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那一片《紅高粱》
1988年，一部叫做《紅高粱》的中國電影以令人窒息的血紅色調與放肆大膽的視覺意向，狠狠地衝擊了一回當年的大陸觀眾，順帶捎回了新中國成立後的首尊柏林電影節「金熊」。可惜，只有文學圈子的人注意到，電影片頭下方綴了一行字：改編自莫言同名小說《紅高粱》。
2014年，另一部叫做《紅高粱》的中國電視劇開播首周即收視飄紅，狠狠地在電視螢屏上販賣「民國傳奇」。有趣的是，所有的人都不能忽視，電視劇片頭上方鄭重加注一行字：根據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莫言先生《紅高粱家族》改編。
一部莫言的《紅高粱》，它的再度改編，印證了近20年間中國影視與中國文學間若即若離的曖昧聯姻。
□文/本報記者馬志宇
當1986年第三期《人民文學》刊發莫言的一部中篇小說時，莫言不會預料，他的這部中篇將成為後人重寫當代文學史無法繞過的經典；他更無從知曉，因為一個當時只有36歲的攝影師對於這部作品的濃厚興趣，他與他的《紅高粱》將永遠地與中國電影史上某個偉大的坐標捆在了一起。
1200元到1000萬的跨越
1986年，《人民文學》上發表了莫言的《紅高粱》。文學評論者很快發現，這部小說的歷史觀很不傳統、很顛覆——抗日隊伍怎麼能那樣抗日？一些固步自封的保守作家對此非常生氣。
在那個文學雜誌發行量動輒上百萬的年代裡，在今天看來實現了「當代文學突破寫作」的《紅高粱》引發起爭議顯而易見。文學界中掀起了一陣「莫言熱」，其熱度不遜於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今天。
莫言沒有想到，張藝謀的出現給這股「莫言熱」又添了一把柴。
同年，36歲的張藝謀讀到了這部名為《紅高粱》的小說，興奮不已。當年7月，還在拍攝電影《老井》的張藝謀特地趕往北京，向莫言提出要買《紅高粱》的電影版權。
據說當時已經有一些電影界人士向莫言表達了對《紅高粱》的興趣。莫言在後來多次採訪中提到，他一見到張藝謀，看到他「光著一隻腳，手上提著在公共汽車上被人踩斷鞋帶的鞋子」，就覺得他很像自己村裡的生產隊長，頓時產生出一種信賴感。
張藝謀顧忌說他沒多少錢，莫言說沒事。張又提出他要修改原作，莫言很爽快：「改吧，我又不是巴金，又不是茅盾、魯迅。」
這個段子，在10月27日山東衛視對莫言的專訪中，莫言再度提及。
交易很快達成，莫言因此得到了800元的小說版權費。作為「編劇之一」，他還拿到了1200元稿酬。
1988年，電影《紅高粱》一舉拿下1949年後中國電影界第一個有分量的國際大獎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張藝謀固然借了小說的光，而與張藝謀的合作無疑也對擴大莫言的影響力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紅高粱》也是《收穫》雜誌副編審葉開讀的第一部莫言小說。如今，葉開與莫言已是多年的朋友。在他看來，莫言每階段各有一個代表性作品，其中1980年代的代表作無疑便是《紅高粱》。它「顛覆了此之前『官述歷史』記憶，對當時新歷史敘事模式具有篳路藍縷之功」。
這部作品給莫言帶來了第一個重要文學獎項——1987年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直到2000年之後，《紅高粱家族》仍在不斷獲獎併入選各種刊物甄選的20世紀優秀文學榜單。
影視傳播學者、西南交通大學影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高力依舊記得第一次讀到《紅高粱》時難以平靜，他回憶說，當時他還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文藝學研究生，初讀莫言小說《紅高粱》如斯詞句的高力，總感覺到這部小說的字裡行間飄蕩著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所闡釋的「酒神」的精魂。
就是這樣一部重要的當代作品，還差點被莫言「弄丟」。
莫言女兒管笑笑日前在參加山東衛視《笑看紅高粱》的錄製時，曾爆料《紅高粱》最初的手稿被燒一事。
莫言說：「這是作家對自己嚴格的要求。因為舊的手稿總是有一些東西讓人留戀，很難下決心重起爐灶。燒掉了，只好逼著自己重新開始寫，重起爐灶。」
對於當年怎麼也想不到會成名的莫言，自己的手稿永遠也找不回來了，「誰也沒想到我們這樣的小作家有一天手稿還能賣錢」。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報導稱此次劇版《紅高粱》改編，莫言拿到了逾一千萬的影視改編費。對此，他否認。
更有意思的是，同名電視劇改編自莫言小說，而莫言，已貴為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儼然，諾獎作家這個標籤成為劇版《紅高粱》除「周迅版九兒」外最搶眼的廣告了。
《紅高粱》長在莫言身上
即使在今天，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時候，往往代之以「《紅高粱》的作者」。
《紅高粱》被認為是莫言所有作品中影響最大的一部，莫言坦言從目前來看應該是影響最大的。
莫言曾在一次訪談中說，因為前面有一部電影，有張藝謀的《紅高粱》在前面開路。最早被翻譯出去的也是這部小說，最早引起了國外漢學家注意的、國內讀者注意的也是這部，後來其他作品也跟上去了。
在談到《紅高粱》這部作品的獨創性時，莫言認為，將近20年過去後，他對《紅高粱》仍然比較滿意的地方是小說的敘述視角，過去的小說裡有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而《紅高粱》一開頭就是「我奶奶」「我爺爺」，既是第一人稱視角又是全知的視角。
1987年5月，在距離《紅高粱》公開發表的一年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推出了這部小說的單行本，定名為《紅高粱家族》出版發行。解放軍文藝版《紅高粱》成為該小說在內地的最早版本。
1987年11月，香港洪範書店出版《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香港作家西西負責編選的第一輯就推出了莫言的《紅高粱》。
之後，1995年的作家出版社版，2000年的南海出版公司版，2002年的山東文藝出版社版，2007年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版，2012年的上海文藝出版社版，成為這部小說在內地不同時期頗受歡迎的版本。
在國外，《紅高粱》是被翻譯成最多外國文字的中國當代作品之一。
1989年，當時只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一位新轉行的、不為人所知的中文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偶然間發現了一本臺灣版《紅高粱家族》，讀過之後立刻感覺到，這本書應該有英文版。1993年，維京出版社出版了由他翻譯的《紅高粱》。
其時，莫言得到了讓當時的人們嫉妒得不得了的版稅，也由此成為中國最早走出國門的作家之一。
如今，葛浩文被中美媒體稱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數十年來，他已將莫言的十多部作品介紹給英語讀者。有評論稱，沒有他把莫言的多部小說翻譯成英文，莫言的影響力恐怕難以深入西方，他對莫言作品的世界影響力居功至偉。
葛浩文曾說，中國作家作品在美國書市能買過1萬冊的，寥寥無幾，莫言和餘華是其中銷量最有保證的。據葛浩文估算，莫言的《紅高粱》在美國應該售出超過2萬冊了。這個數字，反映了中國當代作家在歐美讀者中的尷尬地位，卻仍是中國作家中最好的銷售成績了。
另一位中文名叫做陳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的翻譯學者，因將莫言作品譯成瑞典語而為中國讀者熟知。陳安娜坦承，她接觸到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純屬偶然。她在書店裡看到了葛浩文的英文譯本，覺得很不錯，那時在瑞典找中文書不容易，後來她買到了中文版。因為覺得很有意思，就嘗試翻譯。後來她用瑞典語陸續翻譯出版了《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勞》。
正是因為有這幾部莫言重要作品的瑞典語版，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才將莫言鎖定為2012年文學獎得主。
莫言在日本也擁有眾多讀者。他的作品在諸多外文版本中，日文版本也是最多的。早在1989年，日本翻譯家井口晃就翻譯出版了《紅高粱》，1990年又出版了《紅高粱》（續）。
今年10月23日，莫言《紅高粱家族》的愛沙尼亞語版也在愛沙尼亞的塔爾圖舉行了首發。
不只讀者喜愛《紅高粱》，莫言和他的《紅高粱》還影響到很多作家。作家麥家即是其中之一。麥家說，1986年，中國內地剛開始接觸拉美文學，家族敘事和魔幻主義成為文學青年心中文學創新的樣板；「人的解放」，成為他們這代人新的價值觀……莫言的《紅高粱》在這些方面滿足了一個時代的閱讀期待：「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他以家族回憶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國家這些宏大的詞彙，被稱之為『新歷史主義』的開山以及代表之作。」
《紅高粱》讓小說家畢飛宇相信「小說家的器官原來是長在小說裡的，同樣，小說原來是長在小說家身上的」。《紅高粱》提供的自由的姿態，畢飛宇深有感觸，他認為，「在中國當代文學的進程中，我不敢說《紅高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上限，上限是不存在的，可是我可以說，《紅高粱》為我們給出了一個下限，這個下限的意義就在於，作家必須首先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渴望自由的人，小說是人寫的，前提是你這個人必須是解放的，起碼你的內心充滿了解放的動機。」畢飛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