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在歷史上以哲學家聞名，你要是問一位知識分子「梁漱溟是誰」，他八成會答「一位哲學家」。但梁漱溟的生涯和他的意義還可從多方面來解讀。譬如前年出版的梁漱溟傳記——由中山大學梅謙立教授所撰寫——副標題即為「隱匿的佛教徒」，就是說梅教授主張梁漱溟不是儒家而是一位宗教哲學家。梅教授自身是一位法國耶穌會的神父，他自己也可以算是宗教哲學家，自然可以理解他為什麼這樣解讀梁先生。而在我撰寫的梁漱溟評傳《最後的儒家》中，我強調梁先生主要是一位現代「儒家」復興運動者。或者我們應稱他為一位實行者，實踐者，社會運動者。他本人似乎也如此自許。他終身致力於中國和世界的「公益」。他就像孔子、王陽明，以救世思想為主。
我認為他以上三者都是。梁先生本來是一位佛教徒，而且對唯識宗、瑜伽宗的哲學有很大貢獻。同時也不能否認梁先生的主要方向是復興中國文化與儒學。我們也一定要承認他是「一輩子拼命幹的」實踐者、活動家。還不盡於此，他在別的領域——如政治，甚至藝術方面——也有成就。
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強調這第三個梁漱溟：我要說他「骨子裡」是一位「運動者」。就是說，他與甘地比較相近，而不是一位像德國的海德格爾或中國的熊十力那樣，專門搞正式學術的單純的哲學家。
梁漱溟之父梁濟。講這個之前，我要提一下他和他父親梁濟。
梁漱溟生長的環境頗不尋常。這樣說，不僅因他出身的士大夫家族可以追溯到元代皇室，還因為他父親的生平與性格。他的父親梁濟著實繼承了數百年的家族傳統，考取功名並出仕任官。由於梁濟對傳統「儒家」道德原則的極度執著，又對激進的改革活動非常投入，並未給他的仕途帶來利祿。在清朝末年，梁濟拒絕加入極度腐敗攀援的官場，而將精力放在愛國∕道德的社會運動上，使他的家庭陷入寒酸士紳的生活。不過梁濟的書法寫得很好（其子梁漱溟亦然），就算靠他微薄的奉祿無法養家活口，他還是能憑藉為人寫幅字什麼的，來貼補家用。
我在此需再度重申，梁漱溟根本上是一位「真正的」社會運動者，道德嚴整，堅持獨立思考，絕不妥協，恰如其父生平之所為。梁漱溟日後著名的座右銘「獨立思考」與「表裡如一」，實為其童年所受之薰陶。
梁濟激進的改革活動，確確實實是梁漱溟兩句座右銘表現的極致。梁濟是一位不人云亦云的思想家，熱心奉獻的活動家，他從事的活動致力於發揚愛國精神與公共道德。他辦過北京最早的白話報紙，曾將傳統京戲現代化，還創辦過培訓無業者的學校……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梁濟進行這些活動時，除了好友彭詒孫外別無搭檔，而彭後來被流放到新疆。總的來說，他常常獨排眾議，因為他講求成效，注重解決問題的辦法，務求在現實世界有所作為。光說不練的學者與文人被他斥為無用之虛飾，沒效率的官員亦受他鄙視。梁濟基本上支持梁啓超提倡之政治體制的改革，但他對梁啓超及其導師康有為建構的理論則不甚讚賞。梁啓超的個人品格才是他最欽佩的。
我雖不敢臆測梁濟之偏向於事功，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其父親（其父梁承光曾任討伐捻亂的軍官），但我確信梁濟對其子梁漱溟影響很大。梁漱溟在學生時代就是有名的「拗相公」（王安石的外號，形容倔強、固執之人），很早就養成了批駁俗見的本領，他心有定見的事情就算遭人批評也處之自若。這招來他的一位老師對他的評語：「好惡拂人之性」。跟他父親一樣，梁漱溟對任何中國文學的瑰寶都相當不欣賞，「全不以為然」。梁濟給他取的小名「肖吾」十分貼切。梁漱溟這種「拂人之性」，（在他的童年與青少年時代）甚至還槓上了他們家對京劇的熱衷。他曾訕訕笑著對我說，正因他全家都是京劇迷，他學生時代為了特立獨行所以抵制京劇。
另一項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特徵是，他們對完美道德的堅持與認真追求。梁濟畢生執著於將自己涵養成內心至善、行為端正的道德典範。他對自己的行止設下了極其嚴格的標準。梁漱溟承襲了其父衣缽，為此他的同學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傲」。
我強調梁漱溟克紹箕裘的精神，恰恰是因為梁濟並沒有強迫他。梁濟在此亦表現出他不附從於人的天性，特意與其子建立朋友般的、自然不拘束的關係，鼓勵孩子們與他自在談話，並主動問他們的意見。他刻意激勵孩子們發展不隨俗從眾的獨立精神，教他們就算面對父母反對也要稟持自己的意見。與大多數「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父親不同，梁濟不打罵虐待兒子，因此也就不是一個可供反抗的高壓權威。是故梁漱溟不得不扮演批判、懲罰他自己的權威角色。
梁漱溟青年時代最戲劇性的一幕，是他聲言信仰佛教，決定終身不婚。此刻又展現出梁濟不尋常的教子方式。當時梁漱溟的母親臥病垂危，流著淚緊握他的手，企圖使他回心轉意。第二天，梁濟寫了一張便箋，告訴梁漱溟說母親的哀求是出於病痛難愈與欲抱孫子的私心，深怕他會順從母親的哀求，成了過分「柔纖委靡」之人，若這樣則大非梁濟之所願。
誠然，1912到1915年間，梁氏父子也鬧過「意氣激昂」的爭辯，彼此大吼大叫，爭論西方文化的影響與梁漱溟的佛教傾向（這兩樣梁濟都認為有害無益），但梁濟從未搬出他家長的地位。再說，既然梁濟往常總是鼓勵他兒子要堅持並實踐原則，他就不能公然命令梁漱溟服從他。這對父子宛如照鏡子一般彼此對立。就是在這段期間梁濟下定決心，他要自行為傳統中國文化殉道。
這段時期梁漱溟的人格正在確立。當梁濟最終於1918年自殺以殉中國文化，他兒子的人生格局與人格也從此堅定不移。梁濟並不認為他的自殺只是為了展現君子願為天下蒼生與道德原則犧牲而已。進一步地，他還希望他的行動能激勵大家「說到做到」，或像美國俗諺說的「拿出實際行動來」（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要大家真正去實行原則，不要只供奉在那裡。梁濟的一生不斷踐行這個原則，他於1918年底自殺實為一曲終了的最後一聲高亢。對梁漱溟來說，就算沒有梁濟這最後的訓誨，他也早已堅定不移，終身孜孜矻矻地實踐他自己宣稱的道理，苟益於天下蒼生則不惜犧牲自己。雖然父親的殉道促使梁漱溟日後將傳統中國文化奉為圭臬（這從梁濟自殺的第二年就能看出端倪），但他的基本性格——他終身對行動主義的愛好——早在此之前就已成形。梁漱溟日後思想上近於王陽明與泰州學派，他之受杜威（John Dewey）吸引，以及他終身奉行「表裡如一」的原則，皆源於他自幼所受劍及履及的行動家之薰陶。
梁漱溟一輩子過著寒酸士紳的生活，這一點也很像他的父親。他大部分成年後的生涯都住在臨時的居所，或寄人籬下，或奔波於旅途。他的生活極端樸素。他不只不抽菸、不葷肉、不喝酒、不飲茶（他常常以熱水代茶），甚者，他曾對我說過，他對生活庶幾無所求。他唯一的娛樂，就是京戲，正如前文所述，這也是從他父親那兒承襲來的。他也曾多次告訴我，除此之外他另一項「嗜好」就是思想。可以說據我所知，和梁漱溟同時代的歷史人物，就連佛教高僧太虛，也沒有像他一樣過著如此苦行禁慾的生活。
梁漱溟常常被人忽略的另一點是，他的生涯幾乎串起了二十世紀中國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至少直到1953年為止，梁漱溟總是置身於當時的政治、思想與社會的重要行動中。追索他的生涯就像看著一部二十世紀中國史一頁頁翻開似的。
1980年代，艾愷在北京拜訪梁漱溟並進行了訪談。以下對梁漱溟人生的簡短回顧中，再再說明了以上這兩點。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梁漱溟的童年。當梁漱溟1899年開始上學時，他父親身為激進的改革者，送他進了北京最早提供西式教育的小學之一。數年後科舉制度廢除，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的，西式學校才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增加，但梁漱溟受西式教育比這早了好幾年。
接下來牽動大局影響深遠的事件是1900年的庚子拳亂。北京首當其衝，當義和團大量湧入城區時，他們大肆破壞打殺任何與洋人有關的人事物，包括華人基督徒，最後攻擊了外國使館區。梁漱溟的學校也被義和團看成是洋鬼子的東西。擔心有性命之憂，梁家燒掉了梁漱溟的所有教科書。
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是北京又一起重大事件，也是第一次並非出於排外恐懼症，由群眾發起的現代民族主義運動。梁漱溟當時僅11歲，但他已深受其父的愛國活動影響，也走上街頭搜索店鋪，斥責販賣美國貨品的商家。
1905-1911年間，中國重要的智識與社會發展是西式學校的增加，以及中央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議員的選舉。梁漱溟當時就讀精英階層的順天中學，也側身於這些活動之中。17歲的他（1910年）對政治改革已很投入，興奮地參加新當選的國會議員辦的每一場集會。
翌年，1911年的辛亥革命自然是石破天驚的事件。梁漱溟走上了他終身行動主義的道路，加入了同盟會並立即參與了後來他稱之為「爆炸與手槍的把戲」，開始偷偷運送武器與爆裂物。這種行動主義的做法冒著相當大的自我犧牲風險。當共和政府於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梁漱溟立即南下從事記者工作。這個職業使他得以一窺許多大小政黨之間的暗盤交易，見識到政治生活如此汙穢的一面令他感到發指。
至此，梁漱溟經歷了一場人生存在之危機，兩度試圖自殺，自身完全浸信於佛教，尤其是唯識宗佛學。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沒有任何行動的時期，但他這段經歷仍可視為當時中國知識界一項主要進展的一部分——恰在此時，二十世紀初以唯識宗為基礎的佛教復興運動，成為中國一股重要的智識潮流。
1916年，梁漱溟結束了避世的生活，在《東方雜誌》發表了一篇著名的佛學論文，再度讓他連上了主流的歷史事件。這一波的主導者是蔡元培，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雖然梁漱溟從未進過大學，蔡元培仍安排他進入中國這第一所真正現代化、卓越的大學任教。也因為這篇論文，梁漱溟受到當時首屈一指的知識分子梁啓超的賞識。但梁漱溟並沒有立刻接受蔡元培的邀請，因為他當時正在（現實世界行動）擔任司法部長的私人秘書。然而，1917年張勳復闢事件導致了共和政府的瓦解。
其後，梁漱溟赴北京大學任教，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學術工作，而是印製了宣傳手冊分發給北大教員，號召知識界組織停止內戰、統一中國的政治行動。這是梁漱溟首次致力於避免毀滅性的內戰，往後他也多次為此付出努力。有意思的是，兩位立場南轅北轍的北大教員同時稱讚了梁的這本手冊，一位是鼓吹西化、批判中國文化的胡適，另一位則是可謂中國歷史上最極端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辜鴻銘。往後梁漱溟的所作所為，也屢屢獲得彼此對立的兩個極端陣營的嘉許。
人在北大，梁漱溟又再次置身歷史大事件發生的中央——歷經了「五四」運動，並且這場運動最終將激起反帝國主義的群眾民族主義、聲勢浩大的反傳統主義，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梁在北大教員中的摯友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早期為黨犧牲的偉大烈士。（從梁漱溟對我講述過的內容聽來，他似乎直到晚年都還在琢磨李當初為何沒有邀他加入共產黨。）梁漱溟在北大的日子固然無法充分發揮他「慣常的」行動主義，但這段期間他成為了全國知名的中國文化捍衛者，也開始與胡適這位中國自由主義的泰鬥，展開了漫長的智識上的對立。也是在這段時期，梁結識了毛澤東以及日後其他重要政治人物，如李濟深與陳銘樞。
1924年，梁漱溟離開學術界，一去不回。他人生所有事情的決定都是這樣，因素很多，絕非出於單一因素。對這件事，他向我解釋了兩層意思，呼應了本文開頭那兩段引文的主旨。第一，梁漱溟雖熱衷佛學，但覺得他在學術上並沒有資格任教於大學。所以他向校長蔡元培推薦在支那內學院受過佛學科班訓練的熊十力來接他的職位。（熊十力在學術上為後來的新儒家奠定了基礎，傳承給他的學生牟宗三、唐君毅，及再後一代的杜維明）。第二，純學術的生涯讓梁漱溟行動主義的「衝動」無法充分施展於現實世界。比如就在快離開北大之前，梁漱溟還曾前往山東創建一所儒家式的曲阜大學（雖然這個計劃後來夭折了）。
1925、1926年間，歷史行動的重心轉到了廣東及北伐戰役，幾位與梁漱溟相當親近的學生也參與其中。1927年，梁也南下廣東，一直待到1928年中旬。雖然他多次拒絕在廣東省政府任官，但在省政府主席李濟深的支持下，開展了農村建設的初步工作，提出了具體的方案與步驟。這段期間梁漱溟在探索可行的方案，以期實現1921年他的第一本名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表達的內容。我必須強調，他此時費盡心力尋求的並非建構新的理論，而是行動的方案。
到了1929年梁漱溟的探索即將完成， 他加入了河南村治學院的行列，宣講他獨特的農村建設和地方自治的計劃。1931年他赴山東參加鄒平實驗縣政府與鄉村建設研究院的創建，去實現這些計劃。這段時間，他成為全國性的農村建設運動的主要理論家與實踐者，直到1937年日本入侵山東為止。毋庸置疑的是，1927至1937年這十年間，梁漱溟全力投入「行動」，他持續到全國各地（乃至日本）拜訪各個農村建設的據點，組織年會並招待外國來訪的農村建設運動「夥伴」。無可否認，這段時間他也撰寫了許多文章與專著，從未放棄他思想家的身份與思考這一「嗜好」。但我可以說，他所有的文章本質上都不是學術性的，而是以實際行動為導向，傳達了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案。
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成為中國史的主軸。1937到1946年間，梁漱溟先後致力於將中國從日本與國共內戰造成的災禍中解救出來。梁漱溟的第一個行動是去勸告山東省長韓復榘抵抗日本侵略。不過儘管梁在第一時間離開南京一路苦勸韓復榘，可他的行動失敗了，韓還是率軍隊與政府人員撤退，把山東拱手讓給日本。梁漱溟無可奈何只能隨鄒平實驗縣政府撤退，跟隨他撤出來的一個武裝∕政治隊伍後來展開了廣泛的抗日遊擊作戰（但最後慘遭消滅）。
梁漱溟本人加入戰時國民政府，先後被任命為國防參議會參議員與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對日抗戰爆發後的頭幾個月，他在鄒平、濟南與南京之間來回奔走。身為國防參議會參議員，梁被派去視察河南與陝西省的防務，此行也讓他的行動主義觸及中國現代史的核心。1938年1月，他的視察之旅到達了延安，與毛澤東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私人會談。雖說他們已經二十多年沒見過面，但彼此顯然都在遠處關注對方進行的事業。正如我在別的著作中申論過的那樣，他們的會談是毛澤東日後形成中國式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
1938年，梁漱溟（左）在延安和毛澤東會談。梁漱溟訪問延安後的幾個月中，穿梭於華北與華中的前線與後方。他在徐州停留了一個月，接受桂系將領李宗仁（後來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的諮詢。李宗仁當時正在準備對日徐州會戰（當時外界認為這將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與此同時，梁漱溟繼續組織農村建設運動者進行抗日遊擊戰，並正式建立他自己的政治派系「鄉建派」。李宗仁對日作戰贏得了臺兒莊大捷，但後來不幸並不能逆轉局勢。梁漱溟本人則隨國民政府與國民參政會撤退到四川。身為國民參政會的一員，梁立即著手設計農村抗戰（同時結合農村改革）的行動計劃。
梁漱溟的另一項重要規劃，則是改革國民政府業已腐敗的全國徵兵體系。在過程中，他創立了一個正式的政治機構「兵役實施協進會」。同時，梁漱溟也第一次提出一個有系統的「儒家式民主」，被他稱之為「既非多黨制，也非一黨制」，能達成「一多相融」的和諧目標。他提出此議的主要目的是促成全國團結，為此，往後十年間他亦毫不懈怠地進取奮鬥著。
上呈國民參政會的計劃無一付諸行動令梁漱溟感到挫折。他1939年大多數的時間都遊走於日本佔領區的鄉間，在山東待了數個月，好幾次幾乎喪命。他目睹了他農村建設的武裝／政治隊伍毀於日軍之手，以及一些不堪的內鬥。
這一年10月梁漱溟回到了四川，他的結論是，假如不解決導致兩敗俱傷的重大政治分歧，抗日戰爭會失敗，中國也會四分五裂。政治問題只有政治行動能解決，因此他立即著手聯合民主派小黨成一團體，以期在衝突的國、共兩黨之間成為調停者。當「統一建國同志會」於11月成立時，立即遭到蔣介石的反對，國民黨的領導層也深表懷疑，但梁漱溟仍堅持將議案提交國民參政會，以期讓此會負責兩大黨之間的協調任務，但最終沒有結果。到了1940年底，梁漱溟深深感到唯有成立一個獨立的民主政黨才能救中國。
1941年1月爆發了新四軍與國民政府第40師之間的大規模戰鬥，促使梁漱溟公開宣告他的提案，並促成「中國民主政團大同盟」的成立。5月，梁漱溟離開重慶前往尚在英國庇護下的香港，建立了該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也就是今日《光明日報》的前身。該報將獨裁制與民主制的爭論端上檯面。梁漱溟持續出版該報，直到該年年底日本攻佔香港為止。梁漱溟再次九死一生地逃到了他的祖籍廣西，得以挪出時間寫作並續弦再婚。可他並沒有將招牌的行動主義放到一旁，婚後一個月，他又開始協助創建「中國民主政團大同盟」的後繼政黨「中國民主同盟」。
日本於1945年8月投降後，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展開會談，並於10月10日籤訂停止內戰、建立聯合政府的協議。然而「雙十協定」於該年11月即告破裂，梁漱溟前往重慶全力奔走協調直至1946年底為止。這兩年中，梁來往於兩大黨之間，有時亦配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的調停工作，拼命想避免全面內戰。1946年底，國民政府不與共產黨協商逕行召集國民代表大會，至此任何調停的希望皆已破滅。梁漱溟痛心失望，辭去了「中國民主同盟」秘書長職務，回到他在四川北碚建立的勉仁文學院。一個月後馬歇爾亦心痛失望地返回美國。
1947到1949年間，梁漱溟暫時放下了他的行動主義，埋頭寫作、出版了他的倒數第二本書《中國文化要義》。不過另一方面，他仍致力於實現他的教育理想。然而，毛澤東並不讓他自外於歷史的主流，力邀他回到北京，希望他能加入新成立的中國政府，但是梁拒絕了。
1950到1953年9月，梁漱溟又再度置身歷史漩渦的中心。毛澤東與他繼續了他們在延安的討論，不過這次是在毛的行政中樞中南海。梁漱溟在1950到1951年繼續他的行動主義，不過這次是出於毛澤東的授意，他被派遣去全國各地視察土地改革。這的確使梁漱溟又成為行動的急先鋒，但他終身對「實踐重於理論」的強調，以及「表裡如一」的堅定信念
，使他這次幾乎從一開始就不斷提出批評，發生了很多戲劇性的故事。對梁漱溟來說，這段經歷不過是他表裡如一、獨立思考的典型表現，這戲劇化的高潮堪稱梁漱溟行動家生涯之總結。將梁漱溟的一生如是觀之，就不難理解當他在1987年最後出現在公眾面前時，縱然剛剛出版了他的最後一本書《人心與人生》，他仍興致勃勃地聲稱：「我是一個要拼命幹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幹的。」
環顧二十世紀的新儒家，似乎只有梁漱溟將其思想與人生、理論與實踐毫無罅隙地結合在了一起。這個引人入勝的特點從幼至老貫穿了他的人生。在這點上梁漱溟「儒家」的良心與責任感起了關鍵作用，即儒家知識分子必須扮演的道德領袖與楷模的角色（而與他個人對佛學的熱衷幾無所涉）。雖說他的許多行動也可以看成是基於某些「儒家思想」或優良公民的現代觀念，但我的解讀並不僅止於此。
梁漱溟從12歲起就成為政治與社會活動家展開許許多多的行動，在我來看，他似乎有意識地要成為中國特有的「道德貴族」之一員，也就是成為背負整個社會乃至全天下之責任的「君子」。梁漱溟曾被形容成各式各樣的「XX主義者」，我則認為他主要是一位「儒家主義者」（Confucianist）——雖然如前文所述，近來又有人聲稱他骨子裡是佛教徒。梁漱溟接受儒家的稱號，並在私下維持著他對佛教的信仰，他也自認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還極為欣賞道教，亦很尊敬基督教。也就是說，他絕不是一位排他主義者。
不過，倘若我們都同意他的性格與生平的核心是行動主義，那麼還是應該說，他行動主義的原則依然是儒勝於佛。而我還敢預測：即使再過一百年，他的歷史形象仍會是一個有思想的活動家，一個中國的甘地，而不僅是一個哲學家。
［本文為芝加哥大學漢學家艾愷（Guy Alitto）近日在孔子研究院發表的演講《行動的儒家——梁漱溟》，澎湃新聞獲作者授權刊發。］(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