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在酒裡的老頭
汪明（汪曾祺長女）
媽媽高興的時候，管爸叫「酒仙」，不高興的時候，又變成了「酒鬼」。做酒仙時，散淡灑脫，詩也溢彩，文也雋永，書也飄逸， 畫也傳神；當酒鬼時，口吐狂言，歪倒醉臥，毫無風度。仙也好，鬼也罷，他這一輩子，說是在酒裡「泡」過來的，真是不算誇張。據爸說，他在十來歲時已經在他父親的縱容下，能夠頗有規模地飲酒。打那時起，一發不可收拾，酒差不多成了他的命根子。很難想像，若有三天五日見不到酒，他的日子該如何打發。
最初對「爸與酒」的印象大約是在我三四歲的時候，那也算是一種「啟蒙」吧。說來奇怪，那麼小的孩子能記住什麼？卻偏把這件事深深地印在腦子裡了。
保姆在廚房裡熱火朝天地炒菜，還沒開飯。爸端了一碟油炸花生米，一隻滿到邊沿的玻璃杯自管自地先上了桌。我費力地爬上凳子，跪在那兒直盯盯地看著他，吃幾個豆，抿一口酒，嘎巴嘎巴，吱拉吱拉……我拼命地咽口水。爸笑起來，把我抱到腿上，極有耐心地夾了幾粒花生米餵給我。用筷子指指杯子：「想不想嘗嘗世界上最香的東西？」我傻乎乎地點頭。爸用筷子頭在酒杯裡沾了，送到我的嘴裡——又辣又嗆，嘴裡就像要燒起來一樣！我被辣得沒有辦法，只好號啕起來。媽聞聲趕來，又急又氣：「汪曾祺！你自己已經是個酒鬼，不要再害我的孩子！」
五歲的時候，我再次領略了酒的厲害。那一年，爸被「補」成了「右派」，而我們對這一變故渾然不知。爸約了一個朋友來家喝酒。在昏暗的燈光下（也許只是當時的感覺），兩人都陰沉著臉，說的話很少，喝的酒卻很多。我正長在不知好歹的年齡裡，自然省不下「人來瘋」，抓起一把雞毛撣子混耍一氣……就在剎那間，對孩子一向百依百順的爸忽然像火山一樣地爆發起來！他一把拎住我，狠狠地掀翻在床上，劈手奪過毛撣，沒頭沒腦地一頓狂抽。我在極度的驚恐中看到了他被激怒的臉上那雙通紅的眼睛，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濃烈的酒氣。一個五歲的孩子，只能有一個反應，就是咧開大嘴痛哭一場，賴聲賴氣地哭得自己頭都昏了……後來我總是提醒爸爸：你打過我！他對這惟一的「暴力事件」後悔不已，說早知道你會記一輩子，當時我無論如何都會忍一忍。
我對爸說，我不記恨你，我只是忘不掉。
爸結束了「右派」生涯，從沙嶺子回到北京時，我們家住在國會街。他用很短的時間熟悉了周圍的環境，離家最近的一家小酒鋪成了他閉著眼睛都找得到的地方。酒鋪就在宣武門教堂的門前。窄而長的一間舊平房，又陰暗，又潮溼。一進門的右手是櫃檯。櫃檯靠窗的地方擺了幾隻酒罈，壇上貼著紅紙條，標出每兩酒的價錢：八分，一毛，一毛三，一毛七……酒罈的蓋子包著紅布，顯得古樸。櫃檯上排列著幾盤酒菜，鹽煮花生、拍黃瓜。門的左手是四五張粗陋的木桌，散散落落的酒客：有附近的居民，也有拉板車路過的，沒有什麼「體面」的人。
爸許願給我買好吃的，拉我一起去酒鋪。（媽說，哪兒有女孩子去那種地方的？）跨過門檻，他就融進去了，老張老李地一通招呼。我蹲在地上，用酒鋪的門一個一個地軋核桃吃。已經軋了一大堆核桃皮了，爸還在喝著，聊著，天南地北，雲山霧罩。催了好幾次，一動都不動。終於打算離開，可是他已經站立不穩了。拉著爸走出酒鋪時，聽見身後傳來老王口齒不清的聲音：「我——告訴你們，人家老汪，不是凡人！大編劇！天才！」回頭看了一眼，一屋子人都醉眼惺忪的，沒有人把老王的話當真（老王后來死了，聽說是喝酒喝死的）。回家的路上，爸在馬路中間深一腳淺一腳地打晃，扶都扶不住，害得一輛汽車急剎車，司機探出頭來大罵「酒鬼」，爸目光迷朦地朝司機笑。我覺得很丟人。回到家裡，他倒頭便睡，我可憐巴巴地趴在痰盂上哇哇地嘔吐，吐出的全是嚼爛了的核桃仁！
「文革」初期，爸加入了「黑幫」的行列，有一段時間，被扣了工資——對「牛鬼蛇神」來說，這種事情似乎應在情理之中。於是，家裡的財政狀況略顯吃緊。媽很有大將風度，讓我這個當時只有十三四歲的孩子管家。每月發了工資，交給我一百塊錢（在當時是一大筆錢了），要求是，最合理地安排好柴米油鹽等家庭日常開銷。精打細算以後，我決定每天發給爸一塊錢。爸毫無意見，高興地說：「這一塊錢可以買不少東西呢！」他屈指算著：五毛二買一包香菸，三毛四打二兩白酒，剩一毛來錢，吃倆芝麻火燒！「中午別喝酒了，」我好言相勸，「又要挨鬥，又要幹活兒，吃得好一點。」爸很精明地討價還價：「中午可以不喝，晚上的酒你可得管！」
一天早晨已經發給爸一塊錢，他還磨磨蹭蹭地不走。轉了一圈，語氣中帶著討好：「妞兒，今兒多給幾毛行嗎？」「幹嘛？」「昨兒中午多喝了二兩酒，錢不夠，跟人借了。」我一下子火了起來：「一個黑幫，還跟人借錢喝酒？誰肯借給你！」爸嘀咕：「小樓上一起的。」（小樓是京劇團關「黑幫」的地方）我不容商量地拒絕了他。被我一吼，爸短了一口氣，捏著一塊錢，訕訕地出了門。
晚飯後，酒足飯飽的爸和以往一樣，又拿我尋開心：
胖子胖，
打麻將。
該人錢，
不還帳。
氣得胖子直尿炕！
我也不甘示弱，不緊不慢地說：「胖子倒沒欠帳，可是有人借錢嘬喝酒，賴帳不還，是誰誰知道！」爸被我回擊得只剩了臊眉耷眼的份兒了。第二天，爸一回家，就主動匯報：「借的錢還了！」我替他總結：「不喝酒，可以省不少錢吧？」他臉上泛著紅光，不無得意地說：「喝酒了。」「？」「沒吃飯！」
我剛從東北回北京的那段日子，整天和爸一起呆在家裡。他寫劇本，不坐班；我待業。一到下午三點來鍾，爸就既主動又迫切地拉著我一起去甘家口商場買菜。我知道，買菜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藉口，他真正的盼頭在4點鐘開門的森隆飯莊。出門前，爸總要檢查一下他的小酒瓶帶了沒有。買了菜，馬上拐進森隆。飯莊剛開門，只有我們兩個顧客。爸給我要一杯啤酒，他自己買二兩白酒，不慌不忙地嘬著。喝完了，掏出小酒瓶，再打二兩，晚飯時喝。我威脅他：「你這樣喝，我要告訴媽！」爸雙手抱拳，以韻白道：「有勞大姐多多地包涵了！」有次他自己買菜，回來倒空了菜筐，也沒找到那隻小酒瓶。一個晚上，他都有點失落。第二天我陪他去森隆，遠遠看見那瓶子被高高擺在貨架頂上。爸快步上前，甚至有些激動：「同志！」他朝上面指指：「那是我的！」服務員是個小姑娘，忍了半天才憋住笑：「知道是您的！昨天喝糊塗了吧？我打了酒一回頭，您都沒影兒了！」
爸的喝酒一向受到媽媽的嚴格管制，後來連孫女們都主動做監管員。汪朗的女兒和我女兒小的時候，如果窺到爺爺私下喝酒，就高聲向大人告發，搞得爸防不勝防，狼狽不堪。一次老頭兒在做菜時「偷」喝廚房的料酒，又被孩子們撞到，孫女剛喊「奶奶」——老頭兒連忙用手勢央求。她們命令爺爺彎下腰，張開嘴，倆孩子踮著腳尖嗅來嗅去，孩子們對黃酒的氣味陌生，老頭兒躲過一頓痛斥。
多年以後的一個星期天，我們回家看爸爸媽媽。爸縮在床上，大汗淋漓，眼裡泛出黃黃的顏色。問他怎麼了？他痛苦不堪地指指肚子，我們以為是肝區。哎，喝了那麼多年的酒，真的喝出病來了。送爸去醫院前，媽非常嚴肅地問：「今後能不能不再喝酒？」爸萎作一團，咬著牙，不肯直接回答。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把爸弄到診室的床上，醫生到處摸過叩過，又看了一大摞化驗單，確診為「膽囊炎急性發作」。大家都鬆了一口氣。我蹲下為爸穿鞋，順便問大夫：「今後在菸酒上有什麼限制？」話音未落，很明顯地感到爸的腳緊張地僵了一下。大夫邊填處方，邊漫不經心地說：「這個病與菸酒無關。」
「嘻嘻……」爸馬上捂著嘴竊笑，簡直像是撿了個大便宜。剛剛還擠滿了痛苦皺紋的那張臉，一瞬間綻出了一朵燦爛的花兒，一雙還沒有褪去黃疸的眼睛裡閃爍著失而復得的喜悅！剛進家門，爸像一條蝦米似的捂著仍在作痛的膽，朗聲宣布：「我還可以喝酒！」
然而，科學就是科學，像爸這樣經年累月地泡在酒裡，鐵打的肝也受不了。在他晚年時，他的酒精性肝炎發展為肝硬變。醫生明確地指出問題的嚴重性。爸在他視為生命的寫作和酒之間進行了折衷的處理：只飲葡萄酒，不再喝白酒。在一段時間裡，他表面上堅持得還算好。（當然免不了小動作）
一九九七年四月底，爸應邀去四川參加「五糧液筆會」。臨行前，我們再三警告他：不準喝白酒。爸讓我們放心，說他懂得其中的利害。筆會後爸回到北京，發現小腿浮腫，沒過幾天，五月十一日夜裡，爸因肝硬變造成的食道靜脈曲張破裂而大量吐血。這次他真的知道了利害。在醫生面前，他像一個誠實的孩子，「在四川，我喝了白酒，」爸費力地抬起插著輸液管的手，用拇指和食指比劃著：「這樣大的杯子，一共6杯。」
爸的喝酒一直是我們全家的熱門話題。無論誰怎樣努力，都沒有辦法把他與酒分開。和爸共同生活的四十多年裡，我們都明白，酒幾乎是他那閃光的靈感的催化劑。酒香融散在文思泉湧中。記得有一次和爸一起看電視，談到生態平衡的問題。爸說：「如果讓我戒了酒，
就是破壞了我的生態平衡。那樣活得再長，有什麼意思！」也許，爸爸註定了要一生以酒為伴。酒使他聰明，使他快活，使他的生命色彩斑斕。這在他，是幸福的。
家的散文比較有文化氣息。大部分老作家的散文可以歸入「學者散文」一類，有人說散文是老人的文體，這話似有貶義，即有些老作家的散文比較乾枯，過於平直，不滋潤，少才華。這也是實情。我今亦老矣，當以此為戒。
《獨酌》/汪曾祺/中國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