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璐 原載《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2018年第5期
轉自設計與哲學公眾號 ID: PhilosophyDesign
通常認為單子論作為萊布尼茨形上學的實體觀是其整個思想的基石,為其數學、邏輯學、物理學等思想成就發揮核心作用。但依照其手稿及書信的編年史,根據思維發生學,萊布尼茨的單子論是在其晚期成型,他首先是作為一位數學家,其數學思想中的符號表徵法與更深層的關係實在論對其整個思維方式及思想歷程發揮了奠基性作用。他對理性限度的認識也為人類自由留下了空間。
在哲學史中,萊布尼茨以單子論的作者而著稱;在數學史中,萊布尼茨作為微積分的發明者被稱頌;在物理學史中,萊布尼茨以提出動能守恆定律與活力論而載入史冊……這位被稱為「活動的百科全書」的思想家如何在這眾多領域均取得驚人成就似乎使人只能用天才這樣的詞彙才能回答。哲學家們似乎已經對以下結論達成共識:萊布尼茨以單子論實體觀為核心的形上學作為一種整體性背景對數學、邏輯學、物理學、倫理學等其他思想發揮了奠基性的作用,使他取得累累碩果。這是一種主流觀點,卡西爾、羅素、庫迪拉、海德格爾①都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但是,七卷本《萊布尼茨數學手稿》的編撰者格爾哈德(C.I.Gerhardt)、《萊布尼茨早期數學手稿》的評論者吉爾德(J.M.Child)、德國科學院版《萊布尼茨手稿與通訊全集》第七系列數學手稿的主編布雷格(H.Breger)②卻表示,作為微積分、數理邏輯、離散數學、計算器的發明者,萊布尼茨首先是以一名數學家的眼光看待整個世界的,直至他晚年時期才提出其成熟的形上學思想——單子論。他的數學思想在他的整個思維歷程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如果只用數學思想來描述這種作用未免過於籠統,筆者認為蘊含在其數學思想中的符號表徵法以及蘊藏在更深層次的關係實在論思想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
一、符號表徵法
(一)普遍文字與通用語言
「讓我們計算吧」這句著名的萊布尼茨口號似乎是其數理哲學思想最傳神的表達。他在《綜合科學序言》(1677年)、《論發現的方法》(1685年)、《文字技藝對精確科學的理性嘗試》(1688年)等多篇文獻中多次說過這句話。這並不僅僅表達了萊布尼茨對理智計算能力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表明了萊布尼茨發明的「通用語言」同時具備的兩種技藝——「證明的技藝」與「發現的技藝」。這是那個時代思想家們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標,而萊布尼茨的貢獻在於他賦予了這個理想具體的理論與實踐內容。
萊布尼茨認為語詞與概念的形成的起點是一般名詞,由一般名詞出發逐漸獲得具體名詞。這與他所謂「觀念的自然秩序」——從一般到特殊、從抽象到具體的順序相符合,這種「觀念的自然秩序」正是人類認識的本質,但是語言的歷史與認識的本質是相反的,語言的形成表明我們如何從感官印象進入抽象觀念,它表明的是人類心靈發展的歷史,這也是人類心靈發現的歷史。在萊布尼茨看來,人們具有獲得原初簡單觀念——一般觀念的共同能力。
中世紀加泰隆尼亞哲學家拉蒙·勒兒(Ramon Lull)③在其《組合技術》[ars combinatoria]發明了一種機械組合方法,在一組有限數量的簡單而一般的語詞之間獲得所有可能的組合,這種被稱為「大技巧」[Ars Magna]的組合方法引領了之後的研究方向。萊布尼茨1666年的《論組合術》[Dissertatio de Arte Combinatoria][1]N8正是在這種方法的基礎上實現了新的突破:他不僅提出關於組合演算的正式理論,還將其組合術應用到傳統的三段論邏輯以及新的發現的邏輯(logic of discovery)中,並且使這種方法超出了純數學的範圍。萊布尼茨自信滿滿地稱他的組合術包含「有關發現的整個邏輯學」,是「所有科學的鑰匙」,[2]5通過它「世界上全部的混合觀念都能夠還原為少數簡單的觀念,就好像還原為它們的字母一樣;並且,反方向地,從這樣一個字母表中的字母的組合,我們可以開闢一條道路來發現所有的事物,這包括它們的原理以及通過一種有序的方法並假以時日可以從其中所發現的一切」[2]160。這種發現的路徑類似於數學中將數字還原為素數的方式,即對概念的分析開始最終獲得原初概念(primitive concepts),然後對這些原初概念配以適當的符號和文字,同時建立一套組合原初概念的規則,最終推演出所有其他可能的概念,這也是萊布尼茨試圖建立「人類思想的字母表」的路徑。
萊布尼茨認為普遍語言作為一種對應思維關係的理性工具應同時具有證明和發現[inveniendi]的功能。他具體說明了三類發現法。第一類可稱為賦值分類發現法。遵循亞里斯多德三段論的傳統,普遍語言中用以命名確定主體的概念或名詞必須能夠在已被標明的失誤的關係中分辨出,以至於被劃入相同的種或類之中。自1671年萊布尼茨在約翰·威爾金斯(John Wilkins)的概念表的基礎上列出了一張範圍更廣泛的定義表。[3]N58普遍語言需要更夠恰當地確定名詞所屬的關係以及不同的屬類(general-classes),由此可以在理智的引導下擴展我們的知識範圍。如「貓」「狗」與「動物」這樣的概念,「貓」與「狗」都包含共同的「動物」概念,因此兩者屬於「同種關係」(conspecies);而「身」與「心」這兩個概念屬於「異質關係」(hegerogeneous)。我們通過對原初概念的賦值——賦予符號,當我們不能處於對事物的全部直觀狀態時,通過符號代替的事物表徵充分的知識,按照定義表的分類,發現新的知識。第二類是用符號代替圖形,對幾何符號進行改良與擴充,如三角形全等符號。在1679年寫給惠更斯的信中,萊布尼茨指出僅僅將代數應用於幾何方程並不是最好的處理幾何問題的方法,原因在於代數本質在於表示量值,而幾何則本質上與位置相關。因此可以類比代數指示數字或尺寸,可以用文字指示圖形與機械運動。萊布尼茨的基本理念是用記號代替圖形來表示位置、角與機械運動,然後以某種(如代數方程)的方式以一種清晰有效的方式對其進行運算操作。[4]851-853第三類是另外一大類發現法——符號方程法,即從符號關係式消除未知量的方法實現新知識的發現。1684年萊布尼茨發明了行列式,用以消除未知數以便為線性方程組求解。④在「歐幾裡得精神」獲得無比尊嚴的16世紀,丟番圖(Diophantus)的《代數》(Arithmetic)手稿的重新發現使得代數成為數學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普羅克洛斯(Proclus)對《幾何原本》注釋的翻譯出版使得一般比例的傳統與代數方程結合起來。數學證明對應的是綜合,而分析則對應的是發現。「韋達把丟番圖的解釋稱為『分析』過程,他指是對分析的傳統定義,即『從被當作未知量的已知量出發,經由各個推論,一直到某種已知的東西』。」[1]這種從未知量到已知量的方法被稱為綜合,反之,從已知量取得未知量的方法被稱為分析。萊布尼茨延續了這樣的傳統,通過符號表示未知量,在方程關係中獲得未知量的這種理性分析方法正是萊布尼茨通用語言的發現功能。
(二)符號演算表示思維運算
萊布尼茨認為通用語言的本質是一種理性工具[instrumentum rationis],它更重要的價值在於表明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不同於數值之間的演算,通用語言要進行概念的演算。概念演算的實質是一種「抽象的抽象」,這種二階符號抽象思想的出現,正是近代科學方法論的重要特徵。
1.抽象的抽象
在古希臘,從具體事物中抽象的「數」()被稱為算數數,表示「確定的多」(definite multitude),它不能被設想為某種不確切的數;而萊布尼茨的通用語言的符號是指多個代數數的概念,是一種二階抽象,它不能適用於具體的數量,而是適用於概念本身的概念,即被稱作符號抽象。這種抽象的符號承載著人類思維的演算[Calculus Rationinator]。這種符號抽象是萊布尼茨試圖用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理性工具——通用語言的實質。
由數過渡到概念符號,蘊含了萊布尼茨普遍語言的深刻內涵。在亞里斯多德哲學中,概念通常被認為從個體對象中引出或抽象出來的具有一般性的指稱,如「人」「紅色」「2」等。人的概念是從眾多的人抽象而來,紅色是從眾多種紅色中抽象而來。這種直接從具體事物中抽象構成了希臘科學的主要內容,而對「抽象的抽象」則構成了哲學研究的內容。萊布尼茨對於概念與符號的理解屬於後者,他這種「抽象的抽象」在本質上是將哲學的思維擴展到了數學的領域,大大推進了「自然的數學化」進程,在形上學的層面上完成了認識世界範式的轉換,用「概念論」代替了「實在論」,為近代科學方法論的出現奠定了深刻的形上學基礎。
2.命名和指代[suppositio]
概念的符號表徵涉及對實體的「命名之名」。萊布尼茨認為對實體的命名本身可以指稱事物自身的形式或本質,對形式概念的命名可以表示事物的真實謂述,人類理智可以在對形式概念的謂述中無限接近事物本身的謂述。實體形式的概念依賴於萊布尼茨邏輯學的核心——主謂包含理論。萊布尼茨早在1678-1679年的法理學和邏輯學研究的論文中就提出這個理論:命題若且唯若其謂詞概念包含在主詞概念之中時才是真的。「每一個肯定的全稱直言命題僅僅意味著在謂詞與主詞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謂詞被認為在主詞之內,或包含在主詞之中……也就是說,主詞的概念,無論就其自身來說還是加上了附帶的含義,包含了謂詞的概念。」[6]197這種主謂形式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實體形式的命名就是所謂述事物的名稱,它表示個體事物是什麼。這種名稱表示了事物的共相,它並非是心靈的設定或習慣的約定,而是具有存在的基礎。所謂「形式謂述」(form-predications),表示「謂述一組特定質料的形式就是要展示由這組質料組成或構成了一個能夠行使與『實體—種』(substance-species)相關,邏輯主詞功能的對象」。[7]這個邏輯主詞的命名是命題的主詞,可以是原初概念也可以是複雜概念。對命題或複雜概念所包含的所有概念不斷進行還原分析最終獲得原初的概念就是「判斷的技藝」;對原初概念按照其關係規則不斷地組合和綜合獲得真命題就是「發現的技藝」。於是「這門『文字學』由一套書寫系統或語言(既然有了前者就有了後者)構成,它將與我們的思想所構成的關係網絡嚴格對應……這套書寫系統中的文字就像代數與算數那樣來輔助發現與判斷」。[4]570-571
概念的符號表徵也要涉及指代問題,旨在命題中能夠精確的用詞以免發生歧義。在萊布尼茨的主謂關係邏輯中,主詞與謂詞涉及的均為能夠單獨表義的範疇詞[categoremata],這些詞在命題中指涉個體及其屬性。指代在邏輯上後於符號表徵[意謂significatio],後者則表示用符號表示的命題中的範疇詞。關於指代的這種新邏輯的目的在於將複雜問題還原為命題,對命題的分析可以獲得原初概念,命題作為符號與思想的結合體,符號在命題中成為真理的載體,因此符號表徵及其演算具有了承載真理的合法性。「真理和謬誤二者都從屬於思想,而不從屬於事物。」「沒有一些符號或其他,思想就不能存在。」「算數的真理是通過某種符號或文字表示出來的。」「在我進行思考時,如果頭腦中沒有想起詞或某些其他種類的符號,我就永遠不能辨認、發現或證明任何真理。」[8]
可見,萊布尼茨使用表徵符號的通用語言已經超越了希臘數學的框架,超越了對象的感知覺的束縛,在「二階」的層面上進入「符號表徵」的近代科學階段。萊布尼茨之所以如此相信符號表徵的有效性在於他認為運用符號進行的邏輯演算方法的關鍵不僅在於符號對於充足知識的表徵性,也在於由符號進行的邏輯演算方法擁有獨立於內容的論證結構的永久有效性。這種有效性正是指上述所謂實體形式「命名之命」所具有的存在基礎,這個存在基礎在萊布尼茨看來正是符號所對應的「兩個王國」的關係對應確定性——關係實在論。
二、「臨時唯名論」的本質——關係實在論
在1673年寫給奧爾登堡的信中萊布尼茨提到兩位英國思想家喬治·達爾伽諾(George Dalgrno)和約翰·威爾金斯有關普遍語言的思想與他在《論組合術》的觀點不謀而合,即發明一種人工的哲學語言,不是按照字典的分類,而是以人類概念的分類為基礎。這種系統化的基礎概念名詞的系統是包含了人類所有知識的百科全書,它由符號構成,不僅能夠讀寫,而且還易於人類理智快速掌握。這種語言還可以彌補人類記憶的缺陷,幫助知識的保存,而最重要的是,這種普遍語言的規則直接對應於事物之間的連結秩序⑤。為何萊布尼茨相信他的人工化的符號語言能夠包含人類所有的知識,這涉及萊布尼茨關於共相問題的思考。
共相問題是經院哲學唯名論和唯實論爭論的核心。「12世紀經院哲學家塞利斯伯雷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曾經這樣描寫這場爭論:可以這樣說,共相問題是經院哲學的中心問題,經院哲學的主要成就也表現在這個方面,如果抽掉了這個問題,經院哲學在哲學史上將會暗淡無光。」[9]其實,共相問題關於一般與個別這組對立的爭論是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哲學之間的分歧在中世紀的延續,波愛修斯在其《波菲利,〈引論〉》中總結了共相問題的核心:「種」(genus)和「屬」(species)(中世紀的「共相」概念一般就是指種和屬)是否是在本體論上獨立存在?在認識論上「一般」概念是否具有真實性?是否對應現實事物中某種東西?這些關於共相的問題直到萊布尼茨的時代仍然是哲學家們無法迴避的議題,而萊布尼茨在「抽象的抽象」基礎上關於概念與命名的符號表徵性與萊布尼茨的唯名論立場密不可分。
從波蘭回到邁因茨之後,應伯納博格男爵(Boineburg)之邀,萊布尼茨整理並再版了義大利唯名論哲學家尼佐利奧(Marius Nizolius)於1553出版的《關於哲學的真規則和正確方法,反對偽哲學家》[De veris principiis et vera tatione philosophandi contra pseudophilosophos]一書。在這部書中,尼佐利奧堅持了典型唯名論的立場,認為語詞直接可以指稱事物,無需共相作為詞語和事物之間的中介。萊布尼茨於1670年完成了這項工作,在為這本書撰寫的一篇很長的序言中他討論了唯名論堅持了奧卡姆剃刀所建立的規則——最簡單的假說即是最好的,並首次闡述了他的「邏輯關係實在論」。[3]N54儘管認識到在唯名論的原則中存在一些不連續的方面,但是萊布尼茨仍然表達了對唯名論立場的支持:「實體不應該超出其必然性而增加什麼,從這個原則中它們演繹出一個世界中的所有事情而不需要涉及任何萬能的真實的形式。沒有比這個觀點更真實的了,也沒有什麼比這個觀點更值得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家堅持的了。」[10]他認為唯名論「正確地」指出共相只是名稱,而非事物本身。[3]40
但是仔細分析萊布尼茨的唯名論立場會發現他似乎並未十分鮮明的持有典型唯名論的立場。萊布尼茨的通用語言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關於事物與概念、真理與知識之間的關係。他將概念分為兩種:「概念要麼是抽象的要麼是具體的。具體概念包含著帶有形式性的主體。相反地,抽象概念同等地考慮獨立於具體情況的形式性本身或本質,也就是說,它不考慮主體、地點、時間、質量。這樣也是為什麼形式不能被互逆地表達,除非是在必然的命題中,這種命題是從形上學的質料(即主體)中抽象出來的。」[6]334具體觀點如「人」「熱的」「幹的」,它們不具有獨立於具體事物之外的意義,但是可以指向一個主體;而且,這些觀念「可以是同一個東西」,即它們可以存在於同一主體之中。同時,這些觀念具有自身的含義,它們雖然可以存在於同一個事物之中,但並不意味著要求必須是同一個事物,也就是說它們同樣可以存在於不同的事物之中,因此它們是不依賴於某個具體事物的。[6]400上述這些觀點說明萊布尼茨站在唯名論和唯實論兩個立場的中間:在唯名論的立場上,萊布尼茨是指具體性的觀念或屬性要麼是依附於形容主體的屬性,要麼是主體的表達名稱;在唯實論的立場上,萊布尼茨認為抽象的觀念是從具體的觀念中抽象出來的,他堅持認為抽象的觀念具有第一性的實在性,具體觀念是從抽象觀念中派生出來的。於是,他稱自己是一名「臨時的唯名論者」,「到現在為止,除了不把抽象事物考慮為實在事物,而是考慮為言說的縮略方式,我找不到其他方式來避免這些困難——所以當我使用『熱』這個名,它並不要求我應該涉及某個模糊的主體,而是要求我應該言說某種具體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我是一名唯名論者,只是臨時地是」[11]。萊布尼茨雖然認為諸如「熱」這樣的觀念或語詞要求指向具體的事物,但這並未明確的否定了抽象觀點的實在性。他認為,在精確的哲學或科學表述中,應該僅僅使用具體詞項,因為具體詞項才表示真正的具體的實在事物,抽象的詞項僅僅涉及事物的方式(modes),這種方式只是事物與理解能力或現象能力的表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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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茨之所以說自己是一個「臨時的唯名論者」的另外一個原因在於他反對霍布斯的「極端唯名論」。霍布斯認為,語詞是任意的主觀臆斷的規定的符號,真理只是依賴於對語詞的規定,而這種規定同樣也是人類的主觀臆斷的「強加」和「約定」,因此,「真理是相對的」。萊布尼茨基於他對二進位與十進位等價性的發現指出,即使符號的選擇是任意「強加」或「約定」的,符號之間的關係也絕對不是隨意的,它們應該根據是否符合符號所表達的對象之間的關係而具有真假對錯之分。因此,真理絕非是隨意的或相對的,而是存在於確定的關係之中的。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改變一個系統的符號,但是符號之間的關係和秩序卻不會因此而跟著改變,因此符號對應的真實秩序只有確定的一個,而這種秩序就是事物或事實的真實秩序,即確定的真理。
可見,萊布尼茨始終努力克服把共相主觀化的唯名論傾向和把共相看作獨立於個別事物而存在的實體的唯實論傾向。在中世紀神學的傳統中,自然事物被剝奪了單憑自身能夠生滅變化的能力,一切都來源於上帝的直接創造。與安瑟倫的極端唯實論不同,萊布尼茨認為個體是先於一般而出現的,個體事物的先在性則否認了「純形式」或「純物質」等理念概念的存在,因此共相必然存在於個體事物之中。作為概念的共相可以通過理智的抽象被主體而把握,但在與阿奎那的溫和唯實論的觀點也不同,萊布尼茨認為主體把握的這種共相概念並非僅僅是在主體思維中存在,而是由於主體理智與外在自然世界的理智一致性,使得共相的概念由於自然事物的理智關係性以及主體認識的客觀可靠性而具有客觀存在性,並非僅僅是主體理智的主觀建構。這種「內外」的理智一致性使得符號文字在論證時表明的正是諸對象中所蘊含的某種聯繫、組合和順序,符號演算的規則對應的正是對象事物的順序,這種順序絕非是獨斷的,而是自然界恆定的規律,這代表了近代思想的理性主義信仰。符號的組合、置換、分解、包含等可以用來發現真理與新知識。如果說共相不是實在的、名稱也非實在的,那麼在萊布尼茨看來只有自然事物之間的關係、與之對應的符號之間的關係才是實在的。關係和秩序是具有某種理性本質的東西,它們的實在性如同永恆真理和可能性的實在性一樣均來自於最高理性。符號看似純屬外在的名稱[denomination pure extrinseca],其實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具有實在性的。即使是相對的名稱所包含的關係也是確定的。因此,萊布尼茨的「臨時唯名論」的實質則是一種關係實在論,而這種關係實在論的數學思維才是他通用語言的奠基。
三、結語
萊布尼茨的符號表徵法與關係實在論的思想理所應當被列入計算主義或唯理論的代表,即依靠人類理智的萬能計算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它默認了人類理性的萬能。但是,萊布尼茨卻早已意識到符號演算的限度。他十分清楚符號邏輯演算在日常生活、法律、宗教甚至醫學等領域都無法達到理想的精確程度,於是他始終堅持「普遍文字」與「通用語言」只不過是一種「以記號和符號為手段對於人類理性的極大提升與極為有效的使用」。[6]913與其說萊布尼茨過分樂觀的相信人類理性的計算效力,不如說他情願遵循理性的意願,通過使用一種精確的形式語言最大限度的服從理性在即使是無法達到確定性的事物上可以達成理性的一致。在邏輯學上,我們可以在缺乏足夠證據而必須猜測的情況下⑥「不僅要決定什麼是更可能的,還要決定什麼是更確定的」。[6]914這對後來的概率論奠定了基礎。[13]在更廣闊的意義上,萊布尼茨在機械論世界觀盛行的時代仍然認識並提出了理性的限度,目的在於為主體爭取了引入目的論的機會,為人類的自由留下空間。由於人的先天有限性,人的認識是有限度的,人沒有能力根據矛盾原則獲得所有必然真理,所以人還需要根據充足理由律對偶然真理進行判斷,充足理由律即為目的論因果律的方式。這種對自然界的客觀質料的目的性所做出的「自然的合目的性」為康德之後「人為自然立法」的人的自由的宣言鋪平了道路。
注釋:
①關於卡西爾、羅素、庫迪拉、海德格爾的具體觀點請參見CASSIRE E.Leibniz' System in seinen wissenschaftlichen Gundlagen[M].Marburg:Elwert,1902;羅素.羅素文集(第1卷):對萊布尼茨哲學的批評性解釋[M].段德智,張傳有,陳家琪,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COUTURAT L.La logique de Leibniz d' 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M].Paris:Félix Alcan,1904;海德格爾.從萊布尼茨出發的邏輯學的形上學始基[M].趙衛國,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②格爾哈德的編撰本具體參見GERHARDT C.I.Leibnizens Mathematische Schriften[M].7 vols.Berlin:A.Asher; Halle:H.W.Schmidt,1849-1863;吉爾德的具體觀點請參見CHILD J M.The Early mathematical manuscripts of Leibniz[M].Chicago,London: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20;布雷格編撰的數學系列通訊集請參見Akademieausgabe.Smtliche Schriften and Briefe von Gottfrid Wilhelm Leibniz[M].Darmstadt,Leipzig,and Berlin,1923-.Reihe Ⅶ。
③拉蒙·勒兒(1232-1315)的《普遍計算術》[Ars Magnageneralis ultima]於1480年威尼斯出版,並且此書出現在斯特拉斯堡的1598年出版的《著作集》中,萊布尼茨在美因茨閱讀了後者。
④在萊布尼茨寫於1684年1月22日的一篇手稿中,提出了通過行列式為線性方程組求解的一般規則,但並未發表。這個規則後被瑞士數學家克雷默(Gabriel Cremer,1704-1752)提出並發表,後被命名為克雷默規則被世人所熟悉。
⑤萊布尼茨在1666年完成《論組合數》,大約在1668年之後閱讀了喬治·達爾伽諾的《符號技藝》[Ars Signorum]和約翰·威爾金斯的《論真字符》(Essay on Real Character)。這是W.KABITZ教授在漢諾瓦萊布尼茨檔案館整理了萊布尼茨有關普遍語言研究資料的筆記、書信等資料得出的結論,具體參見KABITZ W.Die Philosophie der jungen Leibniz:Untersuchungen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seines systems[M].Heiderberg,Winter 1909.
⑥因此,萊布尼茨在1678年完成的《對不確定性的評估》[De incerti aestimatione]所包含的「概率是可能性的量度」對皮埃爾·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1749-1827)提出的經典概率論起到了基礎性作用。關於萊布尼茨對拉普拉斯概率思想的影響可以參見Wolfgang David Cirilo De Melo和Jame Cussens在2004年發表的文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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