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種「習慣動物」,不僅個體會有著難以改變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群體也是如此。在人類生活的任何領域,我們都可以看到某種程度上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改變人的行為模式之所以十分困難,有生理的因素,也有心理的因素,更有社會的因素。
低耗高速——路徑依賴的生理因素 我們知道在人類的大腦裡,兩個神經元樹突之間建立起的連接越是經常被使用,大腦就越傾向於第一時間選擇這條連接,因為這樣的連接「最省電」;而這條通路越是經常使用,上面覆蓋的髓磷脂層就會越厚,這個有絕緣作用的脂肪層會強化這個通路,使其運轉速度更快,能耗更低,從而形成了每個人獨特的「腦迴路」,形成生理上的路徑依賴。
風險與回報——路徑依賴的心理因素 福克斯在他的《大腦的晴天與陰天》一書中提出,人的大腦中存在最古老、最強大的兩個迴路之間的連接和平衡:一個用於探尋危險信號,另一個負責發現潛在回報。我們通常所說的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就是指大腦在無意識下對風險和回報做出的某種假設朝著其中一個方向傾斜。人不僅有認知偏差,還有認知依戀(Cognitive attachment)。我們做了某件事兒,產生好的或者不好的後果,就會試圖鞏固或者修正自己的行為,這就形成了人的學習能力。對於具備學習能力的人,通過獎勵或懲罰就可能刺激和改變他的兩個腦迴路之間的平衡,而學習既包含了個體學習和社會學習,也包括個體和社會學習機制的相互作用。而當處於策略性博弈環境中時,來自個體或社會的學習都不一定產生好的結果,比如,可能會達到「社會協調」,也可能發生「社會屈從」、「社會隔離」,甚至「社會騷亂」。
波利亞過程——路徑依賴的社會因素 要模擬路徑依賴的社會影響,我們先通過一個動態甕模型(dynamic urn model)的結果序列實驗:一個甕裡放了灰白兩個色球,從甕中隨機取出一個球,然後往甕中加入與取出來的球同色的球,抽取出來的球的顏色表示結果,這個過程就是著名的波利亞過程(Polya process)(如圖1)。
波利亞過程是假設正反饋並產生路徑依賴的結果,比如收益遞增,社交媒體粉絲數量增長等現象。可見,所謂「路徑依賴」是指每一周期的結果都取決於先前的結果。比如,一個孩子選擇打電子遊戲(白球),還是運動(灰球),可能取決於其他人的選擇;如果小夥伴們都打遊戲(白球),那這個孩子就更有可能喜歡打遊戲(白球),因為這樣增加了他獲得小夥伴的機會。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的決定都更可能取決於我們的朋友以前做出的選擇。我們在社會生活中受到的各種影響都大抵遵循著類似邏輯,也就是說,對更多人所選擇的結果的不斷增長的吸引力創造了個體和群體的路徑依賴。
波利亞過程包含著兩個神奇的屬性:1. 具有相同數量的白色(或灰色)結果的任何序列都會以相同的概率發生;2. 白球和灰球的每個分布都以相同的概率發生。比如,在1000個周期之後,甕中包含了60%的灰球的概率等於包含了10%的灰球的概率,而甕中包含了60%的灰球和40%白球的概率等於包含了10%的灰球和90%白球的概率。波利亞過程告訴我們,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一切皆有可能。
什麼是社會局部協調? 既然路徑依賴的結果包含了一切皆有可能,最終我們觀察到的社會生活中的現象又是怎樣被選擇和確定的呢?假如一個社區有9戶居民都處於兩種狀態:A和B,也就是說每戶都有8個鄰居。若且唯若其中有5戶(超過一半)或更多鄰居處於另一個狀態時,這戶人才會改變自己的狀態,這就是一個「局部多數模型」。
和路徑依賴一樣,局部互動包括了正反饋:每戶人家都要努力和其他鄰居保持匹配。不斷選擇的結果最終會達到一種這個社區每戶都和大部分鄰裡相互匹配的均衡狀態。每個局部最終達成或A或B的均衡配置,而不同的社區狀態又交錯相應,形成那種類似於奶牛身上的黑白斑塊(如圖2)。儘管最終形成的均衡狀態取決於各個單位的初始狀態,但對初始配置並沒有表現出極高的敏感性,改變一個單位是A還是B的狀態僅僅會給最終配置帶來微小的變化,而最終狀態的形成主要取決於每個單位被激活的順序。
事實上,局部多數模型也是一種路徑依賴的表現,而且獲得均衡的數量通常非常巨大。局部多數模型所描繪的恰恰是我們經常觀察到的人與人之間的局部協調或一致性。即使一個人的行動可以是任何行為慣例,為了獲得一種社區和諧,任何一個人都想選擇某種與鄰居相匹配的行動,例如喝湯是否需要發出聲音,打招呼的方式是親臉頰,還是握手,抑或抱拳等等。在人的社會生活中,局部多數模型既形成了局部協調,又導致了社會生活的多樣性,比如我們常說的「十裡不同音」,每個地區獨特的風土人情、飲食習慣和行為習慣,從靠左行駛還是靠右行駛,到一夫多妻還是一夫一妻,甚至文化和宗教信仰,長期的局部協調逐漸形成一系列內在一致的行為規則、風俗、慣例的組合,而多樣化的局部協調最終構成差異化的地域社區文化。
為什麼會出現社會屈從? 在社交網絡,局部匹配的現象幾乎無處不在,比如我們在微信朋友圈經常見到的刷屏現象,主要是因為我們希望和我們的大多數朋友們保持一致,然而一旦發現有相左的見解,我們就會保持謹慎觀察,看哪個觀點是大多數持有的,和大部分朋友觀點不一致通常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一定的心理壓力,有可能讓我們感到尷尬和不安。
為了能夠在社會網絡中與大家相處融洽,我們總是試圖通過協調,博弈,努力使多數人更喜歡自己。在局部多數模型的物理解釋中,斑塊狀均衡模式對應於受挫狀態(frustrated state),受挫狀態可以理解為次優均衡(suboptimal equilibrium),通常位於「斑塊」邊緣上的人所處的社會網絡更廣泛和複雜,在與鄰居互動時遭遇尷尬的狀況就會更多。當互動發生在不同的局部社群時,才會出現次優均衡,即受挫狀態。相反,如果根據全局多數原則來匹配的話,那麼很快所有人都會處於相同的狀態。
越是希望創建共同行為,可能越需要影響更加廣泛的網絡。這就產生了協調的悖論:如果人們是在局部進行協調的,那麼從全局的角度來看,整體配置將會是斑塊狀的、多樣性的,也就形成了文化的多樣性;如果我們使鄰域(比如把影響一個格子的鄰居數量)增加到原來的兩倍,那麼斑塊就可能會擴大到原來的兩倍。因此,當技術和城市化使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之後,協調的力量可以產生更大的同質性行為和信念。
日趨緊密的社群聯繫事實上加速了文化的同質化,不斷同質化的正反饋強化了受挫狀態,進而更深刻地影響人們的社會行為。早在20世紀50年代,社會心理學家所羅門·阿施(Solomon Asch)博士在《看不見的影響力》中通過實驗刻畫了群體對個體的影響是如何發生的。這個實驗很簡單,參與者會看到兩張卡片。第一張卡片上有一條垂直的線段,第二張卡片上有三條直線,只有一條和第一張卡片上的直線一樣長。隨後研究者要求參與者回答,哪兩條線段一樣長。阿施安排了七個同夥一起參加實驗。他們都看了這些線段,並且有些人在真正的參與者之前故意給出了錯誤回答。有時候這些研究助手故意給出了錯誤的答案。
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四個參與者中的三個,在進行了認真思考之後,至少有一次贊同了研究助手給出的錯誤答案,這讓阿施深感困惑。後來在阿施博士去世後,美國亞特蘭大的埃默裡大學的精神病學家和神經學家伯恩斯繼續採用功能性磁共振掃描技術,試圖找到答案。研究者發現社會從眾激活了負責知覺活動的整個腦區。但卻與負責判斷(代表個體的信念)的腦區無關,這些腦區在涉及情感活動時才會被激活。如果這部分激活就表明個體要付出一定努力抵抗群體的壓力。主持這項研究的格利高裡·伯恩斯(Gregory Berns)說道,「我們都相信眼見為實,但這項研究卻表明我們眼見的『實』是群體告訴你的『實』。」2005年6月22日這項研究發表在《生物精神病學》 (Biological Psychiatry)雜誌網絡版上,該研究表明他人給出的信息會在非常深的層面上影響我們的知覺,也為「社會屈從」心理提供了生物學上的支持。
什麼是社會隔離? 社會屈從歸根結底來自於我們遠古的腦迴路中對風險和回報的平衡,畢竟作為努力趨利避害的社會人,我們行為的原始驅動力依然是努力獲得安全感和歸屬感。當然每個人對於自己將要採取的行動都有一個「閾值」(Threshold),然而,恰恰是因為這個表現不同寬容度的閾值反而可能導致隔離。為了說明這個現象,謝林做了一個實驗(圖3),他在一幢有兩個房間的房子裡舉行40個人參加的派對,他邀請了兩類人:比如,白人(A)和黑人(B)各20人,所有人都能分辨出其他人所屬的類別。接著,每個人隨機選擇兩個房間中的一個,在每個時刻,每個人都有一個特定的概率走到另一個房間去。假設每個人的寬容閾值為25%,當他所屬的類型的人在當前房間中所佔的比例低於1/4時,他就離開這個房間。那麼,兩個房間之間的隨機移動會改變每個房間內的「種族結構」。一旦隨機配置達到某個臨界點:一個類型的人數所佔的「人口比例」降低到25%以下,接下來其餘這個類型的人也會選擇離開,最終兩類人完全隔離而不會再進入另一個房間。
只要派對持續時間足夠長,那麼隔離就是不可避免的。當參加派對的人有不同的寬容閾值時,更多的隔離現象就會發生。然而多樣化閾值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影響:它們使隔離更容易發生,同時又使完全隔離的可能性降低,因為包容度非常高的人在任何房間都不會覺得不自在。因此,正是異質性閾值導致了社會隔離,即使是寬容的人,也會產生隔離的居住模式,這就是託馬斯·謝林的開創性名著《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一書中揭示的謝林派對模型(Schelling's party model)。
社會協調的力量如此強大,然而,我們所處的世界並未就此一成不變,正是來自局部與局部的差異引發的衝突推動文化、傳統的改變。路徑依賴主動或被動地被打破後形成了新的均衡,新的均衡再遭遇了新的局部衝擊後再次被打破。一個過程是結果路徑依賴的,並不意味著它一定是均衡路徑依賴的;而一個均衡路徑依賴的過程,必定是結果路徑依賴的。
在任何時候,只要人們在一組固定的備選項中進行選擇,而且他們的選擇依賴於其他人先前做出的選擇時,就會出現路徑依賴的結果。如果我的朋友們都在看《隱秘的角落》,我也會忍不住去看,我們用哪一款手機、開什麼品牌的車、甚至一個地區建築的式樣、裝修的風格都逃不開路徑依賴。儘管在現實世界中,路徑依賴可能不會像波利亞過程那樣極端,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從模型中推斷出當行為具有很大的社會性成分時,幾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從模型上看,各種社會影響可能會因所選方案的不同發生變化,如果某種反饋的變化越少,那麼選擇這種結果的可能性就越大。
對于波利亞過程,初始概率在甕中的所有分布上都是均勻的,這是一個最大熵分布。隨著事件的展開,分布逐漸變窄,標誌著路徑依賴的形成:當結果出現後,可能發生的事情也會變化。這種熵的減少是漸進的。而對於臨界點,概率分布是突然改變的,熵可能會迅速下降。一旦達到臨界點,激變就會發生。我們可以利用可能結果的概率變化來度量路徑依賴和臨界點。路徑依賴是對結果的逐漸影響,而臨界點則意味著結果的突然變化。具有臨界點的過程出現大幅度的轉折,而路徑依賴的過程則變化緩慢。
就拿美國前不久發生的反抗種族歧視的暴亂為例,儘管之前在美國警察暴力執法殺害黑人的事件每年都會以一定概率發生,而弗洛伊德遇害事件卻成為了概率改變的臨界點,而後續事件也會繼續改變概率。均衡過程可以用來刻畫有趨向平等分配壓力的決策或行動序列。當人們試圖建立更公平的秩序時,就可能會選擇通過主動幹預來改變結果,比如在弗洛伊德事件後,很多學校宣布通過降低錄取標準增加黑人學生的比例以提高黑人受教育的機會。
但是,人們的行為差異既可能是被動的社會影響的結果;也可能是不同的內在偏好所致,因為我們都有一個自己的容忍度或者「閾值」。當然,如果甕中的球具有不同的權重,情況又會不同,這就解釋了李佳琦或李子柒們帶貨能力更強的現象,因為人們對不同權重社會影響的敏感性也會不同,這大概可以解釋權威的力量。因此,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變化,都取決於兩個重要的閾值,一個來自個體,一個來自集體。從集體來看,當外部變量超過或低於特定的閾值時,人們的行為所發生的變化,就是基於閾值的行為(變化)。就個體而言,每個人會根據某個總量變量是否超過閾值而決定採取哪一種行動。
那麼,像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遊行甚至暴亂又是如何在美國各地以燎原之勢爆發的呢?假如,我們來看一場沒有預設任何規範立場的社會活動的演化發展,不管是正義遊行,還是暴力示威,每個人都可以自願選擇參加或者不參加,而每個人如何選擇取決於參與的人數。如果給每個人分配一個閾值,當參加活動的人數超過他的閾值時,這個人就會參加。活動伊始,只有那些閾值為零的人才會參加。比如第一天,有500個閾值為零的人發動了一場遊行示威。第二天,這500人繼續參加,同時那些參與閾值低於500的人也加入到遊行的行列。假設第二天新加入的人有700人,那麼第三天,閾值低於1200的人也會加入……而最終可能會有好幾千甚至上萬人不斷參與進來。這個逐漸引發大規模參與的結果就是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的騷亂模型(riot model)所刻畫的社會現象。
當我們觀察騷亂模型會發現,平均閾值很重要,而閾值的多樣性可能更重要。還是上面的例子,假如每個人的閾值都一樣,則平均閾值最低,因為沒有人的閾值為零,壓根就不會發生社會運動。假如有500個人的閾值為零,700個人的閾值為500,其他人的閾值均為2000。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過了第二天,便不會再有其他人加入了。假如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特的閾值,那麼每天都有一個「新」人加入,參加的人會越來越多,直到所有人都加入遊行中。可見,對於騷亂的發生,閾值的總體分布比均值更加關鍵。
紛繁的社會生活中,人常常高估自己的主體性,事實上我們很難分辨哪些選擇是來自我們的主體意識,而非受到某種不可控的力量的牽引和影響。從被動社會影響漸漸形成主動的意識和行為,從心理到生理的路徑依賴相互作用,人的行為模式愈發難以改變。從社會生活的波利亞模型,形成一個局部多數,獨特的生活模式和社群、種族文化,在社會生活中我們只會變得更加依賴一個穩定的系統和權威,這使我們產生安全感和歸屬感⸺那是從祖先那時起就留在我們大腦中的最根本的需求,即使這種歸屬感使我們感到受挫和屈從也在所不辭。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舉了個生動的例子⸺騎在大象上的人:
「當我對自己的弱點感到驚訝時,我所想到的自我形象是一個騎在大象背上的騎手。我手中緊握著韁繩,以為自己只要動動韁繩,就可以指揮大象……,我是可以指揮它,除非大象沒有它自己的欲望,一旦大象自己真的想做什麼時,我根本無法左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