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課程讀書報告之一
（2007年3月）
羅正副
相對於改朝換代、治亂興衰，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典章制度等全局性的大歷史而言，所謂的「小歷史」是指「局部的」如個人性的、地方性的歷史和「常態的」如日常的、生活經歷的、社會慣制的歷史（趙世瑜：11）。在以小見大的學問方法上，作為區域社會史的「小歷史」，無疑需要全局視野的觀照來探知社會歷史整體的「大世界」。在拜讀趙世瑜的《小歷史與大歷史》過程中，不由想到了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也忘不了陳寅恪為之作具有區域史（西南史）研究宣言意義的「序」，二者均體現了以小歷史觀照大世界的宏闊眼量。翻檢重讀，陳援庵的 《明季滇黔佛教考》可謂是運用全局觀視野研究區域史的實踐典範，陳寅恪的序言則是從「小歷史」探討大世界的前瞻性、指導性的方法宏論。二者珠聯璧合，實踐與理論投契，既展現前者選材之精妙，又凸顯後者的遠見和卓識；不僅反映二人投合的學術旨趣，更彰顯二陳「交心」的心心契合。從趙世瑜的大作重新尋讀寅恪翁的「短序」，在六十餘年後的今天看來，對區域社會史研究仍有前瞻性和整體觀的指導意義。寅恪翁在語言方面以掌握十餘門之多而稱譽學界，進而更以搜求資料之勤倍受學人景崇。不論英、法、德、日等外文資料，還是蒙、滿、維、西夏等民族典籍，檔案方志、稗官野史、方外語錄、詩文札記、正史實錄無不搜羅備至。無怪乎許冠三在《新史學九十年》把他歸入史料學派（以史料言寅恪先生史學成就，未儘先生卓傑的學術貢獻，這與本文旨趣無涉，茲不贅述），以「喜聚異同寧繁毋簡」名之（許冠三：260—287），頗得寅恪先生學問理路注重文獻資料實情。他在書信集等文字中多次提到對於資料發現之喜狀與搜求之心切：還在海外之時，得知國內有藏文佛典，致函夫人友朋想辦法求購；值抗戰顛沛流離，食不果腹，居無定所之際，不忘珍藏搜集文獻；促成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清華大學購置大量珍貴檔案文書等珍愛保護文獻資料之舉，無不體現先生學問以資料為基石的治學趣向。寅恪翁於語言並無障礙而捨棄敦煌顯學，箇中原因更是敦煌文書流失海外，部分資料未存國內，認為難以超越伯西和、斯坦因等人所作的抉擇，最終把自己的學術領域定位在資料齊備且「不古不今」的隋唐史，更見其對史料的珍視和不蹈空談的治史風格。區域社會史研究在文獻資料的搜集方面，亦當從寅恪翁治史對運用資料「寧繁毋簡」的精神。陳垣在撰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時，就徵引文集史料如「明季之書」、「滇黔之書」、「佛教之書」等多達173種（陳垣：「徵引書目略」，476—479），尤其是「本書特出者系資料方面多採自僧家語錄，以語錄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嘗試，為前此所未有」（陳垣：「重印後記」，480），亦即為以佛家語錄證史之首創（與陳寅恪以詩證史有獨闢蹊徑，別開生面，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寅恪翁稱：「先生是書徵引之資料，所未見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羅之勤，聞見之博若是。」（陳寅恪：《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240）區域社會史研究欲超邁「大歷史」，實現以小見大的學術旨趣，遍布搜求資料，就像陳垣先生倡導收集文獻要「竭澤而漁」一樣，方能奠定窺知大世界的全局觀視野。
二、 區域的中心地位：「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之所在」
從大歷史的全局視野來看，區域史研究定位於哪個地域的哪段時空直接關係到研究結果的成敗。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之所以成為區域史研究的經典，地域時空的正確選擇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方面是時間定位在明末清初朝代更替，社會鼎革之時，另方面選擇了學人志士薈萃雲集的滇黔邊地。如寅恪先生所言：「明末永曆之世，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雲貴雖為「邊徼一隅之地，猶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陳寅恪：同上）。由於時值艱危擾攘之際，不僅明朝中央政府退守邊陲，以再圖中原，而且學人端士為全志節，亦相率遁逃西南。北京的淪陷，「明朝」在很大程度上並無體制上的意義，「毋寧只是一種精神」（司徒琳：132），其正脈自立於南方，尤其是永曆朝偏安西南，延續長達十幾年之久，為南明最長的朝廷，形成了政治區域中心從北方到滇黔的轉移；以志節倫理安身立命的士大夫，不甘失節，追隨朝廷，紛紛南下，匯聚西南，多有以逃禪表氣節，所以明季雲貴名士雲集，文化昌盛，禪風披靡。陳垣獨具慧眼，鎖定「明季滇黔佛教」，廣搜典籍，「識斷之精，體制之善」，既實現了區域「小歷史」研究的中心位置，又反映了大時代的全息面貌。
三、 突破畛域，舉一反三：「宗教與政治雖不同物，而終不能無所關涉」
要做到區域社會史研究反映整體社會全貌的目的，首先是把特定區域視為一個整體，全方位地把握它的總體發展（趙世瑜：27）。以問題為研究的出發點，打破現有學科專業分類的畛域，做到學科間的牽涉互動和對比參照，既不就某一問題論某一問題，也不就某一領域而單談某一領域，局限於地區自身，而是「舉一反三」：以某一問題入手，反映多個領域或層面亦即區域的整體。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追述當時政治之變遷，以考其人之出處本末，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陳寅恪：同上）。畢竟明季士人逃禪之風熾烈，佛教盛行於西南，究其緣由，無非是政治原因為甚，所以寅恪翁感嘆「宗教與政治雖不同物，而終不能無所關涉」！（陳寅恪：同上，241）事實上陳垣自己在該書的「重印後記」也說：「此書作於抗日戰爭時，所言雖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遺民逃禪之眾及僧徒拓殖本領，其實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遺民之愛國精神、民族氣節，不徒佛教史而已。」（陳垣：480）可見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並非停留在地區史實本身，而是通過瞻詳豐滿的地區史實洞察時代的宏大背景和主體脈絡，這一前提當以突破學科界限，「舉一反三」為工。四、 現場情境性：「先生講學著書於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於西南天地之間」
打破學科界限的同時，就是能借用不同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人類學的田野參與觀察法，無疑是區域社會史解讀歷史文獻，進入歷史現場，體會歷史情境的借鏡。即陳寅恪先生所說的「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247）。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與陳寅恪的「序」，皆成於抗日戰爭時期，寅恪翁回憶當時：「別先生（指陳垣）於燕京，及抵長沙，而金陵瓦解。乃面馳蒼梧瘴海，轉徙於滇池洱海之區，亦將三歲矣。此三歲中，天下之變無窮。先生講學著書於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於西南天地之間。」（陳寅恪：《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240—241）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軍隊侵入北平，之後「天下之變無窮」，陳垣留守北京，而陳寅恪離開京城，輾轉長沙，香港等地，最終落腳昆明，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何嘗又不是明季的「艱危擾攘之際」？時賢匯集西南之時？二陳對明季滇黔佛教（徒）可謂「真了解者」，託物寓意於「心史」也。區域「小歷史」研究「活」起來，不僅要如「竭澤而漁」地搜羅文本資料，而且要深入歷史現場，傾聽古人「心聲」，洞察歷史情境。寅恪翁治史以重視民族—文化著稱於世，對中世紀政治史甚有發明，不僅於族群多有留心，在博採經籍，審慎取材，摒棄門戶，以微見著，「同情理解」等諸學風亦洵珍貴。小子於習文學史之間，尤景寅恪先生，在拜讀趙世瑜新作之時，又復戀及乃翁「舊作」。胡芻亂言，不求有益於當今區域社會史研究，惟祈不曲解寅恪先生宏論為幸。
1、 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2、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長沙：嶽麓書社2003年版。3、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4、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5、【美】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李榮慶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原文刊載於《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學報》2009年第6期。以原刊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