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先生 (1890 – 1974)，字藕舫，浙江紹興人。1910年，竺可楨考取第二批庚款公費生赴美留學，因此時的中國以農立國，為了振興中華，他放棄了研修多年的土木工程專業，選擇了伊利諾大學農學院。1913年獲農學學士學位後，又考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地學系，研習氣象學，28歲獲博士學位後，旋即回國，投身於科學救國的偉大事業之中。
竺可楨是中國地理學、氣象學研究的開拓者，也是中國科學史研究事業的奠基人。1916年，被譽為「科學史之父」的著名科學史學家喬治·薩頓先生（George Sarton, 1884 – 1956）在美國哈佛大學開設了科學史課程。正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的竺可楨對科學史產生興趣。他旁聽了薩頓的課程，並與薩頓進行交流，開始接受薩頓「科學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類進步的歷史」觀點，及薩頓提倡的「新人文主義」思想，認為近代科學的起源，在西洋亦不過三百多年的歷史，而中國科學的不發達與國人向來讀書不求甚解、無病亦作呻吟的態度大有關係。研究科學史就是要在不斷追求真的同時，也不懈地追求美和善，達到真、善、美的完美統一。為此，竺可楨制定了「理想」科學家的標準：（一）不盲從，不附和，一以理智為依歸。如遇橫逆之境遇，則不屈不撓，不畏強御，只問是非，不計利害。（二）虛懷若谷，不武斷，不蠻橫。（三）專心一致，實事求是，不作無病之呻吟，嚴謹整飭，毫不苟且。為了實現這一理想，竺可楨毅然走上了自然科學史、特別是中國科學史研究的道路。
《科學》雜誌早期科學與科學史論文主要撰稿人
1914年夏季，在美國求學的，以任鴻雋先生為首的9名庚款留學生，在接受現代科學知識的同時，深感西方列強因科學發達而致實力迅速強大，自己的文明古國因長期愚昧落後卻使國力每況日下，且屢遭凌辱，他們抱定了「科學救國」的偉大志向，聚集美國康奈爾大學，商議籌辦《科學》雜誌，向著大洋彼岸的國人吹響了提倡科學，興辦實業，傳播知識的號角。次年1月《科學》創刊號在上海發行。雜誌「專以傳播世界最新科學知識為幟志」，「求真致用兩方面當同時並重」。雜誌文章分為6類：科學通論、各科知識、科學史與科學家、科教事業發展、科學新聞與知識小品。仍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的竺可楨，積極響應，並成為了雜誌的編輯員。從1916年起，以他學到的先進知識和科研心得，為雜誌撰寫了許多科普和考證論文，傳播自然科學理論、介紹國外的先進科技，宣傳古代中國的發明創造。在1916年到1927年的11年間，《科學》雜誌共收入了他的科學論文和譯文三十一篇。竺可楨和其他《科學》雜誌編輯們的重大貢獻，對誘導國人的科學啟蒙和激發國人的科研興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竺可楨的第一篇科學史論文《朝鮮古代之測雨器》刊載於《科學》雜誌第2卷第5期。文章考證了「測雨器」的發祥地，糾正了《氣候學器械沿革史》中認為測雨器是西方人所為的錯誤。同年，他還在《科學》上發表了《中國之雨量及風暴說》、《地理與文化之關係》和《錢塘江怒潮》。1919年，也就是回國後的第二年，他撰寫的中國最早航空史的著作《空中航空之歷史》及《陰陽曆優劣異同論》和《氣象學發達之歷史》，都刊登在《科學》雜誌的第4卷。1926年6月，《科學》雜誌發表的竺可楨《北宋沈括對於地學之貢獻與紀述》是最早全面論述宋代偉大科學家沈括對自然科學，特別是地學的重要貢獻的論文。
同年8月，竺可楨受聘於南開大學，來到天津，與同為中國科學社社員的算學系教授錢寶琮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同事、好朋友。錢寶琮先生（1892 – 1974），字琢如，浙江嘉興人，1911年畢業於英國伯明罕大學土木工程系，1912年回國任教蘇州工專，開始研讀《疇人傳》，業餘時間考證古算源流，遂以整理中國算學史為己任。從1921年起，錢寶琮就開始在《學藝》和《科學》雜誌上發表數學史論文，1925年起任《科學》雜誌社編輯員。他先於竺可楨來到南開，教授理科高等數學，是陳省身南開大學數學的啟蒙老師。錢寶琮自編教學史講義，首創數學史課程，開啟了中國高校科學史教育的先河。他的課程包括中國數學史、天文曆法、中國與印度算學之關係、《九章算術》流傳歐洲等內容，深受學生的歡迎。南開大學理學院於1926年秋季起，組織「教授學術討論會」，每兩周舉行一次，二位浙江老鄉積極參與其中。錢寶琮在教授會上先後宣講了《餘分記法之源流》和《金元之際中國代數術》數學史研究心得兩篇，竺可楨也將自己多年對《尚書·堯典》有關以歲差測定四仲中星年代的考證作了題為《堯典與歲差》的天文學史學術報告。他說：「《堯典》所述中星之位次年代，我國自來學者即異說紛紜，莫衷一是……」，「吾人若信星昴為不誤，則比置星鳥、星火、星虛於不顧，而此為理論上所不許，則《堯典》四仲中星，蓋殷末周初之現象也。」竺可楨運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從而解決了古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的難題。他的結論得到教授們的認可與徵引。錢寶琮在稍後出版的《中國算學史》（上卷）專著的引論中這樣說：
中國人治古史者大都好為崇古之談，誇大而不務實證。班固之說足以代表之。其實《系本》言佔天術之元始。律呂與甲子、算數，並為調歷之根據，顯屬戰國以後人之思想。《尚書·堯典》所記仲春「日中星鳥」，仲夏「日水星火」等，吾友竺可楨考定謂是西周初期測驗之結果。《堯典》之編纂，當更在其後。
竺可楨也將演講稿以《論以歲差定<尚書·堯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為題，公開發表於《科學》雜誌第11卷第12期。文章在自然科學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使我國古代天文史料的考證進入了科學化研究整理的新階段。
中國有無科學的討論
20世紀初，隨著西方先進科學的引進，中國古老的科學傳統被當時一些科學家所完全遺忘或忽視，於是出現了所謂「中國無科學」之論。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在《科學》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一文,他指出：「今試與人盱衡而論吾國貧弱之病，則必以無科學為其重要原因之一矣。然則吾國無科學之原因又安在乎？」「是故吾國之無科學，第一非天之降才爾殊，第二非社會限制獨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學之方法而已。」從此學術界就掀起了一場關於「中國有無科學」的大討論，一些大思想家如梁啓超、胡適、馮友蘭紛紛參加，科學家，如王璡、錢寶琮、竺可楨和陳立，以及經濟學家冀朝鼎、王亞南、吳大琨等都各抒己見。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再一次進入了高潮。竺可楨認識到，中國人所謂的科學通常指西方近世科學，研究近世科學的起源和西方科學家的科學精神就能解答中國有無科學的疑問。從三十年代起，他各處演講，發表論文，闡述觀點。在《中國實驗科學不發達的原因》一開頭，他說：「中國古代對於天文學、地理學、數學和生物學統有相當的貢獻，但是近代的試驗科學，中國是沒有的。實驗科學在歐美亦不過三百年來的事。義大利的伽裡略可稱為近代科學的鼻祖，他是和徐光啟同時候的人。在徐光啟時代，西洋的科學並沒有比中國高明多少」。隨後，又分析了近代中國科學不發達的原因：「一是不曉得利用科學工具，二是缺乏科學精神」。他指出，實驗科學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人們的雙手。伽利略為了追求真理，認識大自然，不怕被指責為「異端妖妄」，大膽挑戰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亞里斯多德學說，他的比薩塔試驗舉世聞名，所用的工具除了兩個一小一大的球以外，就是一雙手。正是憑著這種「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西方的近世科學才開始發達起來，而中國的「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聖賢傳統使中國士大夫只追求功名，鄙視勞作，嚴重阻礙了科學的進步。「中國要講富強，要發達實業，要追上歐美的物質文明，必須要發達實驗科學。」竺可楨嚴厲批評了當時盛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點和「摩託救國」、「飛機救國」的口號，認為「我們固然應當提倡科學的應用方面，但更不能忘卻科學研究的精神。」
1928年浙江大學組建文理學院，錢寶琮應聘為首任數學系主任。他開設的數學史課很受歡迎。在講到宋元兩代中國數學很發達，自明以後五百年才黯然失色的原因時，錢寶琮告訴學生們：「科學的發展是集體事業，經歷史的積累才有今日之科學，積累又分繼承與創新兩部分。科舉制度誘導極大部分知識分子走入歧途，不去學習科學。積之既久，能繼承科學知識的人減少了，能創新的人也減少了，科學事業也就自然消沉了」。「研究五百年來中國科學落後的原因，可以從經濟入手，也可以從政治的、文化的、甚至地理的、國防的或者偶然的現象入手，不同的人會提出不同的論證。只要充分論證，然後集中，取其精華，就能得出比較接近實際的結果。」
浙江大學科學史教學與研究的興起
1935年底，北平一二·九學運中的槍聲徹底打破了浙江大學的平靜。浙大師生的救亡愛國行動達到高潮，但遭到了時任校長郭任遠的武力阻攔。一場驅郭運動就此展開。在學生們提出的「要學者，不要黨棍」的口號下，竺可楨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浙江大學的校長。1936年4月22日，竺可楨一到浙大就任，隨即舉行教職員茶話會，而後在體育館給800多名師生作了《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的演講，闡述了他的辦學理念和教育思想，其中談到中國正處的艱危環境，告誡大家：「現在這世界是機械的世界，是科學的世界。中國人對於科學研究，雖有深遠的淵源，可是不久中衰，清季興學以來也繼起不力，今後精研科學，充實國力，大學生固然應負極重大的責任，而尤其重要的是養成一種組織和系統的精神。」
竺可楨將美國哈佛大學提倡的「為學問而學問」的學術自由引入浙江大學，主張「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使浙大很快呈現出民主和諧的新氣象，教學與研究蒸蒸日上。為了繼承中國史地合一的傳統，竺可楨在浙大新設了史地系，聘請其高足張其昀先生來校擔任系主任，還規定所有學生，無論文科理科，都要學習中國通史。這些舉措推動了浙大科學史教育與研究的蓬勃開展。1936年4月竺可楨來浙大任職到1937年11月開始西遷的一年半時間，是其長校13年最為安定的時期。他把每周一次的紀念周集會變成學術演講的講壇，文風漸盛。學校與浙江廣播電臺合辦學術廣播演講、史地系與省立圖書館合作開設學術講座、各院系分別舉行學術研討，使學生大飽「耳福」，也使學術交流興旺起來。據不完全統計，浙大教授撰寫的有關浙江人文、自然科學史方面的講稿和論文就有15份，如竺可楨的《浙江省之氣候》、朱庭祜《浙江省之地質》、董秉茂《浙江省之生物》、張其昀《浙江省之現勢》、《南宋杭州之國立大學》和《東坡先生在杭事略》、顧谷宜《浙江之人口問題》、錢寶琮《浙江科學史》（上）和《浙江疇人著述記》、陳訓慈《浙江之史學》、賀昌群《江南文化與兩浙人文》、景昌極《王陽明先生學說之新估價》、王煥鑣《萬季野先生之學術》、李源澄《浙東史學之遠源》等。
（這是1937年6月《浙江大學日刊》的一則書訊）
1937年「八·一三」後，日寇進迫，杭州岌岌可危，浙江大學在竺可楨的率領下，進行「文軍長徵」，四遷校舍，行程2600多公裡，終達貴州遵義、湄潭「落戶」。錢寶琮曾回憶說：「在這幾年『國難』時期，經過多次搬家，備嘗艱難險阻，生活雖不優裕，但也不覺得太苦。浙大在上述各地暫時停留，總是想方設法開闢教室、科學實驗室、圖書館和農場。我也努力教好我的微積分課程。」馬一浮先生以「居人先鳥起，寒日到林遲」詩句記錄當時浙大「校園」的真實寫照。艱苦的生活條件、惡劣的氣候環境絲毫沒有影響教授們科學史研究的興趣。西遷途中，竺可楨將校訓定為「求是」。這是他對浙大的重大貢獻，也是他將中西文化精髓的巧妙融合、追求科學真、善、美的具體實踐。在他的帶領下，師生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弦歌不輟，教學、研究兩不誤。筆者粗略整理了一份清單，足以表明從西遷到復員的12年間，浙大的科學史研究成果迭出：
竺可楨 《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測天》、《科學與革命》、《科學之方法與精神》、《伽利略對於天文學之貢獻》、《徐霞客之時代》、《科學與社會》、《科學與國防》、《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我國大學教育之前途》、《科學與世界和平》、《陽曆與陰曆》、《觀測日蝕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中秋月》、《聯合國文教組織》、《浙江大學二十二周年紀念會講演辭》
錢寶琮 《甘石星經源流考》、《曾紀鴻<圜率考真圖解>評述》、《金元之際數學之傳授》、《牛頓天體力學贊》、《讀<考工記>六首》、《吾國自然科學不發達之原因》、《二十八宿之來歷》、《科學史與新人文主義》、《幾個數學名詞的商榷》、《<明史·歷志>纂修紀略》
章 用 《垛積比類疏證》、《越歷朔閏考》、《陽曆甲子考》、《僰夷佛曆解》、《朱世傑垛積術廣義》（與方淑姝合著）
譚其驤 《播州楊保考》、《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發現》、《西漢地理雜考》、《<遼史>札記》、《<遼史>訂補三種》、《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貴州釋名》、《羯考》、《記五胡元魏時代之丁零》、《記翟魏始末》、《行省稱名建置疆域溯源》、《近代杭州的學風》、《浙江省歷代行政區域——兼論浙江各地區的開發過程》、《杭州都市發展之經過》
方 豪 《伽利略與科學輸入我國之關係》、《伽利略與天主教之關係及科學入中國之關係》、《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初步研究》、《耶律楚材逝世七百年紀念》、《康熙前欽天監以外研究天文之西人》、《伽利略與中國關係之新資料》、《拉丁文傳入中國考》、《十七八世紀來華西人對我國經籍之研究》、《湯若望漢名之來歷》
劉操南 《周禮九數解》、《海島算經源流考》、《中國代數名著『益古演段』評介》、《九章算術注祖𣈶之開立圓術校補》、《釋球積術》
錢 穆 《東西接觸與中國文化之新趨向》、《宋以下中國文化之趨勢》
張其昀 《遵義新志》、《中國之自然環境》
張蔭麟 《中國史綱》、《論中西文化的差異》、《泰戈爾與愛因斯坦論實在與真理》
繆 鉞 《王靜安與叔本華》、《李冶李治釋疑》、《評郭沫若著<屈原研究>》
陳 立 《科學之社會背景》、《赫胥黎論文教與科學》、《我國科學不發達之心理分析》
黃尊生 《埃及象形文之組織及其與中國六書之比較》
王駕吾 《春秋攘夷說》
1941年末，在竺可楨的倡導組織下，浙大史地系在貴州遵義舉行了「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竺可楨作《徐霞客之時代》演講，稱「霞客不但具有中國古代之舊道德，而亦有西洋近世科學之新精神」。「霞客足跡遍中國，交遊甚廣，殆已受科學之洗禮，即其所謂『自紀載來，俱囿於中國一方，未測浩衍』一語觀之，已足以知霞客必已博覽當時西洋人說翻譯輿地諸書矣，故知霞客之有求知精神，非偶然也。」葉良輔作《丁文江與徐霞客》，方豪作《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初步研究》，譚其驤作《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發現》等論文十二篇。12月史地系主任張其昀將上述論文彙編成《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刊》作為《史地研究所叢刊》之一發表了。
譚其驤先生（1911-1992），字季龍，浙江嘉興人，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院，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科的創始人之一，1940年初應聘浙大史地系，教授中國通史、斷代史和中國歷史（沿革）地理等課程，是當時最年輕的史地系教授。他的以下名言讓學生們終身受益：「歷史不是文學，而是科學。」「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如果找不到舞臺，哪裡看得到戲劇！」「學術之趨向可變，求是之精神不可變！」譚其驤在徐霞客的紀念會上就丁文江撰寫的《徐霞客年譜》一些定論提出質疑，得出的結論是：「霞客所知前人無不知之，然而前人終無以金沙江為江源者，以岷江導江為聖經之文，不敢輕言改易耳。霞客以真理駁聖經，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誠有足多，若雲發見，則不知其可。」他的報告與其它充分肯定徐霞客成就並給予高度評價的報告不同，卻是對徐霞客地理成就更科學、更實事求是的肯定，因而得到與會者的贊同。
1942年1月，浙大理學院在湄潭財神廟舉行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竺可楨與會並作《伽利略對於天文學之貢獻》演講，胡剛復講《伽利略生平及對物理之貢獻》，方豪講《伽利略與天主教之關係及科學入中國之關係》，程石泉講《伽利略在近代科學上之地位》。
1941年8月，浙江大學西遷遵義、湄潭之後，始獲安定，由浙江大學張其昀、張蔭麟、梅光迪、錢穆、謝幼偉等教授聯合主辦的學術文化評論刊物《思想與時代》在遵義創刊。主編張其昀沒有發表發刊詞，卻將竺可楨校長在浙大訓導處與自然科學社遵義分社合辦的「科學近況講演」中的《科學之方法與精神》演講稿作為創刊號的壓卷之作，由此可見，主編是精心安排的。竺可楨在這篇經典之作中，簡單回顧了近代科學史的發展過程，將科學前輩哥白尼、克卜勒、培根、伽利略、牛頓等作為學習的楷模；精闢論述了科學的方法與科學精神之間的關係，號召浙大學子努力追求科學的真諦。「提倡科學，不但要曉得科學的方法，而又貴在於認清近代科學的目標。近代科學的目標，就是探求真理，也就是科學的精神，是永遠不能改變的。」竺可楨的至理名言一直被後人反覆徵引和誦讀。
主編張其昀在《思想與時代》雜誌1946年底停刊一年後的《復刊辭》中說：「就過去幾年的工作來看，本刊顯然有一個目標，簡言之，就是』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科學人文化是現代教育的重要任務，也是本刊的努力方向」,「具體的說，就是融貫新舊，溝通文質，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導，為現代民治厚植其基礎」。為了全面介紹和推廣薩頓的新人文主義思想，實現雜誌的宗旨，張其昀特意邀請錢寶琮寫了薩頓名著《科學史與新人文主義》的書評，刊載於雜誌第45期的首要篇幅上。錢寶琮在書評中，還結合中國科學史研究的現狀和自己數十年對數學史及天文學史探討的經歷，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與期望：「欲求科學史之完善，此時尚非易事。所望國人有歷史興趣者多作專門學術史之整理工作，一則可以湊成一優良之本國文化史，一則可以校補世界文化史之疏漏，對於新人文主義者不無裨益也。」
《思想與時代》雜誌第34期發表了竺可楨浙大西遷後撰寫的唯一學術性論文，也是他一生中極為光彩的科學史論著——《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在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國家的古代天文學中，都將黃赤道附近的星空，區分為二十八宿，組成一個系統。自1840年以來，中外學者對二十八星宿究竟起源於中國，還是起源於印度或中亞地區，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在竺文發表以前，這個重大的科學史問題並沒有引起國人足夠的重視。因此，竺可楨代表中國人放出了可貴的第一槍，極大地震動著世界科學史界。他從二十八宿以角宿為首，二十八宿分為四陸，四陸所佔度數又各不相等，以及古書中畢風箕雨的記載等一系列事實，詳盡地論證了二十八宿起源於中國。雖然他定的時間過早（後來也作了修正），但文章取材豐富，論證精詳，至今仍是研究這個問題的首屈一指的作品。
錢寶琮細讀了竺文後，深為摯友的研究成果所振奮和欣慰，但對其中的某些論斷持有不同的觀點。為此，他也花費了兩年時間撰寫了《論二十八宿之來歷》一文，同樣發表於《思想與時代》雜誌的第43期上，又賦《<論二十八宿之來歷>脫稿後作》五言四十韻長詩一首，贈予竺可楨，詩中寫道：
匏瓜本無匹，織女亦寡儔；俯羨銀河側，嬃女隨牽牛。
龍首自有角，大角誠贅疣；躔離所不及，安用空名酬？
源流難具悉，異說徒相讎；梵夾苦未識，古書亡索丘。
述學務考信，經傳容冥搜；為文涉星曆，自笑殊倡優。
興來議得失，下筆不肯休；稿成換新曆，歲淹茂孟陬。
竺可楨閱後，在當天的日記裡敘述了錢寶琮與他論文的不同：
蓋所以評餘二十八宿來源文中以牽牛織女之地位及印度中國星宿之異同，以推定二十八宿之年代也。又琢如以為二十八宿乃黃道星宿而赤道上之星宿又為另一事，故詩中云：
史官星土說，肇分十二州；繁星耀赤道，去極齊四遊。
謂為廿八舍，不與列宿侔；狼弧正當道，井鬼何須收。
建星南鬥北，橫渡雲漢稠；黃赤既殊道，甘石不相謀。
竺可楨以後多次修訂了論文稿，最後一次，他將錢寶琮的不同結論收入文中，並將論文更名為《二十八宿的起源》（該講演稿英文版（薄樹人翻譯）被收入《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論文集》（ACTE du VIII』 Congres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s Sciences ），於1956年9月在義大利佛羅倫斯召開的第八屆國際科學史會議上宣讀。他說：「我的同事錢寶琮教授在一篇《論二十八宿之來歷》的論文中把《淮南子》的黃道帶二十八宿與《史記·律書》——司馬遷的天文書（之一）——的二十八宿相區別；雖然後者給出的星座許多與前者相同，但作為一個整體，後者的系統更處得近於天赤道。他主張，沿著赤道的星群是在黑夜降臨以後作為中星觀測之用的，而黃道帶則是用來測量太陽、月亮和行星的位置的。黃道帶在起源上較晚，它只是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47年）才出現的。近來，我計算了《禮記·月令》中所給二十八星宿位置的年代，發現它們年代不一，約在公元前160年到公元前890年之間的位置，平均年份為公元前320年。」
1948年2月，浙大天文學習會籌備復會。籌備組的浙大老師譚天錫、任雨吉、劉操南及學生林曄去校長室請示竺可楨，並邀請竺為學習會作一次學術演講。竺可楨甚表支持，並以「博以返約」的通才和專才教育應很好結合相期許，說浙大雖未開設天文學課程，但通過學習會的活動也可增長興趣，拓寬知識。他答應給學習會作一次天文學報告，還推薦錢寶琮也去演講。錢寶琮欣然同意，於3月10日，給學生們演講了《二十八宿考》。9月16日，竺可楨應約來到天文學習會，給100多位同學作《中秋月與浙江潮》報告，闡釋天文學的秋與氣象學上的秋含義不同，並從月球運行理論談到潮汐的成因。竺可楨還自豪地告訴同學們：「宋代姚寬《西溪叢話》中潮汐之理甚為正確，為同時西洋人所不及。即至十六世紀伽利略寫《對話錄》，尚以為潮汐由於地動，且不以月能影響潮汐云然。克卜勒雖知月為主因，但不能說出理由，與五百年前北宋之邵雍、沈括相似。當時文人如範仲淹之詩中『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隨月虧盈』」。教室裡擠滿了熱情的聽眾。竺校長講得深入淺出，由博返約，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
與李約瑟的科學史交流與合作
李約瑟先生（Joseph Needham 1900 – 1995），英國人，世界著名生物化學家和科學史學家，原名約瑟夫·尼達姆，因尊崇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李耳），因此以「李」為姓，起中國名字「李約瑟」。 1942年，李約瑟接受英國政府派遣，作為皇家科學院代表，來到中國，援助受日軍封鎖的中國科學家。李約瑟最初任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後負責籌建「中英科學合作館」（Sino- 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1944年兩訪西遷到貴州的浙江大學，與竺可楨校長和浙大學者結緣，開始了長達近30年的科學史交流與合作。
應竺可楨邀請，1944年10月，李約瑟再次來到遵義和湄潭，參加中國科學社成立30周年紀念活動，並與浙大師生座談交流。他原計劃在浙大訪問四五天，結果卻發現可看的東西太多，對浙大的學術成就非常驚訝，因而呆了整整八天，將浙大讚譽為「東方的劍橋」。在湄潭，他仔細聽取了竺可楨的《二十八宿之起源》和錢寶琮《中國古代數學發展之特點》等人的科學史專題演講。經竺可楨介紹，他結識了錢寶琮和王璡，並專門拜訪了他們，與錢寶琮的科學史交流一直延續至深夜。他在其鉅著《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序言中特別提到竺可楨、錢寶琮、王璡三位的名字。他說：「我第一次認識竺博士是在貴州，當時浙江大學疏散到貴州。在那裡，我開始熟悉他在天文學史方面所作的很有價值的工作。由於他的介紹，我認識了錢寶琮（及李儼——最傑出的兩位中國數學史家之一）和王璡（他刻苦鑽研冶金和化學史）。」至40餘年後的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學邵科館舉行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國際學術研究會上，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所長何丙鬱教授宣讀李約瑟致詞,特別提到浙大三位已故教授竺可楨、錢寶琮和王璡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重大貢獻。何教授還在浙江省領導的招待宴會上說：「李約瑟研究中國科技史，最初曾受到浙江大學竺可楨、王璡、錢寶琮等學者的啟發而著手進行的。」李約瑟本人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也談到了自己職業生涯的變化：「1942 – 1946年任職於中英科學合作館。這四年的逗留判定了我的一生，除了寫著一本中國文化的科學、技術、醫學的史著以外，其它皆無所容心了。」
（這是李約瑟1944年10月在湄潭拍攝的竺可楨演講照片）
自1938年起，李約瑟開始關注中國，關注中國古代科學文明以及任鴻雋、竺可楨等一批中國學者對"中國有無科學"的討論。也就在訪問湄潭期間，李約瑟給浙大理學院的師生作了《中國科學史與西方之比較觀察》（Observation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as Compared with the West）的演講。在首先批駁了「泰西與中國學人」的「中國自來無科學」的論斷後，他著重分析了中國之所以沒有產生近代科學的原因，認為近世科學的不興起，是由於環境，即地理、氣候、經濟與社會的四個抑制因素所致，後二者乃由中國之無商人階級所致，「中國為大陸國，重農不重商，而儒家思想重在應付人事，並不利於對自然之研討。」李約瑟的「現代實驗科學與科學之理論體系，何以發生於西方而不於中國」 提問，引起浙大學者的熱烈討論，竺可楨認為近世科學作實驗科學解，則中國人之不喜用手，亦是一原因。錢寶琮的觀點是：中國科學之所以不興，由於學以致用為目的，且無綜合抽象之科學，不用演繹方法，更無歸納法。
竺可楨與錢寶琮重視李約瑟的提問，不約而同地去為李約瑟尋找最為合理的答案。經過十個多月的深思熟慮，竺可楨於1945年8月22日給浙大師生作了題為《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演講。
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這個問題，近兩年來很引起人們的注意。
不但國人有許多議論發表，即歐美人士亦注意到這個問題。各人的意見雖有不同，但歸納起來，大多數都以為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並不是因為中國人先天的沒有這種能力，而是由於我國歷史上環境不適宜的緣故。
接著竺可楨開始解答李約瑟問題，還引述浙大同事陳立、錢寶琮及德國學者魏特夫的論述。錢寶琮同年7月在浙大夏令講習會《吾國自然科學不發達之原因》報告結論是：
我國歷史上亦曾提倡過科學，而科學所以不為人重視者，實因中國人太重實用。如曆法之應用早已發明。對於地圓之說，亦早知之。然因不再繼續研究其原理，以致自然科學不能繼續發展，而外國人則注重實用之外，尚能繼續研究，由無用而至有用，故自然科學能大有發展。為什麼我國民族太注重實用呢？實由地理、社會、文化環境使然。中國為大陸文化，人多以農業為主，只希望能自給自足之經濟。
竺可楨的講演最後說：
歸根起來講，中國農村社會的機構和封建思想，使中國古代不能產生自然科學。而此種機構，此種思想，到如今還大部遺留著。人民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階級自居，不肯再動手。……而社會上一般提倡科學的人們，亦只求科學之應用。……從曾文正到現在，我們提倡科學已近八十年，而仍有人主張西學為用中學為體或類似的謬論。希望原子彈之發現，能打破這班人的迷夢，而使中國科學入於光明燦爛的境界。
李約瑟的兩次訪問，對浙大的學術研究、國際學術交流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通過英國文化委員會給浙大供應當時缺乏的新刊圖書，並從印度代購急需的儀器和化學藥劑；他也推薦浙大等院校的學者到英國進修研究，將浙大等院校科學家的論文介紹到國外科學期刊發表。竺可楨稱李約瑟的幫助是「雪中送炭」。李約瑟也預先向竺可楨透露了他的中國科學史叢書的編寫計劃，得到竺可楨的積極支持。抗戰勝利，復員返回杭州後，竺可楨就利用各種機會，有目的的為李約瑟收集了不少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書籍資料，海運到劍橋贈送給李約瑟。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寫道：「我們最慷慨的贊助人是著名的氣象學家、長期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博士，在我即將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勸說許多朋友四出尋找各種版本，因此在我回到劍橋後不久，整箱整箱的書就運到了，其中包括一部《圖書集成》（1726年）。」這部《圖書集成》被李約瑟視為無價之寶，現珍藏於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圖書館。
建國後，李約瑟來華訪問有八次之多，與竺可楨的交誼愈加深厚。竺可楨是他編纂《中國科學技術史》最大的支持者，而李約瑟的編撰計劃,實際上也誘發了竺可楨著手建立中國科學史研究專門機構的構想。在李約瑟的有效協助下，1956年，以竺可楨副院長為首的中國科學家代表團成功地出席了9月在義大利召開的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使中國的科學史研究開始走向世界。竺可楨在中國自然科學史第一次討論會演講時高度讚揚李約瑟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貢獻，說「他放棄了本人已經很有成就的本行科學，單身匹馬地來進行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他熱心鑽研我國科學史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1961年，竺可楨率領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英國皇家學會。10月19日，英國皇家學會和皇家天文學會在倫敦天文館聯合組織歡迎會，會上，李約瑟講演《古典中國的天文學》，結束前，他用不太標準漢語講話，由衷地表達他對竺可楨及中國同行的深厚友情：
請允許我以張衡、一行、郭守敬及貴賓們自己的語言再說幾句：
親愛的同事們和朋友們：
我們很榮幸，能同你們一道紀念你們偉大國家的天文學先輩們。我們對他們無限崇敬，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文化對人類宇宙知識的貢獻一定會在全世界越來越受到尊重。我們也祝願中國科學院同行們的天文學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預祝諸君的訪問圓滿成功。
為了和平和人類利益的國際科學合作萬歲！
1974年2月7日，竺可楨病逝。噩耗傳至英國，老友李約瑟深感悲痛。他在同年8月16日英國出版的《自然》雜誌上特別撰文稱讚竺可楨「具有遠見卓識，同情他人，和藹可親……許多在中國工作過的西方科學家都對他的成功幫助，深表感謝」。
為什麼要研究中國古代科學史
新中國建立，國家百廢待興。為了擺脫西方的封鎖、制裁，樹立民族自尊心，激發國人的愛國熱情，政府的報刊雜誌都加大中國古代對世界科技偉大貢獻的宣傳力度。1951年2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竺可楨的《中國古代在天文學上的偉大貢獻》一文（《科學通報》3月期全文轉載），指出中國古代天文學有注重實用和歷史悠久的兩大特性。錢寶琮也在《科學通報》上發表過《中國古代數學的偉大成就》演講稿。同年3月起，上海《大公報》開闢了「中國的世界第一」專欄，邀請竺可楨、梁思成、錢寶琮等著名科學史專家撰文宣傳古代中國最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技成就，共計150篇，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竺可楨寫了《歷學》、《天象記錄》、《二十八宿與渾天儀》、《恆星本動的推斷》和《指南針應用與航海》五篇短文。以下是《二十八宿與渾天儀》的一段：
我國有二十八宿，印度也有二十八宿。我們若把中國二十八宿和印度二十八宿相比較，知道中國二十八宿距星和印度相同者有角、氏、室、壁、婁、胃、昴、觜、軫九宿。距星雖不同，而同在一個星座者有房、心、尾、箕、鬥、危、畢、參、井、鬼、柳十一宿。其距星之不同屬於一個星座者，只有亢、牛、女、虛、奎、星、張、翼八個宿。而其中印度卻以織女代我們的女宿，河鼓即牛郎代我們的牛宿。從此可以知道，二者是同出於一源的。這二十八宿究竟起源於中國還是起源於印度，從19世紀初葉起，西洋人熱烈地辯論了100多年，不得結論。但從中國二十八宿以角宿為帶頸的和牛、女兩宿的變動看起來，二十八宿的發祥地無疑是在中國。
（這是竺可楨在《大公報》發表的《二十八宿與渾天儀》短文
時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對中國古代科技輝煌成就了如指掌，如數家珍。他考慮著如何儘快建立新中國專業科學史研究機構，以便發掘整理。從1951年1月起，竺可楨就在籌劃中國科學史編輯委員會和編印《中國近代科學論著叢刊》，3月給摯友錢寶琮去信，徵求叢刊編輯員的人選，1952年初，委託華羅庚去杭州時與蘇步青、陳建功商調錢寶琮到北京中科院編寫數學史。1952年末，又與吳有訓、陶孟和副院長細談如何開創中科院科學史的研究工作，認為「非有專人來主持，否則還是要落空的。所以主張把錢琢如或劉朝陽能到院來專任其事。院中曾向華東調錢琢如，但是調不動」。
（這是竺可楨1951年3月17日給錢寶琮的親筆信）
1954年是中國科學史學科歷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一年。2月19日，竺可楨召集在北京的侯外廬、劉仙洲、袁翰青等20多位學者開會討論中國科學史工作，「大家覺得有組織之需要，但關鍵在於人」。5月4日，科學院決定設立中國自然科學史委員會，通過了《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組織辦法》。9月2日，中國自然科學史委員會在京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委員會受科學院領導，下設工作室，暫附設於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內。竺可楨為主任委員，副主任葉企孫、侯外廬，委員有向達、侯外廬、錢寶琮、李儼、葉企孫、丁西林、袁翰青、侯仁之、竺可楨、陳楨、張含英、梁思成、劉敦楨、劉仙洲、李濤、劉慶雲、王振鐸。10月，自然科學史委員會在中科院歷史研究第二所開始辦公。
是年8月27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竺可楨的題為《為什麼要研究我國古代科學史》文章。竺文既談研究中國古代自然科學史的重要性和愛國主義的現實意義，又論中國古代自然記錄及重大發明對現代科技的價值和對世界科學、文化史的貢獻。「總之，我們古代所積累的自然科學材料異常豐富，我們再不能置之不理，任其埋沒於故紙堆中了。……我國古代自然科學史尚是一篇荒蕪的田園，卻滿含著寶藏，無論從愛國主義著想或從國際主義著想，我們的歷史學和自然科學工作者都有開闢草萊的責任。」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中謙虛地寫道：「此文是《人民日報》3個月以前要我作的，大家一看到題目就會搖頭，而且我寫的文字又不通俗，所以不會得到讀者的歡迎。」事實上，該文是竺可楨一生科學史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篇，現已作為我國科學史事業發展的第一標誌而載入了史冊。
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創建
席澤宗先生在慶賀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時曾指出：「從1951年1月10日到25日的《竺可楨日記》可以知道，科學院當初想成立一個科學史研究室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應付人民日報社宣傳愛國主義的約稿需求和給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書稿提意見，到1956年才有建立這門學科的意圖。」
1956年2月，竺可楨在北京西郊賓館主持召開科學史規劃會議，時任復旦大學教授的譚其驤也應邀出席。會議決定委託葉企孫、譚其驤和席澤宗收集資料，起草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十二年遠景規劃中的科學史研究部分（由葉企孫召集），正式將科學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進行建制。如果說竺可楨在浙大任校長期間，成功地把科學史教學與研究作為學校之重點學科去發展的話，那麼作為新中國的科學院副院長的他，參與領導國家科學事業，適時地把科學史研究納入國家的十二年遠景規劃，其功勞非常巨大，其意義極為深遠！
經過竺可楨的不懈努力，並請示周恩來總理後，科學史家李儼、錢寶琮及嚴敦傑分別於1955年和1956年調入北京，從事專業科學史研究工作，實現了他們多年的願望。竺可楨也十分欣賞譚其驤的為學，多次動員譚來京從事地理學史、自然科學史和歷史地理的研究，還親自書寫商調函給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只因復旦不允而未獲成功。
1956年7月，竺可楨在北京西苑大旅社主持召開了中國自然科學史第一次科學討論會，出席和列席這次會議的有農學、生物學、醫學、藥學、數學、天文學、歷史學、考古學和哲學等方面的專家和學者共120人。竺可楨在開幕式上首先作《百家爭鳴和發掘我國古代科學遺產》主題報告，要求科學史工作者正確估計中華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所佔的地位；充分發掘古代科學遺產，用古人的經驗豐富我們的科學知識，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研究自然科學史時把範圍擴展到我們毗鄰各國的科學史，甚至於世界科學史。最後，談到百家爭鳴時，竺可楨引用了郭沫若的解釋：「我們主張的百家爭鳴，更詳細的說，就是在各種學術研究中的社會主義競賽」。郭沫若院長也在討論會閉幕式上，為科學史學科定性，稱「自然科學與技術史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這是一門最能直接為人民服務的歷史科學。」
同年9月，竺可楨率團到義大利參加了第八屆國際科學史大會，受到禮遇。會議正式接納中國為國際科學史組織的成員。竺可楨結束「科學史之旅」回國後，立即向中科院提議建立科學史研究室。10月26日，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創辦《科學史集刊》專業刊物，推舉錢寶琮為集刊主編。11月6日，科學院常務會議通過建立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決議，並報請國務院批准。1957年元旦，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成立，由李儼、錢寶琮、嚴敦傑、席澤宗、曹宛如、芶萃華、黃國安和樓韻午八人組成，李儼任室主任。當年，李儼、錢寶琮就招收了數學史專業的研究生，竺可楨還親自找研究生談話，了解他們的學習、生活情況。《科學史集刊》創刊號於1958年4月問世，竺可楨在《發刊詞》中說：「我國古代書籍中蘊藏著非常豐富的科學史料，正等待著我們去發掘……中國古代科學上的成就是中國文化史當中的重要部門，也是世界文化史當中的重要部門。過去，國內外學者對於中國的科技發展史曾做過不少研究，但到如今中國科技史在若干方面還是廣大無邊的處女田園，因此，在中國出版一種關於科學史的刊物確是有它的需要的。」《科學史集刊》為不定期刊物，到文革前，共出9期，收入論文79篇，是當時我國科學史界對外的唯一窗口，起到了很好的國際交流作用。美國ISIS（國際科學史界權威刊物）對集刊的許多文章作了摘要。
新建自然科學史室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編寫各門類的專史，《中國天文學史》和《中國數學史》於1958年立意編撰，並成立了兩個編寫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由葉企孫主編，竺可楨和錢寶琮積極參與了寫作和審稿。錢寶琮為《中國天文學史》一書撰寫了《從春秋到明末的曆法沿革》章節，竺可楨審閱了《天文學的起源和先秦天文學》和《印度與阿拉伯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兩個章節，寫出極為詳細的審稿意見。《中國數學史》編寫小組由錢寶琮、嚴敦傑、杜石然和梅榮照的四人組成，錢寶琮為主編。在竺可楨的關心、支持下，經過編寫組的奮力寫作，反覆討論、修改，《中國數學史》於1962年定稿。錢寶琮特別興奮，吟詩一首祝賀編寫小組老中青合作的成功，並請竺可楨題寫了書名。《中國數學史》一書的成功出版，是對竺可楨十多年辛勞的最好回報。著名數學家吳文俊先生稱讚《中國數學史》論斷正確可靠，為少見的世界名著。
百忙之中的竺可楨，沒有忽略自己喜愛的科學史研究工作。竺可楨對我國近代科學先驅徐光啟（1562 – 1633）推崇備至，早在1933年就撰文《近代科學先驅徐光啟》，紀念徐公逝世300周年。在考證兩漢以來的農書，特別是徐光啟《農政全書》後，竺可楨又於1962年發起並組織了徐光啟誕辰400百周年的紀念活動，邀請三位農學院專家教授撰寫對《農政全書》的研究論文，還讓科學史研究室梅榮照、薄樹人兩位年輕研究人員分別介紹徐光啟在數學和天文學上的傑出貢獻，匯集成《徐光啟紀念論文集》一書。竺可楨特為《紀念論文集》撰寫了序言。序言既是五篇論文的導讀，又是徐光啟輝煌科學成就的高度概括。竺可楨還將徐光啟與英國近代實驗科學的倡導者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進行比較，認為徐比培根偉大得多，科學造詣遠勝於培根。竺可楨最後說:「吾人今日之所以紀念光啟，也正以光啟一生為祖國的生產繁榮而奮鬥，為科學事業的經歷而奮鬥。」
晚年科學史研究的碩果
一場突如其來的「文革」使正在走向興旺的中國自然科學史室的學術研究戛然而止，也讓竺可楨感到黯然神傷，科學史研究室貼滿了包括批判竺可楨的大字報。由於周恩來總理的保護，竺可楨未直接受到暴力衝擊。「賦閒」在家他，沒有停止科學史研究的思考與寫作。
竺可楨聽說自己一手組建的自然科學史研究室要撤銷，研究人員全部下放河南「五七」幹校的消息，很是心痛。錢寶琮作為科學史研究室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剝奪了科學史研究的權利，後因年老體弱被迫「疏散」離京。臨行前，於1969年12月30日，錢寶琮專程前往竺可楨寓所與老友道別。兩位摯友憂心忡忡，依依不捨，但他們的話題仍然是科學史研究。錢認為科學史屬於社會科學範疇，但不能局限於中國科學史。竺可楨反對撤銷科學史研究室，說毛主席是主張研究中國自然科學史的，還說「要建立中國自己的學派」。
竺可楨真不愧是一位「只問是非，不計利害」、求真、求善、求美的科學家。即便是在大浩劫的1972年，82歲高齡的他，不顧「手已無縛紙之力」的病弱身軀，在無助手協助的情況下，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力作。該文的中文稿載《考古學報》1972年1期，英文稿載《中國科學》16卷（1973年）2期（還有德、法、日、阿拉伯和世界語等版本問世）。文中，竺可楨重建起中國近5000年的氣溫史，指出在前2000年，黃河流域年平均溫度比現代高2度，冬季溫度高3-5度，與現在長江流域相似；後3000年有一系列的冷暖周期，每個周期約400-800年，年平均溫度變化範圍為0.5-1.0度。他還認為氣候波動是世界性的。這一論文立論嚴謹、體大思精，因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推崇，引起世界轟動。此文不僅標誌著歷史氣候學的奠基，而且也顯示了中國古代異常豐富的自然記錄在當代氣候變遷和全球變化研究中有著特殊作用。英國《自然》周刊評價說：「竺可楨論點是特別有說服力的，著重說明了研究氣候變遷的途徑。西方氣象學家無疑將為獲得這篇綜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興」。譚其驤致函給竺可楨：「讀大著，每讀一遍，都使我覺得，這篇文章功力之深，分量之重，實為多年之少見的作品，無疑應列世界名著之林。」施雅風院士也稱竺文「是這個研究領域在70年代我國在國際上最有影響的代表作，開闢了現代氣候變化研究的新方向」。竺可楨自己也頗為滿意地在日記裡寫道：「當然這篇文章，我直接估價也是盡了畢生之力，積累了三、四十年的深思，而寫出來的。所以大家估價那麼高，似乎不是偶然碰巧之事。」
1972年7月，下放河南「五七幹校」的自然科學史室研究人員終於回到了北京，但除了繼續政治運動外，研究室的學術研究仍不能恢復，圖書資料不能借閱，連辦公室都是租用的。然而，外交部為了外交上的需要，給研究室布置任務，撰寫一篇波蘭科學家哥白尼誕生500周年紀念文章，這使研究室興奮起來。大家將紀念論文確定為《日新學說在中國——紀念哥白尼誕生五百周年》，並成立了以席澤宗為首的撰寫小組。小組又一次認真閱讀了1953年竺可楨為紀念哥白尼誕辰480年而寫的《哥白尼在近代科學上的貢獻》一文，贊同竺可楨20年前對哥白尼一生的評價，認為哥白尼創立地動學說是科學史上的空前革命，哥白尼敢於打破傳統觀念、堅持真理的「離經叛道」勇氣，應該得到大力宣揚。1973年4月，竺可楨看了席澤宗等起草的論文，非常激動，稱讚「文中取材豐富，理論嚴正，適於當年6月間，波蘭在北京開哥白尼誕生500周年紀念時之用」。竺可楨原準備親自主持紀念會，後因病不能到會，發表了書面的開幕詞。
縱觀竺可楨精彩的科學人生，我們由衷地敬佩他崇高的科學精神、求實的科學態度和對中國科學史事業的巨大貢獻。早在哈佛念書時，竺可楨就確立以研究中國科學史為己任；回國後雖忙於教書、創辦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和主持浙江大學，但他的科學史研究引領著中國，影響了世界；建國後，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他組建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使國家的科學史研究事業走上了正規化、職業化的道路。正是他一生的執著追求，才有今天中國科學史研究的繁榮景象。正如竺可楨的另一位高足胡煥庸先生1996年在《中國古宇宙論》序言中說：「大家知道，吾師竺可楨先生歷來重視科學史的研究。正是在竺先生的倡導和推動下，我國的科學史研究，四十年來得到蓬勃發展。」
在紀念竺可楨先生誕辰120周年的今天，我們可以告慰我國科學史研究事業奠基人的是，經過他和他的同事們的篳路藍縷和弟子後輩的薪火相傳，中國的科學史研究正步入一個可稱為「科學史的再建制化」的新時期，原來的研究室早就擴大為研究所；原來的研究範圍僅限於古代中國，而如今已囊括了全世界和近現代史，既有史實考證，又有理論探討；原來僅有中科院一個研究機構，如今多所大學開設了科學史院系；中國的科學史研究已開始與世界接軌，第22屆國際科學史大會在北京的成功舉行，中國已成為世界科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交流中心。
竺可楨生前所期待的百家爭鳴已經形成，科學史研究的春天正向我們走來，我們會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相信竺可楨先生一定在為中國科學史春天的到來而拍手叫好！
（致謝：樊洪業、葛劍雄、郭金海、林曄、周松峰、汪曉峰等先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並予以支持和鼓勵。在此作者謹致謝意！）
2010年2月11日初稿
2010年3月15日修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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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錢永紅. 一代學人錢寶琮[M]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8
13）林曄浙江大學史地系、地理系片斷 （未刊稿） 1996
作者簡介：錢永紅（1959 - ）. 男, 浙江嘉興人，錢寶琮先生之孫, 自由職業者，現主要從事錢寶琮研究，著有《一代學人錢寶琮》 E-mail: yonghong.qi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