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楊歡
全球科技創新論壇現場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2020年即將邁入最後一個季度。「第二波疫情」的隱憂下，「疫情」成為貫穿2020年的關鍵詞。若回顧這一年疫情下的經濟發展歷程，很難不注意到一種格局的轉變——亞洲成為特殊時期下全球經濟穩增長的重要力量。
各類預測已說明這一情況。5月，博鰲亞洲論壇發布《亞洲經濟前景及一體化進程2020年度報告》，預計2020年亞洲經濟整體上出現零增長，但將是有史以來首次佔世界經濟總量一半以上。也有外媒認為，2021年的後疫情時期，全球經濟將主要表現為亞洲的繁榮。
IMF原副總裁朱民將此稱為「亞洲奇蹟」——由於疫情控制早，亞洲整體經濟受損程度較小，經濟活動與金融市場因而實現更為迅速的反彈。
為什麼是亞洲？
自疫情出現以來，國家間密集互動已然成為亞洲地區的常態。從最初以醫療物資為主的互相援助，到後來應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遷移而尋求區域邏輯下的補鏈強鏈，疫情在帶來危機的同時也形成了亞洲新一輪發展的機遇。就在昨天（9月28日），由南華早報主辦、每日經濟新聞協辦，成都、中國香港、新加坡三城聯動，攜手舉行「全球科技創新論壇」，進一步探索亞洲在科創領域的合作可能。
一個更為重要的背景是，中國正在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在論壇現場，來自三座城市的專家和企業家已形成一種共識，參與「雙循環」建設，將進一步加深亞洲城市間的合作，並有望在此過程中實現各地新一輪轉型目標。
轉型
第九任中國外交部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名譽會長李肇星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如第九任中國外交部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名譽會長李肇星在論壇上所說，「科技創新是人類進步的重要動力，是全球各民族、各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對於眼下的亞洲，格外如此。
據亞洲發展銀行統計顯示，疫情已經在年初讓包含45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中的亞洲」迎來60年首次經濟萎縮。而過去普遍依賴外向型經濟實現騰飛的亞洲國家和地區，更面臨與世界經濟「脫鉤」的風險，「另謀出路」的需求更加突出。
與此對應，「創新焦慮症」在亞洲各地普遍出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陳智思指出，儘管香港以金融、科技等創新要素集聚聞名，但在實現商業化上仍存在短板，面對新的條件，補足弱項已是當務之急。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主席馬宣仁也指出，在前景仍不確定的當下，投入時間和精力推動城市升級亦勢在必行。
而幾乎同一時間，越來越多研究者發現，亞洲正邁向新一輪躍升期。
不久前，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發布報告稱，中國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走過勞動密集型工業化階段，開始轉向高科技製造和高科技服務階段。疫情的影響恰與「第四次工業革命」歷史性地交匯在一起，推動亞洲經濟發展的轉折點出現。朱民也認為，在過去15年裡，特別是亞洲垂直供應產業鏈得到不斷塑造和重造，形成了亞洲的競爭優勢。
時代要求與發展階段交織作用下，轉型成為亞洲地區的一門「顯學」。《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在論壇中，「新經濟」被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三座城市共同視為新一輪發展的重要抓手。
香港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與新加坡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東南亞基金合伙人邱家睦均提及數字經濟對城市的改造。馮國經反覆強調，過去得益於供應鏈而實現搶先發展的香港，目前正步入供應鏈數位化的重要時期；邱家睦則注意到，在新加坡，「衣食住行」等基本部門正潛藏著數位化改造的巨大潛力。
3年前提出發展「新經濟」的成都，已形成一套更為完整的發展思路。成都市新經濟委副主任李佳林提到新經濟發展的三種思維模式，即「用戶思維」、「場景思維」和「生態思維」。從政府思維轉變出發，成都自2018年開始發布「城市機會清單」，從給政策到給機會，截至目前，已經對接成功超過300個項目，總投資額破百億。
模式
三地嘉賓對話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回顧歷史，亞洲城市曾造就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蹟，正是得益於其與歐美國家迥然不同的「亞洲模式」。如今，「新經濟」將全球城市拉至一個新的起跑線上，在此輪比拼中，何種模式能夠幫助其再次實現突圍？
同樣身為「亞洲四小龍」的香港和新加坡，均有著深厚的外向型經濟基礎。在尋找城市內生發展動能的重要階段，過去依賴發達的進出口實現的發展急需改變。
馮國經詳細分析香港供應鏈優勢，發現與產品生產和交付等環節相比，研發的重要性將大大提升。「我們存在一部分優勢技術，但目前關鍵是整合香港各種技術，形成陣營或者場景，並從用戶角度進行考慮，定義什麼是新的技術，這是關鍵所在。」
但要形成廣泛集成，僅靠一座城市很難實現。陳智思認為，香港缺乏特定的研發資源，特別是某些領域的數位化轉型尚未完成。因此，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背景下，不僅需要加速與內地人才的互通、取長補短，並且在合作過程中，內地還能提供過去10～15年數位化發展的經驗。這些成熟的模型可以幫助香港形成「後發優勢」。
不同於對傳統行業特定環節的數位化提升，邱家睦提出了另一種思路——據他觀察，新加坡建立在「中樞」定位的經濟邏輯被整體移植到新的領域。
「新加坡建國後，就獲得了一種地理上的『中樞』地位。上世紀60-80年代，我們轉換戰略，希望進一步吸引外國投資者，將新加坡作為區域中心或者總部所在地。而過去五年，隨著東南亞地區獨角獸的崛起，新加坡實質上成為由本土或本區域孵化、並形成東協國家新經濟企業的新總部。」邱家睦如是介紹。
總而言之，業內聚焦香港與新加坡對舊有模式的升級。而在論壇現場，更多人關心，包括成都在內的新興發展城市，如何探索出全新的發展模式？
國務院參事室當代綠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郭長建梳理發現，成都在文化領域優勢突出，比如博物館、書店數量和非遺經濟均位居全國前列。數據顯示，2019年，成都文創產業增加1459.8億元，同比增長25%。
文化能否成為一種推動創新的力量？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王治國分析，作為亞洲新興國家，新加坡迅速崛起離不開其對管理工作的重視，管理就是一種文化理念。文化的根本是調動人的積極性，而觀念、管理和思維方式的飛躍，將能帶來更多社會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成都悠久的文明史將助推形成一種新的成長模式。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軟實力，推動形成宜居的環境，並最終將成為對世界頂尖人才的強大吸引力。」普華永道企業融資與併購部中國主管合伙人黃耀和補充道。
區域
全球科技創新論壇現場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值得注意的是，若縱向觀察三座城市全新的「亞洲模式」，還將發現一種與過去不同的新特點——區域合作成為城市新一輪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
注意到新加坡與東協關係日益靠近，新加坡管理大學校長江莉莉特別提到，「過去新加坡的學生傾向於去歐美國家學習、創業，現在，亞洲重要性加速上升，應該鼓勵更多學生前往東南亞與中國，關注亞洲、了解亞洲，並在此創業。」據她介紹，在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層面，最近也有了這方面的趨勢和傾向。
朱民此前曾分析，亞洲存在四大板塊——以日本、韓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為首的佔據全球GDP比重10%的發達國家提供資本、技術；中國是最大商品消費市場；東協是亞洲最活躍的地方，投資、貿易正在快速增長；南亞和中亞擁有18億人口，擁有巨大且年輕的人力資源。
在他看來，若四個板塊能實現不同資源的合作、整合，進而把握時機成立一個以亞洲為中心的區域性的、更擴大更包容的產業鏈，這將推動亞洲在疫後變得愈發重要，有機會慢慢成為全球的引領力量。
而對於成都和香港兩座城市，中國正在推進的城市群將進一步帶來創新發展的「富礦」。
在論壇現場，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仔細對比了長三角與成渝兩個城市群，他指出，上升為國家戰略的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區，在面積僅佔國家總面積的二十六分之一的情況下，去年創下全國GDP接近四分之一的比重。由此可見，其與今年初剛納入國家重要規劃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都將有更大作為。
「一個是產業要新，一個是制度要新，還有一個就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融合方式要新，兩個城市群還需要進一步對標和對表。」他如是認為。
面對「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國重要影響力的增長極」定位，雙城經濟圈中極核城市之一成都可以借鑑香港的發展思路。在馮國經看來，香港可以成為全球最好的新經濟試驗場，通過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聯動，發揮其生產性服務業和連通全球市場的優勢，提供包括中間品、產品終試的場所，並藉此實現彎道超車。
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再次強調的那樣，科技創新發展仍需要跨國界、跨領域合作，因此，「我們必須打破國家孤島，消除國與國之間關於共享新技術的擔憂，促進國際更好地合作，釋放科技創新的發展潛力」。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