔、論諫、上書、奏疏等140餘種，類目相當繁多。其論能集成眾說，對《文章辨體》、《文體明辨》尤為推重，但不盲從，在二書論述不夠透徹的地方或予補充，或提出不同觀點。在文體序次上，作者不滿以賦為首的傳統，主張以「序」為首，而序文中則贊同「序事者為正體，議論者為變」的說法，似乎比較強調敘事文體，故把「序」、「傳」等文體列在前面，表現出「以史為用」的文體觀。而經世類的「王言」、「臣語」類文體，即朝廷公文，卻位居最後，這也比較獨特。
《歷代賦話》。清浦銑輯，《續修四庫全書》本。現存成書最早的賦話專著，在賦學批評上有創體之功。正集十四卷，以人為綱，輯錄正史關於賦家生平履歷、創作情況的記載，也有摘錄賦作全文或片段的，始於《史記》，終於《明史》，構成賦體文學發展史；續集十四卷，輯錄歷代散見於經書、史著、總集、別集、詩文評、筆記小說、書志目錄等著作中的賦學、賦論材料，構成賦論史的雛形。合而觀之，可謂對賦史、賦學文獻第一次系統、全面、集中的整理，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有些史料後往往加以按語或考證，表現了對相關問題的獨特理解。書後附《復小齋賦話》二卷，收錄賦話260則，為作者平時讀賦、作賦心得，以探討唐宋律賦為主，體現了浦銑本人的賦學思想。
《四六叢話》。清孫梅撰，李金松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此書產生於清代駢散之爭的背景，旨在推尊駢體。從奇偶相生、文質遞變的高度，揭示駢體文產生的必然性；從情文相生的標準出發，推《離騷》為「古文之極致，駢麗之先聲」，從而得出駢散同源，波瀾莫二的結論，為駢體爭得與古文同等的地位；主張駢文寫作用意不用事，以克服過重形式雕琢而內容空虛的弊端；把駢文分為選、騷、賦、制、敕、詔、冊、表、章、疏、啟、頌、書、碑誌、判、序、記、論、銘、箴、贊、檄、露布、祭、誄、雜文等文體，每體都有以駢語撰寫的序題，論述其體制特徵及發展演變軌跡。
《制義叢話》。清梁章鉅撰，陳居淵校點，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八股文研究的重要文獻，以話體批評形式論程式，辨流派，明宗旨，紀遇合，別體裁，考典制，參稽史傳，旁及軼事，併名篇雋句，無不博採廣擷，薈萃一冊，儼然是八股史料長編。其中許多材料，原未形成文字記載，只是口耳相傳，賴此輯錄成編；所引文獻，多有後世不存者，如梁劍華《書香堂筆記》、梁上治《四勿齋隨筆》、梁上國《芝音閣雜筆》等筆記，何焯《遠行集》、項煜《東野堂稿》、楊雍建《弗過軒制義》等制義別集，鄭方坤《三鄭合稿》、王耘渠《明文冶》、蘇翔鳳《甲癸集》等制義總集。有些文獻後世雖常見，但因所據版本不同，內容有較大差異，如所錄《明文海》制義序目錄，比《四庫全書》版多出45篇。這些都顯示出此書重要的史料價值。此書還論及制義的源流演變、命題與作法、代聖賢立言、古文與時文、清真雅正的衡文標準等重要論題，有較高的理論價值。
《文體通釋》。一名《文章釋》，清王兆芳撰，北京中華印刷局1925年版。以文章與學術兼重的態度觀照文體，將古代文體分為「修學」與「措事」兩大類，「修學」之文凡48體，「措事」之文凡94體。具體而言，源出經學的有釋、解、故、傳、微、注、箋等23體；源出史學的有春秋、記、志、表、史傳等13體；源出子學的有略、訣、鑑、原等8體；源出雜學的有反、廣、補、擬4體。教、訓、典、法、冊、命等37體源出君上之事；上書、章、奏、劾、表、疏等55體源出臣下之事。另有禮辭、聯句2體，流通君上、臣下之事。以上合計142體，再加附帶論及的56種，全書釋涉文體總計近200種。其中有些是著述形態，如例、音、鑑等；有些是古代文章寫作中相當重要而一般文體學著作很少涉及的文體，如擬、效、學、法等。對所收各種文體，一一加以闡釋，重視本義及追源溯流，在「祖述」的基礎上加以「引申」，多有自得之處。
《文體芻言》。清吳曾祺撰，《歷代文話》本。此書十三篇，原附於《涵芬樓古今文鈔》後，實即對《涵芬樓古今文鈔》所選13類文章的文體分類、文章編選作理論思考與技術說明。其文體分類受《古文辭類纂》影響較大，強調分類標準的統一性，從文體之用出發進行分類，從而解決自古以來文體分類混亂的現象，較有積極意義。而在對一些具體作品文體屬性的判斷上，則時出己見，如班固《封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同為摩崖之作，而在姚著中一入碑誌類，一入箴銘類，為吳曾祺極力反對；又姚氏把韓愈《祭鱷魚文》列入「檄」文類，《文體芻言》以為「殊可不必」。另，《古文辭類纂》的文體分類雖影響較大，可惜有類無目，只為文體大類作序題，對各種具體文體不加論述。《文體芻言》則一一加以闡釋、辨析，對姚著起到了較好的補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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