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與知識分子有四大不同丨明德講堂·晉如說儒

2021-02-23 騰訊新國風

這些讀書人我們今天依照西方的習慣說法,稱他們叫知識分子,其實這種稱呼是不確切的,不恰當的,應該恢復他們本來的名稱——士大夫。據說,西方有一部辭典,裡面在解釋到「知識分子」這個詞intellectual的時候,說知識分子他們是一群行為古怪的人,他們的見解往往比較可笑。西方所強調的知識分子,它有兩個特點,除了一個必要條件,它必須受過高等教育,並且從事與文化、藝術這些人文學科相關的這些職業以外,它還必須具有兩個條件,一個是對於現實社會的批判性,一個是對於現實社會的超越性。這是西方的知識分子的定義。有這樣的一個著名的定義,我忘了是誰說的了,他說當一個科學家他假如是研究核物理的,他不是一個知識分子,但他在反對核擴散、支持銷毀核武器的聲明上簽字的時候,他就是一個知識分子。而中國的士大夫,他和知識分子存在著諸多的不同。那麼有哪些不同呢?我是這樣概括的:

我認為,第一點來說,士大夫他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以仁義作為宗旨,首先強調有道德修為,才能夠成為君子,你在有道德修為的前提之下,再來談你的立場。

比方說朱熹和陸九淵之爭,這是南宋兩位大思想家,他們之間的爭論不是君子與小人的分別,而只是學術理路不同——當然我個人是贊同朱子,我是反對陸九淵的思想的,這裡面我們不去談他——他們首先都是君子,他們的爭辯也是君子之爭,雖然非常地激烈,甚至於朱熹就說了這樣的話,他說凡是江西人——地域攻擊——都是喜歡硬著脖子亂講,比如說王安石,比如說陸子靜,就是陸九淵。而與士大夫相對的這些知識分子,往往是小人儒。正像一位學者——研究儒學的學者劉述先先生所抨擊的,他說:「從現實的觀點看來,知識分子的性格絕不完全可愛、可敬,知識分子的理想是有學問、有氣節、有血性的個人,但知識分子的實際則往往不只是徒託之於空言,而且有不成比例的自大狂,卻又伴隨著根深蒂固的自卑感,知識分子表面上清高,其實好名、好利、好色、好權、好事,無一不好,只不過不得其門而入,故作姿態而已」。

中心是否有守,這是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根本分野所在。往往,知識分子他只會去迎合民眾,他會批判社會,他會批判當權者,因為他知道這會給他帶來很大的聲名,會給他帶來很多的粉絲。近代以來,這樣的知識分子非常地多,以至於錢基博先生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他說:「諸公高名厚實,逐一隨之」,這些人都享受到了非常崇高的名氣,非常多的利益,可是我們的老百姓遭殃了。

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第二大分別在於,士大夫有一個共同的信仰,那就是儒教;他們有共同遵奉的教主,就是孔子。而知識分子呢,往往是以反對宗教、否定宗教為能事,因為沒有信仰,所以他們特別容易隨風轉移。反右的時候、文革的時候,那麼這些出賣朋友、出賣師長的大部分都是這一類的人。而讀聖賢書的傳統士大夫,比如陳寅恪,比如吳宓,這些人呢,他們身上都具有「獨立自由之思想,堅強不磨之志節」。陳寅恪先生當時在官方想請他去擔任中科院中古史所的所長的時候,他就回復,要我去當所長可以,但是必須要我們這個所不去學馬列,如果你們做不了主,那就請毛、劉二公來批一個條子,否則我不幹。毛是毛澤東,劉是劉少奇。吳宓,在文革當中,當時批林批孔,逼著吳宓表態,吳宓說孔子有些話還是對的。(紅衛兵)說不行,你必須要批。吳宓說:「寧可殺頭」。這是士大夫的精神。所以吳宓先生在文革當中遭遇特別地慘,腿都被打斷了。

近年以來我們這種網際網路的言論,凡是能夠迎合民意的,都很容易成為所謂的「意見領袖」,但是真正的思想,它從來都是跟世俗的思想相違背的。如果沒有執著於信仰,執著於內心的操守,擇善而固執之的精神,知識分子是非常容易成為時代的弄臣。

第三個分野,則是士大夫他是以教化民眾為己任,他崇尚文化的價值,否定人格平等,也就是說士大夫認為人格是有高貴與卑賤的分野的,是有人禽之辨的,有些人雖然圓顱方趾,也是生了一個人的形貌,但是在士大夫看來,他只是禽獸而已。

所以士大夫他處於世間,除了不停地學習修為、充實自己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支點,就是要教化民眾,引導人心,遠離卑賤,通向高貴。

士大夫認為,最好的美德就是慎獨——《大學》裡面講的慎獨,尊重自己的內心。而知識分子往往喜歡強調自己的草根性,強調自己的人民性,鼓吹人格的平等。因此,在知識分子看來,如果一個人缺乏對於底層的同情,那這個人就是缺乏美德的。我們在前面的講述當中,已經談過了,如果一個人把同情心當成了美德,如果一個人把博愛當成了最高的美德的話,那麼他最終他會認為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該死。因此,現代知識分子的這種觀念,從根本上就否定掉了人類社會除了需要經濟上的發展之外,更需要有向上的動力。所以孔子講「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而現代知識分子他們是完全沒有敬畏之感的,認為人人平等,沒有差別。

第四個分別,在於士大夫特別注重通識,所以士大夫的最高美德是中庸。

關於中庸,我以前講過,它其實就是自由,就是人的充分發展,這叫做中庸。如果說,士大夫缺乏通貫的學識,他是不會出來做官的,因為在士大夫看來,自己學養未充,出來做官,他不會去幫助老百姓,只會去騷擾、禍害老百姓。孔子的學生漆雕開就說我學養未足,我不能夠去求取俸祿,孔子知道這句話以後就非常地開心。

而界定知識分子最常用的一句話就是說,當他從事自己的專業時,他是一個專家;當他為社會事務發聲時,他就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這些當代知識分子所無法面對的一個詰問是,假如有人來反問一下他們,如果您僅僅是一個專家,您有什麼資格對一切社會事務發聲呢?所以我們經常看到,在某一個行業的專家他只要一出來發言,就非常地可笑。

儒家的教育是詩書禮樂之教,詩書禮樂都是通識的教育,是人類立身於世所必須要掌握的東西——「詩」通向性情的完善,「禮」通向行為的規範,「書」通向廣博知方,而「樂」通向一種仁慈的心。這些都是作為一個人他立身於世所必須要掌握的知識,因此,通識的知識價值高於專門的、專業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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