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發表於《史學月刊》2019年第11期，第21-35頁，作者黃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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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委託本號聲明：「承蒙專家指點，本人在拙文發表後才發現，第二部分中關於蔡仁範到達高麗的時間書寫有誤，所以拙文得出雙冀和蔡仁範是同一人『可能性極大』（第26頁）的推論基本不成立。考慮到拙文研究的對象是塑造朝鮮半島文化的關鍵人物，所以有必要澄清拙文中的這一點失誤，以免貽誤後學。此系本人失檢所致，故一切責任由本人承擔。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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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宋之際，以雙冀為代表的移民，比商周之際以箕子為代表的移民對朝鮮半島的文化發展、制度建設發揮了更實質的作用。藩鎮豪族與契丹崛起是後周、高麗面臨的共同問題，雙冀身為後周幕府文吏，他的身世之謎和高麗之行是唐五代時期政治文化和東亞局勢的一個縮影。受高麗人才政策吸引，他被光宗王昭留任翰林學士，創立科舉，成為光宗振興王權和高麗再造家國的功臣。科舉制促成高麗人才興盛和儒學傳播，建立了中央集權體制，培養了新興的士大夫階層，成為朝鮮王朝權力的重要起源，為「小中華」思想奠定了體制和文化根基。後世借著批判雙冀創立的科舉制來改革國家體制，對之批判越激烈，越能證明其對「小中華」思想和朝鮮王朝體制的基礎性作用之重大。
關鍵詞：五代；雙冀；高麗科舉；光宗；王權；小中華
六、結 語
唐朝雖亡，但以三省六部制、翰林學士制、科舉制為代表的唐制，被五代東亞繼承或引進，經過宋朝完善後又被周邊各國借鑑。五代宋初是除日本之外的東亞大陸全面實行科舉制的時代，標誌著唐宋體制在東亞的確立，同時也反映出源自中國的唐宋變革波及周邊，擴至東亞。東亞大陸實行科舉制與藩鎮豪族問題緊密相連，因五代十國開國君主皆是藩鎮節度使，後三國和高麗是功臣豪族混戰的產物，遼朝內部也充滿著各種世家大族。遼太宗獲得燕雲十六州後在漢地實行科舉制，遼聖宗則為穩固中央統治和壓制功臣貴族，全面實行科舉制，改變統治架構，實現中國北疆社會由羈縻而治向中央集權統治的轉型1。這與後周世宗、高麗光宗的做法類似。西夏後期也設科取士，建立國學和翰林學士院，甚至尊孔子為「文宣帝」2。北宋屢次使遼的富弼上書仁宗，對契丹、西夏使用漢人和漢法憂心忡忡3。
各政權已經意識到，在列國並存、華夷交融的大爭之世，只有集聚人才，改革原有制度，建立中央集權體制，方可對內穩固秩序，對外開疆拓土。而科舉制便是改革體制和鞏固王權的關鍵樞紐。於是，契丹、西夏、朝鮮半島、越南皆實行科舉制，形成「東亞教育圈」「東亞科舉世界」或「科舉文化圈」4。日本在目睹唐末混亂後，以菅原道真為代表的主政者停止派遣唐使，科舉制在日本曇花一現。日本相對鬆散的權力結構對科舉制缺乏積極訴求，造成後世日本在政治體制、儒學觀念、「小中華」思想等方面與明清中國、朝鮮、琉球、越南之間的各種差異。由於沒有科舉制，儒學很難在日本佔據牢固的思想統治地位，社會上的知識分子也有更自由的思考空間5，在後來的維新改革上也不會像清朝和朝鮮有那麼大的阻力。所以，科舉制深刻地影響了東亞不同國家在近代面對西方的回應和捲入世界的命運。
五代的契丹、藩鎮豪族是中原和高麗面臨的共同問題，貴族政治雖近黃昏，但仍夕照強烈。東亞需要建立新的國家體系，既要繼承唐代制度，又要克服唐代的缺陷。雖然自宋代儒學復興後，五代的歷史地位愈發低落，在史家筆下「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6，但唐代制度正是經過五代變革才演變為宋代的規模。王賡武指出，五代帝王本身都是掌權節度使，他們創造出新的權力中心，把其他藩鎮的文、武成員吸收進來，由官僚和文人（如判官、書記和推官）點綴其間，且文官因在控制藩鎮方面充當更重要角色而受皇帝垂青，為新型皇權和強大的中央政府做出了貢獻7。
在此情勢下，雙冀的個人命運深刻反映出五代宋初東亞的時代問題。他前半生在中原默默無聞，後半生在高麗聲名顯赫，歸因於他創立科舉與光宗振興王權的一拍即合。豪族是高麗建國以來的固有問題，創立科舉成為光宗對抗豪族、強化王權的重要舉措。光宗、景宗、成宗的科舉改革，多服務於王權強化政策8。作為王權調整和控制權力布局的重要手段，科舉是建立儒學、官僚政治和中央集權制的關鍵和樞紐。光宗改革中，雙冀是新興政治勢力的代表，是改革派和慕華派，正是雙冀創立科舉制，才使高麗的慕華意識有了體制性的根源，才為後世「小中華」思想奠定了制度性和文化性根基。因為科舉系統地培養了儒學思想、儒臣勢力，士大夫階層正是借科舉興起，儒學也是借科舉興起，王權也是借科舉而破除貴族制的籠罩。
高麗晚期政治結構中的新舊之爭、儒佛之爭、元明之爭、華夷之爭是融合在一起的，但新進儒臣掌控了科舉，使新舊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即高麗晚期的政權性質和權力構造已發生變化，於是，貴族制的高麗王朝最終轉變為兩班官僚制的朝鮮王朝。兩個王朝之間的關係，更多的是延續而非斷裂，因為從制度體系到政治主力，朝鮮王朝皆是從高麗王朝內部萌生出來的。不少學者往往注意到朝鮮王朝對高麗王朝的革新，而沒有注意到繼承關係，其實高麗王朝在內政、外交上的戰略已經深深鐫刻在朝鮮王朝的統治手法中。雙冀創立科舉後，科舉改革貫穿整部高麗史，這使高麗形成了一套柔性體制，在北方強敵壓境時仍能自保。在高麗晚期，科舉培植的新興儒學士大夫如李穡、鄭夢周、李崇仁、樸尚衷等已成為改革主力，積極參與了恭愍王的科舉改革，意在削弱親元勢力和權門世族。但當改革遭遇瓶頸或阻撓而難以進行時，推翻整個王朝的革命自然就成為時代大勢。朝鮮王朝「湯武革命」的道德話語背後是新生王權的合法性焦慮和新舊勢力的鬥爭。換言之，「小中華」思想已在高麗王朝萌生，而埋下種子、奠定根基的，正是雙冀創立的科舉。所以，科舉實施是朝鮮半島劃時代的事件，雙冀可謂高麗再造家國的功臣，他創立科舉一定程度上成為朝鮮王朝權力的重要起源，也為朝鮮「小中華」思想奠定了根基。
那麼，如何對比箕子東來與雙冀東來的意義？在討論此問題之前，我們應明確箕子和雙冀並非單獨的兩個人，實為商周之際、唐宋之際兩波移民的代表。朝鮮對箕子的崇拜，除受中國正史的箕子書寫影響外，還有著突出的政治訴求。明代朝鮮崇拜箕子是通過類比明太祖冊封李成桂為周武王冊封箕子，清代朝鮮崇拜箕子是類比魯存周禮為朝鮮繼承大明正統，皆是為了在內外危機中確立王權和政權的合法性。
「小中華」思想的實質不僅是思想意識上的慕華，更主要的是在統治體制上的靠近。箕子的八條之教和洪範雖被後世稱頌，但畢竟原始而模糊，因朝鮮半島部落眾多，很難說貫徹程度如何，且土俗仍舊，「箕子東來，雖曰天開左海，然厥後淪胥，入於夷狄久矣。雖其八條，尚不得詳其為某事，況其他乎？」9秦漢時期的移民浪潮尤其是漢四郡的建立，是朝鮮半島系統接受中原體制的開始，如北宋徐兢云：「自漢武帝列置四郡，臣妾內屬，而中華政化所嘗漸被。」10但漢四郡最終被朝鮮半島本土勢力推翻，在唐代白村江之戰後，「慕唐風」才成為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共同選擇。但由本土貴族主導的新羅，仍延續著骨品制社會。直到五代以雙冀為代表的移民傳入科舉制，高麗才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完成體制上的靠近，真正對宋朝產生制度和文化上的慕華，完善了自身的官僚制度11。主持科舉的雙冀、周佇都曾任職禮賓省，反映出科舉、外交相互配合爭奪人才。高麗形成一套吸納周邊人才尤其是華人的政策，通過各種手段統合多元人才，使高麗贏得「海東天下」「海東天子」「小中華」等稱號12。科舉還提升了儒學思想的地位，催生了儒學士大夫階層。這個新興階層最終成為高麗王朝的掘墓人，將「小中華」由理想變為現實，建立徹底儒學化和全面慕華的新興政權——朝鮮王朝，後世仍依靠雙冀傳來的科舉制繼續塑造朝鮮王朝。所以，以雙冀為代表的唐宋之際大陸移民傳來的科舉制，比箕子東來更具實質意義，奠定了「小中華」思想的根基，朝鮮王朝則是「小中華」思想的實體化。
因此，從移民史、制度史的角度看，歷史上有三波中國移民對朝鮮半島產生重大影響：第一次，即公元前11世紀的商周之際，箕子代表的移民；第二次，即公元前2～1世紀的秦漢之際，以燕人衛滿、漢四郡形成的移民；第三次，即公元10世紀唐宋之際，雙冀代表的移民。在這三波移民中，五代雙冀代表的移民對於朝鮮半島發揮了更為實質的作用，其影響力延續後世，未曾中斷。
我們應如何看待後世對雙冀的歷史書寫？一方面，《高麗史》是朝鮮初期所編，但朝鮮初期大臣又受到李穡等高麗末期儒臣的影響，因為李穡是麗末鮮初諸多儒臣的老師和領袖13，所以《高麗史》對雙冀基本持肯定態度。另一方面，後世對雙冀的評價表面上針對雙冀和高麗科舉，但其實皆有明確的現實指向，反映了批評者面臨的時代問題。崔承老《時務策》是對光宗改革的批評和矯正，其實也是在努力調和君臣之間的矛盾，緩解新舊勢力的爭鬥，整備統治體制，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合理化根據。他希望建立中央集權的貴族政治，「宜法中華，以革卑陋」14，成宗採納了他的建議，進一步完善了高麗的中央集權制和儒學15。同樣，李齊賢、李穡對雙冀的一貶一褒，突出反映了兩者所面臨的不同的時代問題。李穡時代的高麗，需要在元明之間進行抉擇，推進華化改革，所以他讚美雙冀的功勞，這是麗末鮮初儒學士大夫的基本態度。而到了「小中華」成為事實的朝鮮時代，儒學已確立穩固的獨尊地位，政府和士林對前朝體制充滿苛責，以強烈的儒學正統主義批判詩賦。朝鮮後期以丁若鏞為代表的實學家們主張全面改革，更藉助高麗科舉批判和改革朝鮮體制。
必須看到，光宗對王權伸張的訴求是高麗科舉製得以確立的主要動力，也是「小中華」思想在根基深處蘊含的政治邏輯，因為科舉進士和翰林學士的崛起都是對君權的加固和對相權的侵蝕。隨著五代十國摧毀藩鎮豪族和宋代全面實行科舉制、官僚制，貴族政治蕩然無存，地方活力被中央剝奪，再也難以對抗中央。經蒙元衝擊和明清君主專制，君權取得絕對權威，且因唐宋破除了身份限制，各地優秀人才經過科舉考試入仕而成為皇權的代理人，更無任何地方勢力可以抗衡中央君權。閻步克認為，隨著君主專制的日益強化，士大夫官僚政治是中國政治演進的最終定局，而科舉制度是其主要支柱，在科舉時代，士人「須主動投考輻輳朝廷，以冀在國家考試中獲得士大夫身份」16。不仕意味著與政府的不合作，朱元璋刑戮「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者便是明證17。而反觀朝鮮半島，各地的名門世族和地方精英自新羅時代到朝鮮時代有著長期的連續性，通過實踐儒家理論不斷鞏固了身份地位18。朝鮮王朝的科舉制是把土地制、身份制與科舉制捆綁在一起，形成儒學兩班官僚貴族。且朝鮮身份制等級森嚴，科舉考試對於身份有著嚴格的要求，不對全民開放意味著王權難掌全局。如此，兩班貴族的利益和權力始終能得到保障，不僅使朝鮮王權始終面臨地方貴族和士林階層的威脅，也導致明清時期中國士大夫與朝鮮士大夫的政治氣象各有不同，這就是科舉制對權力結構的塑造而導致的「小中華」與「大中華」的區別所在。因此，若從科舉角度透視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東亞各國的政治生態和「小中華」思想，其實性質有異。
科舉制乃中央集權制王朝的命脈，關係到權力分配和社會穩定。唐代黃巢、清代洪秀全皆是屢試不第的書生，被排除在權力體系之外，領導起義軍加速王朝滅亡。同樣，高麗的武臣之亂、朝鮮的洪景來之亂，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科舉造成的畸形政治生態所致。尤其是洪景來之亂，起源於19世紀安東金氏的勢道政治對平安道的科舉歧視政策，並引發壬戌農民起義和東學黨起義，導致清朝和日本的介入。日本於1894年推翻閔氏政權，廢止朝鮮長達937年的科舉，1910年吞併朝鮮。清朝則於1905年廢止長達1300年左右的科舉，1912年滅亡。要之，科舉實乃隋唐以來東亞王權體制的關鍵，科舉、王權在「大中華」和「小中華」古今「相揖別」的交錯中緊密纏繞。
注釋：
1參見高福順：《科舉與遼代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329頁。
2脫脫等：《宋史》卷四八六《夏國傳》，第14030頁。
3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〇，慶曆四年六月戊午，第3640-3641頁。
4參見高明士：《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頁。劉海峰：《中國對日、韓、越三國科舉的影響》，《學術月刊》2006年第12期，第136～142頁。
5子安宣邦著，丁國旗譯：《江戶思想史講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173～175頁。
6劉浦江：《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50頁。
7王賡武著，胡耀飛、尹承譯：《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版，第5、154～156頁。
8樸龍云：《高麗時代史》（上），首爾：一志社1985年版，第54～65頁。
9柳壽垣：《迂書》卷一《論東俗》，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本。
10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〇《同文·儒學》，第4冊，第138～139頁。
11參見周藤吉之：《高麗官僚制研究：有關其與宋制之間的關係》（周藤吉之，高麗朝官僚制の研究：宋制との関連において），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0年版。
12韓政洙：「高麗前期異邦人、歸化人的入境與海東天下」（韓政洙，고려전기 異邦人·歸化人의입국과해동천하），《韓國中世史研究》2017年第50輯，第113～155頁。秋明燁：「高麗時期『海東』認識與海東天下」（秋明燁，高麗時期『海東』 인식과 海東天下），《韓國史研究》2005第129輯，第29～59頁。
13黃修志：《高麗使臣的「小中華館」與朝鮮「小中華」意識的起源》，《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第88～96頁。
14鄭麟趾：《高麗史》卷九三《崔承老傳》，第398頁。
15申婷媛：《崔承老的時務策研究》（申婷媛，崔承老의時務策研究），檀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8年，第32～41頁。
16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48頁。
17張廷玉等：《明史》卷九三《刑法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284頁。
18 Martina Deuchler認為，與其說是儒家意識形態導致了朝鮮時期僵化的身份體系，不如說是這些地方土著集團的長期存在，保障了這個體系的存續。參見瑪蒂娜·達奇勒：《先民眼中：前現代韓國的親屬關係、地位和地域》（Martina Deuchler, Under theAncestors』 Eyes: Kinship, Status, and Locality in Premodern Korea），坎布裡奇：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15年版，第186頁。
編輯：苗廈、曉華
圖片：雅晴
校對：喬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