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江蘇無錫縣立積餘小學學生吳壽欽
抗日戰爭勝利後,重慶國民政府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員」攪亂了百姓渴望過太平安生日子的心願,緊接著的戰事和金融崩塌,使得貨幣貶值,物價飛漲,百業衰敗,民不聊生。這些都是我童年時代親歷過的。
1948年8月,我11歲,即將在積餘小學升六年級。這年春節,我得到壓歲錢900萬元法幣,本想買一副單面膠皮桌球板和一打桌球,但聽了母親的話存入某商號想賺取高利息。可萬萬沒想到,因國民政府的所謂「紙幣改革」強制法令,900萬元法幣變成了三元金圓券,遠不夠買我所鍾愛的桌球板和球,為此我大哭一場。(真的服了,KMT連小孩子的錢都搶)家父的事業之舟就在這金融海嘯中沉沒——徹底破產而成失業者。
1949年春節後,我快要小學畢業了,班主任是鄧葆銘先生。某日,鄧先生主動問我和其他三名同學:「你們畢業後要考輔仁中學的話,要勿要再補補算術?」四人面面相覷,因我們都以為自己的算術學得不錯。四人中,我年齡最小,最大的已在談戀愛了,所以我有點猜不透個中緣由。
「補課」定在每天下午全校靜堂之後,地點在校內最僻靜處的一間教室內。「補課」很輕鬆,毫無壓力,鄧先生海闊天空地和我們「閒談」,我們了解到些許戰事進展和解放區的情況,還說那邊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我們聽後很感新奇。
約在無錫解放前十天的晚飯後,我習慣性地下樓到已打烊的「新亞藥房」去,藥房職員中有我的一位大朋友,他常給我講「山海經」。他是陽山人,十八歲上下。這天他劈頭就問:「你願不願意跟我去馬山參加共產黨的遊擊隊?」我問:「共產黨裡也有童子軍?」他說:「不知道。共產黨馬上要過長江了,你到底去不去馬山?」我答:「要跟媽說了再定。」隔兩天,這位大朋友就「失蹤」了。
1949年4月22日上午,我正在學校上課,家中突然來人要我立馬回家。到家見姐姐早在等我了,母親塞給我們一人一個包裹,告知裡面有換洗衣褲和一塊袁大頭,母親說:「你們看運河裡逃難船已塞滿,共產黨軍隊已到江陰,明天仗要打到無錫來了,你們到城裡二哥處躲幾天,可不要出門,聽到槍聲也不能哭。」我向窗外的運河望去,只見河面全被民船塞滿了,但在江尖渚岸邊有兩艘小船在移動,只見兩個國民黨軍官拿著手槍在大聲訓斥船主,像要扣下船隻的樣子。我們不敢多看多想,姐弟倆告別了父母,茫然離家朝城內而去。街上行人稀少,商店閉門,到了二哥家心才稍定。
好奇喜動的我,沒聽母親的叮囑,中飯後獨自出門去探動靜,遠遠看見中山路上人頭攢動,我快步前行擠進路邊人群,只見路中央國民黨軍排成兩列縱隊由北向南急行軍,傷兵夾雜其中。
1949年4月23日清晨醒來,哥嫂告訴我,說半夜在火車站、北柵口方向有幾聲槍聲,解放軍已進城,無錫解放了。我快速吃了早飯,拔腿就往外跑。只見原無錫縣政府大門前的縣前街上已是裡三層外三層站滿了人。我大膽鑽到大門前,看清了身穿褪色軍服的兩位小戰士,腰系寬皮帶,左手握長槍,分立大門左右。再細看,軍帽上有紅五星,左胸袋上方有一塊布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七個字,綁腿布從腳腕繞到膝蓋,赤足穿草鞋。大門的兩根柱子上,分別貼著白紙紅字標語:「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和「戰無不勝的朱總司令萬歲」。
看新鮮的人群都很有秩序,沒人高聲議論,其中有幾個人還在安靜地閱報,我眼光掃過去,見一報有「無錫天亮了」,另一報有「無錫解放了」等大字標題。當天我在回家路上看到,各行各業都照常營業,中山路、老北門、北大街和北塘大街、北塘沿河仍人流如織,家門前的大運河又現百舸來往,已無前日所見大小船舶堵塞的現象。
和父母「重逢」後,我就溜下樓去看熱鬧。剛出門就見到一身穿軍服的人,被十幾人圍著問長問短,一打聽才知此人是鄰居的兒子,正在上大學。我回身往後門走進新亞藥房,居然見到了「闊別」的大朋友,他也身穿同樣的軍服。大朋友告訴我,他去馬山找到地下遊擊隊並參了軍。這下我終於明白了他的行蹤。
無錫解放第二天,學校就複課了。我班教室東南向正對著積餘街上的米業公會兼茶館,同學們打開窗戶就看到米業公會樓上樓下的窗口,都有解放軍在向我們招手問好,同學們也大聲呼應:「解放軍叔叔好!」這一天,興奮好奇的小學生們無法靜下心來上課,鄧先生也心情難平。放學後,我們四人照常留下「補課」,鄧先生開口問:「以前跟你們講的一些事,有沒有對家人或其他人提起過?」我們四人不約而同地高聲答道:「絕對沒有!」直到這時我們才明白,鄧先生是借「補課」之名向我們宣傳革命。
隔了不久,北塘一帶群眾和解放軍在我校籃球場召開慶祝無錫解放軍民聯歡大會。鄧先生知道我十歲時有一次登臺唱過京戲,就推薦我去演唱一段。我羞澀地唱了一段《甘露寺》,紅著臉聽到喝彩聲,心裡感到很光榮。後來才知道,鄧葆銘先生在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外圍組織成員,解放後入黨,並任過無錫市教育局中學教育科科長和錫山中學校長。鄧先生是我第一位恩師,他教我學習知識,更教我如何做人、如何識別大是大非。至於那位大朋友,1962年曾聽說他在家鄉陽山務農,但願他仍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