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懿，文學博士，多年來遊走於幻想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既是作家、學者，也是一名攝影師和電影製作人。著有《世界圖畫書：閱讀與經典》《世界兒童文學：閱讀與經典》等理論專著，《我撿到一條噴火龍》《藍耳朵》《靈狐少年》等長篇幻想小說及《怪物爸爸》《巴夭人的孩子》《螢火蟲女孩》等原創圖畫書。
《我用32個屁打敗了睡魔怪》作者：彭懿 繪者：田宇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9年3月
《我用32個屁打敗了睡魔怪》內頁插圖
《仙女花開》文、攝影：彭懿 繪：索焱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8年4月
「彭懿」這個名字，對關注兒童文學、圖畫書的人來說，一定是熟悉的。但想要清晰明了地介紹他卻仍然是個難題，因為可以掛在這個名字之前的頭銜實在太多。
他是國內重要的兒童幻想文學作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開始了創作的高峰期；他是最早在中國介紹和研究圖畫書閱讀的人之一，13年前出版的《圖畫書：閱讀與經典》對中國圖畫書推廣所產生的作用，怎樣講都不為過；他翻譯的圖畫書有幾百本之多，涵蓋了日本和歐美的諸多經典作品；從《怪物爸爸》到《巴夭人的孩子》《馴鹿人的孩子》，再到即將面世的《我用32個屁打敗了睡魔怪》，他創作的十幾本圖畫書也在近幾年陸續出版；而在所有這些之前，他是學習昆蟲學的理科生。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兒童文學開始了興盛期，到近十年圖畫書出版的熱潮，風起雲湧的三十年裡，彭懿可能不是最暢銷、名氣最大的作家，卻往往是引入新的概念，創造出新形式的人。借著新書《我用32個屁打敗了睡魔怪》將要上市的機會，記者採訪了彭懿，聽他講述自己的創作，以及對國內原創童書的觀點和評價。
「我不喜歡那種糖葫蘆式的結構」
新京報：你這幾年出版的作品，圖畫書佔了絕大部分，這是有意的轉向嗎？
彭懿：2015年出版了最後一本長篇幻想小說《靈狐少年》，後來我就決定不再寫長篇了。因為現在有很多人的作品是一種「糖葫蘆結構」，他們自己會說是「系列」，設定一個人名，一個班級，用一個個小故事合成一本書，這其實是一種簡單、討巧的創作。我寫長篇不是這樣，我寫的更像電影，從頭到底一氣呵成，充滿懸念。讀者可以一口氣讀完，但是我一口氣寫成就要寫七八個月，所以我覺得特別累，寫完之後也很難聽到讀者的意見，後來就不寫了。另外，圖畫書給我提供了更多嘗試的可能，我可以變換很多創作的方法，所以現在把精力都放在圖畫書上。
新京報：你的圖畫書也有很多融入了幻想的元素，和寫長篇幻想小說相比，兩者的差別在哪些地方？
彭懿：對，因為我是幻想小說作家。相比於童話，幻想小說是給更大一些的孩子看的文學樣式。幻想小說有不同樣式，第一種，很多小說在現實和幻想之間有一扇門和通道，像《哈利·波特》，開頭寫他在姨夫家裡遭受欺凌，這是現實的，後來他收到霍格沃茨的信，又到車站站臺，就進入了幻想世界；再像《納尼亞傳奇》，是有一個壁櫥，鑽進壁櫥就到了另一個世界。還有一種樣式，就像《魔戒》，那個世界跟我們是永遠隔絕的。第三種就是我常用的，幻想的事情一下子就出現了，沒有那道門，日常的魔法就在我們身邊發生，這種最容易讓人相信，圖畫書比較薄，我一般會採取這種樣式，不需要很多鋪墊。
跟其他作家的不同在於，我也是一個研究者，所以我創作時會更多地考慮結構特徵。比如《仙女花開》，我用了一個民間故事的軀殼，民間故事有很多特徵——幾乎沒有心理描寫，沒有血腥場面，甚至沒有地名人物。但是我最後的結尾是開放的，不是民間故事那樣「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新京報：你在之前的採訪裡說過，你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天賦型的作家，更講究技巧多一些？
彭懿：我覺得有些作家是天生的。而我就得去學習，總結研究。但我覺得走到現在，即便到這個年齡，我還是有激情，想寫出好書，不想「生產」。所以我不喜歡那種糖葫蘆式的結構，因為這等於就是在生產，像做磚頭一樣，一排一排非常壯觀，但每部作品全是一樣的。我受不了，作家不能做這件事情，我必須變化。在那種故事裡，前後情節沒有關係，你也看不出人物的成長。我寫的每部幻想小說，其實都是成長小說，圖畫書呢，因為它短，所以它凝固的是成長的瞬間。
「我能想出32個屁，就很偉大了」
新京報：你出了幾本攝影圖畫書《巴夭人的孩子》、《馴鹿人的孩子》，還有攝影和繪畫結合的《仙女花開》，這些形式都很特別，你是拍攝之後想到這些內容可以做成圖畫書的嗎？
彭懿：是拍攝之前就想做。我以前在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當過五年導演，攝影應該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之後出過好幾本攝影集，配上文字，賣得也很好，但那時候我還沒有想過創作圖畫書。我開始做圖畫書之後，就突然間想，可不可以創造出來一種特別的攝影圖畫書？
然後我去拍了《巴夭人的孩子》，當時的想法是，書只要能出版，就是一種肯定，可沒想到書出來後賣到14萬冊，很多媽媽跟我說，孩子特別喜歡《巴夭人的孩子》。我想，是攝影圖畫書有它特別的魅力，如果是去畫巴夭人的孩子，你畫得再好再生動，讀者看的時候也知道你是畫出來的；再像《馴鹿人的孩子》，那些人生活在零下52℃，和鹿生活在一起，沒有地種，沒有水果吃，什麼都沒有，只是講，沒人相信，那我拍出來給你看，就有不一樣的力量。
攝影圖畫書這個形式，我沒有見別人做過，不敢說國外就一定沒有這樣的書，但我沒有借鑑誰。有一些人不承認這樣的書是圖畫書，但我不在意，我覺得我們能出版這樣一本書，它就是一種樣式，它存在著，我就覺得很滿足。
新京報：現在攝影在你的生活中佔據了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
彭懿：我每年有大半年都在外面跑！前一段時間我在新疆拍下雪，拍白樺林，可惜一直不下雪，以後還要去。今年7月份我要去義大利拍多洛米蒂山，10月份去英國拍一片迷幻的樹林，我在西班牙也找到一片樹林，也拍了幾十天，就在那裡等霧，等光。這些題材都在那兒，就好像自己有個抽屜似的，有時突然受到一點啟發，就可能創造出來一本特別的書。
新京報：你接下來的作品還有什麼樣的嘗試？
彭懿：我一直想嘗試但又最難寫的，是荒誕童話。有一套書《晴天有時下豬》，畫家叫矢玉四郎，他寫得非常荒誕，但又符合邏輯。你看了就會覺得，這麼荒誕搞笑，他怎麼能想出來。我想往這條路上走，但特別難，因為我不是那種天才。
《我用32個屁打敗了睡魔怪》就是一本腦洞大開的爆笑荒誕的圖畫書，之後我還會和畫家田宇合作一本圖畫書，同樣是這個風格。我們想做成一本鬧劇，讓孩子充分釋放他的天性。總給孩子讀溫情的圖畫書當然也可以，但有的時候需要這樣搞笑的書，我覺得這才是最貼近孩子天性的。我想做出一本圖畫書，每一頁都讓人笑，不只是小孩笑，成人也笑。
新京報：國內原創的圖畫書，這種搞笑風格的確實很少，溫情傳統還是佔據了主流。
彭懿：因為它特別難。我們的圖畫書多是傳統、禮義、教育的，所以我一直想嘗試。國外經典的圖畫書有很多這種風格，真的是沒法超越。比如關於屎尿屁的，《是誰嗯嗯在我頭上》就特別好，我第一次給小孩講那本書，他笑得不行。還有宮西達也的《好餓的小蛇》，特別簡單，但我想一輩子也沒想出來，人家就想出來了。
這種故事太難想了，所以我覺得我能想出「32個屁」，就很了不起很偉大了（笑）。而且田宇畫得很精彩，屎尿屁的問題是容易髒，但他把屁畫得像煙花一樣，非常絢爛，變成一個狂歡，特別好玩。我在現場給孩子講這個故事，孩子會笑得滾到地上。我覺得，一本圖畫書讓人享受了這樣一段閱讀時光不就夠了嗎？故事的魅力是最重要的。
採寫/新京報記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