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擯棄東、西方二元認知體系
後殖民主義作為批判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定式的後現代理論，是建構在另一種思維定式之上的，即西方對東方的所有知識和描述，都是虛構的、扭曲的、帶有殖民色彩的。這種理論假定依然沒有逃脫「東方主義」的建構色彩和二元對峙的思維定式，只不過建構話語體系的主、客體發生了轉換。超越東方主義不僅是對東方主義理論本身的超越，還包含對東方主義分析範式及思維方式的超越。
(一)打破「東一西」方二元對峙的思維定式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世界各國之間利益交叉與互嵌的趨勢更為明顯，傳統的「東一西」劃分方式已然無法徹底地將「東方一西方」一刀兩斷。在全球化進程中，二元對立的結構分析範式已經不再完全適用於世界新形勢。過去那種用來描述文化身份的自我/他者、殖民者/被殖民者、中心/邊緣的二元對立關係也在逐漸消解，文化多元景觀有必要取而代之。「東一西」方二元對峙的話語體系不僅影響了東、西方的正常交流，還導致了西方社會的主體性危機，愈來愈龐大的移民群體在「排斥與融人」的鬥爭中，被打上「他者」的身份鏡像，而成為西方國家面臨的主要社會問題之一。雖然「自人至上主義」思潮仍不時在西方社會興風作浪，但這種在種族上劃分為「高貴-低劣」的種族主義做法遭到更多人的痛斥與撻伐，其中也包括自人群體內部的強烈反對。
事實上，無論是地理的還是歷史的(更不用說文化的)概念所指，「東方」和「西方」都是人為建構的，包括他們的對峙，實際上也是一種相互支持與相互反映的存在。這種互為鏡像的文化(或地理)產物，既然可以被建構，也同樣可以被解構，當然也不缺乏被重構的可能性。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以及知識分子的覺醒與文化的自信等因素，賦予「東方」自我表達的能力和基礎。在網絡科技與新媒體發展的助推下，作為「他者」文化被表述的傳統「東方」形象漸趨消散，「高貴西方人一低劣東方人」的二分法也不再那麼理所當然。東方的自我表達刺激了當代東方主義者，傳統東方主義在解構的同時，也加速了新東方主義的生成。「東方學的一切都置身於東方之外:東方學的意義更多地依賴於西方而不是東方，這一意義直接來源於西方的許多表達技巧」。新東方主義，或稱東方主義的再生產，不僅有西方文化霸權的參與，同時也有東方人自我表述的東方化。這種在全球擴散的新東方主義，雖然不再以二元對峙的極端形式出現，但內涵的「現代性神話」與「技術東方主義」依然值得我們警惕。
(二)競生共存模式
文明之間既不像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存在明顯的斷裂與分層，也不像託馬斯·弗裡德曼認為的「世界趨於平坦化」那麼簡單，它們之間存在著某種連續的紋理，層層嵌套而又互相保持警惕。薩義德從傳統的歐洲敘事中翻出這些東方學的「陳年老帳」，不是為了鼓動民族主義去對抗東方主義，而是要祛除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霸權敘事。冷戰結束幾近30年，國際局勢已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的戰略失誤、西方社會整體行動能力下降、非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等因素促使西方需要從固有的道德優越性和中心主義的話語中走出來，適應國際結構多極化的現實。在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方面，馬克思早已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關係研究範式上，全面而系統地拒斥了這種將「歐洲獨特性」泛化為衡量人類普遍進步」標尺「的思維模式與話語系統。
從道德哲學和國際秩序範疇駁斥了「西方優越論」和「文明衝突論」之後，我們再次將討論的視角拉回到文明秩序的想像上。隔絕與純粹的文明時代已經不復存在，無論是著名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提出的26種文明，還是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為的8種文明，它們之間都存在著或縱向或橫向的連續性紋理。層層嵌套的各個文明在相互接觸的過程中，既相互包容，又時而對立，但無論哪種狀態都不是絕對的，更不是永恆的。近代西方的崛起，促成了東方主義偽科學的建構，東方學家企圖將「西方優越論」和西方(我者)一東方(他者)的二元對立關係本質化。這種本質化行為不僅忽略了世界多元文化的必要性，也違背了文明演變的客觀規律。東方與西方並非簡單的二元對立或中心一邊緣結構，而是既相互包容、交流、學習，又彼此競爭、博弈、對抗的競生共存模式。事實上，既不存在絕對的「東方」，也沒有純粹的「西方」，二者在互相建構的過程中，也在解構著彼此。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
經歷了幾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人類已經從歷史上封閉隔絕的狀態走向了互聯互通，傳統的對抗思維和冷戰思維已經無法應對人類面臨的總問題。2017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日內瓦萬國宮的演講中提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命題，並強調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堅持對話協商、堅持共建共享、堅持合作共贏、堅持交流互鑑、堅持綠色低碳」等原則。在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中，內涵著「和而不同」「協和萬邦」「以和為貴」的「和合」理念，這是中國外交倡導的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取代「零和博弈、結盟對抗」的文化根源。表現在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一帶一路」倡議中，習近平總書記倡導「『一帶一路』建設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推動各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建立在舊秩序基礎上的世界治理模式，更多地是基於部分民族國家利益的意志體現，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世界一體化趨勢下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和危機。於此背景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貢獻給世界應對全球性問題和危機的「中國方案」，它超越了東方主義的「二元對立」和「自我優越論」的狹隘性，將馬克思共同體理論和中國傳統智慧結合，站在整個人類文明的宏大視野上思考共同的命運。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和文化多樣化趨勢的增強，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性進一步加深，初步形成了一個命脈相連、禍福與共、興衰相依的命運共同體。世界各國在現有的國際政治秩序下，應堅持主權平等、交流互鑑、合作共贏的原則，摒棄「霸權主義」「自我優越論」和「零和博弈」的對抗思維，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下，「共建、共治、共享」共同的人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