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報刊上曾有人撰文介紹大學教員薪資分為四個等級，教授月薪為400到600元，副教授則是260到400元，講師是160到400元，助教則是100到160元。
江文君
大學教授作為專家與知識分子，是隨著西方大學體制的引入而逐漸產生的。工業革命後，尤其是進入20世紀以後，社會變得更加複雜和多樣化。這時還出現了大批由專門人才組成的專業機構，這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現象。科舉制度在1905年的廢除，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這意味著普通人通往權力的道路被徹底改變了。讀書人不再通過考試來入仕，而是到國外或國內的大學去攻讀學位，他們大多成為專家學者，中國數千年以來的知識與權力的關係發生了變化，這對中國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近代中國的大學教授，身處轉型時代，其傳統的士大夫地位的喪失使他們在被政治權力邊緣化之後，又被上海等都市日漸興起的更加強大的現代性力量—市場，不斷驅逐至邊緣。
西學東漸的產物
近代上海教授是西學東漸的產物。1892年，上海聖約翰公學正式開設大學課程。1905年，聖約翰書院正式升格為聖約翰大學，並於次年授予學生學位，教員總數約50人。1896年，南洋公學創建於上海，這是中國人在滬開辦大學的肇始。由此，中國最早的大學教授也應運而生，當時的大學教員被稱為教習，民國以後才改稱教授。上海大學教授群體在民國時期蓬勃發展。據許晚成1935年的統計，上海的高等院校共有教員1996名。1936年的統計則顯示，上海各大學、獨立學院、專科學校教職員總數為2385人。與之相對照，當年全國專科以上教職員狀況為：教授2801人、副教授433人、講師2461人、助教1045人、其他461人，合計7205人。也就是說上海的大學教員人數達到全國的近1/3。
民國建立伊始，政府就開始關注大學教授這一現代專業知識群體。1912年，民國教育部頒教育令，明確「大學設教授，助教授」。到 1927年6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公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明確將大學教員劃分為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四等。任職教員必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助教須為國內外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有相當成績；在國學上有所研究者。講師須為國內外大學畢業，獲碩士學位，有相當成績者；擔任助教一年，成績突出；在國學上有貢獻者。副教授須在外國大學研究院研究若干年，獲博士學位，有相當成績；任講師滿一年，有特別成績，於國學上有特殊貢獻者。教授須為擔任副教授二年以上，有特別成績者。以職業資格為社會屏蔽的科層制的確立，使教授群體逐漸形成為一個專家階層。
至於教授們的經濟收入，1914年7月6日頒布的《教育部直轄專門以上學校職員薪俸暫行規程》中規定：大學校長月薪400元，學長300元，專任教員280元，預科長任教員240元，庶務主任150元，高等師範校長300元，專任教員160-250元。另外，大學教員服務五年以上，每年還有數量不等的津貼。1917年5月又頒布《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規定：大學校長月薪600元，學長450元，正教授300-400元，本科教授180-280元，預科教授140-240元，助教月薪50-120元。就收入而言，大學教授的薪資水平在自由職業者中位居中流。如熊佛西回憶早年經其恩師梁啓超的舉薦赴暨南大學任副教授，每月工資200元，一年後升為教授。1920年代的報刊上也曾有人撰文介紹大學教員薪資分為四個等級，教授月薪為400到600元，副教授則是260到400元，講師是160到400元，助教則是100到160元。據歷史學教授蔡尚思回憶，他在抗戰前兩年初任教於私立滬江大學時，每月薪資220元，除了買大量書籍，還可以出錢請人抄書。此外「亦有教師買洋房，自備小汽車，過著資產階級式的生活，甚至有娶小老婆的」。另有一份對上海1930年代一些社會階層的收入所作的統計，其大致情況是，教育系統：小學和中學教員為30-100元及70-160元；大學教師，助教100-160元，講師160-260元，教授400-600元。兩相對比，收入待遇高下立判。
當然，也有許多人認為這樣的待遇不算優裕。一位作者就指出「專任教授之月薪不過三百金左右，約等於行政機關一簡任人員之俸錢」，以當時國內生活程度，衣食住行必不可少之外，「所餘實已無幾」。儘管平均計算的話，大學教授的收入仍處於社會中上水平，然大學教授為了多「謀稻粱」，仍然促使大學教授兼課賺課時費風氣大盛，「京滬各校教授莫不皆然」。
在月薪當中，課時費仍然是一項重要的收入來源。蔡尚思就指出，一般私立大學教授，「在戰前每星期大約擔任十三小時，月薪二三百元，等於白米二三十石。」雖然上海教授「皆以時計薪，大概每時總在二元半左右，多至三元四元，少至一元二元。如一時二元半，則一月才十元，就是兼到十時，也不過一百元；如擔任少的，更可不用說了。」蔡尚思也認為，「本來大學教授，鐘點是不能擔任太多的，因為有的要自己編講義，不比中小學的專用現成教科書；而且上海的各大學又不是同在一處，東西南北，甚至坐車要費三四個鐘頭(其間且有兼教京滬各大學者)；因此，如要教得好，鐘點便要少，鐘點少而生活就難以維持；反之，如要維持生活，那就要在各校多兼一點，多兼可又教得不好，會給人家不滿意。」上海的大學教員課時費仍然偏低。課時費少再加上在職待遇低下，迫使許多教師想盡辦法去做兼職聊以餬口。
「謀稻粱」與「做學問」
總體而言，與社會底層相比，1930年代上海大學教授群體的生活仍然較為安逸，無需為柴米油鹽而奔波。然而，大學教授群體的邊緣化趨勢在這一時期的上海已悄然出現。與之相比，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儘管也面臨著社會的商業化傾向，然而對人才與知識的尊重卻是始終如一的。如德國普通大眾對知識就相當尊重。兩相比較之下，在歐風美雨浸淫下的上海，謀利動機和創業精神濃重，職員文化盛行。大學教授的社會地位和職業聲望在舊上海一般民眾心目中並不尊顯榮耀，在一般小市民看來甚至還比不上在洋行混混差事的職員。在這其中，私立大學教授的生活尤其清苦，以復旦大學為例，復旦教授的工資常年只發11個月，另一個月的工資要各系自籌，方法是辦暑期班搞創收，或其他什麼渠道創收，總之是趕教授到社會上去打工。
在舊上海，普通民眾崇拜的人物大多是富商大賈、海上聞人之流。而象牙塔內的大學教授與民眾日常生活相去甚遠。在拜金主義甚囂塵上的近代上海，大學教授更多的被看作酸腐文人或書呆子。謝六逸也認為大學教授和富商大賈、新舊官僚比較起來，都有遜色，所以大多數早就有了「覺悟」，即為學術奮鬥的意念，一天淡似一天，而趨赴利祿的心呢！則日漸增長。他們知道「洋場」的滋味比什麼地方都好，抵抗不過物質的誘惑。於是把大學當做尾閭，雖然身列講壇，然而目的卻在於做官,有官做時便去做。歷史學家蔡尚思也慨嘆不少意志薄弱者「為了教書生活太苦，所以人人有機會，便由教界跳進政界去了」。就此而論，大學教授不以學術為正途，紛紛謀劃傳統的「學而優則仕」之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擔任一官半職，從而享受更多的待遇。蔡尚思甚至以悲天憫人的語調慨嘆大學教授之困窘，「近代如歐洲各國比較有見及此，政府或能給予學者相當的生活費，而社會人士也很看重學者。至於吾國，就不然了：政府對於學者，簡直是不管的；而一般世俗人，也很瞧不起這般學者。惟有一般做官之人，是給彼此歡迎,上下看重的。有勢有利，到處如意。於是一般學者遂漸地向那政界跑去了。」錢穆在分析辛亥革命以後四十年的知識分子時亦曾嘆息道：「試問這四十年來的知識分子，哪一個能忘情政治？哪一個肯畢生埋頭在學術界？偶一有之，那是鳳毛麟角。」
非但大學教授不能忘情政治，國民黨本身也竭力試圖以黨化政治改造大學教授，使之成為黨化教育的急先鋒。1929年10月，國民黨頒布了《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條例規定全國各級學校都要加強黨義學習，黨義研究升為四期，「每期以一學期為限，平均每日至少須有半小時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須有一次之集合研究」。隨後1930年2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門下令所有在任或有志於任大學及專科學校黨義教師者，「務須遵照敝會所訂各種章程，前來檢定」。並認為此事茲事體大，事關黨國教育。
在崇尚浮躁虛誇的社會風氣下，大學教授群體亦漸漸隨波逐流，被分為「謀稻粱」與「做學問」兩種人生取向。學術界的「格雷欣法則」（劣幣驅逐良幣法則）大行其道，而這一切恰與民國後期社會整體風氣的腐壞相一致。
戰後生活日見清苦
如果說1930年代大學教授的生活尚稱安逸，其社會地位邊緣化還可以用經濟收入上的小康水準來彌補的話。那麼抗戰的爆發則是大學教授經濟狀況惡化的轉折點。與其他中產職業群體一樣，抗戰所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吞噬了大學教授的歷年積蓄，往日衣食無憂的大學教授們經濟地位迅速下降，日趨「無產化」。抗戰初期的一篇報導就描述了身陷孤島中的大學教授生活之窘境，在上海一個大學教授的最低生活費照該刊記者的估計每月應該是：房租（以一大間一小間計）80元到120元；夥食：菜飯60元、米（一擔）75元、煤球兩擔15元、油鹽醬醋等15元，共165元；子女教育費（以二人計）30元；衣著20元；車費20元；以上共計315元至350元。按照這位記者的看法，這很明顯是一個減無再減的數目，因為若子女多的，或者需要贍養父母的那就更為難了。然而，與之相對照「我們所知在國立大學裡普通一個教授的工資沒有超三百元的，私立大學更大都以鐘點計算，那就更少得可憐了」。究其幕後之原因，大多因為「戰事已延長三年有餘，近來生活費的增長實在駭人，戰前一個大學教授的薪水拿出一半就可以應付衣食住三項，現在把整個收入都拿出來都已經捉襟見肘」。這還是抗戰初期的狀況。
到了1940年代末，大學教授經濟條件的惡化已經被視為一種社會常態而見怪不怪了。據統計當時的智識階級，大學教授、中學教師、作家、記者和政府僱員們的實際收入，只相當於1937年之前工資的6%-7%，其中大學教授的實際收入更是減少了近98%。大學教授生活之艱辛，報紙上也不時有報導，更有大學教授不堪忍受，自殺身亡的消息，如「前同濟大學醫學院教授阮尚承因生活壓迫，於四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服烈酒及安眠藥自歿」。
內戰爆發後，物價飛漲、幣值低落，使得教授生活日見清苦，上海市大學教授會在致電行政院的電文中痛心疾首地哀嘆「即最低生活亦不可得，同人等以人師之尊嚴，負教育之重任，上不足以事父母，下不長以育兒女，束手無策，生活如此，言之痛心」。1946年《新民晚報》載文謂大學教授收入不夠皮鞋兩雙，以致該報驚呼這與「司徒雷登博士說美教授年薪八千至一萬美金，相差豈止百倍」！更有人鳴冤叫屈稱「秀才命苦」，因為「據我們所知道：一個大學教授的收入，不及人力車夫的工資。京滬報人的待遇，僅趕上排字工人。政府中級官吏的俸祿，比銀行聽差還要少。」文章最後慨嘆國家社會對待這些人是欠公平的。因為培養一個知識分子的投資，無論如何比培養一個工人多。並哀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這霸道的世界裡，秀才的命運也許就決定於『造反不成』一點吧」！在這番激烈的言辭之中，反體制情緒溢於言表。收入微薄，向上晉升、政治參與空間狹小，逐漸演化為對國民政府的不認同。知識分子對社會地位降低不滿，無疑是194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興起的客觀原因。
大學教授基本上生活於學院之中，與社會其他階層的聯繫有限。現代化的進程同時還是一個世俗化的過程，在面臨劇烈社會轉型的近代上海，各種理想、信仰等統統讓位於日常生活的功利考量。作為士大夫承繼者的大學教授在政治權力與市場權力的雙重擠壓下，其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日益邊緣化。當然如從另一層面來理解的話，知識分子在新的政治體制與市場條件下的邊緣化，使得這一群體轉而成為以學術為志業的專家學者，進而融入到專業人士與城市中產階級的社會集團中，成為民間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張灝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一文中就指出：「現代知識分子就其人數而論，當然不能與傳統士紳階層相比，但他們對文化思想的影響力絕不下於士紳階層。……轉型時代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他們是游離無根，在政治上，他們是邊緣人物（餘英時的話）。在文化上，他們卻是影響極大的精英階層。所以要了解現代知識分子，一方面我們必須注意他們的政治邊緣性和社會游離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們的文化核心地位。」總之，大學教授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他們雖然人數不多，但文化地位較高，同社會各界有較廣的聯繫，而且大學教授可以通過個人的才能智慧以及遍布各個領域的弟子對社會施以諸種影響。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周知秋編輯，工作郵箱：zhouzq@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