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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服(漢民族傳統服飾)逐漸蓬勃發展的今日，許多人始終在問一個問題：「這些傳統服飾在歷史上真正曾經存在的面貌是什麼？」要追尋這個答案，終究必須透過種種證據去「考據」，那又該從哪些面向著手？過程中要注意什麼樣的陷阱呢？以下，將就我自己一路走來，碰過的一些狀況和目前的心得，稍做分享，希望能提供給需要的朋友一些前車之鑑。
第一節 同名異物一、時空遞嬗的差異服飾的結構、款式因為文化交流或是審美流行的改變，隨著時間遞嬗的狀況一向是服飾史上的一大課題，再搭配上地域因素，很容易造成在不同時空中同名異物的情形，以現今常說的馬面裙為例，類似的結構可以追溯到宋元，一路發展到明清，每個時期甚至同時代不同地區都有所差異，如果單以馬面裙稱之會出現溝通上的誤解。而且這種變化性，在正常情況下並非以朝代為界線，而是取決於時間軸跨度的大小（明末到清初的差異就遠小於明初到明末。）
不同時代的馬面裙（時期部分為個人粗估，可能細節前後略有偏差）
二、非特異性稱呼這邊指的是以特徵點來稱呼衣物的情況，例如我們現在常說的短袖、短褲這類的泛稱，不是有特定款式要求的專有名詞。在當代服飾上，參酌地域流行等習慣性，會有共同默認的類型，但一旦放到時空間距極大的服飾史中，很容易在不同的形況下出現相同名詞不同指稱的情形，並在後世學者考證文獻時產生混淆。
以中國服飾史來說，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大袖衫」：
《隋書．列傳第四十六》：「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屨。」這裡描述的是當時高句麗男子的服飾。《宋史．志第七十八》：「孝宗居憂，再定三年之制。其服：布冠、直領大袖衫、布裙、首絰、腰絰、竹杖。」這裡指的也是男子服飾，對照相近時期出土的墓葬，推測是直領大襟的長衫(下圖左一)。《明史．輿服志三》：「大袖衫，用真紅色。霞帔、褙子，俱用深青色。」這裡指的是明代作為命婦禮服，衣身後方帶有三角兜結構的大衫(下圖左二)。《金瓶梅》：「毛青布大袖衫兒，又短襯湘裙碾絹紗。」這裡的大袖衫為便服，對照相近年代文物中的女性便服，推測可能是豎領對襟或是大襟的大袖長衫(下圖右二、右一)。第二節 異名同物一、地域差異即便在相同時代下，不同地域或是特定人群對於同一件東西，也往往會出現不同的稱呼方式，在龍應臺《大江大海1949》中有一段描述就很貼切：「第一次來，你說，要『蹄膀』，他看你一眼，說『臺灣來的？』『怎麼知道？』他有點得意：『大陸來的，說肘子。廣東人說豬手。只有臺灣人說蹄膀。』」
服飾史中，光是布料種類就能略見端倪，單看大明會典中屢屢提到的紵絲紗羅，相較於紗羅，紵絲這詞彙便顯得陌生許多，但再看到清代汪曰楨所著的《湖蠶述》紡織篇：「『紵絲』，俗名『段』，因造『緞』字」，便能一目了然了。
第三節 證據力一、二重證據法王國維先生在1925年為清華研究院講授《古史新證•總論》時，第一次提出二重證據法的概念，其立論核心在於以現有傳世的古籍文獻對照新發現的考古材料，兩者結合比對後，一方面補充修正典籍中的記載，一方面也為新出土的證物找到對應的時空背景和相關延伸信息。
蕭艾先生更是把二重證據法的原則視為研究古史最根本的態度，他曾說過：
「研究古代史，離開二重證據法，就有誤入歧途的可能。但憑想像，不重證據，固然不對；證據薄弱，僅是書上略有記載，或是出土器物上稍見銘刻，都不能立論。必須是考古發現與文獻相對應，確鑿可信，才符合二重證據法原則。」二、服飾史中的證據等級（一）來源－出土與傳世
二重證據法中極為重要的一塊在於地下出土之新材料，由於傳世古籍本身往往包含歷代增減之筆，無論是無意中的傳抄錯誤或是刻意的修纂刪改，最終導致的結果無非就是讓後世的研究者更難從其中釐清原始面貌，尤其是隨著年代累積，狀況更加嚴重。因此在論證上，能有更接近記錄當下的原始證據（一般指的就是遺址、墓葬等彌封在地底的第一手來源），證據力自然是高上許多。
服飾方面，現有的第一手墓葬資源基本是從1950年代的定陵發掘行動開始，此後一連串無論是主動發掘（少量，早期為主）或是被動保護性質的考古，各地累積的數據已經相當可觀；傳世部分比較受時空影響，集中在年代接近的部分（墓葬文物也有這樣的趨勢，但相對而言在特殊情況下反而能保留較早期的實物）。另外有一類現今博物館稱作徵集的文物，來源於墓葬但並非經由正式考古發掘的管道出土(俗稱盜墓)，幾經輾轉再重現於世的時候多半已經失去最原始的出土訊息（包含時代、地點、相對擺放位置等），以證據力來說介於這兩者之間的灰色空間，在引用時也建議要將這點變數納入考慮。
墓葬出土文物在報告中會帶有詳細尺寸和相關細節（節選自《新餘文物與考古》p486
（二）類型－三角架構
相對於以文字為主的古史領域，服飾史的證據力參考還必須劃分不同的類型，尤其是針對需要做考據復原的部分，平面的文字、圖繪往往對於實際剪裁結構的參考價值幫助不大。因此將文物分成三大類型：實際服飾文物、陶俑/圖繪、文獻，不同類型在應用參考的取捨有所不同。文物、圖繪、文獻三者均可再依上一節提到的來源或是其他特性來做證據力強弱的判讀，以下將分別列出各種在服飾史上容易造成誤判的盲點：
傳統服飾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無論針對哪一塊，都是建構在不同類型的證據力之再做推論
1.服飾文物：具體的服飾文物是剪裁結構最主要的復原參考來源，但受限於許多墓葬出土文物的狀況以及發掘當時的保存修復技術，證據力也要視原件的殘損狀態做增減，近代絲綢考古技術日新月異，卻仍不乏以紋樣、織物結構復原為主體，卻忽視相對應剪裁結構的先例。
花海畢家灘出土的紫擷襦，出土原件與修復部分的異同（兩者證據力大為不同）
江蘇無錫錢氏墓出土的貼裡，道理同上，作為服飾史考據證物時，需仔細鑑別
2.陶俑/圖繪：
這部分的參考主要以上身輪廓、內外穿著以及場合搭配為主。無論是墓葬還是出土文物，常見為散落的服飾單品，即便有出土位置記載，下葬的穿搭層數也往往不符合實際生活需求，因此在透過服飾文物考證出具體剪裁的基礎上，需要陶俑與圖繪去做增補。
但同時這兩者的參考上也存在許多誤區，除了上一節提到傳世造成的誤差（因傳世文物多少都有歷代修復的痕跡，幾經考證往往與原件有不小的落差，不追根究柢細查易造成判讀上的錯誤）之外，也需考慮圖繪寫實性的問題，若不謹慎辨識，將虛化的仕女畫作為服飾復原的標準，往往容易造成極大的誤會。
透過紅外線照射，蔡復一容像上出現兩層不同的筆跡，黃色為原始版，黑色為後世修復
*現存外觀為後世修復時，若不經科學鑑定判讀，易忽視修復誤差，造成細節特徵上的考據偏誤（詳細可參考《蔡復一畫像文化資產價值研究》，其中有針對歷代修復的判讀，以及各種研究方式的討論）不同時期的韓熙載夜宴圖摹本，較接近原著時代的寫實度較高，晚期的多已虛化
*詳細考證分析參見《「韓熙載夜宴圖系列」圖本的圖像比較》北京故宮藏曹秀珍畫像與同時期攝影師拍攝的正側面髮髻結構，可明顯見到角度造成的誤差
*若僅憑單一圖繪去做「復原」，即便該角度看起來再相似，也往往容易出現天差地遠的誤解3.文獻：文獻主要還能細分成兩大類，官方制度（歷代輿服志、會典等）以及民間雜記、小說。前者對於禮服、常服等正式性較高的服飾有詳盡的款式、穿搭、色彩、紋樣等紀錄，舉一段大明會典的文字作範例，括號內為筆者附加的說明：
祭服(款式) ；凡上親祀郊廟社稷、文武官分獻陪祀、則服祭服（穿著場合）；洪武二十六年定 文武官陪祭服、一品至九品、青羅衣。白紗中單。俱用皂領緣。赤羅裳、皂緣赤羅蔽膝。方心曲領。其冠帶佩綬等第、並同朝服（顏色、細節、配件、穿著層次）；又令品官家用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四品以下、並去佩綬。又令雜職祭服、與九品同（身分調整）民間雜記、小說則是以日常穿著為主要描述對象，在特定的時空下，對於細節描述、款式名稱、穿著場合等記載會比官方更為詳盡，以下舉一些金瓶梅中對於服飾的描述來做說明：
第14回，李瓶兒穿著「白綾襖兒、藍織金裙、白布狄髻」給潘金蓮過生日。潘金蓮的衣著則是：「沉香色潞綢雁銜蘆花樣對衿襖兒、白綾豎領、妝花眉子、溜金蜂趕菊鈕扣兒；下著一尺寬海馬潮雲羊皮金沿邊挑線裙子、大紅緞子白綾高底鞋，妝花膝褲……。」月娘身著「大紅緞子襖，青素綾披襖，沙綠綢裙。」除了這兩大類之外，還有一類的文獻是出自於墓葬的衣物疏，也就是在下葬時附上的隨葬品清冊，因為能與墓中文物做對照，對於服飾的定名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以下節錄江西南城明墓出土的一份衣物疏做例子，其中記載了包含顏色面料紋樣款式等信息，可透過這些線索在該墓文物中找到相對應的服飾。
清單1份。紙頁，長68、寬27釐米。墨書全文如下：「典服所今將成造殮衣數目開具於後，旒冠一頂、皮弁冠一頂、金簪二根、翼善冠一頂、金冠一頂………大紅五彩織金紵絲四團龍圓領一件、白雲布道袍一件、藍絲紬棉襖一件、藍鬥紬長夾襖一件、白西洋布衫一件、白湖紬夾中衣一件…」參考文獻（1）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2009，《天衣有縫－中國古代紡織品保護修復論文集》，文物出版社
（2）蕭艾，1987，《王國維評傳》，浙江古籍出版社
（3）彭汶，1990，《試論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及其邏輯》，江淮論壇
（4）張朋川，2010，《「韓熙載夜宴圖系列」圖本的圖像比較》，南京藝術學院學報
（5）盧泰康，2017，《蔡復一畫像文化資產價值研究》，金門縣文化局
（6）江西新餘市政協文史委員會，2014，《新餘文物與考古》，江西人民出版社
（7）中國絲綢博物館，2017，《錢家衣櫥-無錫七房橋明墓出土服飾保護修復展》
*另外，文中部分觀點及證據引用，感謝微博其它前輩及夥伴的啟發（具體感謝「洛梅笙」洛大，以及「梅雪無名」梅姐，其餘若有遺漏，再煩請諸位補充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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