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讀書》 | 強世功:我的《讀書》時代

原創 強世功 讀書雜誌

我的《讀書》時代

文 | 強世功

一、前《讀書》時代

回想童年，有兩種體驗讓我至今難以忘懷。一種是飢餓的痛苦，另一種是讀書的幸福。我們這個年齡都經歷了國家困難時期。我家裡生活條件不算最差，但一日兩餐，早上吃過飯去上學，下午放學又累又餓，還要走幾裡山路。回到家還沒飯吃，因為母親是小學老師，放學之後要留下來批改作業、備課，還經常要在大隊開會。她回家時，我們往往把飯做好了。也因為父母都是小學老師，我最幸運的就是比別的孩子更容易接觸到知識。我依然記得小時候父親用小木棍在地上寫的繁體「馬」字的樣子，栩栩如生，非常可愛。然而，在貧困偏僻的山村，除了課本，很難找到能讀的書。每次到公社上的集市，我就會對著供銷社玻璃櫃下的「小兒書」（連環畫）發呆，有時往往要節省下來幾天上學的乾糧從同學那裡換來「小兒書」看。童年的許多故事都是和找書、讀書、還書甚至偷書的故事聯繫在一起。不知道哪一天，從父親的舊書箱中翻出被撕得沒頭沒尾、繁體豎排的《水滸傳》，就這樣每天抱著讀，連繁體字都慢慢認識了。

童年的故事書真的很奇妙，就像《愛麗絲漫遊仙境》中的那個兔子洞，一旦掉進去就進入豐富多彩的美妙世界，遊走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遇見了各種各樣的人，經歷了不同時代的人與事，從此與主人公的命運糾纏在一起。與他們一同歡樂和痛苦，為他們加油，為他們自豪，為他們難過，為他們嘆息。有時，甚至認為書中的生活世界才是真實的，放下書回到現實中有些不真實的恍惚。自己就在這個世界中不斷獲得滋養，不斷成長。我雖然不能像博爾赫斯那樣，將天堂想像為一座巨大的圖書館，但對讀書的熱愛變成了對艱難歲月所經歷的生活傷痛的療治。讀書讓我忘記飢餓和傷痛，讓我忘記痛苦和憂煩，遇到難過的事情只要有書讀就很快讓自己重新變得明亮快樂起來，覺得自己的痛苦和故事中主人公的經歷比起來根本渺小得不值一提。讀書也讓我變得性格沉靜，心靈敏感，讓我對古今中外的大千世界有了更多的想像。現在能回想起來很多童年的故事，不是和吃有關，就是和書有關。後來看到李澤厚先生講「吃飯哲學」和「樂感文化」，就猜想這是不是和我們經歷的那個獨特時代有關？

上了高中，我老老實實準備高考，不敢多讀小說。那時候，金庸的武俠小說已經開始出現了，但我硬是忍住沒有看。實在禁不住就看一會兒毛宗崗父子點評的《三國演義》。這套書可以說伴我度過高中歲月，成為緊張學習中最好的放鬆。這樣的書不需要從頭開始，隨便打開就進入了美妙的世界，這樣的閱讀體驗只有上大學讀金庸武俠小說才有。儘管如此，不知道為什麼蜀國滅亡之後的故事怎麼都讀不下去，到現在都沒有讀這些最後的回章。和目前流行的教育理念中強調批判性閱讀不同，我讀《三國演義》對歷史思考、文學寫作沒有什麼幫助，只是完全沉浸在那個世界中，讓我成為那個世界的一部分，從而更深地體會每個人在歷史舞臺上的角色，並由此獲得反觀自己身處當下世界的視角。難道我們今天生活的現實世界在別人看來或者後人看來，不就是歷史小說或歷史這個偉大的作家撰寫的小說？我們每天的生活不就像小說中的主人公那樣面臨各種人生的不堪？書的世界和我們的生活世界原本就是一個世界，我們的生活原本就是各種世界疊加在一起創造的拓撲空間。後來，這套《三國演義》我一直帶到身邊，成為父親留給我最好的紀念。

二、《讀書》的第一個時代：中西文化比較時代

進入大學剛好趕上「文化熱」和讀書熱，我的讀書世界一下子打開了。不僅有充足的時間讀書，而且有讀不完的書。面對圖書館成排的書架，往往不免發呆。不像某些有志青年產生想讀完所有書的雄心，而是困惑這麼多的好書怎麼能讀得完，讀書從哪兒開始呢？那時候，我見到有學識的學長、老師，都會問怎麼讀書，讀哪些書。後來慢慢明白，指導讀書固然重要，重要的是誰指導你讀書。若沒有好的老師指導，時代就變成了最好的老師，年輕人不可能抵制最淺薄流行的讀物，反而是這些淺薄流行讀物的虔誠信徒，因為它能即刻打動你，許諾你最美好的東西。當然，這個年齡，那個時代，流行的不是文學小說，而是各種各樣時髦的理論。每個人都不由自主地被捲入到「文化熱」的旋渦中，開始毫無規劃地雜讀。從柏楊的「醬缸文化」到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從李澤厚的「三論」到「文壇黑馬」高揚審美與人的自由，從「走向未來叢書」到「文化：中國與世界」，從尼採到弗洛伊德。那時，讀理論書對每個大學生而言，都有一種迷狂的感覺。

原來掉進不同的樹洞，會進入完全不同的世界。這可不是美妙的童話世界，而是殘酷競爭的叢林世界，所有的概念、觀點、價值都以戰勝別人的姿態出現。我們就像一個雜食動物，需要一副好脾胃，在不斷蠕動中消化這些未經咀嚼而又相互矛盾的東西。宿舍臥談也就變成了反芻，試圖用各種理論概念來戰勝室友。由此，我們似乎變成了這些理論的奴隸，在宿舍、課堂、社團活動，以及更大範圍的活動中展開爭奪和論戰。讀書不再是逃避現實生活的療治或放鬆，相反似乎讓自己變得異常強大，具有了戰勝別人的力量，甚至具有改變世界和創造歷史的力量。由此，讀書反而讓人以一種全新的姿態進入現實世界。童年閱讀中我與書中世界之間那種親密無界的幸福感分離了，讀書讓你的大腦有每天不斷擴充知識的成就感，但不見得有原來那種心靈充盈的幸福感。讀書漸漸成為獲得理論工具的渠道，書籍就是工具，概念、理論不僅是解釋世界的武器，而且是改造世界的武器。直到後來，才知道我們當時信奉的「知識就是力量」被福柯概括為「權力—知識」。

直到大三，我認識了梁治平老師，並專門請教讀書問題，他推薦我讀比較法的書，並指導我的本科畢業論文，順便也把《讀書》推薦給我。說來非常慚愧，在那個時代，一個自認為熱愛讀書的學生直到大三才知道這本雜誌。當我看到它就立刻動心了。當時對三聯書店的歷史一無所知，僅僅看到這個名字就猜想：創辦刊物的人肯定有強烈的讀書渴望，於是就辦一本簡簡單單的雜誌，滿足「讀書分子」的熱望——這不就是我童年時代夢寐以求的嗎？《讀書》的裝幀設計古樸大方。我對紙張的印象非常深，就和我小時候讀過的《水滸傳》一樣，是陳舊發暗的那種，質樸土氣甚至顯得有點粗糙，聞到的不是墨香，而是陳紙的味道。這似乎與那個明媚的時代有點不協調。

我就這樣掉進了新的樹洞。在那個躁動時代，《讀書》讓人慢下來、沉靜下來，讀書不再是為了獲得概念工具去辯論、去徵服、去行動，而是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在書中體會古今中外的世界。梁老師關於法律文化的文章娓娓道來，與當時流行的主張改造傳統法律文化和國民性、接受西方法治的吶喊在文風上就有根本差異。金克木的文章看不懂，但慢慢看下來也增長不少古典知識。錢理群他們三人關於文學的對話也就看個熱鬧，並不明白他們究竟要幹什麼。甘陽那篇《傳統、時間與現代性》的文章有一種魔力，讓你在似懂非懂之間不得不反覆閱讀。自己雖然懵懵懂懂，但還是喜歡這樣的文章。許多當時讀來醍醐灌頂的文章，現在看來根本就沒有讀懂，但誰能否定今天看來沒有讀懂，恰恰是由於當年自認為讀懂了呢。

正是順著《讀書》上相關文章推薦，才順藤摸瓜去閱讀相關著作。那時心理學非常流行，我自然就會順著弗洛伊德讀到榮格、馬爾庫塞和弗洛姆的著作。其中，馬爾庫塞的《愛欲與文明》就是先看到趙越勝在《讀書》上的介紹文章才開始閱讀的。他的文章有一種詩人的靈性，不由地喜歡。印象最深刻的文章是他在父親住院期間寫成的，似乎文章一開頭就從陪父親住院開始。這種真實的、生活化、情景化的寫作是那個時代《讀書》的風格。《讀書》不僅是為了獲得知識、理論，而且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個陪父親住院並思考生命意義的讀書人形象一下子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想像中的這一幕生活場景深深地打動了我。可後來在學術界一直找不到他的蹤影，只是在和梁治平、甘陽等人的閒聊中才了解到關於他的片段信息。前兩年看到他的《燃燈者》便迫不及待一口氣讀完，雖然是回憶導師周輔成先生，但讓我對他和他的那個時代有了更深切的理解。《讀書》的這些作者，對於我們後來的讀書人而言，哪一位不是這樣的「燃燈者」呢？

那個時代，知識界形成各種各樣的叢書編委會，推出各種各樣的書籍。我們往往是通過叢書編委會名單尋找相關的著作或作者去讀，也通過聽講座、上課等途徑認識一些「編委」。我那時參加了一個學生社團，參與組織了一些學術活動，包括邀請金觀濤、陳越光等人做講座，邀請夏俊、王魯湘參加沙龍討論等。但「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的名單中，直到大學畢業，我只認識梁治平老師，也是在他那裡見過周國平老師。後來我上了研究生，和同宿舍的趙曉力聊起大學生活。他一九八九年進大學，比我晚了三年。讓我震驚的是，他進大學的第一件事就是從頭到尾系統地讀了一遍創刊以來的所有《讀書》雜誌，為的是「補上八十年代那一課」。在他看來，八十年代文化思想的精華就體現在《讀書》中，而我卻差點與《讀書》失之交臂，直到大三才見到《讀書》，而且也不是每期都讀。在那個「知識就是力量」的年代，我們更關注的是如何改造世界，消耗在那「陽光燦爛的日子」裡。

大學畢業之後，我回到家鄉榆林司法局工作，伴隨我的除了自己熱愛的一些學術著作，也就是《讀書》了。和現在大學生在校園生活中練就精明能幹的職業品格不同，那個時代的大學生活將我塑造成吊兒郎當、不修邊幅的讀書人模樣。單位領導和同事善意地提醒我要儘快適應行政工作，家裡親人們也擔心我這樣下去會變成一個有害無益的「書呆子」。長輩們為了旁敲側擊提醒我，就給我講起民國初年榆林城裡家喻戶曉「李魔鬼」的故事：一位從日本回來的留學生，每天坐在街邊的凳子上讀書，連冬天下雪天也都出來，和誰也不說話，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瘋子，只知道他姓李便稱呼他「李魔鬼」。在榆林這三年寂寞憂煩的日子裡，我的腦子裡常常閃現出他的身影。黑色的呢子大衣，再加上禮帽和圍巾，而且拄著拐杖，像歐洲紳士一般，每天都出現在街邊小公園裡的長凳上，靜靜地讀書，甚至雪花飄在身上也不在意，路人好奇而同情的目光所能遇到的，是他鏡片後面冷漠、空洞、呆滯的眼神。究竟什麼樣的書能讓一個留學生如此痴迷，以致將自己與現實生活世界隔絕起來？讀書究竟有益於人生，還是有害於人生呢？

這些問題有時也讓我對讀書變得困惑起來，我一度也試圖融入上班無所事事、下班抽菸喝酒打麻將的現實生活。然而，書籍真的就像魔鬼一樣，不斷誘惑你，讓你像吸食鴉片一樣上癮，它讓我喪失了融入現實生活的能力，但卻創造了一個虛幻美好世界，承諾把你從這種沉淪的現實生活中拯救出來。好在和「李魔鬼」相比，時代不同了。那時剛好有一群因畢業分配不如意而回榆林工作的年輕人，大家都懷著理想抱團取暖。有的很快就去深圳等沿海城市闖天下了，剩下我們幾個就準備考研究生。其中不少是《讀書》的愛好者，我們相互交換過往各期《讀書》雜誌。反而在這個時期，我才瀏覽了以前沒有讀過的《讀書》。《讀書》就是這樣，當時看起來陳舊不入時，但恰恰因此永不過期，時代不同，閱讀的書籍或許有不同，但讀書人的心性永遠是相通的，經典的魅力更是永恆的。於是，我似乎又回到了高中最單純的日子，躲開世事紛擾，自然也成了「星源圖書樓」的常客。這是榆林籍香港企業家胡星源捐資興建的，在當時榆林城裡是一座標誌性建築，它取代了「李魔鬼」時代公園裡的椅子，成為讀書人經常光顧的地方。有段時間我對面經常坐著一個小夥子，每次都在讀庫薩的尼古拉《論有學識的無知》。這種深奧的書我根本不敢去碰，我猜想他肯定是哪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後來才知道他畢業於一所普通的大學，在榆林某個銀行工作，也沒有考研究生的打算，我們還專門見面聊過一次。看來，讀書與畢業學校無關，與工作單位無關，而與心靈稟性有關。今天在高校專職讀書寫作的又有多少在心靈稟性上屬於讀書人呢？

那時，新出版的《讀書》差不多每期都讀，喜歡的文章自然不少，但印象最深的是汪暉的《「火湖」在前》。現在依然記得，他是在細雨濛濛的秦嶺大山中回憶他的導師唐弢先生。這是一篇情感真摯又極具思想魅力的文章，傾注了思想者因為共同的思考而相互激發出的深厚情感。這是我第一次記住汪暉這個名字。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名字似乎沒有出現在八十年代最流行的各種編委會名單中。於是，我對這位在秦嶺大山中的讀書人多了一份關注和想像：他怎麼會在秦嶺大山中呢？直到今年暑假我邀請他來暑期班上講課，閒聊中才得知那時他剛好被派到漢中地區從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汪暉談到他在這次「社教」運動中第一次理解「社會主義」不是一個抽象概念，在村民的心目中可以具象化為一系列公共政策和倫理準則，比如要公私分明、不能侵吞集體財產、不能破壞集體水利林木、人不能不務正業，也不能自私自利等。就像讀到《燃燈者》，我當年在《讀書》上讀到趙越勝文章後對他產生的人生懸念終於有了答案；聽汪暉漫不經心地講起這些故事，當年讀到《「火湖」在前》所產生的懸念，在二十多年後的一瞬間也找到了答案。那時，我在陝北定邊縣的一個村莊待了整整半年，剛好也從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當時對「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沒有什麼體會，只記得我們連夜去抓捕因違反計劃生育逃跑的一對夫婦。我們這些從地區來的年輕人們認為，嚴重違反國家政策無疑要嚴懲，而縣鄉村上的幹部大都馬馬虎虎，應付交差了事。這可能是我第一次經歷後來在法理學上討論的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關係問題，也讓我對國家治理有了直接的體驗。

三、《讀書》的第二個時代：思考全球秩序的時代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北京讀研究生。這時知識界的氛圍與八十年代有了巨大區別。今天，人們普遍都將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對峙起來，並以各種學術論文和回憶文章來討論這種差異。這個區別或許從《讀書》的裝幀設計就看得出來。這個時候的《讀書》不再是原來讀書人的質樸率性，代之以一種商業時代特有的精緻細膩。和八十年代偏重文化思想不同，九十年代初汪暉率先提出「學術」與「思想」的區別問題，並推出了《學人》集刊，而後來鄧正來也把「為了中國學術」作為創辦期刊的宗旨。「學術」必然有自己的規範，而社會科學似乎為那個時代提供了最佳的學術規範，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學等不僅因為市場改革的商業化時代，還因為學術研究的規範化時代的到來而逐漸成為顯學。

在社會科學中，法學的學術傳統和基礎最為薄弱，加之法學領域隨著法治發展而很快陷入「專業槽」中，越來越技術化，以致法學內部不同專業之間也往往無法相互對話。儘管如此，法治在社會中越來越取得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法律問題成為公眾關心的話題。於是，法學領域很快成為產出技術專家的地方，成為生產意見領袖的樂園，但很難成為學者思想家的沃土。具有學術修養、真正理解法律技術背後理論意義的學者非常少，以致法學界能進入公共學術領域的也往往是從事法學理論或法史研究的，比如早期的梁治平和後來的喻中，都是從法律史入手成為《讀書》的作者。然而，隨著法學的發展，法律問題在公共話語中越來越重要，法學界的知識結構也在不斷提升，給《讀書》供稿的作者也越來越多。蘇力的法學寫作就是要摘掉「法學幼稚」這頂帽子，從而徘徊在法學界與公共知識界之間，推動法律技術與公共理論問題的對話。而馮象的志趣一開始就不是法律，法律技術不過是謀生手段，反而讓他更具有理論洞察來看透法律技術。他們也都陸續成為《讀書》的作者。

在八十年代，《讀書》是一個年輕學者跨出專業領域獲得公共知識界認可的核心平臺。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學科專業化越來越發達，類似鄧正來創辦的《中國書評》這種規範化、學術化的學術書評在學界的影響越來越大，《讀書》在公共知識界的地位開始下降。儘管如此，它始終是公共知識界對話討論的一個重要平臺。在九十年代，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在社會科學界一度非常流行，甚至有「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說法，法學領域中受到的影響更大。我因為看了一則新聞，就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思路寫了篇《契約自由與壟斷》的小文直接寄給《讀書》編輯部，沒有想到竟然被《讀書》錄用了。這對於一個研究生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激勵。這足以看出《讀書》編輯部的風格，始終鼓勵年輕後進。後來我又在《讀書》上發表《科斯定理與陝北故事》，也是受到法律經濟學的影響，尤其是受到趙曉力的影響。我也因此慢慢從《讀書》的讀者轉向讀者兼作者。有一次偶然和汪暉聊起中國為加入WTO而幾年內多次修改智慧財產權法的問題。在我們法學專業領域中，與國際接軌而變法修律似乎再正常不過了。然而，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思想意義，便邀請我協助《讀書》雜誌組織一次討論會，後來我看到《讀書》上刊出的討論，再細讀他的發言，才意識到我們專業內部的習以為常的問題，只有放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而這恰恰是學科知識化、專業化和規範化很容易被遮蔽的整全性問題。《讀書》在這個時代試圖用這種全球性整體問題意識來推動各學科專業之間的交流對話。

這個時候也是汪暉和黃平主持《讀書》的時代，《讀書》也因此經歷了繼八十年代之後的重大轉型。如果說八十年代不同專業之間有一個共同的關於中西文化比較的問題意識，那麼，面對學科專業化所樹立起的專業壁壘，究竟什麼才能成為中國知識界、思想界共同關心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呢？那無非是中國崛起必須面對全球化時代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而思考這個問題必須要具有重新理解全球秩序的理論資源、外部刺激和想像。由此，《讀書》要想承擔起知識的公共性，自然要與時俱進，在總體風格上進行重大調整，從文化比較問題轉向全球政治經濟問題，從單純的閱讀志趣轉向問題思考和理論批判。於是，《讀書》的文人調調少了，而學術研究和思想者的氣質日趨明顯。有不少《讀書》老讀者抱怨《讀書》上的文章讀不懂，有太多的學術概念和術語，也有人認為《讀書》的理論傾向轉向了「新左派」。這場轉型引發「老《讀書》」與「新《讀書》」之間的爭論，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然而，無論是文章風格的變化，還是關注問題的整體性變化，都表明面對中國崛起和全球秩序變革的大時代，中國學人應當拋棄歷史終結論下的末人意識，主動承擔起思考未來的思想責任。

20世紀90年代《讀書》雜誌編輯部，左起：葉彤、賈寶蘭、郝德華、吳彬、李學軍、汪暉、黃平

那時，我正在深圳和香港工作，對《讀書》的關注有所下降。偶爾見到《讀書》，也大體上翻一翻。在香港工作中自然會思考香港問題，了解多了就想利用工作之餘系統寫一本關於香港問題的學術著作，其主旨大約想在帝國治理的思路下，潛在地比較大英帝國對香港的治理和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治理，由此試圖重新思考法學界流行的主權國家理論。一邊思考，一邊寫，斷斷續續寫了很多章節，已經有幾十萬字。二〇〇七年香港回歸十周年之際，總覺得應該寫點文章紀念這件大事。於是，我就把未能安排在正式章節中的兩個問題，也就是圍繞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議運動」的兩篇文章發給了《讀書》編輯部。這兩篇文章想提出從中國的全球視野來重新審視這場運動，以批判主流學界乃至政界只從大英帝國或西方的角度觀察這場運動的看法。

文章給《讀書》編輯部之後，一段時間沒有回音，我甚至懷疑是不是雜誌上留的電子郵箱出了問題。有一天突然收到賈寶蘭老師的郵件，說文章很快要在《讀書》上連載刊出，讓我寫一個系列，這可能是我在郵件中說自己準備了很多內容云云。於是，我也就乘著她的鼓勵，將原來書稿中的內容進行大幅刪改，形成了《讀書》雜誌上「香江邊上的思考」這個系列。後來，我也就放棄再出版學術著作的想法，在此基礎上簡單擴充，變成後來結集出版的《中國香港》，而很多相關內容就變成廢料殘存在電腦硬碟中，懶得再整理發表或出版。也是在這個時候，汪暉的大作《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出版了，其中一卷的標題就是「帝國與國家」，我對香港問題的思考與他在這方面的思考不謀而合，帝國問題也由此成為我後來思考的一個重要主題。說實話，我非常感謝《讀書》編輯部提供的這次機會，因為我的讀書和寫作往往隨興趣轉移，每進入一個新領域就沒有興趣再整理發表以前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是《讀書》連載的硬性要求，我不可能集中精力修改整理這些文字，或許它們就永遠躺在我的電腦硬碟中，就像曾經對美國憲法的研究和香港問題的研究有大量文字至今躺在電腦硬碟中一樣。

四、後《讀書》時代

二〇〇八年從香港回到北京，我慢慢將工作重心從研究轉向教學。閱讀也隨之從發表論文的需要轉向教學的需要，由此逐漸回歸到對經典的閱讀。回想自己當年走過的讀書彎路，越發意識到引導學生讀書比發表專業論文更重要。為了做研究，你必須讀很多資料、檔案，包括讀一些很差的書籍和文章，因為這是資料文獻研究的需要，否則你不是一個稱職的研究者。然而，讀書恰恰可以選擇讀自己最喜歡的、最開心的書，這樣的閱讀與研究和寫作無關。讀書可以完全憑藉個人喜好和興趣，而研究必須有職業倫理的擔保。讀書可是一種生活方式，而研究則是一項職業（甚至是志業）。讀書可以是非常個人化的體驗和享受，以非常個體化的方式服務於自己的生活，而研究則必須進入一個共同的思想傳統和學術脈絡中，在學術規範的要求下進行，有時甚至個人化的思考根本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讓你的思考進入到那個脈絡和傳統中，從而構成這一思考、對話的一部分。每個學者不過是文明流淌大河中的水滴，甚至一些偉大的學者或思想家也不過是一朵浪花而已。

《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強世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

回過頭來看，八十年代以來在大學中培養起來的那種讀書研究心態，恰恰強調以一種自我的傲慢來對待書籍，強調將自我意志凌駕於書本之上，強調在讀書和寫作中打上自己的烙印，從而突出「我的」觀點、理論和思想，並以此作為理論創新的動力。在這樣的讀書、寫作的體驗中，一方面書本、理論、思想都是服務於「我的」，成為說服他人、戰勝他人的工具，但另一方面，「我」也就變成了書本、理論、教條的奴隸。讀書由此真正變成了「與魔鬼的交易」：你在利用「魔鬼」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強大，你也就陷入「魔鬼」準備好的套圈中，成為「魔鬼」的奴隸。在這種與魔共舞中，讀書、理論、思想不僅成為戰勝他人的工具，而且成為一個人陶醉其中並無法自省的展現「自我」的表演。於是，讀書和寫作就像日益流行的裝置藝術，新書越來越多，理論概念越來越時髦，項目越做越大，思考卻愈益狹隘，品性也越發醜陋。而讀書一旦不能完成「與魔鬼的交易」，不能讓一個人出人頭地，完成在公共舞臺上戰勝他人、展現自我的這項艱巨任務，那就要加倍償還魔鬼的債務，讓你無法融入日常的現實生活中，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魔鬼」。

正是面對當下流行的讀書思考風潮，我才慢慢理解了「李魔鬼」這個故事中的真正喻意。當我們抱著讀書出人頭地的功名之心，抱著讀書成為人上人的傲慢之心，抱著讀書最終戰勝他人、改造他人的野心，我們不是在「與魔鬼達成交易」嗎？我們所謂的「現代」不就是為了達成與魔鬼的這項交易而陷入「鐵牢籠」之中嗎？正是嚴肅地審視讀書生活，才越來越深地領悟到施特勞斯對現代性的批判，理解柏拉圖筆下的「智者」形象，也更加理解了孔子所強調的「為己之學」。今天所謂的「現代」，所謂的「古今之爭」，其實和時間沒有關係，說到底和人的生活方式有關，和人對讀書的不同理解有關。「學而時習之」，讀書可以讓我們明智，讓我們意識到人性中的卑劣，讓我們意識到人之為人的困難，從而在庸常生活中不斷磨鍊自己的心性，提升自己的覺悟；「知識就是力量」，讀書可以讓我們變得強大，從而超越他人、戰勝他人，並徵服世界、改造世界。讀書究竟聽從天使的召喚，還是與魔鬼在交易，其實就在心上的一念之間。然而，人生不是霍布斯所理解的「競賽」，與「知識/權力」帶來的徵服相比，人類有更重要的東西，而人類文明之所以源遠流長，恰恰就在於關注這些更重要的東西。中國現代文明的復興固然要依賴經濟政治上的全球競爭，依賴學術和理論的話語權創新，但絕不可忽略對這些根本性問題的思考。面對歷史上不同文明傳統對這些根本性問題的思考差異，未來的中國人究竟如何回答這些根本性問題呢？轉向閱讀經典，轉向推動通識教育，恰恰是讓青年一代從一開始就思考這些人類文明最根本的問題，從而不是把書籍、理論變成徵服世界的工具，不是把自己塑造成一種雄峰型人格的智者，而是讓自己變得開心快樂，成為啟迪智慧、不斷覺悟而向上攀登的階梯。

這些年，自己在《讀書》上發表的文章少了，但始終關注《讀書》的變化。《讀書》風格依舊，不斷培養出年輕一代的作者，而且推薦的新書差不多與西方學術界的出版和研究保持同步。記得有一次我和呂舒婷同學（目前在紐約做律師）聊起教育，她說自己選擇報考北京大學而不是去香港大學，是受到我在《讀書》寫《九龍城寨與香港大學》影響。我立刻體會到時代發展的巨大差異，我在大學時代覺得高不可攀的《讀書》，如今已成為高中生的讀物，中國學術思想的進步由此可見一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不斷積澱涵養的過程，需要我們足夠的耐心慢慢培育和呵護。今天的智者們動不動就愛拿「錢學森之問」說話，迫使大學忙於和國際一流大學在形式上對標，不斷推出各種急功近利的教育改革方案。這種不斷折騰已經傷害到了教育。如果教育不去培育對宇宙自然的敬畏之心，不去養成對思想的由衷熱愛，不去鼓勵對美好生活的思考、覺悟和追求，怎麼可能產生精神創造呢？隨著社會環境和家庭條件的改變，中國教育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質變，只是需要我們有點耐心去等待，防止社會上各種流行意見不斷捶打已脆弱不堪的校園。

這些年來，大學教育中推動的通識教育從根本上改善了大學中的讀書環境，甚至開始推動通識教育模式向高中延伸。而《讀書》無疑能夠成為給熱愛讀書的中學生打開想像空間的最好讀物。從此，《讀書》不僅是我給大學生的推薦讀物，也成為給優秀高中生的推薦讀物。在這個意義上，《讀書》的未來或許不需要像過去那樣具有明確的中西文化比較意識，也無須承擔起思考全球秩序建構的使命，相反恰恰要返璞歸真，變得簡簡單單，回歸到讀書本身，保持對閱讀和思考的熱愛，保持對新鮮事物的好奇，保持對變化世界的敏銳，打開閱讀和思考的邊界，成為每個讀書人通向不同未來的共同階梯，為中國文明未來的精神創造提供滋養、刺激和想像，這或許就是《讀書》在「後《讀書》時代」的使命。

二〇一八年九月

（本文原載《我與〈讀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

* 強世功，1967年11月生，陝西榆林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在《讀書》上發表《科斯定理與陝北故事》（2001年8期）、系列文章「香江邊上的思考」（2007—2008年）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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