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現代學術名著200種
第34種
《目錄學發微》是餘嘉錫先生多年教授「目錄學」的集成之作，也是研究目錄學的經典著作之一。
此書僅十餘萬字，從史的角度出發，闡明了目錄學的意義功用、目錄學的體制、目錄學的源流、目錄類例的沿革等，以客觀、發展的眼光看待目錄學的產生、流變，並對其未來發展趨向，有所預期，對目錄學長期以來存在的分歧問題，做了明確、中肯的結論。其中關於目錄學可獨立成學、目錄學即學術史、目錄書類是發展的論述，特別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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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古書浩如煙海，歷代各門各類的著作極其豐富。要知道這些豐富的遺產的內容、歷代學術的源流、書籍存亡的情況，除檢閱歷代史書中的《藝文志》或《經籍志》以外，還可以尋檢其他歷代的私人所著或公家所修的目錄書。這些目錄書可以豐富我們關於書籍的知識，我們可以根據目錄找書來讀，也可以從中初步了解書籍的時代、著者、性質、內容等等。由此可知目錄書對我們很有用。
不過，歷代的目錄書很多，各書的編排、分類和內容性質不盡相同，要利用這類書，不能不先理解這類書的性質、體制、作用和源流。這就是傳統的目錄學所要闡述的主要內容。換言之，要利用目錄書，應當先通曉目錄學。
以前專門講述目錄學的書籍不多。餘嘉錫先生這本《目錄學發微》是創作較早而又比較有系統的著作。其中對目錄書的體制、目錄學的源流、歷代目錄書類例的沿革闡述甚詳。著者於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在北京各大學講授目錄學時，即以此印為講義，但始終沒有正式出版。後來學者輾轉援用，甚且付印，足見大家對這部書很重視。
餘嘉錫，生於1884年，字季豫，號狷庵。祖籍湖南常德，出生於河南商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語言學家、目錄學家、古文獻學家。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餘嘉錫中鄉試舉人，後至北京被選為吏部文選司主事。1911年辛亥革命後，於常德學堂任教。1920年館於趙爾巽家，教授其子弟，並輔佐審閱《清史稿》初稿。後在北京大學及其他大學為講師，主講目錄學。
1930年餘嘉錫開始撰寫《目錄學發微》，1948年基本完成，196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同年，亦開始撰寫《古書通例》，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31年出任輔仁大學教授，兼國文系主任。1937年4月，撰成《小說家出於稗官說》。7月，排印《四庫提要辨證》的史部、子部未完稿十二卷，開始撰著《世說新語箋疏》，至1953年完成，1983年8月由中華書局出版。1942年又兼任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撰成《殷芸小說輯記》。1943年2月，撰成《跋舊抄本中興館閣錄》。1945年7月，撰成《楊家將故事考信錄》，完成《讀已見書齋隨筆》。1947年以《四庫提要辨證》一書，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新中國成立，聘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專門委員。1952年撰成《元和姓纂提要辨證》。1953年9月，撰成《宋江三十六人考實》。1954年完成《四庫提要辨證》，並撰寫《四庫提要辨證序》，1958年10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55年除夕，不幸於寓所辭世。
目錄學是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至今學界的看法仍不一致，還有人認為目錄學應當從屬於校讎學。目錄之名，起於劉向、劉歆校書之時。《漢書·敘傳》曰：「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據《漢志·兵書略序》言，「武帝時，軍政楊僕招摭遺逸，紀奏《兵錄》」。這應是最早的校書之事，但因其書亡佚，相關記載簡略，未引起重視罷了。
漢成帝河平三年，劉向受詔校書，《漢書·藝文志》始有記載，據流傳下來的劉向撰《別錄》，可知其校書分編書、編目兩大步驟。漢以前書籍多是以竹簡、木牘為書寫材料的，其既笨重，所寫字數又少，故圖書多單篇別行。基於圖書這樣的流傳形式，校書必須先編書，第一廣集眾本； 第二審閱篇章，刪去重複，確定所存篇章； 第三通過校讎考訂訛誤。所謂「校讎」，即劉向所說：「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其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然後「改易刊定」所發現的訛誤，可繕寫者即可上素、謄寫，再冠以確定的書名，這樣校書中編書之第一步驟即告成。編目就是由劉向「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最後由他的兒子劉歆根據這些書錄編撰成我國第一部綜合書目《七略》，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就是改編《七略》而成，對後世目錄學發展有重大影響。由於紙的發明和普遍使用，改變了圖書單篇別行的狀況，撰著群書目錄，不再需要編書，更不必校讎。
宋鄭樵撰《校讎略》，論圖書的搜求、整理、編目，實際上是研究目錄學理論的論著，遺憾的是，他以「校讎」定目錄之名，對後世造成深刻影響。清章學誠亦以《校讎通義》命名其論目錄學的專著，並稱「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真屬詫聞」。
餘嘉錫先生從正名的角度，指出鄭、章諸人犯了以點蓋面的概念錯誤，稱「據《風俗通》引劉向《別錄》，釋校讎之義，言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則校讎正是審訂文字，漁仲、實齋著書論目錄之學，而目為校讎，命名已誤」。認為目錄學自可獨立成學。時至今日，仍有人堅持目錄不能自立為學的觀點，甚至將目錄、版本、校勘三學共統於校讎學之下。由此可知餘嘉錫先生正視學術的發展與專學的分野，指出鄭、章謬誤癥結之所在，有多麼重要，現在仍具有生命力。
餘先生明確指出目錄學「要以能敘學術源流者為正宗」。他區分了我國歷代書目不外三種類型，並說明了各類書目的特點。一是部類後有小序，書名下有解題，在論其指歸，辨其謬誤； 二是有小序而無解題，在窮源至委，竟其流別，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三是只有書名，在類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條理，並究其本末，以見學術之源流沿襲。大抵史志目錄都是如此，但不論哪種書目，它的宗旨皆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並強調它們不同於自名賞鑑之私家藏書目，也不同於僅便檢索的圖書館書目。這對我們了解我國古代書目的特點是有重要意義的。
為了深入說明這個問題，從目錄的篇目、敘錄、小序、板本序跋四方面闡述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宗旨。篇目及板本序跋考一書之源流，前者考其內容，後者考其流傳。著有篇目，即可知此書的篇數、順序，乃至簡明要旨，就能勾出此書的大致構架，這從《史記·太史公自敘》、《漢書·敘傳》皆開列篇目，得到印證。在圖書單篇別行的情況下，篇目著錄尤顯必要。圖書流傳經過載體，以及書寫、雕版的變化，其間紛紜複雜，餘先生條分縷析，釐清其始末。
值得注意的是，他關注目錄迻錄他人序跋，考證出此舉始自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而在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得到進一步發揮，其書除主採晁公武、陳振孫書外，時從文集及本書抄出序跋，間有書亡而序存者，亦為錄入。餘先生對此頗為稱道，曰「雖不完備,然其體制極善，於學者深為有益」。與其同時代的目錄學家莫伯驥撰《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即大量迻錄他人序跋，故五十萬卷樓藏書雖毀於抗日戰爭時期，但還能通過《初編》，對其有所了解，可謂是不幸中之大幸矣。同時也證明了餘先生贊同目錄迻錄他人序跋，是多麼有遠見。
本書還有一點值得關注，即與正文相得益彰的自注。自注所涉內容範圍廣泛，註明引文出處，解釋引文內容，考辨引文是非，提出引文訛誤，或是正文表述的延長，甚至還批評引文作者有掠人之美之嫌等等。如文中引鄭樵《校讎略》之《泛釋無義論》「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下有注曰：「案此乃向、歆、王儉、阮孝緒之成法，安得謂《崇文總目》始出新意。樵最推重《隋志》，又嘗引用《七錄》，不知何以於二書所敘源流略不一考。」又如文中引日本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一《書冊裝潢考》，有注曰：「島田氏此條，多本之汪繼培之《周代書冊制度考》，但稍詳耳。而文中無一言及於汪氏，未免意存掠美。」
以上數例抑或可以說明小注不僅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正文，而且帶給我們更豐富的知識和有益的啟示，同時不影響正文的體例。餘先生對傳統的自注有所繼承和發展，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從《目錄學發微》中，既能學到系統、全面的目錄學知識，而且可以體察到老一輩學者嚴謹務實、開放的治學態度，這些都將令我們受益終生。《目錄學發微》的確是一部必讀的經典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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