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作者任賾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理性，建設性
導讀：不分南北東西，很多知青普遍都有這種特殊的經歷。其背景是史上空前的掃蕩文明、禁錮知識的時代。那種經歷中，「rua」書行徑令人抱愧，精神追求令人讚嘆。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作者 | 經濟觀察報 專欄作家 任賾
我們這一代人，公認是讀書少的人。除了老三屆高三的同學，都沒有能完成中學六年學業。從1966年6月起學校的圖書館就關閉了。新華書店只有「紅寶書」以及「兩報一刊」社論及大批判文章的單行本。我們有兩年多時間在校「停課鬧革命」，1968年下半年開始上山下鄉，我和一些同伴在鄉下插隊八年。差不多十年時間，因為文藝教育界被判定是「黑線專政」，幾乎所有文革前出版的書籍，要麼是大毒草，要麼是小毒草，剩下的也是「封資修」，都在被禁之列。我們長期在鄉下，在底層，當農民，更處於文化荒原中。我們沒有獲取書籍的正常渠道，但是我們又有對書籍、對知識的強烈渴望。我們四處覓書，也確實在油燈下讀了一些書。那年頭，讀的書是哪裡來的？讀到一些什麼書呢？
這段歷史，如果任其湮沒無聞，頗為可惜。如果要說出來，則有種種顧忌。說白了，很多書是「rua」來的。這個「ru－a」是南京土話，入聲，「偷騙扒拿」之意。誠然，「rua」書實非正人君子之作為。但是，在那個年代，我們要想讀書，只好犯禁，思想上犯禁，行動上犯禁。就從我說起吧：因為想讀書，我曾經「rua」書多次。我也知道其他知青的一些故事。現在就把我和一些朋友的共同回憶儘量依實記錄下來，或可看作是更大範圍知青讀書現象的一個樣本。非隨機樣本，取決於許多具體境況，未必反映全貌。
一
最初是文革中，在學校。我們三四十人的「井岡山」戰鬥隊佔了學校東二樓作隊部。兩層的小洋樓，裡面本是一間一間的教師辦公室。文革開始後，各學科教研組都已停止活動，小樓空置，先前就被其他組織佔用過。聽說據一位語文老師考證，它是魯迅當年就讀的江南水師學堂的遺物，文革中間學校改名魯迅中學，緣由在此。我2008年返校，發現整個校園內我們在校時的所有其他建築，在後來的「現代化」過程中都消失了，只有這一座東二樓倖存，在當校史陳列館。
我們大多住校，天天在東二樓，開會、學最新最高指示、寫大字報，每人有自己的書桌看書。學校圖書館一直封閉。曠日持久，書源斷絕。我們是何等渴望有書讀啊！那一天，兩個外號叫大使、小得潘的初中小同學找到我說，另外一個組織「紅聯」的弟兄們爬進建國院圖書館，「rua」了許多書出來。他們兩個還是淘氣少年，會幹些頑劣之事，碰巧我差不多每次總是知情者，在他們眼中是絕對可信賴。這次要幹壞事，他們就來找我。他們已經去踩點，知道要從一個所謂「仙人洞」爬到天花板，在天花板上爬過幾間閱覽室，再進書庫。月黑風高夜，我們各自拿了現在想不起來哪裡弄到的麻袋，進去了。
我們「rua」了三麻袋書。我特地找了十幾本馬列大書。那時看清華大學「井岡山」的團派、414派辯論，引用馬列語錄一套一套的，很是佩服。主要的書是小說、文史知識類的。書就放在東二樓，大家都可以取閱。當然，好書立刻有主，其他人就排隊等著一個一個傳下去。記得小說有《悲慘世界》、《雙城記》等。《雙城記》我印象很深，當時看完的一個感想是，我的命運可能與書中人物胡狼相似。義大利作家羅大裡寫的一本反抗暴政的童話故事《洋蔥頭歷險記》，高三到初一的同學居然都看得津津有味，書中角色洋蔥頭、番茄、黃瓜等很快成了一些同學的外號。記得我還看了其中一本《教育心理學》還是《兒童心理學》的書，看完對幾個初中小同學愈加理解、痛惜：他們小小年紀，沒有課上，沒有書讀，沒有適合他們年齡的活動，家裡父母在挨整，住在學校無事可幹，天天聽我們討論超出他們理解和興趣的「路線鬥爭」。冒險去「rua」書，實在是憋不住了啊。我們高中生，處境也都差不多，但畢竟大幾歲成熟一點，那時候，大家既真誠又專注地「關心國家大事」。後來工宣隊進校，通令我們下鄉前返還學校財產。我們拖一板車，把書都交回圖書館了。
插隊後，知青之間常有「rua」書之事發生。我在下鄉前，在家旁一個廢品收購站撿出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大字本三卷和赫魯雪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一冊，帶到鄉下，視為藏書中的寶貝，前者至今猶存。我對知青之間的「rua」書，抱有「同情之理解」，並不特別較真。都是愛讀書的人，「rua」你的書的人，沒準就是下次帶書給你看的人。當然，自己一本心愛的書不見了，總會心疼好一陣子。講起來，我們一家知青最慘重的損失，是王鹹帶下鄉的斯諾著的《西行漫記》。一本紙已泛黃的老書，1938年復社版。那是他父親南京大學歷史系王栻教授王伯伯在清華讀研究院時買的。我們聽說過斯諾和他寫的《西行漫記》，但這本書一直是禁書，因為書中有許多黨史中的禁忌，書中記載的紅軍英雄彭德懷、賀龍等文革中都被打倒了。書在我們知青中傳閱，幫助我們真切理解中國革命歷史。後來書傳不見了，王鹹和我們都痛心不已。文革以後我又買了重版的這本書，但讀起來再也無復當年讀初版書的心境了。我們很多同學的家長是知識分子、幹部，藏書豐富，儘管在文革初期的「破四舊」和後來被批鬥抄家中損失慘重，幸而保留下來一些，就成為我們寶貴的書源。
離校前，並非大家都把書還回去了。工宣隊的通令似乎只對老實巴交的人有效。「紅聯」的同學，我們「rua」書的先行者，把很多書帶下鄉了。結果那些書成了插隊歲月無比重要而寶貴的精神食糧。
一位當年初二的同學，也在同一個公社插隊，在農村看的書，很多是那批「rua」來的書。她有這樣感人的回憶：「我們那時在界集傳看的《葉爾紹夫兄弟》、《茹爾賓一家》、《兩姐妹》等等，都是他們rua來的成果。」「還有，《元素的故事》、《徵服病菌的道路》。愛不釋手，但有人在後面等著要，匆匆看完交出。」「高爾基的三部曲，《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都是在泗洪看的。其實這些書本來我爸爸都有，文革前畢竟年紀小一點，很多這種書看不進去，只看過《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和《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裡》。文革有些書被勒令上交，繼而抄家，然後家一搬再搬很多書都不知去向了。反而在鄉下再見這些書，破破爛爛的，看得很有勁。抄很多『金句』呢，書還後還可以再翻看（摘抄的內容）。有的書一家幾個人都看，還討論呢。像《元素的故事》這種書，對我們初一二的簡直像打開一扇科學之門……我們那時還沒有學過化學（其實我從來也沒有在學校學過化學），《元素的故事》給我們ex－tremelyamazing（極其驚喜）的感覺。」她後來留美獲工程力學博士。
我們家現在還有一本餘冠英的《詩經選譯》，上面有淡淡的學校圖書館1956年印章。在鄉下，這本書不知讀了多少遍。完全沒有想到，孔夫子編定的詩集中，有「野有死麕」那樣優美質樸的愛情詩。中國文化的源頭，通過這本書，接到茅屋油燈下。我們知青一代人，長期被禁錮在文化荒漠中。茫茫黑暗中的一縷光芒，發自「rua」來的書籍。
插隊第一年春節，我鄰村的那一家知青都回家過年走空了。我天天晚上去那裡睡覺，給他們看房子。他們家有兩個高一同學參加過「紅聯」的「rua」行動，家裡還有不少附中的書。我每晚在中間找我沒看過的書，幸福而享受。晚上沒看完，早晨帶回家繼續看。最後是否都還了，難說。因為我看完了，我們一家知青還有人要接著看。過年時串門的知青多，不定有誰借去或「rua」去。實際情況是，借書與「rua」書之間的界線，不大分明。我自己的來路清白的書，常有人借去，後來再也沒有還回來。誰能記得哪天哪個人來借了什麼書呢？只有不了了之。經常發生情況是，書在輾轉相傳中，迷途不返。
二
我們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後開始覺醒反叛。也就在那以後，有一批文革前出版的世界古典名著解禁，但只限內部發行。1971年12月我回南京時，路過當學生時經常光顧的楊公井古舊書店，看到有一個封閉的區域在賣那些書。進口有人看著，要有符合規定的工作證才能進。我到王栻伯伯家，借了他的教授工作證，還借了一件體面衣服穿上，再去書店，自稱是王教授助手，他身體不好，我代他來選書。一位和善的老店員居然讓我進去了。解禁的古典名著，許多與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有關。我選了一些哲學（狄德羅、孟德斯鳩、康德、黑格爾）、經濟學（亞當·斯密、李嘉圖）、社會主義運動史（梅林的《馬克思傳》、《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等書。店裡還有一些其他古典著作，我選了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等。一共二三十本書（它們現在還在我的書架上）。這批書是付了錢買的，一本書一兩塊錢，總額超過我在生產隊勞動一年的工分所得。但書還是靠身份造假才得手，所以終究是在「rua」的邊緣。回到鄉下，我們讀這些書，思想的探索，起初是尋求「真馬」的確解，然後擴大到理解「非馬」經典的旨意。根據有限可得的書籍，一點一點追溯人類寶貴的精神遺產。
當知青時根本沒有機會進圖書館，遑論「rua」書。但我碰到的一次機會是1975年初，派去參加在原來淮陰地委黨校辦的「學馬列骨幹」學習班，在那裡住了有三個星期。原來挺大的圖書館，只開了一個報紙期刊閱覽室和一兩個書架的馬列毛著作。其他區域有封條擋著。我天天泡圖書館，又是有心人，不久就洞察進入封條後面書庫的玄機。裡面有很多文革前出版的文史哲書籍，真是寶庫。我窩在裡面看書，看到實在動心的書，也「rua」了出來。把書放在胸前，棉襖蓋著，不動聲色地離開。這麼做不止一次。
那時我已經在公社知青農場。那個農場匯集了1968年就從南京來插隊的三四十個「老」知青，以及1974年泗洪城鎮中學畢業生新下放的六七十個「小」知青。本意是個「安置單位」，把知青集中起來，政府出一些錢，「聊補無米之炊」（毛澤東致李慶霖信，1973年4月25日）。難得我們一些老知青朋友，還有餘勇可賈，想做些努力「同舟共劃」。有了一點自主的可能性了，就不過窩囊日子，儘量把生產、生活、學習各方面安排上正路。那是在逆境中求溫飽生存、在可能範圍內求自治而走正道的實踐。
我在書庫裡看到一本冷門書，科學出版社1959年武銘編的《經濟核算論文選集》，想到農場的一些管理實務問題，就「rua」了出來。回來看了想了和朋友討論了，還派上用場了。現存的當年日記，1975年3月30日有記載：「關於搞農場的經濟核算、勞動管理的想法竟有可能實驗一下。馬（列學習）小組前天討論按勞分配問題，氣氛很好，大家都關心這個問題。徐偉提了一個方案，農場分三個隊，定產量、工分，有指標和獎勵」云云。回想起來，在1975年全國大環境下，儘管有鄧小平的「整頓」，我們在農場搞經濟核算不可能走多遠。後來付諸實踐的是定額管理，但不帶物質獎勵。當時，前者叫資產階級「管卡壓」，後者叫修正主義「物質刺激」。
記得粱東黎前幾年有文回憶小農場，說是實行分工包幹以後，那天到地裡挖溝，多數人還在苦幹，他和徐偉兩個大個子已經完成任務，扛起工具大搖大擺回家了。粱東黎是農場「學馬列小組」組長，在小油燈下讀《資本論》的，對馬克思的尊崇維持至今。他在農場提倡「創造性勞動」，那可是遠高於「按勞分配」層次的。此次行動，顯然是徐偉帶的。徐偉在老知青中有「貨真價實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非當權派」的雅號，到美國後讀了博士作科研工作，仍未盡其願，再下海經商，果然成功。農場多數知青的觀點在梁、徐兩端之間，我們分享各種書籍，自由交流各種體會。大家的共同點是對當時主導路線、政策、現實的不滿。
在農場碰到問題，我們一直靠「講道理」化解異見，推動局面。這絕非易事。知青中有人習慣用兩報一刊語言說話，也有種種「不正之風」。當時能用的道理，是「真馬」。「按勞分配」寫在「真馬」的大旗上。就我而言，那本「rua」來的書幫助講道理。這個例子又一次表明，說「rua」書有正面意義，並非完全不能成立。當然，很慚愧，手段不對。而且，說實在的，我並沒有想要用這一個例子來論證「rua書為革命」之意義。
粱東黎還回憶到在農場讀小說《93年》：「我在知青農場不知通過什麼渠道弄到一本法國大文豪雨果的小說《93年》。《93年》的故事以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為背景。」「 故事驚心動魄，主人公的選擇在我的『革命思想』的框框中更是意料之外、無法想像。我們從小受的是革命的教育，富人壞、窮人好，窮人鬧革命，翻身做主人，要做革命事業接班人，革命原則至上等等。然而，故事勝過教育，萬沒想到：在這個世界，在革命的原則之上還有一個人道的原則！」那本書，如果我沒有記錯，是我開手扶拖拉機到相鄰公社辦事，在外校知青家看到借來的。書在我們農場傳來傳去，再也沒有回到我手中。書的主人，一位好朋友，是好讀書也以藏書自豪的，對他而言，我就是個「rua」書者。那本書震撼了我們大家，為我們啟蒙：「在革命的原則之上還有一個人道的原則！」也就在那前後，我醉心閱讀一本書名奇長的書，《從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文學家藝術家有關人道主義人性論言論選輯》（北京大學西語系資料組編，商務印書館）。扉頁有模糊不清的圖書館印章，不記得如何弄到手的。當時我把人道主義、真、善、美、自由、平等、博愛等等稱作「普遍性觀念」，而且寫過札記，認為人類歷史發展過程可以概括為「社會進化，人也發展，普遍性觀念得到越來越大程度的實現」。
那次在黨校還「rua」了其他幾本書，都是另類思想資源。記得特別喜歡的一本書是寧嘉風譯熊彼特著《從馬克思到凱恩斯十大經濟學家》，商務印書館出版，扉頁印有「內部讀物」字樣。我在這本書中第一次看到對馬克思之後的經濟學大家的思想風範細緻真切的描述。在整個淮陰地區，恐怕僅在黨校「內部資料」處，方得有此等藏書。但是，那時候，哪有人讀這種書呢？熊彼特是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奧地利學派的重要人物，後來長期在哈佛大學任教。顧準曾在重壓之下翻譯熊彼特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的「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一說，就是在那本著作中提出的。
三
我們在農場開展馬列活動時，已經有前幾年讀書的基礎。「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意識，隱然埋在心底。小知青中悟性高的，私下裡對我們說，「你們老知青說的馬列，跟報上說的不一樣」。我們聽了心中暗喜——這豈不是總結了我們在農場學馬列活動的最大收穫。是的，我們對當時高調宣傳的「革命」、「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已經持異見，還曾經寫辨析批判文章，在知青朋友中傳閱。能有這樣的成果，「rua」書功不可沒。一年後，「四五」運動爆發，廣場上的一些大字報、對聯、詩歌，在我們看來，強烈反映了具有共同思想經歷的知青一代人的見識和傾向。特別是「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的吶喊，我們遠在鄉下，與他們心氣相通。「四五」運動後，知青農場是公社排查政治謠言的重點單位，大家心照不宣，糊弄過去。又以農忙為理由，不顧公社多次督促，沒有召開一次批鄧會議。後來，縣裡派三個幹部來農場整頓，我們享有的一點自由自治漸漸被侵蝕掉了。說起來，那種狀況能夠維持一段時間，也幾乎是個奇蹟。好在時間不長四人幫倒臺。老知青們，其中高二高三的已經二十八九歲了，得以逐步離開農村。恢復高考後，一些人抓住最後機會考進大學，成了77、78級大學生。這樣就結束了「rua」書的歷史。新的歷程開始了，我們尋求更多思想資源，擴展對世界的認識，也投身到改革開放的事業中去。
曾經看過一些北方知青的回憶文章，他們用「順」字表達南京土話「rua」的意思——「把某某書『順』走了」。實際上，不分南北東西，很多知青普遍都有這種特殊的經歷。其背景是史上空前的掃蕩文明、禁錮知識的時代。那種經歷中，「rua」書行徑令人抱愧，精神追求令人讚嘆。我們和農民一起經歷了那貧困苦難的歲月，在最基層了解了中國社會。現實教育了我們，促使我們從學生時代的盲從迷信中覺醒。在這樣的現實中，閱讀那些來之不易的書籍提升了我們。知青生涯實在是五色斑斕，唯逆境中不墜之精神追求、逐步的覺醒過程最可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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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午間閱讀 | 在禁書年代的讀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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