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訪談
2018年12月，河南文藝出版社推出韓石山新作——長篇歷史小說《邊將》，以明代為歷史背景，以北疆某重鎮為人物活動舞臺，塑造了以杜如楨為代表的將領形象。作品涉及了明代北部邊疆的許多歷史大事，也展示了邊關民眾的日常生活場景，寫出了邊將們對國家的忠誠，也寫出了他們感情世界的純潔與堅毅。
《邊將》推出後引起較大反響。2019年4月，《邊將》入圍由中宣部出版局、中國圖書評論學會主辦的「2018中國好書」。5月，出版社二次加印該書。山西省作協副主席、《山西文學》月刊社主編魯順民評價《邊將》一書體現了作家的閱史之功，也體現了作家的閱世之功，「這部書不是一部簡單的歷史小說，如果你對作家本人的人生經歷有所了解的話，不妨將這部小說視作作家本人的『身世之書』。這裡面不僅有作家幾十年的文史積累，更有作家幾十年的人生體驗積累」。
近年來，韓石山潛心現代文學研究，在現代作家傳記寫作方面成績斐然。多年來專注傳記寫作的韓石山，在怎樣的契機下寫起小說？本報記者近日專訪韓石山，聽他講述《邊將》寫作中的故事以及對長篇小說創作的一些思考。
中華讀書報：《邊將》從戰事寫起，而且確有史實，即嘉靖三十六年的右衛保衛戰，以及牆子嶺大戰。您在寫作的時候，是否受到約束？為了寫作《邊將》，您做了怎樣的準備？
韓石山：確實受到許多限制。前一兩年，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重新構思故事，一是充實資料。重新構思故事，得力於河南文藝出版的朋友的提點，比如要讓情愛的線索，與戰爭的線索同步發展，同步達到高潮。充實資料上，做得最多的，是去書中寫到的幾個地方作實地考察。比如大同的得勝堡，張家口堡。書中寫到主角的貶謫地，陝西府谷的半山堡，我也去過。這些地方，去過沒去過，是不一樣的。比如去了張家口堡（當地叫堡子里），就知道邊地民眾，是怎樣抵禦蒙古人的侵擾的，院落的結構，巷道的設置，無不具有邊地的特色。除此之外，還要買書看書，比如書中大同巡撫方逢時有文集傳世，名為《大隱樓集》，買下細細地看。
中華讀書報：小說是否也融入了您對人生的認識和思考？比如「這世上兩樣東西最厲害,一個是理,一個是利」等等——您是這麼看的嗎？
韓石山：這部小說裡，確實融入了許多我的人生體驗。這些年來，我們的小說，幾乎不談這個話題，但是，最深切的人生體驗，應當是作者在平日生活中得來的，尤其是一些有獨特人生經歷的作家，不應當迴避自己最深切的人生體驗。這些體驗，有的是人生哲理，更多的應當是細微的人生感受。
能不能將自己的人生感受寫出來，融進作品中，是一部作品成敗的關鍵。外國作家，在這方面做的好些，中國作家，尤其是一些名家，似乎有意無意地規避這樣的經驗。《邊將》的故事框架，是我從史料裡尋找出來的，而能寫得有滋有味，甚至可以說是興致勃勃，全是得益於我幾十年來的人生體驗。「這世上兩樣東西最厲害,一個是理,一個是利」，這樣的話，在書中，可說是信手拈來，隨處可見，實在說不上多麼的精闢。
中華讀書報：《邊將》裡的杜如楨是個武將，但您的筆力更多的傾注在他的沉靜和寬宏上。為什麼？
韓石山：這是我的精心設計，著意安排。《邊將》這樣的題材，這樣的人物，如果將筆墨傾注在戰爭上，神仙也寫不成一個像樣的長篇小說。
起初寫傳記時，我還想著多寫戰爭，有的正面寫，有的側面寫，而寫《邊將》，我是明確地將寫戰爭降到了次要的位置，著力寫的是人情，是世態，是人與人的糾葛。只有這些，才是小說應當承載的，也是小說應當展現的。
中華讀書報：寡嫂王慕青是您著力塑造的一個人物。能談談這個人物嗎？在您眼中，什麼樣的女人是好女人？
韓石山：這部小說，因為題材的關係，人們自然地將杜如楨視為小說的主要人物。但是從塑造人物角度看，寫杜如楨總要容易些，有戰爭，有政敵，有眾多的人事糾葛，寫出他的謀略，寫出他的性格，都不是難事。而要寫好王慕青這個女人，那就太難了，一是沒有什麼大事讓她做，二是沒有大的場合讓她拋頭露面。
怎麼寫好這個人物，可以說是絞盡了腦汁。最後我給自己定的原則是，好要寫足，「好中的壞」也要寫，「壞中的好」更要寫。好就不必說了，「好中的壞」是什麼呢，就是她要著力激勵這個小叔子成就一番偉業，滿足一個邊關女人的榮譽感。在我看來，外表溫柔，內心剛強，敢於表達自己真實感情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好女人。
中華讀書報：父親給杜如楨所說的姑嫂村的葷話，似乎不太符合那個時代。我只是冒昧揣測，不知您這麼寫，是為了豐富「邊將」的人物性格嗎？
韓石山：父親給杜如楨講姑嫂村（實為「姑蘇村」）的興衰，是在全書的第二章《右衛城》裡，用了一節的篇幅。應當說，這一節裡，並沒有多麼生動的故事，只是一種平直的敘述。對著實物，現身說法。或許沉悶了些，但我的用意是明顯的，就是突出「風化」二字，比如寫了從妓的榮娘，對邊地男人骯髒的厭惡，祖父引進南方洗浴的設備。著眼點，都在「以風化俗」上。這也是對小說主題的一個闡釋。
對小說，我有自己的看法，或許俗了些，卻難說不對。我的看法是，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要從不正經中，寫出那個正經來。這部小說的主題，第一章裡，爺爺的一句「葷話」已說清了，就是邊牆要修到什麼地方，才是真正的邊牆。這一節裡，寫姑蘇村的興衰，實際上就是具體的闡釋這一命題。別的章節所寫，大都是為了豐富人物的性格，恰恰這裡，隱藏了我更重要的用心。如果有人以為過了，那是我沒有把握好，不能說這樣的用心是錯的。
中華讀書報：您的專業是歷史，寫人物傳記和歷史小說，是否更有優勢？
韓石山：我上大學，學的是歷史。我這個人，也特別愛好歷史，這麼多年，很少買當代作家的作品，也很少看當代作家的作品。當年寫小說，是為了從呂梁山裡跳出來，說白了，為的是改變自己的命運。調進山西省作家協會後，沒有幾年，就放棄了小說寫作，改為研究現代文學人物，寫了《李健吾傳》和《徐志摩傳》。
有一點，很少給人說，卻是實實在在的心病。1980年夏秋間，我參加了改革開放後最早的一期「文學講習所」（後來改名為魯迅文學院），跟當年一批聲名顯赫的青年作家，在一起學習過一個不短的時期（半年）。我不認為我是能寫得了當代題材的，但這並不等於我認為自己寫不了小說。
多少年來，我總想著，自己該寫一部怎樣的小說。這二三十年，我一直在寫人物傳記，並不等於死了寫小說的心。多少年了，我總在想著，能找到一個可以避開既定模式的寫作題材，有時以為找到了，細一想，又自個兒否定掉了。沒想到不經意間，逮住了這樣一個歷史題材，讓我過了一次寫小說的癮。這個年紀，小勝輒喜，也是人之常情。
中華讀書報：您的創作，之前主要是非虛構，是怎樣的契機寫起小說？虛構和非虛構，不同的題材創作各有何不同的體會？
韓石山：最初是接受了山西右玉縣委宣傳部的一個任務，寫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叫麻貴，明代嘉靖、隆慶、萬曆年間，一位有名的邊將。《明史》有傳，史稱「東李西麻」，是說那些年，北部邊防上，有兩個著名的將領，一個是遼東鐵嶺的李成梁，一個是大同右衛的麻貴。當時我剛退休，覺得寫寫這個，怪好玩的，權當消遣吧。
前後用了三四年的時間，寫成了，挺得意的，在博客上掛了幾章。料不到的是，當地麻家的後人，說是侮辱了他們的祖先。我不生氣，覺得人家的看法是對的。於是我將列印本交給縣上，表明我完成了縣上給我的任務，同時聲明，我不寫這個傳記了，這個構思是我的，我將用這個構思寫一部虛構的長篇歷史小說。事實是，在寫傳記的過程中，我就意識到，這是一個絕佳的歷史小說題材，寫成傳記，局限太大了。
進入小說寫作，一下子就輕鬆了。各種人生的經歷與體驗，全都調動起來，文思飛揚，喜不自勝。許多先前想都不會想到的俏皮話，紛至沓來，爭奇鬥豔。我是很早就用電腦的，這次寫《邊將》，從傳記到小說，都是用手寫，十六開的稿紙，一天三千字、五六千字不等，要的是那種手寫的感覺。寫到最後，感覺到每一個字都是在手心攥過的，每一個句子，都是用手捋過的。那感覺，真是好極了。
中華讀書報：聽說您這幾十年，讀得最多的是史書。多讀史書，對您寫歷史小說有怎樣的幫助？
韓石山：我真的愛看史書，身後的書架上，什麼時候都放著一套二十四史。說是虛榮心也罷，說是積習難改也罷，在我是自自然然，沒有什麼怪異的感覺。要說的是，這樣的書，基本上不是看的，而是查的。平日看的，多是著名學者的研究著作。畢竟對我這樣的人，重要的是吸收，而不是發現，發現需要更大的本事，我不具備那樣的資格。
正因為平日多看史書，這次寫《邊將》，就覺得順手些。比如蒙古人南下，我過去就知道，那不是什麼攻城略地，而是饑民南下就食。比如山西汾河沿線的村莊，大多修有村堡，過去說是防李自成農民軍用的，我知道，那實際上是防蒙古人南下的，而且是朝廷頒布法令，布置修建的。這樣到寫《邊將》，寫起蒙古人的南下，甚至圍城，就不是什麼整齊的軍陣，而是各色人等的大雜燴，蜂湧而來，又蜂湧而去。這才是歷史的真實。寫到書裡，也才別開生面，讓人耳目一新。
中華讀書報：《邊將》出版後獲得讀者的好評，您覺得主要原因是什麼？
韓石山：《邊將》應當獲得好評，我是有預料的，但是沒想到會這麼快，動靜會這麼大。2018年12月出書，2019年3月底，「中國好書」發布會預排時，就知道入圍了。雖說後來沒有入選，也是意料之外的殊榮。到了5月，出版社又一次印刷，更是不敢奢望。
能獲得讀者的好評，我以為，一是這些年長篇小說不太景氣。再就是，《邊將》從動筆到改寫到多次修訂，我一直告誡自己，七十歲的人了，不必追求世俗的東西，只要能留下一部顯示個人性情，顯示一己寫作才能的作品，就行了。或許正是這樣的「自私」，讓它寫起來從容，有興致，出版後，別人看起來，像個真正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