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是一場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運動，也是一場充滿了爭論農民起義運動。
但不管怎麼樣，在這場運動中還是湧現了許多鐵骨錚錚、氣壯山河的真豪傑、真男子、真英雄。
比如北伐悍將林鳳祥，在北京菜市口西市被施予凌遲極刑，據時人李桓在《寶常齋叢稿》記載，由於施刑過程極為慘烈，有觀者竟被驚嚇而死。但在如此慘烈的施刑過程中，林鳳祥硬氣十足，「刀所及處，眼光猶視之，終未嘗出一聲」，真真大英雄、大豪傑！
比林鳳祥稍後被擒的另一北伐悍將李開芳及他的部下黃恣端、謝金生、李天佑，譚有桂、韋名傅、曹得相共七人，也同樣被凌遲處死，。李開芳絕食多日，被押赴刑場時，已餓得奄奄一息。黃懿端有吃則吃，有喝則喝，養精蓄銳，勁頭十足，行刑前，踢死劊子手二名，踢傷二名。
石達開在大渡河落難就擒，押赴成都後，坦然接受凌遲酷刑，毫無畏色。石達開受刑目擊者周之翰與其子周詢著《蜀海叢談》，書中記：同死的曾仕和、黃再忠二將侍立翼王石達開左右兩側，嘴裡說「仍主帥先行」，石達開神色不變，昂首闊步從督署大堂而出，至成都城內上蓮花街督標箭道就刑，三人無一毫畏縮態，雖系以凌遲極性處死，至死均默默無聲，真奇男子也。
比石達開還要少年英雄的英王陳玉成，面臨凌遲酷刑，慨然拒絕清將勝保勸降，大義凜然地說：「大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
與陳玉成年齡相當，同樣來自於廣西藤縣大黎裡的來王陸順德被叛徒林政揚擒捉獻降，在獄中，「解衣付獄卒，易酒食，對坐而飲，談笑自若」，「凌遲死廣州市，沿途猶大罵不絕雲」。
洪秀全的洪家子弟雖然不成器，但幹王洪仁卻是個人物，雖然被擒，仍一口一句自稱「本藩」，寫《自述》云：「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學習民族英雄文天祥捨生取義。
遵王賴文光，在天京城破後仍然繼續在長江北岸高舉反清大旗，聯絡並且領導了北方捻軍，把清朝名將僧格林沁和曾國荃的新湘勇打得落花流水。兵敗被俘後，面對慘酷的刑戮毫無畏懼，痛斥「清妖」，在《自述》中寫「古之君子，國敗家亡，君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予軍心自亂，實天敗於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報國家，以全臣節。」
……
然而，被擒前英雄氣概絲毫不遜上述諸人的忠王李秀成，居然在《自述》中寫下了許多出人意料的文字，讓那些欽佩和愛戴他的人難以接受。
由於這份《李秀成自述》是曾國藩命人刪改謄抄上報軍機處，後來由九如堂刊刻行世，所以，很多人不願意相信它是出自李秀成之手，而屬曾國藩一手炮製。
直到1963年，曾國藩的曾孫曾約農把珍藏在自己家，一向秘不示人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拿出來影印，公諸於世。以羅爾綱為首的一大批太平天國史專家，從筆跡、詞彙、造句、語氣和內容等各方面進行全面鑑定，最終確認九如堂刊刻行世的《李秀成自述》刻本就是出自李秀成之手，只不過有若干文字被曾國藩刪減而已。
既然真是出自李秀成之手，那麼，問題就不容迴避了。
《李秀成自述》都寫了些什麼呢？讓我們來看看。
《李秀成自述》一開首，是這樣寫的：「時逢甲子六月，國破被拏，落在清營，承德寬刑，中丞大人量廣，日食資雲。又蒙老中堂駕至，訊問來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稟，未得十分明實，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寫明。」
接著，就從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等人在金田起事寫起，一路打到天京，最終爆發了天京事變。
這一大段文字大致有四千多字，終於把「天王出身之來意，東西南北翼王合心舉義圖謀之實績，後此人自行相殺亂事之原，業經載明」。
接著，便是「李秀成在天朝出身為官，每年奉命戰徵一切之情由，明白寫清，並未隱瞞一切細□，恭呈老中堂玉鑑，一視便知，並未差錯之理」，又詳詳細細寫了自己的個人奮鬥史，寫了五千六百多字，寫一個普通鄉農投軍，百戰沙場，終於成為了太平天國後期的「總司令」。
李秀成是這樣總結自己的：「我自幼不知分亳之事，迷迷懞懞而來，造成今日患害，父母分離，妻兒失散，為人非肯作不良不孝不義之徒乎！今國破被擒，貪直一心，將國來歷，一一用心，從頭至尾，起止反覆，得失誤國情由，實見中丞大人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救世之人。久悉中堂恩想深量廣，切救世人之心，玉駕出臨階，當承訊間，我實的未及詳明，自行甘願，還細清白寫呈老中堂玉鑑。」
接下來，邊敘邊議，「再說朝規壞亂，喪民失散家邦情由」，寫了一萬八千多字，卻因紙已用盡，筆已寫禿，不得不在最後一頁紙上寫：「紙盡情長，言不了完，煩列位師爺交簿一本，交好筆一技，此筆破壞了，今將三萬七八千字矣（實際只有二萬七千多字），筆壞不能，煩各位師爺轉稟老中堂及中丞夫人寬限，我亦趕寫。」
換了新簿新筆，李秀成繼續總結自己擔任了「總司令」以來對清作戰的得失，又寫了一萬多字，才寫到天京城破，自己失路被擒。
已成階下囚的李秀成沉痛地寫：「承禁囚籠，蒙九帥恩給飯茶足食，老中堂王駕由皖而來，當承訊問，我見老中堂大義恩深，實大鴻才，心悔未及，中丞大人情厚難酬，是以我心自願將國中一切供呈。」然後為曾國藩積極出謀劃策，稱：「今見老中堂恩惠甚深，中丞大人智才愛眾，惜士恩良，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收全，而酬高厚。我為此者，實見老中堂仁愛，我雖不才，早至數年而在部下，亦盡力圖酬，雖不才智，死力可為，忠扶天朝末國，不待覆言。願收齊人眾，盡義對大清皇上，以酧舊日有罪愚民。」從而花費了兩千多字的篇幅，提出了十條綱領，即「招降十要」，又總結了太平天國敗亡的十條原因，稱：「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復此等之人眾齊來，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中堂及中丞大人名成利就，早日完功收復，眾匪發何防。」
最後感嘆說：「何生天王而亂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來歷，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為此事而獨我為，實我不知知也。如知（下原缺）」
也許，「如知」之後，被通知處決，無可奈何，就此擱筆了。
不難看出，《自述》裡，李秀成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了最肉麻的字眼稱頌曾國藩、曾國荃兄弟。讚美曾國荃「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愛眾」「惜士恩良」；讚美曾國藩「恩深量廣，切救世人之心」，「仁愛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恭維他們「恩德巍峨」「運算良才」、「明才足過」「蓋世無雙」、「謀才福擇（澤），無此（所）不能」。讚美湘軍「將相勤勞」、「兵壯」「力足」「營規分明」、「能受苦堅」、「此軍常勝，未見敗過」。稱頌「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滿洲之人過我大國為帝，此是天命而來」、「此是大清皇上鴻福」「仍大清再復昇平」、「大清皇上格外之福」等等。
反過來痛責太平天國運動是「忽（屈）悞英雄」、「悞死世民」，「違犯天命」、「害民害眾」，「先機之定數」、「世人之劫數」。
因為這份《自述》，曾國藩、李鴻章、趙烈文等人由原來對李秀成的仇視轉化成了鄙視和可憐。
曾國藩對李秀成的評論是：「宛轉求生，乞貸一命」，「獻諛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一命。」
趙烈文在日記中也鄙夷地說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
李鴻章本來對李秀成是非常敬畏的，兩國交戰時，在來往文書裡有時稱李秀成為「忠老」，但讀了李秀成這個《自述》，在致曾國荃的信裡說：「阱虎乞憐，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但清史大家孟森卻懷疑李秀成是偽降，是在學習第蜀漢姜維偽降，「以種族之見勸曾（國藩）……取而代之」。
史學文家大家梁啓超認同這一看法，他在《中國四十年大事記》裡說，李秀成「在站籠中慷慨吮筆，記述數萬言，雖經官軍刪節，不能備傳，而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焉」。
《近世中國秘史》的編者韓孔廠也因此稱讚李秀成自述「字字血，語語淚」，足可以為「中國歷史之光」。
在這種思路的引領下，百年來不斷有人為《李秀成自述》寫考證、做箋注，進一步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偽降假說。其中影響力最著的是太平天國史大家羅爾綱。
羅爾綱在《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三版自序」裡說：「必須先對忠王的委曲的隱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後才不致入了那些誣罔先烈的皮毛之見。」
羅爾綱對李秀成的偽降，是有梯次的。
第一梯次，是完全同意孟森的猜測，認為李秀成是效法姜維偽降鍾會的故事，「偽降曾國藩」以圖「恢復」太平天國。苦於找不出有力證據來支持，最後，不得不有保留地鄭重聲明放棄了這個意見。退而提出第二梯次的偽降說。
第二梯次的偽降說是保存革命力量說。即李秀成的投降敵人是為了保存太平天國的革命力量。羅爾綱說，「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經過偽降，得到釋放，借招降為名，先保存革命的實力，然後等待曾國藩與滿清皇朝之間的矛盾的爆發，或滿清皇朝、漢族官僚地主與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之間的矛盾的爆發，他就企圖利用這一情勢的發展，來保存自己的實力，發展自己的實力，從而推翻反動統治，以達到恢復太平天國的目的。在當時的客觀情況看來是很有可能的，這也就說明使忠王採取這種企圖是有他的條件的。」但是，羅爾綱自己一方面批評李秀成部將陳炳文帶著六萬部隊、七千洋槍、洋炮叛變投降是可恥的、難堪的變節行為，另一方面又稱讚李秀成的投降變節是出於一種善良的動機，邏輯上根本說不通。
於是，羅爾綱又提出了第三梯次的偽降說，即「苦肉緩兵計」說。意思是李秀成寫自述的目的，是以自己的偽降來暫時麻痺一下敵人，使敵人對太平軍的餘部喪失警惕，為革命部隊爭取一個緩兵機會。
其主要依據是：（一）李秀成在自述裡欺騙曾國藩說幼主「定然被殺」了，使曾國藩不去追趕幼主；（二）他還欺騙曾國藩說，湖州、廣德的太平軍「不攻自遁」，使曾國藩不去攻打湖州、廣德；（三）他提出的招降計劃，也是為了欺騙曾國藩停止對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各省太平軍的截擊，使這些部隊得過江西、湖北同扶王陳得才的大軍會師，實現入踞西北以圖中原的大計。後來曾國藩果然一一中計。
羅爾綱深情無限地說：忠王之所以用「極委宛曲折的敘述，甘言蜜語的詞句，甚至不辭窮恥極辱用了『投降』兩字」，乃是為了實現這樣深遠的政治意圖，以免「刺激敵人，招致敵人疑忌」。這種「苦心」，「真是千秋還可以共見。」
但是，李秀成向曾國藩述說幼主「定言（然）被殺矣」的話，不過是如實地反映情況，其推斷合情合理，欺騙之說並不成立。而說他欺騙曾國藩使之不去攻打湖州、廣德，但從原話看，卻是毫無保留地把清方迫切需要知道的各路太平軍原來的行動計劃全盤洩露。曾國藩後來在打廣德的行動上比李鴻章、左宗棠慢半拍，並非是中了李秀成的什麼計，而是基於以下幾點原因：（一）湘軍在攻破天京後，忙於掠奪「金帛子女，江寧鈭貨」，戰鬥意志渙散，難於繼續作戰。（二）在天京攻防戰中，湘軍死亡慘重；再加上「盛暑鏖兵」，營中疾疫流行，「病者甚多」，急需休養補充。（三）天京城既破，曾國藩擔心自己會「功高震主」，正在縮編自己的軍隊，不能抽調兵力去進攻廣德等處。（四）湖州處在蘇、浙之交，是李鴻章、左宗棠的軍事勢力範圍，廣德雖屬皖南，但是地處江南數省「衝要」，李鴻章、左宗棠均要在這塊地盤上建功，曾國藩若急吼吼地派遣軍隊前去，只會加劇他同李鴻章和左宗棠的矛盾，所以老滑頭的曾國藩不肯過快發兵行動。
再者說了，太平天國後期，太平軍許多將士對太平天國前景不看好，感覺前途渺茫，自1862年以後，童容海、駱國忠、古隆賢、郜永寬、汪安鈞、周文嘉、蔡元隆、鄧光明等等前赴後繼、大批量投降。在這樣的背景下，李秀成作為太平天國的「總司令」、軍事統帥，最應該做的是作出的，是與洪仁等人相同的「鐵膽忠心」的表率，而不是什麼偽降。所以，羅爾綱的「忠王李秀成苦肉緩兵計」還是難以服眾。
最後，李秀成被關押了九天後，當曾國藩派人告訴他「國法難逭，不能開脫」，他仍然說了「中堂厚德，銘刻不忘，今世已誤，來生願圖報」之類的話。如果只是偽降，就沒有必要偽降到死了——反正都要被處死了，為何不在被處死前撕開自己偽降的偽裝，讓世人知道自己是一個光明磊落的真豪傑、真英雄呢？
話說回來，不管李秀成是真降還偽降，衝著其在《自述》裡一而再、再而三對大江南北幾十萬太平軍將士性命的擔憂、對天下蒼生的擔憂，就算他是真降，最終目的也不過是想親自出馬進行招降，讓大家放下兵刀，遠離殺戮，以化解人世間這一場苦難。所以，英國學者柯文南先生說：「這樣的想法和行為，我並不認為很可恥，反而覺得很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