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錄學傳統的當今表現——目錄學去哪了?

2021-02-07 圖書館Library

(本文刊發於《圖書館》2020年7期)

〔摘 要〕中國千年目錄學的優良傳統是學術門徑、文獻線索與最佳文獻原文的一體化,該傳統在新的技術環境下,正在得到更好的實踐與實現。文章指出應在創新的基礎之上恢復目錄學課程的專業教學地位。

〔關鍵詞〕課程建設  目錄學 中國目錄學傳統  信息描述  信息組織  編目

目錄的編制即編目。「目」指篇(局部章節)卷(整體文獻)的名稱,「錄」是關於文獻的內容、作者信息以及對其評價等的說明。目錄,也稱書目,是讀者與文獻之間發生聯繫的中介、橋梁乃至目的地。長期以來,《目錄學概論》是圖書館學、情報學的重要核心課程。但是,近十幾年的圖情學科專業教學改革,使得它逐漸邊緣化。如今,開設這門課程的圖書情報學專業已經不多了。正在開設的信息組織(分類主題)、信息描述(編目)和文獻學(古籍的流傳、類別與現狀)(目前,還並不是每一所高校都開設文獻學)等三門課程,已經涵蓋、能夠涵蓋《目錄學概論》課程的要旨了嗎?中國目錄學傳統重視內容編目,而不是形式編目,具有「重分類,輕編目」的特點。王重民先生通過研究甲骨認為,中國目錄工作的雛形, 在殷商時期已經出現。老子做過周朝史官,負責管理圖籍;孔子編書刪定六經、制定教書育人教材,都屬早期的目錄活動。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廣覽博收,窮盡圖書,逐一校讎, 增刪材料,條別篇章,確定書名和篇名,勘核文字,寫成定本,提要鉤玄,編寫敘錄,按照當時的學術認識,序列分類。書有所屬,非孤魂野鬼;類有所指,非空而論道。《七略》重點創建了 7 大類,38 小類,形成 6 略 38 種 603 家的我國第一部圖書分類總目錄,比西方第一部正式的圖書分類法《萬象圖書分類法》,足足早了一千五百年 [1]。漢代班固,開創史志目錄,繼承劉向、劉歆父子的傳統。魏晉南北朝時期,西晉荀勖著《中經新簿》,反映史學新特點,改七分為四分,顯後代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端倪。隋唐時期,魏徵在《隋書·經籍志》中,明確我國經史子集 4 大類、40 小類的分類定製。宋代鄭樵,主張通錄古今、類例之法優先、泛釋無意和互著別裁,發展了漢代以來的目錄學。清代目錄學家章學誠指出,目錄應能使讀書者「即器亦明道」。他的代表作《校讎通義》旨在「宗劉」(繼承劉向、劉歆)、「補鄭」(彌補鄭樵的不足)和「正俗」(糾正時弊)。清代收納天下圖籍,篩選近一萬種圖書,將經史子集傳統發揚光大,形成 4 大類、44 小類的詳細分類系統,容納手抄的 7 部《四庫全書》,分藏全國各地。中國的目錄學傳統,在學術原理上為讀者指示門徑,沿門徑,直達經過篩選校訂的最佳原始文獻,面向真問題,解決真問題,取得不朽業績。中國古代目錄的主流,並不是拘泥於某個具體的圖書館(藏書樓)。中國古代傑出的目錄編制者,沒有止步於文獻校勘,也沒有拘泥於財產清單,而是高屋建瓴,在文獻整理的基礎上進行知識梳理。一方面,形成從具體到抽象的縱向維度上最長的以分類為主的語義網絡,另一方面,形成從此類到彼類的橫向維度上最寬的以分類為主的語義網絡,最終實現目錄學騰飛,以帶有提要和類序的分類目錄體例,開闢從「圖書整理」到「知識整理」的道路。今天,本體、知識網絡負責學術原理上的指示門徑,集成眾多參數指標的搜尋引擎算法排序自動展現最好的信息原文,呈現信息編目、信息組織與搜尋引擎三者合流的特徵。自動化技術手段,再現並拓展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優良傳統。在網際網路、人工智慧和大數據的環境下,集成的、方便的、一體化的信息產品,正在如人所願、如火如荼地積極建設之中。然而,在老子、孔子的時代,在劉向、劉歆的時代,在隋唐宋元明清,我們華夏兒女一直擁有這種信息組織、信息編目與信息原文一體化,並且能夠與千年之時代俱進的信息產品!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以停上《目錄學概論》課程的方式,認為我們的千年目錄學傳統是沒有意義的從而必須放棄呢?

2 中西編目的差異

在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側重點等方面,中國古代編目與西方近現代編目存在差異 [2]。西方近現代編目條例包括三大組成部分——書目著錄(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檢索點選取(access points)和規範記錄(authority records)。目錄職能包括兩個——特定檢索和聚合檢索。特定檢索要求著錄時完全照錄題名頁,聚合檢索則要求具備統一(uniformity)的特性,即同一著者的統一標目、同一作品的統一題名和同一主題的統一標題詞。中國古代刪繁就簡,排除目錄的上述兩種功能的矛盾,直接到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領域發力——從秦漢始,形成不惜萬難千苦搞定最佳版本、提要鉤玄敘述該書大義、歸入學術分類門徑的做法,徹底超越了西方近現代的書目實踐和書目理論。西方編目一直盛行「著者原則」(author’s principle),識別著作責任者是其編目的重要步驟。幾個方面的原因形成「著者原則」:第一,西文尤其拉丁文語系,由於語法上的倒置形式,常使書名中具有實際意義的詞彙不突出,書名中 無實際意義的語法功能詞卻位於書名之首,若以書名字順 排序,造成書名以「the、and 和of」等語法功能詞開頭的書籍集中在一起,無益識別與檢索。相反,著者姓名具有較 強的區別性,通過著者,更能集中同一個人的不同著作,起到某種聚集的功效。第二,西方 14 世紀興起文藝復興運動, 人文主義盛行,強調人本身的價值,反映在文獻著錄和檢索中必然突出著作的責任者。第三,歐美各國歷來將著作視 為個人財產,並由國家法律予以保護。因此,在人們的心目中總是容易聯繫到該著作系何人所著。關於「著者原則」,中國與西方截然不同。中國古代並無上述森嚴壁壘,聖人著書,為天下,非為一己,責任者和財產屬性並非第一考慮。直奔書,直奔知識自身,直奔學術脈絡,是我們的優良傳統。

從 19 世紀至今,西方的編目實踐,其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潘尼茲將「查檢式目錄」推進到「圖書館資源的有效指南」,從一書擴展到一館資源。卡特提出特性檢索(查詢)和族性檢索(集中),即查詢和集中並重,進而實現目錄多途徑檢索的功能。第二, 從 20 世紀 40、50 年代起,奧斯本、柳別斯基等重視編目原則和目標,強化特性檢索和族性檢索的概念,該主張出現在目前流行的書目記錄的功能需求(FRBR)、資源描述與檢索(RDA)中的「作品」概念以及「發現、識別、選擇和獲取」的編目四功能之中。第三,20 世紀 60 年代之後,通訊技術和計算機技術滲透至編目領域,出現書目著錄標準化、書目控制、資源全球化以及強化檢索等現象。第四,21 世紀,隨著社會進步和讀者個性化的發展,傳統圖書館已從文獻信息的加工,發展為對信息的組織,進而達到知識管理的層次。

從分類編目到信息組織再到信息資源管理,就是一個對傳統分類編目工作不斷擴大、更新與升級的過程,增加了目錄的「導航」(navigate)功能,即通過書目實體之間的等同、相關和從屬關係,從已知作品導向其他作品。至此,圖書館目錄的功能擴展為:確認、聚合、選擇、導航和獲取,實現從知識導航到信息篩選再到提供原文的全過程——掃描、複製、電子化、資料庫、雲存儲和大數據如此方便、快捷,使得線索與原文,不需轉換,沒有阻隔,電腦終端前,可以獲得一切原文信息,電腦終端即資源。這樣,提供文獻線索,過度注重信息描述,反而成為累贅的事情。中國古代已經實現了的「線索與原文沒有阻隔」在當代正成為逐漸擴大實現的現實。

1998 年由國際圖聯組織編寫的《書目記錄的功能需求》(FRBR),從實體、屬性、關係的角度,重新定義書目記錄的內涵。FRBR 不把個別的數據作為分析的對象,而是將從眾多的數據中提煉出的共同點作為研究的客體,目的在於讓信息編目實現本該由信息組織實現的類聚檢索職能。以 FRBR 和RDA 為代表的西方最新編目實踐,把原來屬於信息組織和信息檢索的東西,比如,規範、時間地點特徵描述、知識體系、主題圖以及本體等,增添進編目,目的在於要實現一條龍式的貫通服務。在這一點上,中國古代目錄學傳統格外高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一方面,從學問之源頭入手;另一方面,落腳於直接給讀書人提供最佳的信息原文 [3]。在FRBR 書目實踐中,「作品」、「載體表現」和「單件」分別與規範記錄、書目記錄和館藏記錄相對應。「作品」是FRBR 提出的全新編目概念,是被後來2009 年《資源描述與檢索》(RDA)重點實踐的編目事項。抽象實體的「作品」,是指獨特的智力或藝術創作,不能把某一個單獨的具體事物與「作品」對應。雖然「作品」需要通過某些個體或者某些內容表達來實現,但是「作品」本身只存在於不同內容表達的共性之中。對於 FRBR 和 RDA,上述解釋是其核心的內容之一,也是中國編目界在理解國際最新編目變化時,比較難以處理和理解的內容。然而,歷史具有驚人的重複特徵,今人認為最新的東西,在原理的角度上,古人早已具備。FRBR和RDA 最為晦澀難懂的「作品」,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已經實踐過——「作品」雖然是抽象的編目概念,它難道比《七略》的6 大類 38 小類更抽象嗎?現代編目,雖然逐漸添加分類、主題的標示,逐漸祥盡揭示內容特徵,其做法,難道比劉向、劉歆父子為每部書撰寫題錄、提要、小序,更加詳盡嗎?

3  目錄學的未來

歷史是唯物的,歷史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中國延續了兩千年的目錄之學,不會隨著當今中國大學取消了目錄學課程,其實踐活動便停止了,其理論價值便消失了。在大數據、可視化、雲存儲、人工智慧、FRBR、RDA、本體、主題圖等理論和技術的綜合作用下,目錄之學將以嶄新的面貌重新煥發自身內在的永恆力量與永久魅力。展望未來,古老的《目錄學概論》課程將鳳凰涅槃、歷久彌新。我們將繼承發揚目錄學的光榮傳統和精神魅力, 不僅做古人已經做過的事情,藉助大數據、人工智慧還能做古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如今,目錄工作已經走出了一個個圖書館、檔案館、情報所,走出一個個資料庫,走出一個個區域網。如何在這無垠的信息海洋中發現信息、整合信息、重組信息,建立信息與知識之間的聯繫,使之納入一個巨大的有序知識系統, 跨越各種障礙實現最大限度的共享和互操作,提供高精度的檢索等,也就成了文獻編目的重要任務。老子、孔子、劉向、劉歆等無數古代中國人,窮經皓首,孜孜以求,選定好本,校訂無誤,編寫提要,做出敘錄,揭示學問門徑,用個人的智慧和力量,指示後人以學習之路、學習之法,奉獻後人以最好的信息文本。新技術條件之下,可以用機器生成各領域可視化的、本體化的知識揭示之地圖,可以像搜尋引擎那樣通過算法,把最好的信息,首先推薦給用戶。古代完全靠大學問家才能做校勘並選定最佳文獻原文的事情,由於大學問家的人數有限、精力有限,畢其一生,僅能就那些重要和重大的學科門類,展開這種知識揭示和信息提供工作。我們的機器和算法,力大無邊,可以日日夜夜地在各個領域一刻不息地做這樣的加工和整理工作。搜尋引擎化的編目,編目化的搜尋引擎,信息組織化的編目,編目化的信息組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這一趨勢表明我們的工作,正在淡化信息描述、信息組織、信息檢索和信息服務的界限;表明我們的工作環節,融合了用戶調研、採訪、編目、流通、外借與典藏;表明我們的信息工作類型,混合了書本、文稿、電子的、網絡的、音樂、縮微等各種載體形式。信息管理的新特點和新趨勢,日已呈現。

4 結語 

筆者不是主張恢復本科生十幾年前《目錄學概論》教學的原樣,而是認為應把中國古代優秀的目錄學理論與實踐的精華,擺在未來目錄學課堂教學的第一章,大力探討如何在大數據、雲存儲和人工智慧的信息環境下,更好地實現和發展古人的精神與追求,創製出更加優異、便捷的目錄產品。新開設的《目錄學概論》課程,應總結和提出更好的技術路線與實現方案,繼往開來,以適應偉大的新時代。(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陳志新(1967—),男,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信息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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