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悅然：《我的老師高本漢》，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ISBN 978-7-80762-895-84，4+4+330頁，45.00元。
全書包括：「中譯本序」、「目錄」、「序言」、十章正文、「附錄」和「譯後記」。
「中譯本序」中提及，此書是瑞典學院系列傳記中的一種，1993開始寫作，1995年發表。
「目錄」內容較詳細，除章名外，章下的節名也標出，瀏覽一下即知道全書大概內容。每章份量差別也很大，比如最短的第二章「自由自在的學生（1907—1909）」只有11頁，而第八章「他使遙不可及的語言變得近在咫尺」56頁，第九章「斯德哥爾摩（1939—1959）：傳奇大師」則有58頁，為全書最多。
「序言」中說明此書的取材來源，並交代了該傳記的創作原則，作者引用愛潑斯坦的名言——「一個人的傳記應該由一個誠實的敵人來寫」，意在表明自己雖然尊敬、愛戴自己的老師，但並不意味著隨時準備愚忠。
第一章「在延雪平的青少年時代（1889—1907）」。介紹高本的生平。大量的人名、地名肯定會讓非瑞典讀者感到有些瑣碎，至少我是這種感覺。
第二章「自由自在的學生（1907—1909）」。此章在全書內容中最少，介紹高本漢在烏普薩拉大學選擇漢學作為專業的背景，以及倫德爾教授對他的巨大影響。這一章插有十幾幅黑白照片，包括本章提到的名人如沙畹、伯希和、馬伯樂等，還有一份高本漢1911年通過西伯利亞鐵路乘火車回國時閻錫山籤發的護照。
第三章「偉大的歷險（1910—1911）」。寫高本漢在中國，主要是山西省求學的情況。從本章引用的高本漢的信中可以體會出當時一個歐洲青年在古老而腐朽帝國的優越感，這不能不讓中國人有一種苦澀感。更重要的是，本章82至87頁，用6頁的篇幅引用了高本漢記錄1911年10月29日革命軍攻佔太原城的報導，從一名外國人的眼睛來審視中國革命。
第四章「彷徨的戰略家（1912—1914）」。寫高本漢在倫敦和巴黎求學情況。本章中提到斯坦因、伯希和從敦煌取得寶藏，重點記述沙畹對高本漢的幫助和影響。
第五章「勤奮的寫信人」。似乎從前面幾章的時間順序中岔開一筆，介紹高本漢如何博覽群書，以及與女朋友茵娜的通信。
第六章「科學突破」。高本漢博士論文答辯，以及工作之初的情況。
第七章「歌德堡歲月（1918—1939）」。高本漢在哥德堡大學任教和研究情況。第158頁有一幅高本漢1922年在日本時寫給兒子佩爾的信，裡面有高本漢自己繪製的日本女人背孩子穿木屐、人力車、鯉魚旗的草圖，能看出一位嚴肅學者的細心。這一章也有十九幅黑白照片製成的插圖，最後一幅是高本漢《左傳注釋》的手稿（1970年）。
第八章「他使遙不可及的語言變得近在咫尺」。這一章非常專業，介紹了中國傳統的語言學、高本漢在文字、音韻、訓詁方面做出的卓越貢獻。從這一章可以明顯看出作者馬悅然的漢學功力，能用短短幾頁言簡意豐地把傳統語言學從漢代介紹到近代，令人欽佩。
第九章「斯德哥爾摩（1939—1959）：傳奇大師」。寫高本漢在瑞德首都遠東博物館的工作和研究。令人印象深刻的他用考察語法現象的方法，來考證《紅樓夢》版本的嘗試。此章還提及高本兄弟姐妹們的成就。
第十章「高本漢，退休榮譽教授（1959—1978）」。簡介高本漢晚年的研究和思想。
「附錄」是高本漢作品年表，收入了自1914年至1976年的論著。
相對於其人口來說（目前只有1000多萬，不到北京的一半），瑞典的中國學研究在全世界是非常發達的，可稱群星璀璨。19世紀末20世紀初，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在西北探險，發現了樓蘭古城；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應中國政府邀請在華北探礦，發現了仰韶文化；精通突厥語的雅林（Gunnar Jarring ，1907－2002）則多次考察南疆的喀什噶爾。而高本漢則在各地調查方言。除馬悅然外，高本漢的學生中，林西莉在中國知名度很高，著有《古琴》、《漢字王國》等。
瑞典漢學家，斯德哥爾摩大學中國語言學教授、亞太文化研究所所長羅多弼在接受《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採訪時，說高本漢晚年很保守。李約瑟問高本漢為什麼1922年以後一直沒有再去中國，高本漢回答：「因為我更願意記得我在西安府見過的中世紀的中國。」這一點從高本漢在《漢語的本質和歷史》的結語中也可以看出來：
我們以上幾個例子強調了一個在估量學習漢語的「困難」時所必須牢記在心的事實，這都是依著「學漢語」的意思而定的。如果目標僅僅是能夠用官話或某種別的現代方言來進行會話，那麼這個任務就相當簡易了。如果有更高的志向——同時也想學習文字，那麼必要的工作量當然就要大得多，但也仍然沒有什麼嚴重的困難。然而，如果抱負再大些——想要精通文學語言，並想鑽研三千年間中國文學的各個部分，那麼就會面臨一個異常艱難的任務。
高本漢：《漢語的本質和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90頁。2019年10月17日，馬悅然去世，享年95歲。因為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中唯一精通漢語的評委，這一消息在媒體中得到廣泛報導。
有關瑞典漢學的發展史著作有張靜河《瑞典漢學史》（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和Perry Johanson的Saluting the Yellow Emperor: A case of swedish sinography。前者以人為線索，後者以研究領域為線索。
「譯後記」中，譯者李之義介紹了此書的翻譯情況。譯者承認，自己缺乏語言學訓練，所以擔心一些術語的譯文是否妥當。我在讀時注意到的一處是245頁第二段倒數第四行中，phoneme應該是「音素」、phone應該譯作「音位」。[按：但最近讀George Yule的The Study of Language[7th edition]英文版，忽然意識到，morpheme我們譯為「語素」，那相同詞尾的phoneme應該譯為「音素」才正常啊。但查Trask的《語音學和音系學詞典》（語文出版社，2000），phone確實譯為「音素」，phoneme則譯為「音位」。暫時存疑]其他地方並未有明顯不妥之處。譯者花了三年時間，打磨出了一個精品。
李之義生於1940年，北京人。曾任人民畫報社副總編輯、譯審。1961-1966年就讀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瑞典語；1981-1984年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文學系學習。為了表彰李之義在翻譯瑞典文學作品，尤其是將斯特林堡和林格倫兩位瑞典文學大師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過程中的突出貢獻，2006年9月25日，瑞典維多利亞公主在北京將「北極星」勳章頒授給李之義。
讀後一個深刻的印象是，書中幾乎沒有一些粗製濫造傳記裡充斥的花邊新聞，偶爾涉及個人隱私，也是點到為止。作者也並不諱言恩師早年時的年少輕狂之處。這此都體現了馬悅然的學者本色。
（2010年5月5日稿，2020年8月27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