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華新，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基於社會信任建構的記者群體網絡公共參與研究」（批准號：19BXW09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目前主流的學術視野是將記者群體作為職業類型進行研究。本文將突破這種主流視野，關註記者群體在日常生活中呈現出的社會階層特徵，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階層行為。本文提煉出「都市記者」概念，是根據本文研究對象的範疇而設定的。「都市記者」的「底層」概念並非一種嚴格的量化等級排序，而是基於社會關係（social relaitionship）和聲望秩序（integrated prestige order）而進行的修辭性表達。
經驗材料顯示，在都市記者、媒體的管理者和醫生、公務員、教師等相對穩定的中產階層三個層次中，「都市記者」的權力、地位、經濟、安全感、社會信任等因素均居於相對弱勢地位，因此本文姑且借用類似於「新聞民工」的修辭表達方法，將「都市記者」呈現的種種特徵稱為「底層」的特徵。
一
文獻綜述
（一）日常生活與媒介實踐日常生活
在西方傳統中一直被認為是非本質現象，19世紀社會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之後，涂爾幹（Emile Durkheim）對日常生活的特定現象進行過深入研究，但此時的社會學研究重心仍然是社會制度及社會行動，直到1930年代以後，隨著現象學、符號互動論的崛起，社會學對平民的日常生活研究才全面展開，以至於日常生活研究的興起，動搖了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為代表的社會學宏大敘事範式（吳飛，2009a）。
（二）社會分層與階層抗爭
從職業角度研究記者群體是橫向的功能性結構分化視角，而本文從社會階層角度的研究則是縱向的等級分化研究。本文汲取社會分層理論的養分，來支撐全文的框架。格倫斯基（Grusky，2001/2005：225-233）從名聲、尊重、聲望和職業等級方面研究等級身份群體，這幾個概念對記者職業的階層關係研究十分重要。關於階層抗爭，Scott James（1985：34）的研究對本文有較大的啟發，他通過在馬來西亞農村的兩年田野調查，發現了農民針對地主的抵抗方式包括拖延（foot dragging）、虛假服從(false compliance)、搞破壞（sabotage）、盜竊(theft)、假裝無知(feigned ignorance)等。這種田野調查啟發了筆者對記者抵抗行為的思考，因為在很大程度上，記者針對管理層也保持著以上消極態度。格倫斯基（2001/2005：110）也認為，東方倫理中的「低聲抱怨」和「放慢工作節奏」是以階層利益為基礎的行為。
（三）記者群體與階層關係
趙雲澤（2014）對當下中國記者職業地位進行了整體性考察，認為「記者的地位正伴隨著傳統媒體的式微而急劇下降。經濟收入的下滑、工作難度的加大、工作環境惡化諸多方面又放大著這一效應。從業者面臨著深刻的社會認同危機，記者們也自我貶斥為『新聞民工』」。吳飛（2009b：123）把傳統記者群體分為四種類型：傳統知識精英型、士商結合型、政治宣傳家型、專業主義型。記者群體本身也並非一個無條件的共同體，他們本身也存在撕裂和斷層，所謂共同體化，只是由不同局部組成的版圖。「都市記者」是從記者群體內部階層劃分中衍生而出的，是將其放置於普通市民階層範疇中而特定分析的一個概念，接近但不等同於「民生記者」概念，依據上述文獻，大部分都市記者不屬於階層精英和知識分子，而屬於「為稻粱謀」或「中間地帶」。
二
研究設計
1.研究對象的邊界界定
本文研究對象為S市媒體所屬的職業記者，以及外地媒體駐S市記者。作者撰寫本文過程中直接或間接接觸的記者有三百餘名，包括：1.S市廣電、報業記者；2.上一級省屬廣電、報業駐S市記者；3.上一級省屬廣電就地聘用記者；4.中央媒體駐S市記者。
本文將研究視角聚焦於都市記者。「都市記者」可以大略定義為：都市類傳統新聞平臺中，專注於城市中的政策發展、社會事件與民生關係的一類記者。
都市記者則以「都市」為空間，注重政策、政府、民生之間的平衡性，都市記者中也有針對政府部門的跑線記者，也有專門解讀政策的深度記者。本文研究的都市記者有「同城」的暗指，「同城」記者有相同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在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上才有可比性，同時，「同城」是記者們在合作中建構共同體的前提。
2.研究對象的階層結構
雖然本文在研究中僅僅是觀察「都市記者」呈現的階層特徵，但是筆者認為仍有必要對研究對象的階層結構進行宏觀分析，從內部結構的分析可以發現研究對象的複雜性，為下文的身份研究和共同體研究提供經驗數據，從外部結構的分析可以發現研究對象在當今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和環境。
（1）內部結構
從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的月薪數據來看，S市報業和廣電兩大集團的記者工資平均數在7000元左右。通過與記者的深入訪談獲知，不同記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比平均數更有研究價值。報社都市記者月薪的計算公式：{底薪（1000-2000元）+稿費（根據發稿類型和字數浮動）}*報社盈利係數（根據報社盈利狀態當月浮動）+補貼（交通補貼、生活補貼，少於1000元）。底薪主要受到工齡、學歷和編制的影響，但是這一部分的影響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拉大月薪差距主要靠稿費。
稿費的核算標準如下：普通稿1000字以內100元，如評為當月好稿，獎勵100-200元，通訊稿1000字以上200-300元，調查稿500元。調查稿的稿費最高，但一條調查稿一般要花費一周時間。在這個公式中，係數的依據是每個月報社盈利狀況，在1的前後浮動，比如記者的稿費為10000，當月盈利係數0.8，只能拿到8000元，當月盈利係數1.2，則可以拿到12000元。從這個計算公式來看，報社都市記者的內部階層結構並不複雜，多勞多得的原則打破了編制、資歷、學歷等造成階層固化的工具。
但是，報社都市記者與同一單位內其他類型的記者的差距卻很大：a.時政記者有經營收入，主要來源是訂報紙的發行提成；b.財經記者、行業記者有廣告提成，另外，調查數據顯示，財經記者和行業記者面臨更多的轉型機會。從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兩個方面來看，報社內部的都市記者處於記者群體階層結構的底層。
如果說報社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差距只存在於都市記者與其他類型記者之間，廣電的都市記者內部即存在著固定的差距。廣電都市記者月薪的計算公式：底薪（1000-2000元）+集團盈利基數*個人係數（根據職務、工齡、學歷、編制而定）+超額發稿獎勵（<500元）+好稿獎勵（<3000元）。與報社不同，廣電記者收入最大的影響因素是個人係數（而非集團盈利係數），也就是說，工齡、學歷、編制等因素給每個人設置了階層流動的屏障。在記者群體中，係數最高的為1.3，與三級製片人相同，這類人較少，一般為集團內設的「高級記者」，其次為1.2，一般為各個組的組長（如深度組、突發組），中間層為1.1，這類人較多，一般在現崗位有十年以上工齡，依此類推，2008以後進入現崗位的記者則根據不同因素，係數在0.5-1.0之間浮動，此外記者中還有部分臨聘人員（包括欄目聘用），係數在0.5以下。
另外發現，相比於發稿量，這一計算公式更重視稿件質量，「好稿」由領導決定，從而增加了領導對記者的經濟決定權。這種制度給廣電的都市記者造成了一定的怠工情緒，同時也為記者建構了階層意識，如記者J（係數為0.8，2007年入職）在訪談中抱怨：「做再多也就那樣，工資本來就低，深度稿讓係數高的同事去做」。
（2）外部結構
記者群體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需要從外部結構中去發現，其中，最有可比性的職業群體是公務員、教師、醫生，原因有二：第一，這幾類職業群體具有階層穩定性（經濟收入上和社會地位上），居於社會的中間線，即傳統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因此能成為穩定的參照物。第二，記者與這幾類群體有常態性的職業接觸，從他們之間的關係演變入手，便於考察記者與這幾類群體所形成的結構。在外部階層結構中，經濟是重要的考察因素，其次是社會資源、社會保障等。
a. 經濟收入（絕對值與穩定性）
從絕對值來看，記者的平均月薪7000元低於當地同時期的公務員（科員）、教師的月薪（11000元左右）。月薪的絕對值並無說服力，因為記者一般無固定休息日，月薪絕對值與工作時長不成正比。相比而言，經濟收入的穩定性更能證明記者與公務員、教師之間的差距，即他們無法保證下個月能拿到多少月薪，是否付得起房租，記者群體中流行著「停手即停口」的說法。從調查中發現，雖然報社記者中較為勤奮者的月薪相對穩定，基本保持在9000元左右，但也有相當大的不可控性，比如記者L（入職1年）在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之間，最低月份為5000元，最高為13000元。月薪的幹擾因素主要來自於當月的宣傳任務、單位策劃等。
b. 社會資源（轉型機會）
調查發現，依靠自身社會關係網絡成功轉型的都市記者數量較少，而行業記者、財經記者、時政記者則可以較輕鬆獲得國企或事業單位公關經理之類的崗位。輿論監督曾經是都市記者獲取社會資源的較好途徑，但社交媒體興起後，都市類媒體的輿論監督權力遭遇分解，這在很大程度上更加降低了都市記者曾經獲得的社會尊重，「網絡使用者的分散性特徵分化了貴族式的權力核心，割裂了傳統媒體連接政治權力的『臍帶』」（彭華新，2014）。監督權力的降低意味著社會地位的下降和社會資源的減少，在職業轉型中越來越艱難。
相比而言，公務員、教師的穩定性使其在整體上並無職業轉型的緊迫心理。此外，公務員←→辦事群眾、教師←→家長、醫生←→患者等二元結構在中國的現有社會關係網絡中，前者無疑處於優勢地位，因而也更易於獲得更好的社會資源配置。但都市記者並不具備這種優勢地位，記者←→受眾（閱讀率、收視率不高）、記者←→採訪對象（採訪權力遭到社交媒體瓜分）、記者←→單位領導（決定選題和稿件評價）等二元結構中，記者均處於劣勢。
c. 社會保障（安全感）
雖然都市記者均已由單位購買社保、醫保，但是，在新媒體的挑戰下，機構的生存能力降低已經嚴重影響了個體的社會保障安全性，實際上，這是對職業前景的擔憂。在廣告額下滑的情勢下，宣傳部門已經撥款援助，但是援助的主要對象為機關報和廣電新聞中心（加強宣傳功能）。這一事件讓很多都市記者產生了擔憂：政府將來會不會「收養」時政新聞機構，而撤銷收視率低（發行量小），同時又不以時政宣傳為主業的都市類新聞機構。同時，自媒體衝擊下，記者的專業性越來越弱，可替代性越來越強，這也是缺乏安全感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公務員、教師、醫生既不存在職業前景的擔憂，也無專業不自信。
（二）研究問題
在與記者群體的接觸中，筆者始終觀察他們作為「小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細節，從而發現他們在城市中所處的階層關係。筆者發現，在工作環境中，都市記者雖然以專業身份作為參與主體，但「小市民」身份卻是難以擺脫的底色。
在問題發現的基礎上，本文試圖回答三個層面的問題：
1. 社會階層背景中的都市記者是一個怎樣的群體？移動網際網路興起以來，記者的光環逐漸褪去，從「無冕之王」向「新聞民工」的轉變似乎是一種共識。儘管如此，對這一群體的身份描述是十分必要的。同時，我們需要知道，在這一轉變之下，該群體的權力關係走向如何？以及他們的共同體是否以及如何存在？
2. 都市記者在日常生活呈現出怎樣的階層表徵？這一部分通過都市記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話語細節、表演細節和共情行為，來分析他們的階層特點，並以此來發現都市記者是否真的歸屬於底層的「新聞民工」，是否還殘留了「無冕之王」的精英階層氣質。此處主要依賴于田野調查中所觀察到的細節。
3. 都市記者與其他的社會階層處於怎樣的關係？這一部分是前面問題的延續，即探討記者群體在階層表徵認知後所做出的回應和反擊，其中兩個最主要的回應對象包括：所屬機構的管理者和城市中其他不對等的職業階層。
這三個問題均是基於「都市記者」的社會關係（內部關係和外部關係）和職業聲望（賦予職業以權力的社會信任、專業精神、個人行為尊嚴等）而展開的。本文緊密圍繞「都市記者」在日常生活中呈現的身份變遷、職業特權、職業共情、職業敵意等問題，並認為這是權力下沉所形成的「底層」表現力。
本文的大量經驗材料顯示出，「都市記者」的社會監督權力很大程度讓渡給社交媒體，知識解釋權力也無法與時政記者、財經記者、國際報導記者等「精英型」記者抗衡，人們對社交媒體的依賴也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傳統記者的可信度和可靠度，因而在社會關係中越來越呈現出「不受尊重」甚至「社會敵意」。這些現象是本文依據職業聲望理論而將「都市記者」呈現的種種特徵定義為「底層」特徵的現實基礎。
（三）研究方法
1. 方法基礎：
符號互動論是本文方法論的基礎，這一理論繼承了芝加哥學派重視微觀和個案研究的傳統，強調行動者對符號意義的創造能力。布魯默（Herbert Blumer）為代表的符號互動論者極力反對實證主義的「硬性」或量化的社會學研究方法，主張直接探索豐富、多變、鮮活的經驗世界，採用同情內省法（sympathetic introspection）,提出啟發性的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基於經驗世界來提取理論，並不斷返回經驗世界檢驗這些理論的意義（趙萬裡，徐敬怡，2007）。
搜集、整理、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性材料，並對其進行歸類、編碼，這正是本文的研究方法所遵循的思路。在這種思路的基礎上，本文重心在於發現，而非驗證。
2.數據獲取：
訪談法：對來自廣電、報業的10位一線記者進行訪談，由於社會階層與一個人的出身、教育、年齡等有直接關係，因此訪談對象的選取也參照了以下標準：來自富有家庭和來自一般家庭，畢業於名牌大學和畢業於非211大學，老記者（70後）與新記者（90後）。訪談對象中有些特徵相互重合，比如70後老楊，高中畢業，來自河南的農村普通家庭。
觀察法：（1）參與記者工作之餘的休閒活動，如在飯局中觀察記者之間的互動，此外，本文作者參加S市記者一周一次的「約跑」活動，記者們每周在城市各區不同的公園中開展集體長跑，長跑後聚餐，費用方式男記者AA制，女記者免費。（2）跟隨記者的採訪活動，在不影響記者採訪工作的前提下，觀察記者在採訪路上、採訪中和採訪後的舉動，以及記者之間的互動。（3）觀察「記者微信群」中的線上互動，觀察在線行為所呈現和生產出的階層特徵、對共同體的作用力。客觀觀察的目的在於消除偏見，在開放性編碼過程中儘量摒棄對研究問題的主觀看法，保留資料中的原話。
3.方法設計：
（1）開放性編碼
訪談、觀察中搜集了大量的零散資料，對其進行初步編碼，進行概念化和範疇化處理，並確定二者之間的從屬關係。
（2）主軸編碼
完成開放式編碼之後，運用「因果-現象-脈絡-中介-互動策略-結果」這一模型把「階層關係-階層呈現-階層抗爭」三個主範疇進行關聯，因果和中介為分析現象的條件，脈絡為範疇性質的指標。通過這一方式基本建立本文的框架。
三
記者階層關係：
模糊的邊界與多元的視角
（一）身份變遷：名人情結、專業人士與「交際花」
不同的歷史時期，記者的「名人情結」並不相同。陸曄和潘忠黨（2002）認為記者在近代中國的報刊史上就有知識分子的特徵，他們因為「不事科舉」而開啟思想啟蒙大潮，記者本身也獲得了國家權力體制外的功名，「中國歷史造就的『名記者』或『名報人』為新聞從業者的成名想像勾勒了一個中國獨有的話語場域（discursive field），這是個多向面的空間，其中包含了中國知識分子社會角色演變的維度」，這種情形對改革開放後的新聞業同樣有影響，「不同類型的『名記』或『大腕兒』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以不同方式得到認可。」但是，在市場化之後的新聞業中，「名記」和「大腕兒」極為少見。
隨著2000年代中國民生新聞的興起（以《南京零距離》為標誌），都市記者開始在走街串巷中形成自己的「親民」品牌，記者出鏡率的提高也塑造了不少「名人」，很多欄目一直在打造「名記者」。與電視記者不同，2000年代報業記者中的「名人」開始萎縮，被五嶽散人、連嶽等評論員所代替，很多報紙的評論版附有評論員的寫真照或漫畫相，相較於記者所報導的市井內容，評論員所撰寫的內容更有深度，導致評論員的知識分子身份比記者更為顯著。
2010年後，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的盛行對電視「名人」身份造成了很大的衝擊。社交媒體至少在三個方面衝擊了記者「名人」效應：第一，社會監督和社會公關對傳統新聞的依賴減少，人們可以更方便地通過網絡進行曝光或宣傳，從而對記者「明星」效應的需求度也降低；第二，電視收視率下跌，即使記者天天出鏡，被關注度也不高；第三，網絡上的出鏡者泛濫，淹沒了記者的出鏡，比如「網紅」。「名人」式微，記者轉而對自身的專業身份進行自省，與醫生、律師、工程師等精英階層進行比較。
戴維德·卡爾（David Carr）歸納的專業主義五個標準範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他認為專業的五個標準是「提供一種重要的服務；既有理論背景又有實踐背景的專門技能（expertise）；有特別的倫理維度（dimension），一般都明確寫在實踐規範中；有組織和內部約束的規則；職業人員要有較高程度的個人自治——獨立判斷權力」（吳飛，2013）。
我們以此來考察當代都市記者的「專業人士」身份：1.記者的服務仍然存在，但重要性下降，市民對記者報導的依賴性下降，「有事找記者」的情形已不復存在；2.專業背景模糊，記者的知識結構和專業背景錯綜多樣。隨著攝像設備和編輯技術的簡單化，實踐背景也趨向淺薄；3.新聞倫理雖然作為一套實踐規範書寫出來，但在記者的日常生活中卻難以真正實踐，比如下班後接受採訪對象的宴請，這些行為很明顯違背了新聞倫理，但卻在工作時間之外以朋友的名義進行，倫理邊界模糊；4.當記者在社交媒體中形成「階層共同體」（彭華新，2017）之後，組織和內部約束也不見得能夠時時見效；5.個人自治的空間和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社交媒體出現之前，記者對機構的依附性很強，對管理者絕對服從，個人自治空間狹小，但是社交媒體出現之後，記者通過微信群、朋友圈、微博等工具，形成了合力，在某些方面（比如選題、採訪對象、採訪時間、採訪路線的選擇）能夠自行決斷。
從這五個方面來看，都市記者的專業人士身份已開始滑落，遠不及醫生、律師等職業。都市記者還有一個重要的身份：交際花。一些社交能力較強的記者，能夠輕鬆地結交精英階層，一方面可以更順利地開展報導工作，獲得新聞數據和採訪機會，另一方面，能夠擴大自己的人脈資源，為自己辦理私人事務帶來便利。行業內將這種穿梭於「達官顯貴」之間的記者稱之為「交際花」，雖然身處新聞生產線的底層，但由於握有報導或不報導的權力，或以昔日「名人」的身份，得到了接觸精英階層的機會。調查發現，「交際花」在都市記者群體中的比例非常小。
（二）權力特徵：職業特權與非職業特權權力是記者群體階層特徵的關鍵性因素。
記者作為新聞傳播的主體，擁有一定的隱性權力，這種隱性權力在社會上以「特權」的形式呈現出來，這樣才導致了人們「怕記者」的後果，「防火防盜防記者」的社會流行語也是在這種權力背景之下產生的。
記者權力有兩個方面：一方面，來自於他們與政治權力的聯姻，他們代替政府部門發布和解釋最新政策，在中國現有的語境中，人們將其想像成政治權力的代表人物，這種假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記者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記者在代表公共利益行使監督權之時，擁有較大的操作空間。
然而，社交媒體的出現，「人人都是記者」的形勢下，「怕記者」的情形得到了扭轉，民眾的監督權力稀釋了記者的職業特權。在社交媒體盛行之後，都市記者的特權縮小到了「跑線記者」的範疇（都市記者中有固定的針對衛生、教育、公安等部門的跑線記者，某些老記者甚至佔據資源好的「線」達20年之久），即記者只有通過「跑線」同事或同行「打招呼」才能獲得這些優惠和便利，陌生的記者並不能隨時得到「禮遇」。
作者從個體訪談得出結論：第一，記者數量增加了（好多生面孔）；第二，新聞機構（欄目）增加了；第三，傳統媒體知名度降低了（聽都沒聽過）；第四，新媒體開始介入採訪了（名為拍照，實為採訪）；第五，新媒體「記者」的地位並不高（也來湊熱鬧），人們還是更認可有採訪權的傳統記者；第六，資歷老的記者仍處於群體的上層（老熟人）；第七，從語氣上看，社會在整體上對記者群體不認可，甚至帶有鄙夷的態度。
（三）共同體：群體內部的融合與溢出
從一年多的觀察數據來看，都市記者內部並沒有發生分裂，相反，社交媒體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他們相互融合，並實現功能上的長期合作。都市記者共同體是通過微信群交流、線下合作來逐步完成的。同時，他們也在工作磨合中不斷削除「異己」（比如央媒記者、財經記者），強化共同體，這種「異己」體現在幾個方面：第一，活動範圍不同，央媒記者活動範圍不定，無法形成穩定的線下合作關係；第二，知識結構不同，財經、國際報導等記者因為知識的專業性，與都市記者在工作上難以形成長期的對話；第三，層級不同，都市記者在與央媒打交道時總能感覺到對方的「上級」態度，從而造成反感情緒，將對方排斥於自行建構的共同體之外。
但是，都市記者雖然在心理上將「異己」同行們列入自身階層之上，但並沒有將其當成「一致對外」的對象，「異己」同行與他們的日常生活並沒有發生長期性交往的機會，相反，同一城市不同的職業者和同一機構的管理者則與他們有切膚之痛。實際上，都市記者在日常生活所針對的對象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不同的職業階層，其二是上級的管理者。
共同體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在現實層面和精神層面均存在一致性，「相互之間的-共有的、有約束力的思想信念作為一個共同體自己的意志，就是這裡應該被理解為默認一致（consensus）的概念。它就是把人作為一個整體的成員團結在一起的特殊的社會力量和同情」（滕尼斯，1991/1999：71-72）。
必須要承認的一個客觀現實是，都市記者只是普通的職業者，人們並沒有理由要求他們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或要求他們有無私的奉獻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他們的目標與常人一樣，即希望能夠賺到更多的錢，特別是在新媒體出現後，工資大幅下跌，「賺錢」更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當工資或稿費不能滿足「賺錢」需求，機構之外的收益就成為必然取向。這種狀況雖然與新聞倫理相悖，但與生活邏輯相符，都市記者在這一點上也保持一致，比如記者們根據經驗出發，預測有「紅包」的選題，會在採訪前私下約定一起出發，共同受益。
另外，熟人的負面新聞遭遇同行曝光後，也會託關係「放一馬」，斡旋的記者將負責為同行獲取利益。從田野中觀察到的這些現象並非個案，而是都市記者在日常生活中展示出來的生存面貌，這些現象證明了他們在利益上的「默認一致」，並保持了團結在一起的同情關係。當然，都市記者的共同體只是大體上描述，並非說這一群體之間不存在任何分歧，實際上，這一群體受工資係數、年齡等因素影響而形成的「小團體」非常之多，幾個人之間可能存在著穩定的默契。
從研究對象的描述可以發現共同體的「溢出」現象。有幾種情形：第一，家庭背景特別好，本身屬於「富二代」，來從事記者工作只是為了體驗生活，這種現象在S市的媒體中非常多；第二，個人的專業發展開始轉向，比如有記者通過了司法考試，轉行做律師，有記者讀完博士做了大學教師；第三，上文所說的「交際花」，與上層社會的接觸，獲得更多人脈資源，轉行進入行政部門或國企單位等。
四
記者的日常生活與「底層」呈現
（一）「底層」話語
「話語」不是物化語言，而是對話中的語言，包括語言的生產過程、解釋過程和對話場景。本文以都市記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談話作為分析對象。「談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是這樣一種話語分析方法：它是由一群自稱為『民族方法者』（ethnomethodologists）的社會學家發展起來的。」（費爾克拉夫，2002/2003：16）
除了編前會議時間和採訪時間，記者之間的談話一般在幽默、非正式、互相調侃的氛圍當中進行，常態性的談話場所包括辦公室格子間、採訪路上、編輯房、食堂，而飯局、酒吧則為非常態場所。
每天上午出現頻率較高的話題包括：求題、求採訪車、求帶畫面（一些記者為了不想親臨採訪現場，請求已經到達現場或路過現場的其他記者幫忙拍攝）。從高頻話題可看出，記者們此時雖然焦慮工作，但試圖通過「嬉笑」化解焦慮。
下午的氛圍較為輕鬆，談話的主要場所轉移到編輯房，話題也更為生活化（此時他們已完成了當天的採訪工作，進入寫稿和編輯程序）：以戲謔、放鬆語氣介紹上午採訪中遇到的趣事，順便還要將當事人罵上幾句，有些情景下還要自嘲自己的「窮」；討論自己還有幾天輪休，即將輪休的記者也會順便炫耀自己的「福利」；年輕記者討論下班後的聚餐地點；年齡較大的記者一般比較沉默，不參與談話，或只是附和性參與。
本文觀察到，記者年齡相仿的記者之間打招呼的方式比較隨意，而年輕記者對年長記者在稱謂上則比較尊敬，同時也保持了距離，一般稱對方為「X老師」。
無論線下談話還是線上聊天，記者之間從不討論「新聞理想」等宏大話題和抽象話題，但是有記者會承認自己的職業焦慮。可從電視女記者Y與已辭職前同事N的一次對話中窺見一斑：
Y：我發現，我現在除了拍片啥都不會。
N：會拍片就行了啊，每個人只要專注於一件事就夠了。
Y：很矛盾啊，
N：有機會換一個崗位也好，這樣人生會豐富很多。
Y：我倒是不排斥，只是廣電江河日下，不出去，永遠就是井底之蛙，自我陶醉，十年，太懶了，沒有堅持學習。
這個談話是一個職業討論與諮詢的混合物，分析的本身就是解釋的過程，記者Y其實內心已經對自己的職業進行了確認，即無專業性（除了拍片啥都不會）、沒有前景（廣電江河日下）、缺乏學習機會和格局（井底之蛙）。縱觀以上話語分析，可以發現都市記者在日常生活中呈現出「底層」本色，有近期的工作任務焦慮，有長遠的職業焦慮，同時也有很強的入世精神，笑談柴米油鹽和自嘲自身的經濟境遇，但缺乏宏大的職業理想。「底層」話語的出現，與記者的個人品質無關，而與當下的職業環境有關。
（二）角色扮演與形象表演
本文在田野中觀察到，都市記者的職業身份與非職業身份所展現出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樣的。比如有的「90後」男記者打「耳釘」、刻「紋身」，他們出門採訪時，會有意識地取下耳釘，遮住紋身，而回到單位與同事們在一起（無領導在場）的時候，則將「耳釘」和「紋身」展示出來。戈夫曼（Goffman，1959/2008：19）把社會中的人看作是表演的演員，利用不同的符號（語言、服裝、行為、表情）來預設自己的形象，展示自己想讓人看到的一面。
從一定意義上說，「耳釘」「紋身」都是年輕記者在生活中展示自己時代特徵的符號，以此與前輩們進行區分，顯示年齡優勢。為什麼在採訪時要遮蔽這些符號？有記者在訪談時表示：不想別人認為自己是個「毛頭小夥子」。服裝也是記者們展示自己形象的道具，如何選擇服裝，與自己的階層認知有很大關係，他們希望自己的著裝更便於他們開展社交。
一般而言，大部分記者以普通的休閒裝為主，簡單樸素，這與工作環境和心理認知有關，一方面，都市記者並非每天進入光鮮的會場和酒店，而更多地是在城中村、工地、農貿市場中奔跑，簡單的休閒裝更便於活動，另一方面，與都市記者打交道最多的還是普通市民，為了在心理上實現階層認同，盛裝容易讓人產生距離感，普通的休閒裝更有親和力。有些記者喜歡在外衣上套上專業攝影裝（帶有四個大口袋的馬甲），展示自己的專業技術身份，這類記者有可能在心理認知上將自己定位為專業人士。
但是記者中的「名人」和「交際花」是另一種情形，西裝、名牌休閒裝是展示「名人」身份的標誌，而「交際花」則更注重服裝的吸引力。根據長期的觀察，「名人」「交際花」這兩類記者與普通記者在私人關係上並不融洽，原因在於「名人」和「交際花」有更多的資源向上流動，從而出現脫離共同體的離心力，用戈夫曼（1959/2008：30）的話來說就是，「向上流動需要人們呈現出恰如其分的表演，並且，無論是為向上流動所做的努力，還是為了避免向下流動所做的努力，實際上都是人們為維持前臺而做出的犧牲。一旦人們獲得了恰當的符號裝備並能駕輕就熟，那麼人們就能以一種有利的社會方式來運用這種裝備，使自己的日常表演得以美化和彰顯」。在本文中，服裝就被看成一種符號裝備，「名人」和「交際花」的符號裝備有利於他們與精英階層的形象接近和心理接近。
（三）日常生活中呈現的「底層」共情
大部分的都市記者在話語和表演中呈現出的是一種「底層」氣質，並形成階層認同，在私下組織集體活動或社團，比如S市的「記者跑團」成員每周定期開展長跑、爬山等活動，這些活動在客觀上增強了記者群體的私人情感，產生「共情」。在記者同行遇到困難時，「共情」的效果非常顯著，從兩個案例可以發現這一點：
1.「記者被打」
記者採訪偶爾會遇到阻擾，導致攝像機損壞，甚至記者本人遭遇毆打。本文調查到的衝突事件有一個共同點，即事發後「打人者」遭到記者集體抗議，記者同行相互轉發「抗議信」「公開信」，在微信群中聲討並提出對策。平時以「名人」身份出現的記者也會在微信朋友圈中發表評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幫助同行。
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名人」與普通記者並不融洽，但在危及職業生存的情況下，他們也「一致對外」。在這個事件中，全城的都市記者顯現出的是「共存亡」的悲情氛圍，即使後來遭宣傳規定製止之後，他們表現出的「底層」共情仍在繼續。
2.「記者生病」
記者們支援「被打」同行有可能被認為是兔死狐悲的職業保護，但他們對同行中與職業無關的「天災」進行幫扶，則更能呈現出「底層」共情，比如當記者患了「大病」之後，不管平時是否認識，全城記者均捲入捐款行為中來。本文調查過程中共遇到過兩起這類情況，其中記者們反應速度最快、情緒最高漲的一次在2017年上半年，發布消息者為「S市記者微信群」的群主：「一個S市媒體人，一個熬夜的媒體人，一個曾經為血友病病友呼籲大家捐錢的癌症女孩，急需大家幫助！」消息發布後的五個小時內，捐款數額達到19萬。以下是記者在微信群中的留言摘錄：
記者Z：早日康復，誰聯繫上了，代表同行問候一聲。
記者X：今晚應該能夠30萬。
記者L：才五個小時，誰說媒體人不熱心！
從天災人禍中的行業內同情與互助可以看出，都市記者出於情感上和經濟上的互助較為顯著，這是階層「共情」的顯現，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記者無法通過個體來對抗整個社會的「不友好」情緒，因此才有對「記者被打」的集體支援，「記者患者」也無法通過自己的薪水來支付高昂的醫藥費，因此才有集體捐款行為。
五
記者在日常生活中的階層抵抗
（一）弱者的武器：個人對機構「管理層」的抵抗
從階層關係和呈現出來的階層特徵來看，都市記者的弱勢地位非常明顯。特別是與管理者在一起的時候，氛圍更為壓抑，接受訪談的10名記者中，有4名表示最主要的壓力來源是「害怕領導批評」。但對於有資歷或知名度較高的記者，「領導批評」並不會發生。為了更好地約束記者，管理者制定了一套規定，雖然有些規定經常性地朝令夕改，讓記者們感到無所適從，但也有一些比較穩定，符合新聞倫理的框架，比如不準在發稿前洩露選題和素材、不準接受紅包、採訪車不能讓其他的媒體同行搭「順風車」等。
從宏觀職業倫理和機構利益來看，這些規定具有合理性，它們營造了顯性遊戲規則。但是很明顯，記者並不會服從這一套顯性規則，而是他們根據自我需求，形成完全對立的「空間實踐」。遲到、拖延是抵抗方式，或者推遲出門採訪，或者在採訪中辦理私事，而工作性質的靈活性決定了管理者對他們的暫時失控。
社交媒體時代，與不同機構的同行分享選題是日常生活中的必有程序。彭華新（2017）在對深圳某記者微信群的調查中發現，每天上午9點至11點是微信群中記者「求題」的高峰期，「求題」即群內成員對當天新聞選題的分享，暫無選題的成員向有選題的成員索取當天可操作的新聞題材，有選題的成員在面對「硬選題」（潛在風險或技術障礙）時需要同行夥伴（合作者），也會在微信群中邀約其他成員同行。
選題和採訪車的同行間分享已成為一種事實，記者自己製造的隱性的「空間實踐」已經突破了管理者的約束。同行間合作並非以營利為目的，而是以節約個人的採訪成本（時間、精力）為目的。此外，隨著網際網路視頻行業的發展，記者與新媒體的交易行為（以營利為目的）也開始出現，比如有記者將自己採訪拍攝的視頻截取一段出售給某網絡視頻公司，可以從中獲取300至500元的報酬。這種行為與Scott James（1985：34）所講到的作為抵抗手段的「盜竊」很相似，當然這種行為在記者微信群中並沒有進行公開討論，也沒有得到大多數記者的認可，只是一種潛在行為。「有償新聞」也是一種抵抗武器。
在一般記者的理解中，自己的工作比管理者辛苦，工作強度大，但工資遠遠低於管理者，前文的研究對象部分數據顯示，較多的廣電記者工資係數為1.1，三級製片人（副主任）為1.3，二級製片人（主任）為1.7，總監為3.0，也就是說，如果根據當月集團盈利基數為1萬的話，二級製片人要比記者多6000元。在這種等級差之下，記者群體中普遍存在不平衡心態，加之受到網際網路衝擊工資下跌，不平衡心態更為強烈。因此，「有償新聞」作為一種補償，被共同體所默認，「補差價」的心態也形成了同行默契，成為抵抗等級差的武器，有記者在私下討論時說，「主任職位也不算啥，不一定收入有我高」。
（二）從友好到敵意：對其他職業階層的態度
雖然本文撇開了記者的職業功能，研究他們作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職業始終是階層定位的重要標準，他們因為同樣的經歷、境遇和面臨同樣的壓力而聚合成為共同體，並形成了職業的身份認同、社會壁壘和集體行為。而且，將其他職業作為參照物，考察記者職業的階層狀況，這也是必要的分析手段。前文的研究對象部分已比較了記者與公務員、教師、醫生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此處進一步關注不同職業之間的相互關係。
根據訪談資料可知，2000年代民生新聞出現之前，記者與公務員處於友好階段，記者的主要功能是幫助公務員單位進行宣傳報導，2000年代民生新聞出現之後，都市記者的很大一部分功能由宣傳轉向監督，記者與公務員、醫生的關係也趨向緊張，後者對記者的態度主要是「怕」。2010年代，新媒體對傳統媒體造成衝擊，傳統媒體的社會地位下降，記者並沒有獲得其他職業的同情，從多起「記者被打」的事件中，筆者觀察到公務員對記者「怕」的程度降低了，但「輕蔑」的程度上升了。
在這種對立情緒之下，記者與公務員或醫生之間的「鬥嘴」也經常發生。比如一些記者表示，有交警在出勤時聽說對方的記者身份後，立即針對性地「嚴格」執法，不是罰款就是扣分。一位已經離職的前女記者B在微信群中憤怒地譴責了交警：
這位大爺（交警）我猜是不是以前被人（記者）搞過，所以對我這種一問什麼就一副你閉嘴的嘴臉。我說我不是不配合你執法，有法也要罰個明明白白的，你帶我去黃方格那裡給我講一下是怎麼個情況，他就不去，我說那你就要把法律法規打開給我看一下，這就火了，說我為什麼要給你看，我說我以前也是記者，市民有疑問，你執法的同時是不是有義務給大家普及一下，這位大爺（交警）聽到記者二字，立馬就要查我證件，然後說你這種人是不是要用你的特權來壓我。
記者通過在微信群或朋友圈發文的方式來發洩自己對其他職業的態度，可以從這些發洩中發現警媒關係、醫媒關係很多時候處於非友好狀態。
六
結論與思考
本文所研究的都市記者日常生活脫離了媒體職業的結構主義和功能主義框架，展示出的是個人化的、庸俗的、零散的片段，進而對無數的片段進行整理和編碼，建立一個不同於主流社會學的框架。雖然不能說這個分析框架能更清晰地解釋都市記者的階層現狀，但至少為學術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新的發現。
從整個調查研究中可以發現，伴隨著新媒體的衝擊，都市記者的階層關係正在發生變化，身份越來越多元化，權力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從而形成了階層共同體進行自保。都市記者的話語、行為和服裝都是社會階層的象徵物，從現有情況看，他們的日常口頭禪、多頻話題、服裝都呈現出了某種程度的「底層」特徵，但也並非想當然的「純色調」「名人」「交際花」增加了都市記者階層的複雜性。
儘管如此，在關鍵時刻，比如「記者被打」，或記者遭遇重病，不同身份的記者能迅速形成全城「共情」，作為同一類階層的特徵更加明顯。我們很難在記者的作品中或正常的工作狀態下發現他們的真實心態和真實目的，更無法在規範化的職業行為中真實地測量他們的階層特徵，但在日常生活中能很輕易地觀察到他們對管理層和某些精英職業的對抗性情緒和行為。本文的貢獻在於通過日常生活來發現都市記者作為真實的「人」（而非工具）的一面，並從社會階層（而非職業）的角度去觀察他們在今天的生存與變化。
當然，我們無法通過這種民族志式的觀察來確定都市記者的階層歸屬，無法將他們機械地劃分到哪一類社會階層，並賦予其社會意義。這是本文的缺陷所在，未來的研究中將在這方面繼續深入。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9年第8期。
封面圖片來自網絡
本期執編 / 阿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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