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為正確認識和把握這個新的重大政治判斷， 本文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分析、闡釋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表述的依據。理論上，運用馬克思主義質變與量變的辯證關係、生產力決定矛盾轉化的變化規律、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本經驗、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精髓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進行分析。實踐上著重分析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具體表現，說明社會發展相對於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和水平、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表述也就決定了黨的根本任務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以為人民謀幸福為使命，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構建產業體系為支撐，以構建現代經濟體系為動力，實現經濟社會更高水平、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
一、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蘊含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一）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體現出質變與量變的辯證關係
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必然經歷從產生、發展到成熟的過程。資本主義經歷了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等不同發展階段。同樣，在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生產力的階段性發展必然導致社會主義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判斷也表明社會主義可能要經歷類似初級、中級和高級等逐漸邁向成熟的若干具體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不同時期必然會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徵。這種發展過程，必然經歷由量變逐漸積累，引起部分質變，在新的質變基礎上再逐漸積累量變，新的量變的積累又引起新的部分質變這樣的動態變化。黨的十九大之所以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重新進行表述，也符合量變到質變的原理。也就是說改革開放近40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5年，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進行了巨大的歷史性變革，取得了巨大的歷史性成就，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積累了足夠的量變，由此產生了十九大報告對社會主要矛盾新表述的質變。
（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體現出生產力決定矛盾轉化的變化規律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新表述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進行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實踐總結和理論概括，是對我國社會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客觀實際的肯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也就意味著經過近70年的建設，尤其是近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由此決定的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同樣經歷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不同發展階段。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或時代，人民需要與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必然隨著國情的變化、社會的發展而發生新的轉變，呈現出新的內容，從而形成了「有什麼樣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處於什麼樣的發展階段，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動規律。
（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體現出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本經驗
抓主要矛盾是馬克思主義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重要原理，同樣也是我黨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形成的基本經驗。毛澤東指出，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在經濟建設方面，改革開放後，針對我國社會生產力落後的主要矛盾，工作重心就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我國經濟取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史上的「中國奇蹟」。雖然由於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由高速增長階段轉為中高速增長階段，但2013—2016年平均增速仍達7.1%，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超過30%。可以說，我國的生產力已不再落後。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在民生建設方面，改革開放之初，主要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溫飽已不再是問題，人民群眾在衣食住行、吃穿用住等方面有了更高層次的需求，更加追求全面的發展。因此，十九大報告抓住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為決勝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徵程指明方向，明確目標和任務。
（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體現出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精髓
從新中國成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經歷了三種表述，從八大指出「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到十一屆六中全會重新確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到黨的十九大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均是建立在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進行及時、準確、科學的判斷基礎之上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取得了許多歷史性成就。但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脫貧攻堅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人民對美好生活需求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因此，大家一致認為，我國經濟社會諸多矛盾疊加，形成矛盾集合體，處於重大矛盾的變化期，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重新表述的時機已經成熟。在相關部門進行認真調研、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產生的新矛盾形成了統一的意見。
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具有充分的實踐依據
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在實踐上體現為需要和供給之間的矛盾。從需求方和供給方分析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從而研判整個社會、整個時代的發展狀況是作出正確決策的基礎和前提。可以說，從人民的需求狀況、社會的供給狀況，需求與供給之間關係狀況入手，是分析、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最根本的方法和基本框架。
（一）人民需求的新要求新升級
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需要包括更為廣泛的領域、更為豐富的內涵、更為提高的層次、更為自主的選擇。一是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經過近70年的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的高速增長，我國已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人均GDP已從1955年的150元、1980年的463元躍升至2016年的53974元，達到8000美元，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人民需要也逐漸從追求物質數量逐漸轉向追求生活品質。從恩格爾係數來看，2016年我國居民恩格爾係數為30.1%，經歷了建國初期的「貧困」，改革開放初期的溫飽，逐漸接近聯合國劃分的20%至30%的富足標準。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後，消費者對衣食住行、吃穿用住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更加追求品種、品質、品牌，更加注重安全、健康、環保。從居民消費升級的演進規律來看，我國居民消費將更多地從生存型升級到發展型和享樂型，如2013—2016年，居民用於文化娛樂的人均消費年均增長11.5%；人均醫療保健支出2012—2016年年均增長12.6%；國內、出境旅遊人次2012—2016年年均增長分別為10.7%和10.1%。
二是人民對「非物質」、「非文化」生活產生了更高的期待。人們不僅對物質文化方面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非物質」、「非文化」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擴大到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態文明各個領域。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據人民網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對「民眾期待什麼」進行的調查數據顯示，社會保障、收入分配、住房保障、醫療改革、穩定物價、食品藥品安全、法治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就業和收入、教育公平、住房、環境保護、公共安全、依法治國、脫貧攻堅等事關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方面的問題均位列其中，表明了人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提高的關注度、需求度。
（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然而，今天我國發展「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一是社會發展相對於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第一，供需動態不平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供需不平衡問題，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重大變化而做出及時調整造成供需不平衡。第二，產業結構不平衡。雖然我國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50%）超過製造業，但依然低於發達國家水平，低於同等發展中國家大約10個百分點以上。製造業中傳統製造業佔製造業的比重高達80%以上，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相當於美國的1%左右。先進位造業發展也相對落後。第三，城鄉結構不平衡。我國城鄉經濟發展差距較大，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較大，2016年收入倍差仍為2.72。同時，在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等方面也存在不平衡問題。第四，區域結構不平衡。中國自然和經濟資源發展的差異，決定了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改革開放之初採用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有其現實合理性。隨著東西部、沿海與內地的不平衡逐步加劇，我國東西部、南北部區域發展顯現出較大差異。同時，區域不平衡不只是經濟發展的差距，消費需求的差異也日趨加大。尼爾森2016年11月發布的消費者報告顯示：我國東部地區進入提升品質階段，而西部地區仍處在滿足基本生活階段。
二是社會發展相對於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充分。第一，生產力發展不充分。從人均GDP來看，我國目前只有8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國家分類來看，我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並且這一國際地位仍將持續較長時間；從GDP總量來看，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大約到2030年左右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到2035年，我國將基本建成現代化，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強國。我國在經濟、軍事等硬實力上有所提升，但在具有引領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化價值體系，以及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政治制度等軟實力方面較為薄弱。第二，科技發展不充分。我國雖然有天宮、蛟龍、天眼、墨子等大國重器及科技創新成果，也有「高鐵、支付寶、網購、共享單車」等新四大發明，但總體上說，我國創新以消化集成創新居多，原始創新和系統繼承創新能力還不夠，核心關鍵技術的自主智慧財產權佔有率偏低。第三，資源利用不充分。我國單位GNP的能源消費量是西方發達國家的4—14倍，主要耗能產品的單位能耗遠遠高於工業發達國家。第四，民生工程發展不充分。我國在民生領域還存在不少短板，保障和改善民生仍然是我國發展過程中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如脫貧攻堅任務艱巨，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點、痛點。從出生、幼兒園、上學、就業到養老這一完整的民生發展和民生保障體系未能健全。
三、根本任務
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及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變化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和水平也就決定了黨的根本任務就是實現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渡，從解決舊的主要矛盾向解決新的主要矛盾過渡，從差距發展向共享發展過渡，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成為主要任務。
（一）以為人民謀幸福為使命
我們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人民謀幸福。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這一關係全局的歷史性變化要求我們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就是要落實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適應的發展導向。我國所追求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全面進步、國家的全面強大的現代化。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是由馬克思主義政黨、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也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一切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所在，更是中國共產黨人奮鬥的初心和追求。
（二）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要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更加注重提高更高水平、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供給，從而「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集中解決產品的供給質量，更加突出產品良好的體驗性、安全性、舒適性、可靠性，多樣化、高質量、精準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更加注重製度要素的創新和供給，通過科技創新制度、土地制度、金融體制、法律制度、國有企業管理制度、財政和稅收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改變現在的生產方式和生產理念，建立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根本理念的新的生產方式，進一步促進人的全面、均衡、可持續發展。除此之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但要關注物質財富的積累、創造，而且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升級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但要關注經濟物質層面的供給，還要專注社會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供給。
（三）以構建產業體系為支撐
要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這就要求我國由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由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轉變，由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形成強大的實體經濟。一是藉助科技創新，為實體經濟提供強大的技術基礎。如：按照相關規劃，我國到2020年，核心基礎零部件和關鍵基礎材料自主保障率達到40%，到2025年提高為70%。按照規劃目標發展，將大大提高我國先進位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影響力。二是藉助金融體制改革，為實體經濟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通過加快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運用現代金融手段，推動現代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從而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三是藉助人才培養，為實體經濟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撐。建設實體經濟，推進科技創新和發展現代金融，都離不開強大的人才支撐。實現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的互動和協同發展，有利於構建更優層級、更有效率、更高質量的產業體系。
（四）以構建經濟體系為動力
要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競爭力，就必須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遺餘力地促進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建設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現代化經濟體系。一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互融合的共生共榮發展新格局；二是深化價格體制改革，特別是生產要素價格、壟斷行業、公用事業價格改革，實現價格反應靈活；三是深化政府的簡政放權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通過制定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明晰政府職能邊界，通過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四是構建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通過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促進我國更廣範圍、更大影響、更加主動的對外開放，使我國對外開放的範圍從沿海擴展到沿邊沿江，從發達國家擴展到發展中國家，使我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從參與全球治理提升到主導全球治理，使我國的對外開放更加主動地從引進來到走出去。
（作者單位：中共南通市通州區委黨校）
（山西《前進》雜誌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