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8日上午，《這個世界會好的——梁漱溟生平圖片展暨論壇》在貴陽孔學堂舉行，這場論壇也是孔學堂自2013年開園以來的第 674場公益講座。
這一年，是梁漱溟先生誕辰125周年暨逝世30周年，也是梁漱溟先生的父親梁濟殉道100周年, 梁濟的殉道對梁漱溟先生思想上的影響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所以論壇的主題「這個世界會好嗎？——暢談梁濟、梁漱溟父子的家國情懷」，展覽的題目「這個世界會好的——梁漱溟生平圖片展」，都來自梁濟父子人生的最後一次對話：
1918年11月3日，梁濟在家中問了梁漱溟一句：「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漱溟一愣，沉吟片刻，答道：「會好的，相信一天天會往好裡去的。」
梁濟說：「能好就好啊。」六天後，他便投北京靜業湖（積水潭）而亡。他在遺書中寫道：「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
少年梁漱溟與父親合影
論壇邀請了著名漢學家、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最後的儒家》作者艾愷先生（Guy Salvatore Alitto）、梁漱溟先生的幼孫梁欽寧先生，這幾年他一直不遺餘力地在搜集、整理和推廣者他爺爺的相關文字、圖片和口述歷史資料；另一位是時任貴州省文史研究館館長顧久先生。
梁漱溟先生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投身鄉村建設運動，並沒有到過貴州，我卻意外地發現梁先生的祖母是貴州畢節人。還發現了一本艾愷教授的著作《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1991年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一、 艾愷教授在論壇上追溯與梁漱溟先生的交往過程
「但是我所了解的梁漱溟也不過是冰山一角。」 ——艾愷教授說
論壇中艾愷教授演講的部分，他先告訴現場聽眾，自己作為義大利後裔如何在美默默勵志的故事。
1942年，艾愷教授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首府哈利斯堡，父母是義大利移民，普通工人。中學時代開始，他就喜歡歷史。歷史的範圍太廣了，研究歐洲、美洲歷史的人也太多了，大學時期就讀的一個比較小的教會學院所有課本內容也僅限於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等內容。
老師給他建議：向東看。於是1963年的暑假，他一下子看了五六十本關於印度史、日本史、中國史的書。
現在回想起來，任何事情都包含了偶然與必然。老師的一句「向東看」，21歲的艾愷看到了什麼？看到了中華文明的獨特性——中華文明歷史最悠久，延續了五千年；中華文明也涵蓋了最大的疆域，面積比世界上任何前現代的文明都要廣闊；中華文明聚合的力量超越世界上任何前現代的文明；也許更重要的是她的連續性——當其他文明遭到外族入侵或陷入混亂的時候，常常就崩潰滅亡，不能重新建立，只有中華文明才能承受住這些考驗，繼續用同一套基本原則重新建立自身的文明體系。同樣讓艾愷感觸極深的是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這在世界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社會，包括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都是由一個世襲的武士階級所統治，並常常由傳教士或神職階級輔助。但中國則不同，中國獨特的士大夫系統是依靠學識，而非世襲，非軍事和武力獲取權力的群體。
年輕時的艾愷，圖片來自紀錄片《泊客中國：對話最後的儒家》
1964年，艾愷考入獎學金最高的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專業攻讀碩士學位，其指導老師是政治科學系教授鄒讜。鄒讜是著名的政治學家，其父親鄒魯是國民黨元老、中山大學首任校長。鄒讜最有名的一本著作是《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被譽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當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當時艾愷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周谷城，在研究1964——1965年針對周氏展開的批判運動時，艾愷第一次接觸到了梁漱溟的名字。
那麼問題又來了，研究中國的歷史，不懂中文，僅僅看一些英文書不足以全面了解中國。儘管艾愷的老師們都是著名的學者，比如指導老師鄒讜、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何炳棣、孔飛力（Philip A. Kuhn）等，都是大名鼎鼎的漢學家，但當時芝加哥大學並未開設現代漢語課程，且前兩年的漢語課程教授的都是文言文，學習的是《孝經》《論語》《孟子》和《史記》等內容，這些古文課程當時確實讓艾愷感到特別沮喪，真是要了命的難。
然而非常幸運的是，孔飛力教授似乎立刻對艾愷產生興趣，孔飛力教授本人是美國國內中國文化研究「奠基人」——費正清的優秀弟子。他建議艾愷做兩件事：參加哥倫比亞大學的暑期現代漢語培訓班，並轉學至哈佛大學，至此艾愷才開始學到一點現代漢語，在哈佛的第一位現代漢語老師就是會講33種方言的著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女兒趙如蘭——哈佛大學第一位華裔女教授，她講漢語鳴鐘似地清澈。大約花了10年的時間，艾愷已經在中文方面享有「聲望」，他的中文翻譯愛好也成了「副業」。
在哈佛,艾愷修讀費正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餘英時等教授們的課程。當他在為史華慈的中國近現代史的課程撰寫專題論文時，又遇到了梁漱溟這個名字。
在艾愷教授看來，梁漱溟先生的故事非常有戲劇性：他的一生幾乎就是20世紀中國的歷史。早年受康有為、梁啓超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後來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但革命後，他很失望，感覺沒什麼好結果，曾想自殺，閉門研究佛學，吃素食，甚至一度想出家。「我越研究他越了解他就對他越感興趣。」 最終讓艾愷下定決心把梁漱溟研究作為博士論文的就是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艾愷教授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極為讚賞，他說：我不明白之前為何沒有人——無論中國人或外國人——進行深入研究？為什麼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見一致對傳統文化採取批判的立場？中國為什麼沒有更多像梁漱溟這樣的人物？為什麼只有他是唯一積極領導鄉村改革這項重要工作的高級知識分子？
五四時期，主流思想都在激進批判中國傳統文化。而梁先生從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被父親送入北京的第一所「洋學堂」，兼學中英文和地理課。梁先生實際上並沒有讀孔子以及四書五經，卻還在為中國傳統文化辯護，艾愷教授覺得這太有意思了。
艾愷教授開始撰寫梁漱溟，卻見不到梁漱溟本人。他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否還活著。他用崇敬的心情描繪梁漱溟，將之視為當代孔夫子式的聖人。當年為了收集梁漱溟的資料，他只能去臺灣和香港找認識梁漱溟的人，通過這些人了解梁漱溟。
在尼克森訪華後，艾愷教授在1973年第一次有機會來到中國，曾為幾個美國政府訪問中國的代表團做翻譯。他提出要見梁漱溟，未能如願，專門去積水潭找梁漱溟父親的墓碑後，帶著遺憾離開中國。
艾愷教授用了七年多的時間撰寫了這部《最後的儒家》，1979 年在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獲得了費正清東方研究最佳著作獎。
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的，一個寫傳記的，都是很渴望有機會見到研究對象的。但是他們的特殊性是在於書先出來，然後才見到傳主。
1980年8月，艾愷教授終於有機會見到了梁漱溟先生。為了艾愷的到訪，87歲的梁先生清早起來還專門去理了發，「我研究他十幾年，終於有機會握手，實在是太激動了。」10 餘天裡，艾愷教授帶著錄音機，每天早上到梁先生家，兩人在一張小桌前對坐。「這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位來自美國的歷史學者首次親身訪問他的傳主。」艾愷教授自己這樣評價。
1980年8月，艾愷教授第一次見到梁漱溟先生。
我與現場聽眾一樣問了很多人都問艾愷教授的一個問題，「您見到真人後，您的書《最後的儒家》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艾愷教授回答說，對於研究歷史的人來說，最有意思的事情是發現他與認識前是一致的。除了一些小細節需要訂正外沒有需要修改的，這是很少見的。「雖然我研究梁漱溟幾十年，但是我所了解的梁漱溟也不過是冰山一角。」
這位研究梁漱溟思想50多年的學者、漢學家，說自己上輩子是中國人，同時還捫心自問：這輩子我與梁先生到底是什麼關係呀？正如同梁先生一直在追問: 這個世界會好嗎？從艾愷教授閱讀梁先生的書，到研究梁先生，到書寫梁先生，直到兩人奇蹟般地見面、對話，到中國出現研究梁漱溟熱，這其中包含了多少個不可思議的故事編織成一段不可複製的歷史？
「我一直把梁先生當做我精神上的一個好朋友」——顧久先生說。
「艾愷教授講的與梁先生的緣分，在艾愷教授追溯與梁先生的交往過程中，我很感動，我不知道在座的學生們會不會感動，一個國外的年輕學者在泱泱大國中發現了梁先生，而且不遠萬裡來到中國進行深入的研究，而當年我們居然沒有一個人去關注梁先生，為什麼？我想了很多，同時心裡也感到非常的沉重，從來沒有斷過線的中華文化會不會斷在我們手中？這是大話題，中國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文化，而艾愷先生認為梁先生是這個獨特文化的代表，我覺得艾愷先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為我們去尋找，為我們中國人中國積蓄了一段文化的脈絡，這是我非常感動的地方。」顧久先生聽完艾愷教授的演講後感慨地說。
艾愷教授現場答聽眾問
論壇現場聽眾
二、從心出發的地方，艾愷教授給陽明先生行大禮
這段話來自《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扉頁
艾愷教授曾當面追問梁漱溟先生是不是「聖人」時，梁先生否認自己是「聖人」，認為只有孔子、王陽明這樣的人才是「聖人」，儒學方面的導師要是有的話還算是王陽明，我還是願意跟著王陽明走。梁漱溟先生評價自己的時候說：「我不單純是思想家，我是一個實踐者。我是一個要拼命幹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幹的。」所以梁漱溟不喜歡別人稱他為「學者」。
艾愷教授說，究其一生可以發現，梁先生的理論和實踐是毫無隙裂，回顧梁先生的生平，像王陽明一樣，大部分時間不是在書齋坐而論道，是在行動，在按照他的思想進行實踐，就是說他是真正的表裡如一，他的行為、性格、秉直都是真正的儒家君子，這個表裡如一就是知行合一。艾愷教授提出來要去修文陽明洞看看，這也是他貴陽之行除了孔學堂之外唯一到訪的地方。
論壇結束後，下午艾愷教授換了休閒裝出發去修文陽明洞。雖然是9月上旬，但是貴陽一下雨就過冬。到了陽明文化園已經是煙雨朦朧，天上真的有霧，在霧中遠遠地看見王陽明的雕像。
艾愷教授在修文陽明洞
艾愷教授在陽明展覽館看得最仔細認真的部分是王陽明學生泰州派脈絡。
梁漱溟先生究竟是否屬於某一種學派呢？艾愷教授認為是王陽明派，而且是王陽明的學生泰州派，梁先生是20世紀的泰州派。「泰州學派」是中國思想史上批判精神和平民意識最為強烈的學派，就是要把孔子之道、聖賢之道作為一個大眾運動提出來，而不是學者或少數人的玩具；是要面向大眾，可以說是道德的動員。聖賢之道不是學者、少數人玩具，是應該向大眾普及的。泰州學派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儒釋道三教合流的產物。
梁漱溟先生說他既是一個儒家，又說是一個佛教徒，艾愷教授採訪梁先生後，重新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特點，也就是綜合包容為主，出世的佛家與入世的儒家在梁先生身上圓融無礙。文化既具有融合認同的作用, 但也有分裂對抗的功能, 然而在梁先生身上, 我們卻看到了文化的圓融。英文有個說法，叫compartmentalization，即是說在這樣一個場合我可以奉行這一種主義，在另一個場合我則是另外一個主義者，梁先生的生活方式是多重文化的混合體驗。梁先生雖然出佛入儒，但還是有佛家的文化人格在，並堅持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
梁漱溟先生的個人思想雖然有濃重的佛教思想, 但是也有相當強烈的儒家樂觀精神, 1980年，艾愷教授與梁先生先生對話時，艾愷教授說，「現代化是一種使人類失去他們本性的過程。」 艾愷教授一說完，梁先生就很吃驚地「噢喲」了一聲。也許是因為艾愷教授比較懷疑，而梁先生一直是比較樂觀，認為這個世界變化不會很大。於是艾愷教授看到梁先生這一吃驚的表情也就笑了起來。實際上《最後的儒家》的副標題「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正是艾愷教授自己對現代化存在懷疑的反映。
艾愷教授又給我解釋了英文中的「the last」是一個很感性的詞，與中文的「最後」意思不盡相同。艾愷教授的老朋友杜維明先生常常開玩笑抗議道：「你說梁漱溟是最後的儒家，那我算什麼啊？」 艾愷教授說，「我的意思不是說梁漱溟是最後有儒家思想的人，也不是說他是最後做儒家哲學研究的人，我不過是在說他的行為，起碼在20世紀他是唯一保存了原來儒家君子理想的踐行者。」
1987年秋，我有幸採訪梁漱溟先生時，他意示孫子梁欽寧把出版不久的The Last Confucian（《最後的儒家》）遞給我看，書中稱梁先生是「迄今為止最後一位真正的儒家」，梁先生接受了這一稱謂，也覺得這樣說並不過分，書的副標題是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32年後，而我在艾愷教授的身邊才真正理解到了這本書的題目以及副標題的本意。
我在紀錄片《泊客中國：對話最後的儒家》看到過艾愷教授在兩個地方行大禮的場景：一是在山東曲阜孔廟孔子像前；一是在山東鄒平梁漱溟墓前。
當我們走進王文成公祠，在象山並峙的匾額下，艾愷教授非常恭敬虔誠地給陽明塑像行大禮，我在現場感動不已。這種感動我至今回想起來也無法用言詞可以表達。
我問艾愷教授最近研究什麼？他告訴我一個英文字：Homogenization，中文翻譯成「同質化」。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全球文化一元化( Global Monoculture) 或文化同質化( Homogenization of Cultures) 是相對於文化多樣性而言的。全球文化在類型和內容上具有差異性和多元性，不同文化之間要彼此尊重和寬容。
艾愷教授依然堅信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真正的儒家文化不是宗教，但可以發揮宗教的作用。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和綜合性很強，什麼樣的宗教都可以接受和融合。」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徵，「正是這個原因，我認為恐怕唯有儒家文化可以成為全世界共同的道德體系。」
艾愷教授在貴陽孔學堂大成殿前
艾愷教授自從1973年第一次來中國，前前後後來了50多次，這是他第一次來到貴州貴陽，離開時說，在貴陽他有一個欣賞，三個喜歡：欣賞顧久先生的口才，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當艾愷教授說自己越來越糊塗時，顧久先生總是能說出自己想表達的意思，或是中國歷史上的人名；喜歡貴陽孔學堂這個特別的地方；喜歡苗族山高水長的土酒；喜歡下面這幅展覽海報中的畫，並讓我把畫中的人名一一發給他。
展覽海報來自油畫《兼容並包》（又名《寬容》），作者：沈嘉蔚（澳籍華裔畫家），1988年創作。畫面上共畫有16個人，從左至右依次是：劉師培、黃侃、沈尹默、陳獨秀、胡適、朱希祖、辜鴻銘、馬敘倫、蔡元培、李大釗、馬幼漁、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梁漱溟、劉半農。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參考資料：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國文化要義》，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艾愷（美）著；江蘇人民出版社
《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漱溟晚年口述》，艾愷（美）著；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
《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作者是梁漱溟、艾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王碧蓉，1984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哲學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群言》雜誌社編輯、記者，1990年赴澳大利亞墨爾本，先後就讀於蒙那西大學藝術系和澳大利亞心理諮詢師專家學院；2011年開始任中國國家博物館官方網站外文版主編，多年來一直關注近現代藝術史、民國史，著有《百年袁家》。現為貴陽孔學堂文化傳播中心特聘顧問。
來源 孔學堂
編輯 鄔建玲 陸維剛
編審 李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