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我國的中外歷史比較研究中，投入力量最多，取得成果最豐碩的，當推近代中日比較研究。在全面介紹相關研究成果之前，有必要先簡要回顧一下此項研究的歷程。
早在1861年，馮桂芬就將當時中日走向世界的被動性與主動性作了比較，感嘆日本「蕞爾小國，尚知發憤為雄，獨我大國將納汙含垢以終古哉」（註：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下，光緒十年豫章刻本，頁43。）。郭嵩燾擔任駐外公使期間，注意到「日本取法泰西，月異而歲不同」，且學習的是西方的立法和財政等「創製」，抓住了「立國之本」，而中國只知西洋船堅炮利，這使他產生了「寢室積薪」之憂。（註：郭嵩燾：《倫敦致李伯相》，《養知書屋文集》卷11，光緒十八年刻本，頁4；《倫敦與巴黎日記》，嶽麓書社1984年版，第909頁。）經歷了洋務新政而又對明治維新有所了解的王韜、薛福成、鄭觀應、李鴻章等人，也在諸多方面對中日兩國進行了比較。甲午戰爭後，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通過中日比較，認識到明治維新優于洋務新政，決心仿效日本實行變法。辛亥革命時期，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也將其鬥爭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相比擬，宣稱「中國民黨者，即五十年前日本維新之志士也」，反清革命則猶如日本之倒幕運動。（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72頁；呂萬和：《明治維新與中華民族的覺醒》，《天津社會科學》1991年第2期。）
20世紀初，大批中國學生赴日留學，切身體會到了中日兩國在各個方面的差距，他們創辦報刊，著書立說，把中日比較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其中以戴季陶於1928年發表的《日本論》（註：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和郭沫若於1935年發表的《中日文化的交流》（註：《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66-72頁。）最有影響。《日本論》辨析日本民族的特性，比較中日文化與社會的異同，從政治理念、宗教意識和個人修養等方面探究日本比中國進步的原因。《中日文化的交流》主要分析和比較近代以來中日在接受外來文化問題上的差異，由此考察兩國在面對近代大變局時的成敗得失。他們的研究已不再是具體事項的簡單羅列和對比，而是在探索表象後面的深層次問題。他們採用的比較方法和分析視角，對於後來的近代中日比較研究具有深遠的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近代史研究廣泛展開，日本近代史研究也開始起步，但在很長時間內，近代中日比較研究並未進入學界絕大多數人的視野，因而直到「文革」結束，僅有一篇相關論文（註：黃逸峰、姜鐸：《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在經濟發展上的比較》，《歷史研究》1963年第1期。）。80年代以後，在改革開放大潮的推動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近代化（或稱早期現代化）研究成為學科創新的重要方向，與之密切相關的近代中日比較更引起許多研究者的濃厚興趣。與此同時，國外著名學者關於近代中日比較的論著，也通過學術交流和譯介而廣為國內學者所了解。在這樣的氛圍與條件下，近代中日比較研究得以全面展開。據筆者統計，到2000年為止，發表的專題論文約有150多篇，學術專著有8部。從總體情況看，比較的時間範圍一般集中於19世紀下半葉，內容相當廣泛，涉及兩國近代政治、經濟、軍事、對外關係、社會、思想、文化、教育、重要人物等諸多方面。筆者不揣譾陋，選擇有代表性的著述，對上述各個方面的研究概況加以總結。不當之處，請方家指正。[NextPage]
一、政治
中日兩國的近代都是充滿激烈政治鬥爭並發生政治大變革的時代，但兩國的政治領域因歷史傳統和現實條件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特色，並深刻影響了各自的近代化歷程。因而，在近代中日比較研究中，政治問題自然佔有較大的比重。
關於近代前的政治制度。這是重視歷史連續性的研究者頗為關注的問題。有學者強調中日在政治權力集中程度上的巨大差異，認為這對兩國近代的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地主階級革新派、洋務派乃至於維新派如果得不到最高統治者的支持，都很難有所作為，低層次改革也很難為高層次改革創造充足的條件；而日本半獨立的諸藩能夠推行同中央政府相牴觸的藩政改革，由此進一步加強它們對幕府的半獨立地位，當某些藩的下級武士改革派掌握藩政實權後，其所在藩就成為倒幕的根據地，這是日本近代低層次改革迅速推向高層次改革的一個重要條件。（註：丁日初、杜恂誠：《十九世紀中日資本主義現代化成敗原因》，《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有學者分析了近代以前兩國政治制度穩定性的差異。日本實行世襲、門閥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級武士不能進入高層，在幕末，則促使下級武士走向與舊政治制度決裂，為倒幕維新創造了必要條件；而中國的科舉制度則將全國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和土地權力、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三位一體的代表人物（也包括被統治階級中的優秀人才）吸收到中央政府中來，加強了專制統治，統治者利用這一制度成功地鉗制了眾多讀書人的思想。（註：馬家駿、湯重南：《日中近代化比較》，東京，六興出版株式會社1988年版，第48-50頁。）有學者對中日有無政治權力制衡關係以及是否促發競爭方面做了探索。在日本幕藩體制內部，存在著多種制衡的機制，且促發競爭，各藩因競爭而重視教育，任用人才，興辦實業，採用新式武器，到幕末進而爭相吸收西方文化，提高了人的素質，當外部危機到來時，就能很快出現轉機。但前近代中國的專制集權幾乎沒有現實的異向的制衡力量，結果只能造就對立的兩極，內部缺少競爭，也就沒有足夠的體制上、人才上、心理上的準備，雖然在近代危機一再出現，卻難以造成巨大的轉機。（註：羅福惠：《國情、民性及近代化——以日、中文化問題為中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4頁。）
關于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性質。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是近代中日走上不同道路的分界點，尤為研究者所重視。學者們總的看法相當接近，大都認為洋務運動是藉助於西方近代武器和技術來鞏固封建統治的運動，對外沒有擺脫半殖民地狀態，而明治維新是帶有根本性質的近代社會變革運動，對外爭取實現民族獨立並使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註：前揭黃逸峰、姜鐸文；苑書義：《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不能相提並論》，《河北師範學院學報》1992年第3期；王承仁主編：《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即使是將兩者都視為近代化運動的研究者，也對前、後者作了低層次與高層次的區分。（註：前揭丁日初、杜恂誠文；徐泰來：《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洋務運動》，《湘潭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分歧主要在於對上述差異產生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釋：一種意見強調當時兩國政治、經濟、文化、國際條件的不同制約（徐泰來、丁日初等持此種意見），另一種意見則強調兩者的主導力量的不同本質、不同取向的決定性影響（王承仁、苑書義等持此種意見），更多人則傾向於兼顧主客觀因素（以黃逸峰和姜鐸為代表）。
關于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時期中日國家政權的性質。部分學者強調：當時中國根本沒有觸動封建制度，未進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當權者與列強相勾結，壓迫人民並束縛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而日本自明治維新後破壞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權基礎，建立近代國家政權，為推進近代化創造了政治前提。（註：前揭黃逸峰、姜鐸、苑書義文；蘿榮渠：《現代化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頁；吳廷嘉：《戊戌與明治時期的中日維新運動之比較》，《世界歷史》1987年第4期。）有學者考察了明治維新以後中日兩國當權者的特性與素質，以及他們對封建舊秩序的態度和政策等，指出：清政府（洋務派掌握部分實權）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而日本明治政府當權者是將舊傳統與發展資本主義結合起來。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前者沒有認識而後者的認識已較深刻。清政府與西方列強保持和好關係，力圖通過「求強」、「求富」，達到鞏固清王朝統治的目的，而明治政府是以爭取民族獨立、擺脫貧弱、儘快使日本步入列強的先進行列為立國宗旨。清政府一直在維持傳統的封建統治機構，而明治政府卻是在廢棄幕府統治機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並根據近代化的需要進行了多次改革和調整。清政府從各方面極力恢復封建統治秩序，摧殘商品經濟發展，阻礙國內統一市場形成，而日本明治政府則打擊和削弱封建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中日國家政權的上述差異，是19世紀後期兩國近代化成敗的關鍵。（註：《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第58-80、22頁。）
關於戊戌維新與明治維新的性質。兩者都是具有近代政治變革意義的運動，前者在主觀上還以後者為榜樣，但結局卻完全相反，這使學者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關於兩者的性質，學術界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兩者都是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註：張鳳琦：《對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成敗的一點看法》，《昆明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戊戌變法雖然效法明治維新，宗旨相同，但卻沒有像明治維新那樣以革命暴力奪權，兩者在性質上有改良與革命之分。（註：伊文成：《明治維新成功的原因及其歷史實質——與中國戊戌變法略作對比分析》，中國日本史學會編：《日本史論文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頁；前揭吳廷嘉文。）
關於戊戌維新與明治維新成敗各異的原因。學者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1)歷史背景。中國的自然經濟解體進程不及日本，封建統治階級的分化也不像日本那樣巨大，故中國維新勢力遠遠小於日本維新勢力，而各自的對立面則正相反。在政治格局上，中國不存在像日本西南雄藩那樣強大而又傾向於改革的地方政權，清朝中央政權更不像德川幕府那樣瀕於崩潰。戊戌維新時國內的矛盾也沒有造成像明治維新時的革命形勢。(2)維新主體。兩國維新派雖然同屬統治階級中下層，但前者與地方實力派的密切聯繫和社會實踐的鍛鍊都遠不及後者。日本維新派以豪農、豪商和手工業者為社會基礎，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重視並巧妙地利用了民眾的反抗力量，而中國維新派卻只能從統治集團內部尋求並不可靠的支持，並且輕視民眾，因而陷於孤立境地。在實際的政治鬥爭中，中國維新勢力疏於政務，黯於世事，缺少謀略，而日本維新派精明強幹，長於韜略。(3)外部環境。甲午戰爭後列強在華勢力與對華政治經濟軍事的控制力，都與明治維新時的日本不能相提並論，後者的外部環境是很有利的。（註：前揭張鳳琦、伊文成、吳廷嘉文；方地：《從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看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爭鳴》1984年第1期；王曉秋：《近代中日啟示錄》，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129頁。）
關於民眾的反抗鬥爭。這也是近代兩國政治史上的重大問題，值得重視。有學者對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展開以前兩國國內的反抗鬥爭作了比較研究，指出：當時中國的反侵略鬥爭，與日本相比形式更多，時間更長，規模與氣勢更大，人民群眾的作用也更突出。在反抗本國封建統治方面，太平天國起義較之於日本幕末的民眾反抗鬥爭，準備更充分、綱領更明確、領導核心更牢固、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軍隊與政權建設的成就更大。儘管如此，中國卻沒有像日本那樣擺脫半殖民地的命運，順利展開近代化。這是由於中國民眾反抗鬥爭的敵對面比日本更強大，同時，中國資本主義因素太弱小，所以只有不代表新生產力的農民孤軍奮鬥，而沒有像日本幕末那樣，出現民眾反抗鬥爭與具有資本主義傾向和強烈民族危機感的下級武士、新興資產階級、地主的倒幕運動相結合的局面。（註：《日中近代化比較》，第111-133頁。）[NextPage]
二、經濟
近代中日歷史的不同面貌，主要是由近代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特別是工業化的不同成效所決定的。學者們對兩國經濟領域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對比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關於近代前夕的社會經濟狀況。學者們主要圍繞兩個方面展開研究，一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經濟發展水平。一些學者認為近代以前日本的經濟發展水平已超過中國。有論者比較了中日近代以前棉紡織業中的「紡」與「織」的專業化和商品化程度，以及商人包買主和手工工場的發展程度，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近代機器棉紡織工業遲至1890年方始誕生，是與小農經濟棉紡的緊密結合相關的，而日本近代的機器紡紗是在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原有的織布工場手工業和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在市場擴大和使用機紗後的一段時期仍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也對明治維新發生了影響。（註：徐新吾：《中國和日本棉紡織業資本主義萌芽的比較研究》，《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有論者認為，日本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像中國那樣大的差距，且在前近代時期形成了全國市場，但中國的全國市場在鴉片戰爭前尚未形成。這些正是造成近代中日不同命運的經濟原因。（註：《日中近代化比較》，第21-30頁。）有論者指出，日本自18世紀後半期開始，農民有了剩餘，生產和國內市場擴大，出現了新的農村商人和農民的商品流通渠道。近代工業化正是在此基礎上被政府自上而下培植起來的。但在中國，農民的剩餘、農民的商品流通機構和農村商人上升為大商人的情況沒有出現，國內市場極度狹小，近代工業的發展被限定在一個很狹小的範圍，它決不是單純的自上而下的推進所能解決問題的。（註：嚴立賢：《中日兩國的早期工業化與國內市場》，《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4期。）
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儘管19世紀中葉資本主義萌芽在日本更普及一些，中國小農自然經濟較日本更牢固一些，但這些差異絕沒有大到足以導致或決定兩國不同的發展道路的程度，兩國在先後被迫開放國門之際，同樣具有向近代工業化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中日工業化不同的發展道路，是19世紀50至90年代兩國各自面臨的不同矛盾和不同變化，以及為適應這些矛盾和變化所採取的不同政策和手段所導致的。（註：管寧：《中日兩國近代工業化道路分歧淺析》，《日本研究》1996年第3期。）
二是中日近代前夕的社會經濟關係。研究者重點比較和分析了中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與日本的領主土地所有制。有學者認為，中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自由買賣導致土地兼併，但能確保封建官僚的經濟利益，而日本在領主制下，總體上土地不能買賣和分割，武士的祿米收入相對固定，在商品和貨幣經濟急遽發展時導致下級武士與部分公卿的經濟地位日趨惡化。中國商人常因買地成為地主，對商業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十分不利，而日本大部分工商業不是處於封建勢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旦社會條件發生改變，就能迅速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註：前揭丁日初、杜恂誠文。）有學者指出，土地所有制的差別，使日本幕藩領主榨取、剝削小農的恣意性稍遜於中國的封建地主及其專制國家，「農民剩餘」的形成比中國容易，這使兩國封建主階級對城市商品貨幣經濟的依賴程度有強弱之分，從而導致兩國商品經濟發展的深度與廣度出現差異。（註：王家驊：《試論近代中國和日本走上不同道路的內部歷史原因》，《日本史論文集》，第84-92頁。）另有學者認為，日本領主土地所有制非常僵硬而又極為脆弱，經不住商品經濟的衝擊而趨於解體，但中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卻極富有彈性，對商品經濟的衝擊有很強的適應力，因此地主階級的經濟地位較之日本領主階級更為鞏固。（註：《日中近代化比較》，第32-38頁。）
關於近代工業的發展。兩國在19世紀50和60年代相繼開始了近代工業的發展歷程。有學者認為，在起步階段，中日有一些共同點：同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直接刺激和影響下發生，從建立近代軍事工業開始，以軍事工業為中心，並圍繞著軍事需要而發展起來；近代生產技術、機器設備和原材料開始時都來自西方國家；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途徑，都包括政府、官僚、內外借貸資本、民間大小商人與地主的投資，其中尤以政府投資為主；同以「土洋並舉」、「以洋帶土」、「以土養洋」為模式。但兩者的結局卻不同：日本基本上完成了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任務，而中國根本未能實現工業化。（註：前揭黃逸峰、姜鐸文；章開沅、羅福惠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第三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差異呢？學者們多強調兩國政府的方針和措施的不同。日本在明治維新中對封建政治、經濟制度進行了根本性變革，為工業化創造了基本前提，而中國洋務運動不僅沒有觸動、反而維護封建制度，從根本上制約了工業化的進程。明治政府很快從以官辦工業為中心轉向大力扶持民間工業，而洋務派卻始終對民間工業加以控制乃至壓制。明治政府採用西方近代經濟制度和經營管理方法，而洋務派卻拒絕採用西方近代經濟制度，將衙門作風帶入企業經營管理。在技術和管理上日本很快由不得不依靠西方人轉變為自立，而洋務派卻始終沒有擺脫對西方人的依賴。明治政府抵制西方經濟侵略的意識比洋務派更強烈，措施更得力。（註：前揭黃逸峰、姜鐸文；黃德林：《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若干政策之比較》，《中南財經大學學報》1988年第4期；江秀平：《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創辦近代企業的比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2期；《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第214頁；《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第122-155頁。）除此之外，也有學者注意到兩國近代工業的原始積累存在很大差異：歷次對外戰爭賠款和鎮壓農民起義的巨額軍費開支，使清政府沒有力量像明治政府那樣以大量資金創辦工業和資助民辦企業。清政府對於持有雄厚資金的官紳階層沒有像明治政府對華、士族所做的那樣，運用國家政策促使其資產大量轉化為產業資本。兩國金融資本對工業化資金調劑能力也相差懸殊。這些正是中日工業化效果殊異的重要原因。（註：《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第222-223頁。）
關於輪船招商局與日本三菱郵船公司。兩者同是此一時期兩國最重要的近代航運企業，同樣受到兩國政府的強烈影響，但是各自的發展卻有天壤之別，因而成為研究者著重解剖的對象。有論者在細緻研究大量中日文第一手材料後指出，兩者的不同命運，是當時中日國家幹預經濟的不同政策導致的。洋務派興辦輪船航運業，目的在於維護封建統治，與日本政府發展近代航運業的出發點不同。從兩企業所受扶持來看，明治政府利用國家的力量來充實、支持三菱公司，使之具有同外國航運勢力相抗衡的力量，而清政府對招商局的資助十分可憐，且自19世紀80年代以後還從扶持轉向索取。從企業管理來看，兩者雖然都是官佔主導地位，但在三菱公司，官商之間明確劃分了責、權、利和義務，企業得以保持經營管理和內部運行機制的相對自主權，而輪船招商局則沒有將政府和企業之間的責、權、利及義務等規定清楚，官督壓服商辦。在海技自立問題上，清政府直到滅亡，沒有實行一條促進海技自立的政策、法令、措施，因而洋人佔據招商局高級職位的局面始終沒有改變，而日本政府則發布一系列規則和命令，督促引導甚至逼迫企業一步步替換排除外國人，使得海技大權逐步掌握於本國人手中。（註：朱蔭貴：《國家幹預經濟與中日近代化》，東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4、48-49、128-129、169-170、202-203頁。）有學者考察了兩者創辦之初的官商關係，認為差異的根源在於兩國古代的承商制度不盡相同。關於壟斷問題，三菱雖有特權，但畢竟是通過經濟手段來實現壟斷，始終沒有脫離競爭，而招商局則完全是依靠政治手段扼殺競爭來實現封建壟斷。三菱公司在政府支持下徹底戰勝外國輪船公司，促進了自身的發展，但招商局卻因得不到政府全力支持而與外國輪船公司妥協，養癰遺患，同時使自身喪失了前進動力。在經營方式上，三菱公司經過1885年改組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而招商局雖然已走出古代承商制度的原型，但沒有向經營方式的近代化繼續前進。（註：張伯昭：《企業經營方式的近代化——輪船招商局與日本郵船會社的比較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4期。）
關於農業發展狀況。有論者指出，19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農業的勞動生產力水平迅速增長，而中國的農業發展則十分緩慢。這在兩國農業增長率、農村人口人均產值、農產品商品率、農業技術改良等方面都表現出來。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沒有發生如明治維新那樣的以地稅改革為契機的農業資本主義革命，使傳統農業與手工業的緊密結合不能打破，生產力不能由家庭內分工轉化為社會分工而得到發展。此外，中日政府的投入相差很大也是導致兩國農業發展拉開距離的重要原因。（註：王玉茹：《在近代化過程中日本和中國農業發展的比較研究》，《南開經濟研究》1992年第2期。）
關於對外經濟聯繫。國門打開以後，中日兩國在不平等條約體制下都形成了半殖民地貿易結構。如何扭轉這種不利局面，並設法利用外部世界的有利因素，服務於本國近代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是中日共同面對的課題。但在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時期，兩國當權者的因應卻大相逕庭。有學者探討了這種差異，指出明治政府與洋務派在本國對外經濟聯繫問題上的觀念有近代與傳統之別。明治政府為根本改變半殖民地貿易結構，收回關稅主權和外貿自主權，與西方國家進行了長期交涉與鬥爭，並最終取得成功，而清政府卻沒有做到。明治政府徹底清除國內妨礙近代外貿發展的各種因素，多方創造條件促進出口，而清政府在這些方面一概消極無為。結果，日本出口的茶、絲不斷奪去中國在歐美的市場，其工礦產品對亞洲地區特別是中國的出口不斷增大，而中國除了一部分器械繅絲產品之外，一直沒有近代工礦產品出口。日本通過擴大外貿出口促進了相關產業的近代化，為本國工業化爭得了資金、市場，使本國經濟在國際競爭推動下發展，而中國卻連原有的外貿優勢也喪失掉，談不上為本國工業化創造條件，並日益受制於西方國家的貿易掠奪。（註：參見《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第三章第三節；《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第七章。）
關於新興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出現無疑是近代中日經濟轉型的重要標誌，對他們加以比較研究，可加深人們對兩國所處經濟環境的了解。
有學者注意到，中日資產階級產生之初，「官商關係」具有同樣的重要性，但差異也很明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資產階級受到政府多方扶持而迅速崛起，兩者對於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有高水準的思想認同和行為合作。但在中國，新型官商關係直到20世紀初期才形成。中日在近代經濟立法上的遲與速、缺與全以及貫徹法規力度的弱與強，對於兩國資產階級的成長產生了不同影響。中國經濟社團在產生和發展的時間上落後於日本30年，且比日本的經濟社團帶有更多的政治因素，更易於受政治風波影響，基礎不穩固，也難以得到政府支持，這些都限制了中國資產階級發揮促進早期現代化的功能。（註：《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第二章。）
有學者對張謇和澀澤榮一這兩位近代中日「士商」的代表加以比較後指出，他們是兩國早期工商資產階級的重要原型和本態，其基本價值取向和思想觀念非常接近，都以儒家倫理為內核、輔之以西方資本主義經營之道，主張道德與經濟合一、「義利兩全」。區別在於前者更執著於傳統儒家的「仁」的觀念，而後者則大力提倡貫徹武士道。他們的思想觀念，是不同於近代西方商人精神的近代東亞士商經濟倫理觀。但中日士商的命運各不相同：日本士商順利實現了向新型工商企業家的社會轉型，而中國士商始終與官場有著夾雜不清的血緣聯繫，國家與社會分離的過程遲遲難以完成。就張謇與澀澤榮一個人來說，實業成就也相去甚遠。究其原因，關鍵在於中日各自的經濟關係和社會條件不可同日而語。（註：馬敏：《中國和日本的近代「士商」》，《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NextPage]
三、軍事
追求「強兵」是19世紀下半葉中日的共同目標，實現軍事近代化對兩國具有同樣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戰爭以後的史實證明，兩國軍力相差甚遠。從總結教訓並深入認識軍事近代化的內在規律出發，研究者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
關于洋務和明治維新時期兩國推進軍事近代化的進程。有學者進行系統考察後指出，最根本的差別在於軍事制度轉換與否。明治政府對封建軍事制度進行了比較徹底的改造，而清政府卻沒有觸動封建軍事體制。明治政府統一軍權於中央，而清政府卻不能克服軍權分散、失控的局面。明治政府實行全民徵兵制，建立完備的近代兵役制，而清政府依然維持世襲、世業、招募兵制。在武器裝備方面，日本更新的速度比中國更快，武器型號更為統一。就軍事領導人員而言，日本高級將領大多有赴歐美考察學習的經歷，而清政府的軍務要員在甲午戰爭前無一走出國門，故前者的近代軍事素養總體上高於後者。兩國雖同樣藉助於西方軍事人才和技術裝備，但日本很快實現了自立，而清政府一直不能擺脫依賴性。上述差異，分別是由明治政權的資本主義性質和清政府腐朽的封建性質所決定的。（註：《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第八章。）
關於近代海軍建設和甲午戰爭。有學者在對比了兩國海軍軍制後指出，日本實行軍政、軍令機構雙元制的組織機構體制和聯合艦隊編制，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全國海軍的作戰能力，而清朝的海軍最高組織機構海軍衙門，卻因不同派系的矛盾而形同虛設，四支艦隊各自為政。日本海軍中的官制、兵制有助於樹立官兵的榮譽感和責任心，而清朝海軍中的官兵俸銀差別過大，恤俸制度也極不完善，影響官兵積極性。在徵募制度方面，日本海軍有常備、後備、國民三種兵役，而清朝海軍實行臨時招兵制度。在軍規方面，清朝海軍的訓練和紀律沒有日本嚴格。（註：姚錦祥：《十九世紀中晚期中日兩國近代海軍軍制之比較》，《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
有學者對甲午戰爭前中日海軍的實力作了比較後指出，中國海軍各艦隊軍艦的總排水量、炮數超過日本，日本海軍的魚雷發射管多於中國，但中國真正能夠用於對付日本的只有一支北洋艦隊，它與日本的聯合艦隊相比，在艦數、炮數、魚雷發射管數、總噸數、總馬力、平均速力、總兵力等方面均不能及。（註：關捷：《甲午戰爭前中日海軍力量之對比》，《東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而這種劣勢的形成，研究者一致認為是清政府1888年後不再推進海軍建設，而日本卻傾全國之力建設海軍的結果。（註：前揭關捷文；戴逸：《中日甲午戰爭的前因與後果》，《歷史教學》1994年第7期。）
關於甲午戰爭中兩國的軍力，多數人認為，從軍制、裝備、官兵素質，尤其是戰場上交鋒的實際情況來看，是中弱日強。（註：參見遲雲飛《從國情國力軍力的比較看中日甲午戰爭》，《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第1期；欒建強《甲午戰爭：中日艦隊實力差異分明，落後挨打確屬不朽真理》，1995年2月11日《中國青年報》。）但也有人認為日本的軍事實力並不比中國強多少，中國的軍事實力是不錯的。（註：姜鐸：《論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史林》1993年第2期。）
有學者對中日海戰作了比較，得出如下結論：從總體上看，日軍高度重視制海權，故以海戰為核心制定作戰計劃，而清政府始終沒有制定出針鋒相對的戰略方針，也未就統一指揮全國海軍參戰和海陸軍協同作戰等做出具體部署。從實戰來看，北洋艦隊消極防禦，日本海軍氣勢奪人，特別是在黃海海戰中，前者難敵後者在航速、火炮射速上的優勢，指揮水平亦低，遭受了對全局有深刻影響的損失，由此喪失了進一步爭奪制海權的能力和從海上抗擊登陸作戰的可能，最終全軍覆滅。甲午戰爭中海軍對於雙方勝負至關重要，清軍之敗，關鍵在於當權者缺乏發展海軍和運用海軍的戰略戰術意識，亦即海權思想。（註：蘇小東、馬駿傑：《試論海軍、海戰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地位和影響》，《福建論壇》1991年第5期。）
有學者對甲午戰爭中雙方的陸戰作了比較後指出，論戰略戰術，清軍先立足於避戰，後消極防禦，喪失時機，難以集中兵力，而日軍則贏得時間，保持兵力優勢，展開積極進攻。清軍戰術笨拙陳舊，不敵日軍的靈活多變。論軍制，清軍採取「營哨」制，不能統一指揮，而日軍實行師團制，有高效率的指揮系統。論兵種，清軍只有步、騎、炮兵，且配置無統一標準，而日軍在步、騎、炮兵之外，還有獨立的輜重兵、工兵，導致雙方的後勤保障出現重大差距。論武器裝備，清軍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明顯劣於日軍。論軍事情報，清軍閉塞，導致決斷失誤，而日軍卻對清軍了如指掌。（註：孫洪波：《軍事對比：中日甲午陸戰清軍敗因探略》，《社會科學輯刊》1999年第1期。）[NextPage]
四、對外關係
中日都以西方國家強行叩關作為近代歷史的開端，對外關係在兩國近代史上都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關於兩國打開國門的過程。有論者認為，在打開國門的問題上，日本較中國有利，因為它在時間上晚於中國鴉片戰爭10餘年，這期間吸取了清政府失敗的教訓，有了一定的思想準備，且日本開國沒有經歷大規模戰爭的破壞和割地賠款的厄運。比較兩國對於西方衝擊的態度，可知中國最高統治者及大官僚大貴族虛驕貪鄙、苟且偷安，而日本的封建統治者頭腦較為敏銳和清醒，主動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為走向明治維新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從影響來看，中國開國加劇了本已十分尖銳的社會矛盾，促使太平天國起義爆發，清政府借師助剿，更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而日本在開國過程中，民眾暴動多為小規模騷動，日本封建統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對付西方衝擊上，維新志士則利用民眾對幕府統治與外國侵略的不滿，把鬥爭引向倒幕維新的軌道。（註：王曉秋：《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4頁。）另有論者指出，日本通過開國較為成功地進入了國際社會，而中國卻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於中日在19世紀中葉前的「開國準備」階段已經產生了很大差距，中國堅持華夷思想，毫無開放進取之意，而日本實現了地理世界觀和文化世界觀的轉變，形成了開放力量。（註：田毅鵬：《近代中日「開國」的歷史比較》，《東北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6期。）
關於太平天國和倒幕運動對待西方勢力的態度。有論者指出，日本下級武士改革派從「尊王攘夷」、盲目排外逐漸轉變為倒幕開國、爭取列強的支持，最後贏得了倒幕運動的勝利。太平天國對西方勢力則從熱情友好相待（也不無盲目自大）逐漸發展到被迫武裝對抗，最後被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鎮壓。兩者與西方國家關係的逆向變化，從主觀方面看，是由於太平天國對於世界形勢、本國所處的內外形勢的了解與認識，遠不及日本下級武士改革派，失去了利用西方列強與清政府之間矛盾的有利時機，而日本下級武士改革派能夠認清形勢，從實際出發制定策略，爭取了英、美等西方列強的支持或中立。從客觀方面看，是由於西方列強對於太平天國和日本倒幕勢力採取了不同的方針。（註：嚴ｚｈì＠①鈺：《日本下級武士改革派與太平天國領導人對外關係之比較》，《史林》1995年第3期。）
關於外交方針和外交體制的轉變。有論者指出，洋務派與明治政府的對外心態不同，前者既希望自強禦侮，又因受到西方列強支持和扶植而對之懷有感激之情，這決定了他們很難制定一個真正反對外國侵略、爭取實現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和民族獨立的對外方針和政策。後者佔主導地位的是民族自尊自主的心態。在對外方針上，洋務派儘管看到不平等條約的危害性，但卻以堅守條約來維持與西方列強的和好關係，從未發起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而明治政府則一方面持之以恆地爭取修改、廢除不平等條約，一方面向鄰國侵略擴張。（註：《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第269-299頁。）在轉變傳統外交體制方面，日本積極主動而清朝消極被動。雖然中國國門打開早於日本10多年，但在外交禮儀上採取國際慣例、設立專門化外交機構、主動出使外國等方面，卻都是日本大大領先於中國。（註：參見《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第七章，第679-692頁；田鵬毅《近代中日兩國出使西洋的比較研究》，《歷史教學》1993年第4期。）
關於中日所處的國際環境。研究者普遍認為，19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較日本更險惡和嚴峻。有學者指出，中日在近代之初，同樣遭受過西方的侵略，都被強加不平等條約，封建經濟都受到嚴重影響和打擊，但中日的國際環境還是不同的。中國是英美在遠東侵略的主要對象，而日本則是英美在與俄國爭奪和侵略中國過程中有必要加以利用的對象，故日本明治維新政府始終受到英美的扶持。（註：前揭黃逸峰、姜鐸文。）有人對此作了補充：與中國的情況相比，日本遭受的西方侵略戰爭只是局部性的，也沒有付出像中國那樣的割地、巨額賠款的代價；西方人在日本沒有取得像在中國那樣的內地自由遊歷、自由傳教、鴉片貿易合法化、管理海關、招募勞工出國等項權利；中國為日本起到了擋箭牌的作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民眾的反侵略鬥爭給予列強以政治教訓，使之面臨日本倒幕維新形勢時不得不採取慎重的態度。（註：《日中近代化比較》，第75-76、83-86頁。）
但是，也有人對此提出不同看法。有論者認為，儘管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款更多，但在近代之初，日本遭受西方列強經濟擴張衝擊的程度實際上大於中國。（註：前揭管寧文。）英美利用日本對付沙俄的政策形成於19世紀80年代，具體落實於甲午戰爭前夕。在此以前，英美並沒有因為重點侵華而放鬆對日本的侵略。西方列強對洋務運動時期的清政府的支持，比起對日本明治政府的支持更多、更全面、更強有力。（註：《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第4-10頁。）另有論者指出，在中日相繼展開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19世紀60年代，兩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大體相同。（註：《現代化新論》，第108頁。）
關於國際環境對於中日兩國的影響，研究者之間也存在意見分歧。有人認為國際環境固然對日本更有利，但歸根到底是由日本國內的積極因素所爭取得來的。（註：前揭黃逸峰、姜鐸文。）有人則認為19世紀90年代以前中日近代化成效的差異，主要不應該從外部找原因。（註：《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第10頁。）
有學者聯繫甲午戰爭前夕中日統治者對形勢的認識和判斷，比較了雙方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水平和看法。戰爭前夕，清朝當權者誤以為日本不敢挑戰，列強會站在中國一邊，故以主要精力爭取列強調停，而將軍事準備置於次要地位，戰未開已陷於全面被動。相反，日本對於清政府在爭端中的反應、對策、當權者的心態卻有準確的預料，在沙俄聲稱幹預、英美態度尚不明朗的形勢下，能看出它們各自的真實立場和政策變化趨勢，因此放膽挑戰，取得完全主動的地位。這種局面是由雙方對彼此的了解程度、對歐美列強的認知水平、對國際公法和國際均勢的熟悉程度不同所造成的。（註：李少軍：《論甲午戰爭前夕中日統治者對形勢的認識和判斷》，《武漢大學學報》1994年第5期。）[NextPage]
五、社會
近代中日都程度不同地發生著社會變遷，一些學者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
關於19世紀後半期的社會環境。有人認為，中國在歷史上形成的文化優越感導致閉關文化，窒息了中國文化自身的創新和向外國先進文化學習的活力，而日本社會則以積極攝取域外文化為主流，形成開放文化，有利於西學的傳播。這樣，在面對現代化潮流時，中國社會的阻力大，反應遲緩，日本社會則阻力小，反應敏捷。（註：楊立強：《社會環境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19世紀後半期中日兩國比較研究》，《復旦學報》1990年第4期。）有人著重從經濟、政治狀況和社會變革力量等方面對比19世紀後半期中日社會環境的差異。日本的資本主義因素迅速成長，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因素在自然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幾乎等於一粟，兩國近代化依憑的物質基礎相差很遠。中國封建頑固勢力遠較日本強大，中國的封建統治還遠沒有達到同時期日本封建統治那種分崩離析的程度。中國當時也不存在像日本的下級武士那種代表資本主義向封建統治制度衝擊的革新力量。（註：前揭徐泰來文。）
關於在不同社會環境中人的主體活動，人們的看法不盡相同。有人認為，在中國當時的環境下，即使是最大的天才，也導演不出明治維新的戲來。（註：前揭徐泰來文。）有人則認為，對於社會環境，洋務派是消極遷就多於積極改造，而日本資產階級和維新志士是積極改造多於消極遷就（註：前揭楊立強文。），不能將當時中國落後於日本的責任一股腦兒推之於客觀因素。（註：黃逸峰、姜鐸：《洋務運動總論》，《學術月刊》1983年第1期。）
關於士人與下級武士在兩國近代社會變遷中所起的作用。有學者在考察了兩者產生和演化的歷史後指出，士人與中國文化一樣古老，漢代以後完全臣服於統治階級，有作為者不多。日本武士產生於8世紀以後，文武兼習，富有才幹。德川幕府統治末期，中下級武士因生活困窘，成了舊制度的送葬人和新制度的助產士。就整體而言，中國士人比日本武士多了一些經史學問，但少了一些擔當氣魄和活力，他們多行諸文字而少有行動，尤其不敢冒險犯難以求取新知、開創新局，這種情形到了封建社會後期越發嚴重。（註：羅福惠：《日中兩國的傳統文化與早期現代化的成敗》，《史學月刊》1995年第2期。）有學者則著重於分析士人和下級武士與各自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利害關係，以及兩者思想觀念的歧異。中國的紳權與封建皇權是生死與共、唇亡齒寒的關係，但在日本德川幕府末年，下級武士的物質生活與農民一樣悲慘，同時，日本按血緣和世襲制度維持的社會結構的非合理性，也為下級武士對現行制度採取批判性態度提供了結構性條件。所以，中國士紳階層在整體上對封建制度和秩序的維護遠勝於日本武士。從思想觀念來看，中國士紳階層注重綱常倫紀和封建秩序，而日本武士的「軍事儒學」以「忠」為核心，忠誠的對象是主子而不是制度，這就給下層武士在幕府、天皇兩個統治中心相衝突時選擇效忠對象提供了意識形態背景。（註：丁麒剛：《晚清中國士紳為何沒能成為推進現代化的民間力量——中國士紳與日本武士之比較》，《江海學刊》1993年第2期。）
關於19世紀中葉中日開放口岸的社會變化。有學者以上海和長崎為考察對象，分析了這兩個開放口岸的不同。就民間擇業取向而言，上海開放後，商業在成為接納西方文明的突破口的同時畸形發展，但近代科技知識的引進和傳播及新式製造業，在民間未得到相應發展。長崎雖在近代以前就是日本對外通商口岸，但在世襲等級身份制度下，沒有發生四民集中流向商業的擇業風尚，近代以後的變化主要是在各種職業內部發生，形成新的職業分工，對接納西方文明和向近代化發展較為有利。就消費風氣而言，上海開放後民間爭趨奢華，不利於資本積累與工商業發展，而長崎市民卻抑制奢侈浪費，提倡節儉生活。就道德狀況而言，上海原有的人際交往準則失去道德約束力，投機因素大大增加，不利於商業正常發展，而長崎保持著以社會階層間的縱向義務關係為基礎的個人責任倫理，為日本人同化資本主義文明提供了良好的先期條件。（註：李長莉：《中日民間倫理與近代化之比較——對19世紀中葉上海和長崎社會風尚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5年第6期。）[NextPage]
六、思想文化和教育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戴季陶、郭沫若等人就特別重視中日兩國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差異。近20年來，思想文化依然是研究者普遍關注的課題。同時，隨著教育對於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意義日益凸現，中日近代教育的發展也成為重要話題。
關於文化傳統。郭沫若認為，中國古代文化歷史太久，光輝太燦爛，往往視歐美為夷狄，對於新文化、科學知識不易接受，這在變革時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而日本傳統文化的負擔沒有中國重，易於學習外來文化，所以走得較快。（註：前揭郭沫若文。）他的觀點迄今在學術界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日本學者井上清的類似見解，也常為我國學者所徵引。（註：他說：「中國在幾千年的長時期內，就東方和東方人所知道的範圍來說，實際上是文化的源泉和中心，所以中國人當然會以『中華』自豪，對於近代西洋與其文化，不容易虛心學習。與此相反，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曾吸取朝鮮、中國和印度的文化，來培養自己的文化，所以在了解外國文化與認識其價值方面，不受中國人那樣的歷史的限制。」見井上清《日本現代史》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217頁。）
近年有論者進一步指出，日本文化是複合型的，神道、儒學、佛教和蘭學和而不同，互相補充，既有穩定社會的功能，又能不斷吸納新質而使自己生機勃勃。中國在近代以前基本上是單一文化，主流實為儒學的一脈相承，有強烈的同化異質文化的特徵，對不易同化者就會拒斥。它具有較大的穩定社會的功能，但容易趨於保守，且因難於吸納新質而使自己停頓。（註：前揭羅福惠文。）但也有學者認為，日本文化的外向性和開拓性固然更多一些，但用「僵化的模式論」來比較中日文化，不利於總結出真正的經驗教訓。（註：《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第10-18頁。）
有學者對中日傳統倫理觀作了對比，認為中國以「孝」為根本，「忠」以「孝」為依託，而在日本，「忠」的觀念成為行為規範和價值準則，對「孝」的理解則接近於中國社會所強調的「忠」。（註：高夫、佐文：《中日忠孝觀念的差異及其文化源流》，《日本問題研究》1993年第3期。）有學者對中國明朝中葉以後和日本江戶前期以後的「實學」思潮進行比較，注意到中國實學是「經世實學」，強調社會變革、學風轉變，反對程朱陸王末流而不反孔孟，不過是中國儒學的自我調節，不具備近代學術的許多基本屬性，使清末改革思想推遲出現，自身也過早衰亡。日本實學是「開明實學」，它形成了經驗合理主義，提倡研究經世濟民的學問，認真探求自然科學，大膽攝取西學，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普遍、深刻的影響，且發展速度很快，成為推動日本社會近代化的原動力。（註：李蘇平：《中、日、韓實學比較》，《哲學研究》1995年第4期。）
有學者考察了中日華夷史觀及其演化，認為「華夷」論是以中國中心論為特徵的古代國際秩序論，經過不同時期的發展形成「夷夏之防」的思想，導致歷史上中國知識人沒有培養出向國外學習先進技術的習慣，延續到近代，使中國吸收西方文化所遇阻力不小。在日本，「華夷」史觀也有過發展，但在近代，攘夷運動失敗以後，輕視西方的思想從根本上受到批判與糾正，「開國論」支配了思想界。在中日華夷史觀的演變中，中國本來走在前面，魏源的《海國圖志》、《聖武記》輸入日本，對日本對外觀的演變發生過很大的影響。（註：盛邦和：《中日華夷史觀及其演化》，《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有學者對近代以前的中日儒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日本儒學對中國儒學進行了取捨、改造和發展，在文與武、孝與忠、禮義與功利、自我修養與實用、復舊與創新等方面，中日儒學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日本儒學在體系上還與其固有的神道及兵學結合，並發展到與西學融合，雖然在中世紀它一度成為政治道德的主導思想，但隨著西學的漸入，其地位很快跌落下來，且在民眾中沒有多少市場。正因為近代以前中日儒學有上述不同，所以對兩國社會發展的作用也不相同。（註：趙雲旗：《中日儒學比較研究》，《探索與爭鳴》1991年第6期。）關於儒學在近代中日兩國的命運，有論者指出，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日都曾出現過以尊孔、立「國教」為特徵的「保教」、「立教」浪潮，同樣是以儒教為救國之策，但最終日本獲得了成功，而中國卻拋掉了發祥於本土的「國教」。其原因在於，日本儒學中反民主反工商的兩大負面特徵在前近代早已被衝淡，且受到了商人倫理的改造，到了近代又因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福澤諭吉等人的工作，脫胎成「資本主義倫理」。相反，儒學在中國前近代所受批判顯然不足，對於近代化的作用只是阻礙而少有促進，加之中國近代的市場經濟不發達，市民階層力量微弱，民族矛盾尖銳，重振道德規範的企盼被淹沒於救亡圖存的浪潮之中，遂使儒學改造工作難以順利進行。（註：盛邦和：《儒學在近代中日兩國的不同命運》，《探索與爭鳴》1994年第6期。）
關於西學的傳入與兩國的因應。在中國和日本，西學的傳人均始於近代以前，兩國的因應之異也從近代以前就明顯表現出來。有學者對近代以前西學傳入中日的總體狀況進行了考察。中國接觸歐洲近代文化的開始時間與日本相差無幾，但從接觸西學的群體來看，中國基本上限於宮廷和官僚，未遍及於一般社會，而在日本則滲透到民間。從對近代歐洲文化的研究和傳播來看，在中國主要是傳教士在宮廷中從事譯書，而在日本則是由幕府與諸藩組織日本人翻譯西書，同時民間也出版翻譯的西書。從吸收西學的內容來看，日本在18世紀蘭學興起後，所學的東西要比中國廣泛得多，譯書的數量與質量也都優於中國。（註：趙建民：《中日兩國的吸收歐洲文化及其「近代化」》，《復旦學報》1990年第2期。）有學者特別注意到，1720年清朝康熙帝開始禁止西方的傳教活動，走向閉關之路，而同年德川將軍吉宗卻下令放寬對與天主教無關的荷蘭書籍的進口限制。中日統治者的不同舉措，成為後來兩國不同命運的分水嶺。（註：呂萬和：《明治維新與中國》，東京，六興出版株式會社1988年版，第258頁。）有學者比較了閉關時代中日認識西方的情報系統。日本通過「風說書制度」、「漂流民貿易民見聞」、翻譯西書三個途徑獲取外部世界的情報，吮吸西洋文化。在中國，清政府從未通過來華的西方人了解外部世界，赴南洋貿易的百姓和漂流民所掌握的西方情報，也很難在國內傳播，更不能反饋到權力中樞。同時，西學的翻譯和傳播也基本上處於空白狀態。（註：田毅鵬：《略論鎖國閉關時代中日認識西方的情報系統》，《日本研究》1994年第2期。）有學者考察了近代以前中日研習西語之異。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清朝吸收西學、與西方國家打交道，完全依賴西人作為語言媒介，自身沒有西語基礎，使西學傳播在近代以前乃至於近代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操縱在西方人手中，而日本從17世紀以來一直研習荷蘭語，後又將研習範圍擴大到俄、英、法、德語，故當國門打開時，日本人已掌握多種西語，在此基礎上迅速形成了日本自身的高水平西學傳播主體。（註：李少軍：《論甲午戰爭前中日兩國的西學傳播主體之異》，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中日在國門打開前後都展開了世界史地研究，有學者對此作了比較。明末清初西方傳來的世界史地知識在中國長期被絕大多數士大夫排斥，然而傳到日本之後卻廣為流行。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世界史地知識水平反不如明朝末年，而同時期的日本卻推出了世界史地集大成的代表性著作，水平明顯高於中國。鴉片戰爭後，兩國先進思想家都致力於傳播世界地理知識，介紹西方政治歷史概況，探討禦侮自強之道。但是，中國的研究從50年代後呈退潮趨勢，而日本的研究從鴉片戰爭後到50年代經歷了兩次高潮。從社會傳播角度來看，世界史地著作在日本社會流傳和影響的程度都明顯地高於中國。（註：田毅鵬：《鴉片戰爭前後中日兩國世界史地研究比較論》，《社會科學輯刊》1993年第3期。）
有學者對西學在近代中日兩國的傳播狀況作了考察。19世紀60年代前後，西學在日本的傳播要比在中國及時有效得多。日本引進和仿製西方近代化武器裝備的活動從中國鴉片戰爭失敗後便開始了，而中國相似規模的活動一直到太平天國對清廷構成致命威脅時才被迫開始。宣傳「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海國圖志》，在日本引起廣泛共鳴，在中國卻難以發揮同樣的影響力。西學在日本更為及時而有效的傳播，對日本的改革產生了重要作用。（註：王少普：《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前後西學在中日傳播的比較》，《學術月刊》1990年第5期。）
洋務派與明治維新派對待本國與外來文化關係的主導思想，是許多研究者感興趣的問題。相關著述中，最常見的做法是分別以「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作為兩者的標識，考察各自形成的背景、具體內容、內在邏輯與實際運用。有論者指出，兩種思想都包括「中」和「西」、「體」和「用」這兩對範疇。開始時都以本國的傳統思想為「本」、「體」，以西方近代文明為「輔」、「用」，只是「中體西用」更強調中體即綱常名教，更強調政治體制不可交易、不可動搖，把中體和西用割裂開來，而「和魂洋才」並沒有強調傳統不可變易，而是強調東西方思想的融合，具有兼收並蓄的意味。在兩種思想的運用上，中國是被迫引進西方文化，日本則是主動積極引進和吸收西方文化。洋務運動只局限於引進西方器物層面，明治維新則能兼取西方文化各個層面之長。（註：江秀平：《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指導思想之比較》，《廈門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兩者的內涵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即學習西方的內容從物質文化和科技逐步延伸到西方先進政治制度和發展民族工商業，在本國的「體」與「魂」中逐步納入西方的政治學說和制度。（註：蘇中立：《「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之比較》，《貴州社會科學》1992年第12期。）另有學者則強調兩者旨趣全然不同，因為它們源於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它們的內在邏輯也不一樣——「魂」與「才」之間是可以自由轉化的，但「中體」與「西用」之間卻沒有調和餘地。（註：李廷舉：《「和魂洋才」與「中體西用」的比較》，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學》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頁。）兩種思想的倡導者和他們的出發點迥然有別，「中體西用」的倡導者大都是洋務官僚及其代理人，他們以維護封建統治為己任；「和魂洋才」的倡導者則主要是主張改革的進步思想家和維新運動的啟蒙思想家，他們強調的是制度創新、體制轉軌。（註：嚴清華：《中日近代化之初的兩種對外開放觀》，《經濟評論》（武漢）1995年第2期。）然而，也有研究者認為「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沒有本質差別。「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在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和魂洋才」在日本取得成功，而「中體西用」在中國卻遭到失敗，主要應從國家政權、社會經濟條件方面找原因。（註：《現代化新論》，第284頁；羅榮渠：《現代化新論續篇——東亞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頁。）
關於近代啟蒙思想。研究者主要圍繞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的思想展開研討。有人認為，在嘗試進行政權變革的過程中，戊戌維新所包含和宣傳的思想內容比明治維新廣泛、進步得多。日本維新派「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指導思想，與中國洋務派的「中體西用」如出一轍，而戊戌維新人物是以社會進化論及有機論和天賦人權作為對抗封建專制的理論武器。在群眾性啟蒙工作的廣度深度上，戊戌維新也超過了明治維新——當時民辦報紙從19種增加到70種，變法失敗後維新報刊反而更加勃興，而明治維新期間的日本沒有出現有代表性的近代報紙。對於西方資產階級學術理論的介紹，日本比較遲緩，而在戊戌變法前後的中國卻很迅速。（註：前揭吳廷嘉文。）
有學者考察了1890年前後至20世紀初年、幕末明治初年至1877年前後的中日近代思想啟蒙運動，分析了兩者的異同。兩者都旨在維護民族獨立，推進國家的近代化以與列強抗衡；都不同程度地受過早期啟蒙思想的影響，並吸收西方近代思想形成自己的啟蒙主張；都把批判矛頭指向封建專制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宣揚近代資產階級自然人性論和功利主義，鼓吹近代民主主張，以實現社會和政治的變革；最後都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倒向傳統，政治上轉向保守和反動。相異之處在於，在展開時間上有巨大差距；中國啟蒙思想家多兼啟蒙與政治改革二任於一身，而日本啟蒙思想家並未與實際政治運動發生直接關係；就思想本身來說，前者的西學素養大多不及後者，傳統思想成分一般多於後者。（註：崔世廣：《近代啟蒙思想與近代文化：中日近代啟蒙思想比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66頁。）
有學者從哲學、社會歷史觀、政治思想、道德學說等方面，對明治、戊戌啟蒙思想加以比較，得出如下看法：兩者的哲學思想都包含唯物與唯心因素的對立和分歧，但前者的實效意味較重而後者的思辨色彩較濃，前者的西方近代哲學痕跡較深而後者的傳統哲學色彩較濃，前者的總體傾向是唯物主義，而後者除嚴復外總體傾向於唯心主義。在社會歷史觀方面，兩者同樣具有形上學傾向，本質上都是唯心史觀，但由於各自所面臨的現實不同，前者著重提倡文明發展，後者強調變化發展。在政治思想上，兩者都持有自由平等民主的主張，但因各自的歷史條件與任務有所不同，前者側重於協調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穩健但趨向保守，而後者重在批判封建專制君權，伸張民主權利。在道德學說方面，前者的主旨在於建構新的資產階級道德標準，後者重在砸碎封建主義道德枷鎖。（註：崔新京：《初論中日近代啟蒙思想》，《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有學者對比了中日近代啟蒙思想中的「人」範疇，認為前者的內涵是博愛、平等、自由，後者的內涵是文明、獨立、幸福；前者來源於深厚的傳統文化，後者來源於西方的實證主義；前者是倫理型人學，後者是實證型人學；前者無助於中國近代化，而後者促進了日本的近代化。（註：李蘇平：《中日近代新學「人」範疇比較》，《日本研究》1991年第4期。）
關於文學的近代轉軌。有論者指出，日本文學完成從傳統向近現代的轉軌，是在1870至1890年間，表現為摒棄以文學作為勸善懲惡工具的觀念，而代之以反映人情、世態風俗的寫實主義和直抒胸臆、展現個性的浪漫主義，實現了文學作品的「言文一致」，西方近代文學理論與文學作品大量輸入。中國文學的近代轉軌遲於日本30年左右，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才全面完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外來文化的刺激對中日文學的近代轉軌起了決定性作用。導致中國的轉軌大大滯後於日本的原因在於：明治政府和晚清政府的政治結構、立國政策不同；中國近代沒有發生日本那樣的自由民權運動，五四以前也沒有真正的啟蒙運動；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大大落後於日本，因而未能造就像日本那樣大的新文學讀者群，中國近代新聞出版業的發展也比日本緩慢。（註：徐靜波：《近現代中日文學發展的軌跡及其相異性》，《日本學刊》1995年第4期。）
關於近代教育的發展。中日的近代教育起始於19世紀60年代前後，但發展速度和水平相差懸殊，這對兩國近代化的遲與速影響至深。部分學者對此進行了比較研究，以期從中總結經驗和教訓。從基礎條件看，兩國的傳統教育制度有科舉制和等級身份制之分，前者難以打破，而後者可以通過社會政治變革迅速消除。日本的國民教育在德川時代已在醞釀，而中國即使在國門被打開後的20年中，實用性教育仍未啟動。中國沒有經歷過類似日本「蘭學」和「洋學」的啟蒙，也缺乏日本西南雄藩那種改革力量，加之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使教育發展的動力不足，也使教育近代化的難度比日本大得多。從近代教育推進的過程看，中國新式學校的建立、留學生的派遣、近代學制的推行都晚於日本，且在1905年以前一直不能排除科舉制的嚴重阻礙。在指導思想上，日本著眼於適應近代化需要和提高全體國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故尤重普及義務教育，兼顧中等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高等教育，做到有序發展，而洋務派從辦洋務、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出發，獨重英才教育，故在19世紀後半期沒有普及義務教育的意識，不能使新式教育自成體系。就兩國新式教育與傳統的聯繫而言，雖然都重視傳統道德灌輸，但中國為此所用時間至少比日本多一倍。在教育行政方面，日本在明治維新中產生了文部省這樣的教育領導機構，而中國的中央教育領導機構則遲至1905年以後才設立。（註：參見陳月清《洋務運動時期與明治維新時期教育改革之比較》，《文史哲》1983年第3期；陳靜《近代中日教育得失論》，《蘭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商麗潔、田正平《清末教育改革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教育改革的比較研究》，《教育研究》1997年第7期。）有學者對19世紀後半期的中日留學教育作了比較。論外派留學生人數，日本在甲午戰爭前是中國的4倍多。論留學科目，中國在甲午戰爭前僅限於軍事船政，而日本1862年首次派出的留學生中就有人學習西方政治、經濟、法律等，明治時期更是社會科學和應用科學一應俱全。論留學人員的選拔，洋務派的資格規定仍未擺脫身份主義，明治政府則迅速實現了從身份主義向能力主義的過渡。論留學生在外學習的效果，因與本國新式教育銜接情況不同，中國留學生出國時文化程度較低，故見效慢，而日本留學生的層次很高，見效快。論留學管理，日本比中國開放。論對留學人員的使用，甲午戰爭前的中國歸國留學生，沒有人像日本歸國留學生那樣擔任決定國家方針政策的要職。（註：參見張明洋《中日近代留學教育比較》，《日本研究》1992年第3期；《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第562頁；辛欣《甲午戰前中日留學教育之比較》，《遼寧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NextPage]
七、人物
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尤其是在近代中日發生巨變的過程中，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對於歷史進程的影響特別突出，因而比較近代中日相同或相近類型的人物，不失為認識當時兩國狀況的一個有效途徑。加之在19世紀後半期，兩國面臨著諸多同樣的課題，各自的代表人物對這些課題的因應有很強的可比性，從中發現異同，也頗能啟發思考。
林則徐與渡邊華山。他們處於同樣的時代條件下，並且分別擔當「馭夷」要職，致力於了解外部世界，都達到了當時本國對西洋問題認識的最高水平。他們的差異在於：林的視野還不似渡邊那樣寬闊、系統；渡邊站在新舊社會的高度來看待西方社會與東亞及日本社會，而林還不可能從東西不同社會原理的高度來理解當時危機的深刻程度。兩者產生差異的原因在於：當時各自的西學積累相去甚遠，對外形勢也有緊迫和相對緩和之分。（註：趙德宇：《從林則徐和渡邊華山看近代轉折點上的中日西洋學》，《日本研究》1995年第3期。）
魏源與佐久間象山。他們雖然都是處於歷史轉折關頭的思想家，但各自所處的文化環境不同：當時的日本已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學思想體系與儒學的合理性、日本固有的邏輯思維並存，而中國還是經世致用的今文經學與考證學對立。因此，兩者的思想也就各異：佐久間的合理思想是朱子學合理主義加上西方經驗主義和重視試驗的精神而形成的，認識到研究自然科學的態度是指導所有學問的基礎，將朱子學的功能限制在道德領域，走到與朱子學固有的觀念相牴觸的邊沿。魏源卻沒有改變傳統思想的核心部分，雖然認為必須接受西方長技，但所信奉的「器變道不變」思想，使他最終沒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學精神和理性主義。（註：參見吳廷ｑｉú＠①主編《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39-351頁。）
魏源與吉田松陰。他們都主張師夷長技、禦侮圖強，差異在於政治主張有緩進與激進之分，前者坐而論道，後者起而實行；前者的主張在本國得不到響應，而後者的思想卻推動了倒幕；前者始終著眼於抵禦外侮，沒有對外擴張意圖，但後者卻有十分強烈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註：遲雲飛、袁方蓮：《學習西方：魏源與吉田松陰的比較》，見劉泱泱等編《魏源與近代中國改革開放》，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528頁。）
魏源、馮桂芬與橫井小楠。在對外觀方面，魏、馮尚未認識到世界聯成整體的深刻意義，而橫井卻看到在此趨勢下日本只有主動面向世界才會有前途；魏、馮沒有明確主張學習西方政治、經濟制度，而橫井則對這些予以高度讚揚，並以之對比、批判本國現行制度；魏、馮沒有拋棄華夷觀念，橫井則加以根本否定；魏、馮希望維持在閉關政策下形成的對外關係格局，而橫井則深刻批判閉關鎖國違反時代潮流，形成了具有鮮明開放特色的對外觀。在富國思想方面，魏、馮的經濟理念尚未超出農本商末框架，雖然對於民間採礦、辦廠予以一定支持，但還不是將近代民間經濟發展作為理想與希望，不曾主張政府有支持、扶助民間發展近代經濟的責任和義務。橫井在經濟理念上形成了普遍實行商品交換、各種產業廣泛發展的近代觀念，將「富民」作為「富國」的根本問題，明確主張官府對民間發展經濟予以支持、引導、保護。外貿也被橫井視為開闢本國產品市場、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就強兵思想而言，魏、馮與橫井同樣以學習西方、建設新式海軍作為重點目標，差異在於對世界軍事發展趨勢的認識與重視程度不同，對於吸收西方軍事制度的要求不同。在政治改革思想方面，魏、馮雖然主張改革，但都認為不能改變社會根本制度及其原理，而橫井心目中沒有不可改變的「理」，沒有限定政治改革的範圍，其實際政治主張具有鮮明的根本改造幕府體制的性質。（註：李少軍：《迎來近代劇變的經世學人：魏源與馮桂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327頁。）
慈禧太后與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學習新知識，追隨世界潮流，大力推行明治維新運動，終於使日本實現了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卻相形見絀，根本不具備近代意識，一心維護和鞏固個人權勢，對國計民生並無遠大抱負，不可能推動中國近代化順利實現。（註：姜鐸：《慈禧與洋務運動》，《歷史研究》1991年第4期。）
李鴻章與大久保利通。他們在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時期分別為兩國重臣，政治地位十分接近，但在中日不同的環境下，大久保接觸西方文明的時間、深度以及從事近代化試驗的時間、規模，均超過李鴻章。他們都把「開明專制」作為近代化的第一步，都認為近代化活動的核心工作是工業化，但大久保完全以民辦為中心，而李雖歡迎民辦工業的發展，但未認識到它的關鍵作用。他們都認識到政治民主化是中日兩國的發展方向，但都將它置於經濟近代化之後，作為近代化的第三步。（註：姚傳德：《李鴻章與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比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他們都是中日兩國社會由傳統向近代轉型過程中的開拓性人物，但李仍是封建官僚，而伊藤主要追求的是近代資本主義的方向。李對西學的了解始終非常淺薄，而伊藤的近代頭腦和求知識於世界的態度是李所絕難比擬的。李採取片面以軍事為中心的產業政策，忽視民用企業的意義，且始終奉行「重官」方針，延誤了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時機，而明治政府和伊藤具有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思想。李恪守「中體西用」原則，伊藤則是政府中倡導「歐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在政治改革方面既囿於見識，更缺乏膽略，而伊藤卻是明治維新後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動者。李與伊藤的上述差異，除了他們自身的階級屬性不同這個原因之外，也是由於他們各自代表的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在近代化層次上有根本差異，李的客觀政治處境也比不上伊藤。（註：劉學照：《論李鴻章和伊藤博文——19世紀中日近代化軌跡的投影》，《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梁啓超與福澤諭吉。他們都是近代思想啟蒙的健將，對各自國家思想界的影響力也能相提並論，但兩者在思想上有很大差異。梁在日本接受了福澤的文明開化觀，但沒有擺脫「中國中心意識」，而福澤在東西文明問題上超越了「恥辱」和「驕矜」的文化心態。兩者都重視智德，但福澤是以智慧優先，倡導自然科學和獨立精神，而梁在看到科技知識在近代文明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時，又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儒家道德主義傾向。兩者都認識到制度近代化與人的近代化的內在聯繫，從而把國民的文明素質視為政治民主化的關鍵所在，但福澤是以「文明」作為衡量政治體制優劣的惟一標準，而梁在對抗革命運動中對於君主立憲制的追求，卻表現了一種偏執的政治迷信。（註：高力克：《福澤諭吉與梁啓超近代化思想比較》，《歷史研究》1992年第2期。）兩者在政治革新問題上，都主張採行英國式君主立憲制，反對暴力革命，並把制度革新與國民素質改造緊密結合起來，屬於保守而非激進的一翼。但福澤批判的對象，不僅是專制的政治制度，還包括與之相關的一切人際關係和惡習陋俗，涉及社會組織、階級結構和經濟關係的改造，而梁則主要針對官僚政治體制，較少涉及社會結構改革。福澤的政治革新主張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而梁的主張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反映出各自的文化傳統和所受西方自然科學薰陶的程度不同。福澤明確區分了政治和非政治領域，使之保持平衡，梁則將政治革新作為現代化成敗的關鍵。（註：徐劍梅：《福澤諭吉和梁啓超的政治革新觀比較》，《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
嚴復與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他們都是傳播西學的巨擘。有學者從翻譯文化史的角度對他們加以比較，闡述了他們對待西方進化論與自由思想的異同。嚴復與加藤對於進化論在中日的傳播分別發揮了最主要的作用，都吸收了進化論中的萬祖同源、漸進進化、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三個要素，並且都最重視第三個要素。但兩者攝取這些理論的目的，因各自的社會環境不同而各異，加藤用以否定天賦人權論，為強權辯解，而嚴復則是為了服務於中國的「自強保種」。在譯介西方自由思想方面，嚴復與中村正直在中日分別首開其端，並且同樣選擇了約翰·穆勒的On Liberty作為譯介對象。穆勒原著重視個人自由，主張限制社會對個人自由的幹預。中村在譯介中，本著注重個體意識解放和道德的自我修養與更新的觀念，從道德的意義上對自由加以發揮，同時強調自由要服從賢政和一般的綱常、法規。嚴復在譯介中則主要從啟蒙從而救國的需要出發，不注重個性自由的發展和限制社會對個人自由的幹預，並從一開始就對自由概念本身加以規定性極強的界說。從兩者的譯介所產生的影響來看，中村動搖了日本舊的思想規範，給予民眾的啟蒙是深刻的，而嚴復的影響遠不能與中村相比，其影響世人的主要是自由須有權界說。他們之間的差異，主要是當時兩國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西學積澱不同所導致的。（註：王克非：《中日近代對西方政治哲學思想的攝取——嚴復與日本啟蒙學者》，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9、74-76、81-83、93-97、122-128、145-150頁。）[NextPage]
結語
基於以上介紹，筆者認為，近20年來近代中日比較研究的成果是豐碩的。眾多研究成果，不僅增進了人們對中日近代發展歷程的了解，而且還在許多重要問題上提出了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見解。其中，關於中日前近代若干問題的比較，澄清了學界內外廣泛存在的認為兩國近代之初處於相同起點上的誤解，促使人們更加全面、深入地思考造成近代中日間差距的原因；關于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和明治維新及兩國近代人物的比較，有助於人們更準確地認識和更恰當地評價這些運動與人物；關於兩國近代經濟、軍事、教育的發展及社會變遷的對比，凸顯出國家政權對於近代化進程的重大影響（包括正面的與負面的）和社會制度變革的重要性，有助於人們認清，解決國家政權問題、根本改造舊的社會制度是中日近代化的基本前提；關於兩國處理對外政治、經濟關係的比較，則證明，在非常不利的國際環境下，只有在爭取民族獨立的同時積極主動走向世界，才最有利於本國的近代化；關於中日吸收西學的比較，也頗能昭示兩國在吸收和利用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明察妨礙國人形成開放意識和心態的深層因素。
當然，不足與欠缺也是存在的。這在一些研究者對於比較對象的了解程度、資料佔有和研究取向上都有表現。
相對於單一對象的研究而言，比較研究的涉及面更寬，因而充分了解比較對象是起碼的要求。但在近代中日比較中，有些研究者對不屬於其學科領域的比較對象缺乏足夠的了解。這裡不妨舉兩個例子。其一，關於日本的「和魂洋才」的看法問題。前文提到，眾多論者都將「和魂洋才」作為明治維新的指導思想，來與洋務派的「中體西用」做比較，但他們對「和魂洋才」的確切出處與來歷，幾乎都不甚了了。被一些論者當做這種思想的主要代表的佐久間象山、橋本左內、橫井小楠，實際上都沒有講過「和魂洋才」，即便他們的基本觀念與「和魂洋才」相通，也不能據以說明它就是明治維新的指導思想，因為他們只是維新前的先驅思想家。在明治維新時期，啟蒙思想家自不必說，就是政府要員，也都沒有用過「和魂洋才」的說法。目前所知，這個詞最早出自明治後期著名作家森歐外發表於1911年的戲劇作品《馬尾藻》。筆者認為，直到1889年天皇制國家體制確立之前，作為明治維新主導思想的，並非「和魂洋才」，而是由福澤諭吉等倡導並成為全社會流行語的所謂「文明開化」，它著眼於全面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特別是其近代精神。而某些論者所說的「和魂洋才」，就其內涵來說，大體相當於當時持文化保守態度的一類人的觀念。（註：參見家永三郎為《日本國史大辭典》第14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年版）所撰「和魂洋才」詞條；丸山真男《讀〈文明論之概略〉》上，東京，巖波書店1986年版，第119-123頁；桑原武夫《明治革命與日本的近代》，《桑原武夫集》第8卷，東京，巖波書店1980年版，第455-457頁；河野健二《日本人的價值意識的變遷》，見其論文集《日本的近代與知識人》，東京，巖波書店1995年版，第224-226頁。關於「和魂洋才」的出處問題，筆者運用了日本愛知縣立大學森正夫教授提供的資料，謹致謝忱。）誤將「和魂洋才」作為明治維新的指導思想，說明相關論者對當時日本思想界的狀況缺乏真切的了解，據此做出的比較自然不免發生偏差。其二，不少論者認為，日本維新派較之中國維新派更富於謀略，更精明強幹，兩者成敗各異與此頗有關係。實際上，這也是昧於明治維新實際狀況的一種主觀臆想。揆諸史實，在引發維新的倒幕運動中，日本維新派在政治上還談不上老練成熟，倒是因盲動和蠻幹而一再受挫、失敗，就連至關重要的長州、薩摩兩雄藩的聯盟，也是在雙方經歷了嚴重的敵對狀態後才達成的。日本維新派因缺乏政治鬥爭經驗而付出的血的代價，大大超過了中國維新派，他們真正不同於中國維新派之處，在於能夠屢敗屢起，最終取得勝利，而後者卻沒有承受失敗的起碼的迴旋餘地。
除了對於研究對象了解不夠之外，還有一些研究者受語言和其他條件的限制，所用關於日本的資料基本上都是轉引，對日本學界最新的相關研究成果也極少注意，更談不上充分吸收。資料佔有的不充分，還直接影響到研究取向，使得開創性的、細緻深入的實證研究不多，只依據常見史實發宏論者不少，而那些宏論往往只是將早已有之的認識、觀點變換一下表述方式，對於學術研究並無實質性推進。
再就研究方法本身來說，對於如何把握比較的標準、尺度，怎樣避免主觀隨意性而確保比較的客觀有效，還缺乏深入的理論探討，必要的操作規範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或許是受此影響，一些在史學研究方面本來訓練有素的學者，也往往將比較對象的歷史前提、特定條件撇開不論，孤立地就一些現象比高低論長短，得出貌似有據但實際上不能成立的結論。有的人甚至憑自身的推想，生造出比較對象所沒有的近似性、共同性（如說李鴻章與大久保利通都主張「開明專制」，都將政治民主化作為近代化的第三步云云），頗有將歷史人物神話化之嫌。
在筆者看來，彌補上述薄弱環節，矯正不良學風，對於提高近代中日比較研究的水準來說，實屬當務之急。
學術研究史反覆證明，任何高水平的成果，都是長期鑽研、付出艱苦努力取得的。可是在近代中日比較研究方面，偶爾為之乃普遍現象，持之以恆者如鳳毛麟角，真正的專業隊伍還沒有形成。這正是造成上述欠缺和不足的重要原因。顯然，要將近代中日比較研究推向更高的層次，特別需要眾多既有紮實的研究功底又精通中日兩國文字的有志者全身心投入，進行不懈的努力。
近代中日比較研究具有跨學科的特點，但以今日專業分工之細，實難要求涉足中日比較者對於所跨學科都有精深的學養，故相關學科的溝通合作、優勢互補至關重要。但迄今為止，尚未看到不同學科在近代中日比較研究中通力合作的實例，各自為戰的研究者面對超出本學科範圍的問題，往往不能避短藏拙。這種局面不改變，要取得高質量的成果委實難乎其難。
國內全面展開正規的近代中日比較研究的歷史還不長，除了上述問題亟待解決之外，研究本身也還大有潛力可挖。從宏觀上說，此項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對比兩國近代化的快慢和政策措施的長短方面，還應進一步揭示由中日國情差異所決定的各自近代化道路的不同特色，以及兩者的互動關係，尤其對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殘暴壓迫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嚴重妨礙中國近代化的一面，應該加強研究的力度。從微觀層次上說，兩國企業經營管理中傳統與近代因素的關係，近代金融和交通運輸體系建立的過程及其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19世紀後期兩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兩國近代知識分子群體和學術體系的形成與特點，近代文化事業發展狀況，等等，也都有必要做深入細緻的比較研究。
筆者相信，只要我們付出艱辛努力，此項研究今後一定能夠更上一層樓，不斷推出富於開創性，內容充實，見解獨到深刻，對目前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借鑑意義的力作。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王加謬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