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憑直覺成就大學問 ——梁漱溟的治學取向和方法

2021-02-23 東方生命研究院

梁漱溟先生強調,真正的研究者「不輕言問題的解決法,而深刻用心於問題的認識」。所以,「不感覺問題是麻痺,然為問題所刺激輒耐不住,亦不行。要將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遊心於遠,從容以察事理」。梁漱溟先生很注意順著事物的發展脈絡看問題,對他而言,真正稱得上「研究」的,首先要「識得問題不是簡單的、不是偶然的,而是複雜相關的、有所從來的」。所以,「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點,須看四周、看背景、看環境;不能只看近處,還須看遠處;不能只看淺處,還須看深處;不能只看一時,還須得看過去所以如此的成因與由來」。故研究問題必須「要有一個追求不放鬆的態度。不追求則很容易只看見一些廣泛的材料,而不能把握其要點」。只有追求不已,「輾轉深入而探到問題的根本」,才能「把握問題所在」。且「宇宙間最要緊的是那些關係,而不是——具體事物」,人類社會尤其如此。若「不從抽象關係注意,而徒為一二具體東西牽住自己視線」,就會「抓不到問題」。研究問題又必須「能將與本問題有關係之各方面都照顧得到」,不要「注意這個,就忘去了那個」,要能「輾轉牽引,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一方面「不怕問題牽聯廣大」,另一方面不忘其「始終還是一個球」。提倡從上下左右看問題的不少,但堅持問題「始終還是一個」的則不多。其實一與多的關係是辯證的,往往是「一通百通;一處不通,就是全不通」,故要從根本處進行整體探討。

在安詳悠閒時,心境才會寬舒;心境寬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運用,融會貫通。

梁漱溟先生在討論孔子時說:「孔子本人早已過去不在了,他不會說話,他不會申訴。如何評量,大權在我們手中……我下判斷,我要負責,應當多加考慮,不要考慮得不夠、考慮得太少。如果輕率從事,抬高了他或貶低了他,於他無所增損,只是自己的荒唐失敗。」

研究歷史的人,必須隨時提醒自己是在處理「無語」的往昔,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章學誠注意到,朱子曾說屈原本不怨君,但屈原「卻被後人講壞」。依梁漱溟先生的意思,那些「講壞」屈原的人,於屈子增損無多,反增添了自己的荒唐。我們要想不把古人「講壞」,只有多從良善一面認識「人都是差不多的」這一基本點,儘量保持一種溫厚的態度。

梁漱溟先生說要把「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遊心於遠,從容以察事理」,這同樣也適用於史學。因為史學的基礎是史料,讀書能「從容安詳」,才「隨時可以吸收新的材料」這種境界。人「在安詳悠閒時,心境才會寬舒;心境寬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運用,融會貫通」。吸收和運用新的材料,是史學家每天都要面對的功課,若不能遊心於遠、從容以察,實難達融會貫通之境。

梁漱溟先生主張順著事物的發展脈絡看問題,注重其「所以如此的成因與由來」,可以說是專為史料解讀立論。他把這提到很高的層次,主張「學問也是我們腦筋對宇宙形形色色許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做學問要「進得去而又出得來」,才說得上是「有活的生命」。對材料的「消化」,就是吸收和運用之間的一個重要程序。

有了此認識,梁漱溟先生對文本解讀的困難,便有超過一般人的認識。例如,在探詢史料生成動機的同時,也要注意到史事的發生和發展往往不依循當事人的動機和意志。進一步的問題是,還有一些東西是本身就說不出的。梁漱溟先生指出,某些自我的感覺,就像宋儒所謂「獨知之地」,是「旁人進不來的地方」。

凡是成大事業、成大學問的人,都是憑他裡面的興味、衝動,決非理智計較的力量。 

對於不能表述的面相,史家也不能放過,仍當細心體認。且既存文本越是難以領會,越需要有解讀的方法。一般說到解讀,最容易想到的是分析。但梁漱溟先生一生對西方所帶來的影響最不滿的,就是什麼都採取「算帳的態度」。他自己處處講究要「有活的生命」,學問亦然。而中國哲學「所著眼研究者在『生』」,其「方法為直覺」,自然成為梁先生的首選。他曾說過:「一個人只要能完全聽憑他真誠的直覺,他雖然不希望成一個大人物,但是他裡面有真實的氣力,自然有做大事業、成大學問的可能。凡是成大事業、成大學問的人,都是憑他裡面的興味、衝動,決非理智計較的力量。」

梁漱溟先生常可以從行為看到其背後的心理,或從行文看出立言者的思路,甚至能看到空話、形式背後的精神氣息,以及史事後面那可能非常有力的「看不見的手」。如果我們借電腦詞彙把歷史分為硬體和軟體,梁先生似乎對劉鹹炘先生看重的「虛風」更有感覺,包括秩序和制度那無形的一面,都在他的觀測之中。

不重分析而憑直覺以探「虛風」的取向,看起來比較「傳統」,而且還有些偏向「自然」。這正體現出梁漱溟先生治學風格的特點,介於新舊之間,似偏似正,甚或以偏為正。林同濟先生說他「傑出」而又「例外」,實有所見。

從很早開始,梁漱溟先生就被人看作國學家、佛學家或哲學家,後來還被人稱為「最後一個儒家」。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不僅認為「這許多的徽號」都是「誤會」,更常對人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學者,而只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到老年還說自己「對中國的老學問不行」,因為「小時候沒有念過『四書五經』」,自然科學和西文也不行,所以講到學問,就只能退避。這裡有謙遜,但也是實話。他經常泛論古今中外,更多靠的是體認,而非所謂「知識」的積累。

不過,梁先生自謙「老學問不行」,是和同輩人比。今日能有梁先生舊學功力的,已經少之又少;而識力達到他那層次的,更漸近於無。我們除了會用電腦等他們時代沒有的新利器外,整體確有些一代不如一代的意味在。而梁漱溟先生一生都強調自己是行動者而不是學者,同樣的話需要一說再說屢次說,也表明在社會認知中,他更多就是一位學人。

「就我的興趣來說,現在頂願做的事,就是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將所見到的道理,類乎對社會學的見地與對哲學的見地,能從容地寫出來,那在我真覺得是人生唯一快事。」我們如果注意這人生「唯一快事」的表述,就知道與那些自稱行動者的累次表白相比,這偶爾吐露的心聲或更接近梁先生自己的興趣,不過是天下士的責任感,促使他不能不做一個「拼命幹的人」。同時他也說過,「人生是靠趣味的。對於什麼事情無親切意思、無深厚興趣,則這件事一定幹不下去」。反過來,如果做著自己有深厚興趣的事,則一定幹得不錯。

所以,梁漱溟先生一生在事功上的努力,儘管為人所稱道,自己卻不時「覺得苦」,成績也不甚顯著。反倒是這真有興味的學問,雖也不無爭議,實得到更多的承認。如他自己所說,憑著真誠的直覺,成就了大學問。他的治學取向,對各學問的研究都有啟發,而學歷史的尤當親近,不妨學而時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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