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906年，王國維的治學方向主要是近代西方哲學、心理學、美學、教育學等領域以及對西方學術成果的譯介，《王國維年譜》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佐證：1900年撰《〈歐羅巴通史〉序》、譯《勢力不滅論》；1901年譯《教育學》《算術條目及教授法》；1902年譯《教育學教科書》；1903年撰《哲學辨惑》《論教育之宗旨》《汗德像讚》等；1904年撰《尼採之教育觀》《紅樓夢評論》等；1905年撰《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論平凡之教育主義》等；1906年撰《德國哲學大家汗德傳》等。1905年，王國維將之前的哲學、教育學等研究成果，結集為《靜庵文集》刊行，目的是「以存此二三年間思想上之陳跡」。
1907年，王國維在《三十自序·二》說，「餘疲於哲學有日矣……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並旁及戲曲。這標誌著王國維學術研究的一次重要轉折。這一轉折在《王國維年譜》中再次得到證明：1908年校《片玉詞》，輯《南唐二主詞》等；1909年撰《〈雍熙樂府〉跋》《宋大曲考》等；1910年校《錄鬼簿》，草《古劇腳色考》等。
如果說在學術生涯初期（1900—1906）王國維的治學方向受到日本學者對其傳授的西方哲學、教育學、美學等學科的影響，筆者完全贊同。1907年，王國維棄西方哲學而轉向中國文學與戲曲，是其自省後的決定；自1911年起，轉而致力於古史考證，則是羅振玉的勸說。其中找不到日本學者的影子。
1911年12月至1916年2月，王國維追隨羅振玉寓居日本，其間與日本學者廣泛交流，主要有文學創作、資料搜集、成果交流、雅集酬唱、作品譯介等。例如，1912年9月27日，王國維《致鈴木虎雄》：「狩野先生歐洲之行，本擬作五排送之，得數韻後頗覺不工，故改作七古，昨已脫稿，茲錄呈請教。」1912年12月26日，《致鈴木虎雄》：「前聞大學藏書中有明人《堯山堂外紀》一書，近因起草宋元人戲曲史，頗思參考其中金元人傳一部分，能為設法代借一閱否？」1915年11月，《致林泰輔》：「嗣讀大著《周公及其時代》一書，深佩研鑽之博與論斷之精。」在上述交流活動中，僅資料搜集與研究成果屬於學術交流，或對王國維「二重證據法」有所裨益，但與王國維同羅振玉等國內學者的學術互動相比，它所產生的影響及作用極其有限。
在《再析》「與日本學者交遊促成『二重證據法』提出」一節中，楊鵬指出，內藤湖南的甲骨文研究是「在王國維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狩野直喜《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的資料》（1916）比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1915）晚一年發表；林泰輔《龜甲獸骨中所見地名》（1919）在王國維《三代地理小記》（1915）發表4年後出版；林泰輔1921年發表的《關於支那上代的研究資料》，提出研究中國古史須重視「龜甲獸骨文、銅器文、銅器、貨幣、古璽、兵器、石器、玉器、陶器、石刻文等類的古物」。而王國維《簡牘檢署考》（1912），《釋幣》《齊魯封泥集存》（1913），《流沙墜簡》《歷代符牌圖錄》《四朝鈔幣圖錄》（1914），《殷虛書契前編》《古禮器略說》（1915），《毛公鼎考釋》《魏石經考》（1916），早已經開始運用甲骨文、銅器銘文、貨幣等進行古史研究。楊鵬列舉的日本學者的例子恰恰證明，在與日本學者的學術交流互動中，王國維影響和啟發了日本學者。
「二重證據法」與中國傳統金石學存在一定的淵源和繼承關係，王國維也承認「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宋代金石學、乾嘉考據學均是其源流。王國維與羅振玉學術交流密切，他「每著一書」，必定與羅振玉「商體例、衡得失」。王國維自1916年2月回國後，仍以書信形式與羅振玉保持密切的學術交流。《王國維全集·書信》共搜集書札500餘件，其中寫給羅振玉的多達241件。例如，1916年2月23日，《致羅振玉》：「《史籀篇》已寫出，得二百六十字……擬先作序論一篇，首述籀篇源流，次論籀篇乃字書……不知此說公謂何如？祈教之。」
可見，羅振玉對王國維的學術影響遠非日本學者所及，是「二重證據法」的源流之一。楊鵬認為日本學者對王國維的學術影響是「二重證據法」的形成源流，竊以為有失客觀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